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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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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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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1937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發生,打破了蔣介 石60天剿滅紅軍的美夢,促進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的建立,形成半年后的全民抗戰新局面;促進了國 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與新的組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 注,牽動了國際大局。
西安事變研究卷幟浩繁,然仍有諸多未澄清問題 :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 蔣介石為什么殺他而不殺少帥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之 孫楊瀚先生費時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檔案和大量當 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礎上完成《楊虎城與西安事變》, 還原了西安事變的本來面目,記述了楊虎城將軍為了 促進團結抗日實現民主首倡“兵諫”捉蔣而因之喪失 軍隊、慘遭殺戮的悲壯人生,披露了關于西安事變的 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由楊瀚編著。

作者簡介

楊瀚,楊虎城將軍之孫,1980年畢業于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1996年移居加拿大,現居北京。曾在1999年和2000年兩次到夏威夷探望張學良,完成其父親楊拯民的遺愿。2000年后專門從事西安事變暨楊虎城研究。著有《楊虎城大傳》,并發表諸多有關西安事變、楊虎城的研究文章。

名人/編輯推薦

《楊虎城與西安事變》作者(楊瀚)為楊虎城之孫,他利用手中大量的研究資料,對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進行還原,還指出了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醞釀和策劃是完全不知情的,楊虎城首先主張“扣蔣”,對西安事變的發生和和平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揭露了在蔣介石指令下楊虎城與妻子、兒子慘遭殺害的真相。《楊虎城與西安事變》圖文并茂,通俗易懂。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76年,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但塵埃并未落定。
一篇歷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后到1955年的18年間,除1937年12月蔣介石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翔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面則忙著建國安邦;而輿論界并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1955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于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下了《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樣一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志上連載。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公布于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已被他軟禁了20年的張學良。
1956年11月13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并命劉向張宣布兩項禁令:不準收聽中共廣播;不準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后,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復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蔣介石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臺北。今日返,午飯后來余屋,告知我,彼系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并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于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一個月后完成了初稿。
1956年12月18日,劉乙光到達臺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20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系,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記不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后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后,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什么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同時,張學良于12月21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后“可氣亦殊可笑”。函云:“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于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歷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解與把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到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后西安事變的歷史就無須多慮了。但他怎么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后用英文寫下了親歷經過,40年后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向世界公布。這份歷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1957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范圍更廣的回憶。4月22日完成,取名《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贊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1958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臺灣高級干部中公開。很快這些內容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于對張學良的熱愛與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完全是臺灣方面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1961年12月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起了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征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臺灣的處境與狀況,1962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后寫了一封只有十六字且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后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系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臺灣并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里。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后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臺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歷史的艱辛
根據周恩來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西安事變資料的收集工作。之后成立了由劉鼎、南漢宸、高崇民、趙壽山、楊明軒、閻寶航、劉瀾波、王炳南、呂正操、申伯純等人組成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隨之,全國政協著手向曾經參與事變的各方當事人、知情人征集材料,請其寫回,眨.文章.進行出料的征集編寫.
正當征集工作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驟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許多人不畏艱險,想方設法總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其中反映楊虎城歷史的珍貴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擔任過楊虎城秘書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負責整理保管。“文革”中怕遭毀壞、遺失,王先生和陜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著風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砌在了一堵墻中,遂使這批資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楊虎城在事變后赴美國、歐洲考察期間的日記。這本日記,原本是楊虎城的家屬捐獻給國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閱”的名義從全國政協的庫房中拿走,變為了其個人的收藏物。
1979年,隨著全國政協工作的恢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復。但是,當年的許多成員卻在“文革”期間先后作古。為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中央決定再行充實小組成員。由劉鼎、劉瀾波、呂正操、王炳南、栗又文、謝方、平杰三、童小鵬、宋黎、萬毅、楊拯民、汪鋒、閻揆要、孔從洲、高揚、史永等組成了新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工作恢復后,首先把原先征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進行了篩選研究;并查閱了中央已經公開了的有關檔案;訪問了還在世的當事人;參考了海外學者關于西安事變的論述;還參閱了臺灣方面公開的相關材料,著手編寫出版了“西安事變簡史”。這個簡史在1986年西安事變50周年時發表。同時,一些當年參加事變的人士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使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驚險色彩的這段歷史逐漸見諸世人,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當時由于諸多的限制與顧慮,許多歷史資料與歷史真相還不能公布。
當時大陸方面主要顧及的,先是張學良在臺灣還沒有獲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后是希望張學良獲得自由后能夠回到大陸來。而臺灣方面則一直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這樣便使得人們對事變的了解不能全面,對楊虎城在事變中所起作用的了解更不能深入。
蔣介石1949年殺害了楊虎城,為了掩蓋自己違反政治倫理、滅絕人性的暴行,對外嚴密封鎖了消息。在臺灣,很長時間在提及西安事變時都盡量不出現楊虎城的名字,企圖讓這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級上將的楊虎城從歷史上消失。后來隨著蔣家父子兩代統治的結束,楊虎城才逐漸在臺灣島內被人知道。而作為這一暴行的責任者——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對非法囚禁、殺害楊虎城及家人、部屬的行為做出任何的說明。
今天,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歷史的不斷發展,西安事變的歷史資料的不斷公開,其真相也越來越被人們知曉。隨之,楊虎城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凸顯了出來。
我對西安事變研究的緣起
1954年12月,我出生于甘肅省玉門市。因當時父母都在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玉門石油管理局工作,所以我在剛滿月后,就被送到西安由祖母張蕙蘭扶養。于是,我學齡前的童年是在張蕙蘭祖母身邊度過的,我對祖父楊虎城的最初認識就是從祖母家開始的。
那是一個我記事后不久的初冬時分,祖母家大客廳里的條案上擺起一個身著西裝男人的大相片。在相片面前設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蠟燭和供香;香案前還有一個供桌,上面擺著一些點心和水果。最特別的是這諸多的供品中,有一碗由祖母親自用菠菜制作的綠色面條。午飯后,開始有許多大人陸續到我家,聚集在客廳里交談。傍晚時,人們肅立在大客廳里向這個大相片講話,我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們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禮。
以后每年這個時節,都有這個活動。我長大點后從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楊虎城,是個將軍,來家的近百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來,一個親戚給我念了一本描寫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的小冊子,我才知道祖父楊虎城是因為要求抗日被蔣介石派特務用匕首殺害的,是烈士。 祖母平日里零星也對我講一些祖父的生活與性格特點,但從沒系統地說過楊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愿勾起心中的痛苦吧。我一直在祖母身邊生活,到要上小學時才回到父母身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12歲的我,在學校也想參加紅衛兵,可入紅衛兵要查三代(查曾祖父、祖父、父親的階級成分)。而我當時對家世并不知道,回家問了母親才得知,我的曾祖父是個木匠。
1969年的春節來臨了,那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家已兩年沒有團聚在一起過春節了。可喜的是,父親在被關了一年的“牛棚”后,回到家中,我們全家過了一個團圓節。過節期間的一天晚上,父親召集全家說,“我現在覺得有必要將咱們家的歷史告訴你們知道。”于是他從祖父家遭橫禍,百里扶梓講起,從西安事變講到祖父遇害;從他進延安參加革命,講到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他詢問祖父情況的過程……那個晚上,在近三個小時時間里他講了許多。
他越講越激動。我們五個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聞所未聞的歷史、家史所震驚,所感動。那一年我剛14歲,第一次系統地接觸到楊虎城與西安事變。
1996年我移居加拿大后,接觸了許多臺灣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交談往來中了解到,西安事變和楊虎城在臺灣大多數人要么不清楚,要么也僅知道是張學良“作亂犯上”抓了蔣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慚愧的是,我對自己的祖父也了解不多,對西安事變也知之甚淺。
這一點也是從我1999年到美國見過張學良將軍后才逐漸認識到的。
祖父對張學良將軍的真誠,在我父親楊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繼承。他與張將軍的四弟張學思,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同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其間成了好朋友。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來往不斷。“文革”前,張學思在天津搞“四清”經常來我家與父親暢談。張將軍的胞弟張學銘也是父親的好朋友。特別在“文革”之后,他有大事總愿找父親商議。我結婚時,他還送了禮物。張將軍的五弟張學森,也是父親的好朋友。幾年前,張學森在北京突然去世,為了辦理好喪事,父親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與年事已高,曾一天數次去見其家屬,忙前忙后。對其女兒張閭蘅更是關懷備至,從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與關懷。父親對張家的事,始終當成自家的事,有時甚至超過自家的事來辦。
1991年,張學良將軍在遭受長達50多年的幽禁后獲得赴美探親的自由。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高興。鄧小平發出“你們要關心這個人”的指示。隨即,開始了組團赴美看張的準備。當時,中央有一種意見是讓父親去。首先因為他的身份并且他與張有過直接接觸(這樣的人當時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長期從事過統戰工作,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與政策底蘊,能夠做張的工作。為完成此行父親做了充分的準備。但遺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錯過了一次促張回國的時機。從此,父親就有一個心愿:有生之年要見張將軍一面。在以后的數年中,父親時時關注著張的一切,經常托人帶去問候與思念。
1996年春,中共中央批準了父親赴美探張的要求。他非常高興,要我與他同行。就在我們完成了各項準備(辦好了簽證)打算訂機票時,北京醫院檢查出父親患了癌癥,醫生提出要馬上手術。父親問,手術后一個月內能否恢復?如能,他就做手術,因為他要去見張學良。醫生當時告訴他可以恢復時,父親當即表示盡快手術。是在要去見張的信念促使下,父親在76歲高齡做了次大手術,他承受了極大的痛苦。本打算手術后不久即赴美國,不料身體恢復極差,探張之旅只得擱下。病榻中他對我講:“你先出國,等我好一些了咱們再去美國看張。”這樣,我就去了加拿大。
到了1998年,父親身體稍有恢復,他探張的念頭又起。這年9月我與他通長途電話時,我們討論了新的赴美探張計劃。誰料想,一個月后,就在他參加政協常務會議期間,悄然辭世而去。未能見到張學良將軍成了他最后未了的心愿。 1999年6月,我抱著了卻父親遺愿(希望能見張學良一面)和對這位曾與祖父一起同過生死、敢“把天戳個窟窿”的英雄的崇敬,偕女兒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在閭蘅、閭芝兩位大姐熱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兒見到了世紀老人張學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參加了他的百歲壽誕慶祝活動。活動中我還與臺灣來的郝柏村將軍進行了友好交談。兩次夏威夷之行了卻了父親代表楊虎城后代看望前輩的心愿,但卻無法完成父親促其榮歸故土的想法。
在與張將軍的接觸中,感到他不愿再提西安事變和楊虎城,促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隱情的想法。
還原一個真實的楊虎城
多年來在中國大陸,人們對楊虎城給以很高的評價,但遺憾的是缺少對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幾十年間,僅出版了米暫沉先生撰寫的《楊虎城將軍》、吳長翼先生撰寫的《千古功臣楊虎城》等少數描寫楊虎城生平和思想的傳記著作。從見張學良將軍后,我便開始收集、研究有關楊虎城、西安事變的資料。
2005年間,在我幫助母親陳因整理父親的回憶錄遺稿《往事》時,為核對史實,查閱了大量有關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我看到了一個從前所不了解的楊虎城,由此產生了撰寫一本能夠盡量真實全面反映祖父楊虎城壯烈一生書籍的沖動。于是我奮筆疾書,經過一年時間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努力,終于在2006年8月,在加拿大寫出了記述祖父一生的傳記。我當時的心情十分復雜,既有完成了的喜悅,但更多的還是沉浸在被祖父偉大精神所感動的激動和痛苦之中。寫作中我有兩次潸然淚下:一次是被西安守城中犧牲的無名婦人的行為所感動;另一次是寫到祖父等人慘遭殺害時。
《楊虎城大傳》完成后,我開始專門從事楊虎城與西安事變的歷史研究工作。幾年下來,在祖父追求真理、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激勵下,我先后到美國以及臺灣、南京、西安等地,從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國民黨“中央黨史館”、“國史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陜西省政協文史委辦公室等處收集到了又一批珍貴歷史資料,同時也發現一些自己的錯誤與遺漏。
多年來,海峽兩岸人士對西安事變的研究的角度,大都集中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興衰、利益方面。事變雖然是在國共斗爭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變的醞釀、策劃,共產黨完全不知情。促成事變爆發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族不愿屈從外人統治、奴役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自1911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發。只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認識、研究西安事變,方能理出錯綜復雜的歷史頭緒,解讀出當事人的種種奇異的表現。
我撰寫這部《楊虎城與西安事變》,是希望從一個新的角度還原歷史的本來,讓后人知道,楊虎城這位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存亡、民族的振興是如何拋頭顱灑熱血的。也以此紀念祖父誕辰120周年。

目次

一 出事之因
1.愛國情懷
2.積極行動
二 楊虎城與蔣介石
1.亂世圖存
2.戰中建功
3.走向決裂
三 結交張學良
1.少帥特性
2.莫逆之交
3.以誠相待
4.風雨同舟
5.提出捉蔣
四 與共產黨的關系
1.了解與合作
2.風云突變
3.志同道異
4.開辟新路
5.再度合作
五 山雨欲來
1.秘密談判
2.相互揣摩
3.謀劃兵諫
4.箭已上弦
5.下定決心
六 擒蔣天驚
1.臨潼槍響
2.發布主張
3.驚魂不定的委員長
4.戲中有戲
5.社會反響
6.舉世關注
7.響應事變
8.初見周恩來
七 多方努力
1.堅持與爭取
2.共產國際的意見
3.及時修正
4.三方談判
5.張、楊生隙
八 獨撐危局
1.釋蔣之后
2.請罪獲罪
3.烽煙再起
4.探蔣虛實
5.戰和難擇
6.左右為難
7.事變落幕
九 大劇尾聲
1.處理善后
2.救母脫險
3.促成轉折
十 被迫出國
1.兩次見蔣
2.逼迫成行
3.故土難離
4.政治交代
結束語
附錄:訪周養浩談楊虎城之死,劉慕農

書摘/試閱



出事之因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時任西北“剿總”副司令的張學良和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率領東北軍、十七路軍,發動“兵諫”,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視察、部署,準備對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的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提出著名的救國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此事件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是中國共產黨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正如斯諾所說,它“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實現了一次歷史的大跳躍”,演出了一場“驚險的好戲”。張、楊兩將軍雖然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經歷,但在聯共抗日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到一起,不計較團體和地方利益,不計較犧牲自己,引發“兵諫”,扣押蔣介石,是非常冒險的,它試圖用軍事手段迫使最高當權者改變政治路線,具有了軍事政變的性質。張付出了軟禁55年的代價,楊尤為悲慘,以一家四口殉難。作為楊虎城的孫子,我有責任研究這段歷史。這種做法,在中國一直不為當權者所容,還被一些推崇封建忠君思想的人視為作亂犯上。因此,在對西安事變的研究、宣傳,特別是對事變的主要策劃、領導人楊虎城的研究、宣傳上一直存在一定的誤區與缺憾。一種說法是把西安事變的發生歸咎為“楊虎城被紅軍打怕了,才接受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蔣介石要調十七路軍離開陜西,觸及楊虎城的核心利益”,等等。要還原歷史真相,需要從楊虎城的思想經歷以及他與蔣介石、張學良及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等方面進行深入的討論,方能理出其中的頭緒。
1.愛國情懷
1893年11月26日,楊虎城出生于陜西省蒲城縣一個貧困農民家中。他自幼聰慧,但因家境貧寒,只上了兩年私塾。少年時當童工,16歲時父親被清廷殺害;在當地,他組織起濟貧扶弱的“孝義會”,而后演變成對抗官府、為本鄉農民撐腰的農民組織“中秋會”。
1911年,辛亥革命的風暴席卷陜西大地,楊虎城帶領兩百余名“中秋會”會員參加了革命軍。
1917年,孫中山先生發動了討袁護法運動。1918年,陜西靖國軍成立。楊虎城率領以“中秋會”為基礎的一團人馬參加了靖國軍,在護法戰爭中英勇作戰,屢建戰功。1922年,陜西靖國軍失敗。楊虎城堅持信念與立場,不向北洋政府投降,他率部轉戰千里到陜北蟄居。在此期間,他派人與孫中山取得了直接的聯系。1924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楊虎城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孫中山在大會期間親自為楊虎城辦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楊虎城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積極擁護他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1927年,他與李虎臣率領不足一萬之旅堅守西安,抗擊了八萬北洋軍的進攻與圍困達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廣東國民政府發動的北伐戰爭。先解圍后,他部納入了馮玉祥的系列,東出潼關赴河南、安徽一帶與北洋軍作戰。
1927年下半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徹底分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這時的楊虎城思想上非常苦悶。
1928年春天,為解除思想苦悶、尋求出路,楊虎城偕夫人謝葆真、秘書米暫沉由上海乘“長崎丸號”東渡日本。在日本,他先到神戶,后轉到東京,住在東京近郊的大岡山,后又移居東中野。此間,為了低調隱蔽,他化名“呼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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