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歷史

卡耳此書就是將「崔維廉講座」時的講詞彙集而成，針對歷史的性質（歷史家與事實、社會與個人、歷史．科學與道德）、歷史的「因果問題」、編撰歷史的研究途徑等諸多問題，都詳加論列，精闢而透徹的分析，使得本書的價值益加重要。為研究歷史學的人不可不知、不能不讀的書。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員。1916年劍橋畢業後進外交部長達20年，閒暇時研究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1936年，擔任威爾斯亞伯理斯威斯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這段期間發表了著名作品《二十年的危機，1919-1939》。1941年到1946年成為《泰唔士報》的助理編輯，撰寫社論，也因此辭去教職。1950年出版大部頭作品《蘇俄史》第一卷，至1978年共計十四卷。1953年獲得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的政治學教職。1955年起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資深研究員。1961年出版《何謂歷史？》時已年近70，後來一直待在劍橋至1982年以90歲高齡過世。

卡耳在台灣（代譯序）：江政寬
導論：理查．伊凡斯
入門短箋：R. W. 戴維斯
第二版前言：E. H.卡耳
來自卡耳的檔案：《何謂歷史？》第二版的筆記：R. W. 戴維斯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第二章　社會與個人
第三章　歷史、科學和道德
第四章　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第五章　歷史即是進步
第六章 打開眼界
譯名對照表

第一章 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何謂歷史？」為了不要讓人覺得，這是個毫無意義或者多餘的問題，我在本文中要引用兩段分別跟第一版與第二版《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有關的段落。1896年10月，阿克頓（Acton） 針對他負責編輯的《劍橋近代史》，向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評審員提出了一份報告：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以對最大多數人有用的方式，完整地紀載19世紀即將遺留下來的知識。……藉由審慎的分工，我們應當能做到這一點，也能使每一個人明瞭最新的證據，以及國際研究中最成熟的結論。
我們這一代還不可能擁有定論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不過，我們能夠拋棄因循守舊的歷史（conventional history），也能夠說明從這一頭到另一頭的歷史道路上，我們己經得到的論點。既然所有的資料都能得到，每一問題也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幾乎整整60年後，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 教授在他為第二版《劍橋近代史》所寫的總論裡，對阿克頓及其共同撰稿人的信念———有一天終將寫出「定論歷史」———做了評論，他說道：

下一代的歷史學家並不期待這樣的機會。他們期盼自己的作品一再被人取代。他們認為，有關過去的知識，是通過一人或多人的心靈而流傳下來，也經由他們做過「處理」，因此，不可能由任何情況也改變不了的元素原子（atoms）和非人原子來構成。……歷史的探究似乎是毫無止境的，因而一些缺乏耐性的學者，便在懷疑主義，或者，至少是在下述信條中找慰藉：既然所有的歷史評判皆涉及到人和觀點，那麼此與彼，並無所謂的優劣，也沒有「客觀的」歷史真實。

學者彼此怒目相對之處，正是這一領域有待探研的所在。我希望，我還趕得上時代，能看出1890年代所寫的東西，不可避免無太大的價值；不過，我也還不至於先進到熱衷於這樣的看法，也即：1950年代所寫的東西，必然都有其道理。誠然，你可能已經想到，這樣的探研很容易歧出到比歷史性質還要廣泛的範圍。阿克頓與喬治．克拉克爵士之間的意見衝突，反映出歷經了這兩則表述之間的這段間隔，我們對社會的整個展望改變了。阿克頓所說的，是一種積極的信念，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那種敏銳的自信；喬治．克拉克爵士則迴響了「頹廢世代」（beat generation） 的惶惑以及不安的懷疑主義。當我們努力想回答「何謂歷史？」這一問題的時候，無論有意或無意，我們的答案，反映了我們自己當下的立場，也構成了我們對這個廣泛的問題———「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的社會」———所作之回答的一部分。我不擔心在仔細審視下，我的主題會顯得有些瑣碎。我怕的祇是，我提出了一個浩瀚而又重要的問題，會顯得有些不自量力。

19世紀是一個講事實的偉大時代。《艱難時世》（Hard Times） 中的葛擂硬（Gradgrind）先生說道：「我所要的就是事實。……生活中所需要的也祇有事實！」總的來說，19世紀的歷史學家是同意他的看法。1830年代，蘭克合乎邏輯地抗議以歷史進行說教，其評論說，歷史學家的任務「僅在如其事而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那時這句不怎麼深奧的諺語，卻得到了令人驚愕的成績。德國、英國，乃至法國三個世代的歷史學家，口唸著這些神奇的字眼，向戰場邁進。「僅在如其事而直書」就像一句咒語———也像大多數咒語那樣，用途在於讓他們自己免除掉思考的煩人重負。實證主義者急不可耐地堅持歷史學是科學，其對於這種「事實崇拜」（cult of facts）有很大的影響。實證主義者說，先確定事實，再從事實中得出結論。在英國，這種歷史觀恰恰適合於經驗主義的傳統，而該傳統是從洛克（Locke） 到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的英國哲學主流。經驗主義的知識理論，預先假定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之間是完全分離的。事實，一如感官印象那般，從外在映照到觀察者，同時獨立於他的意識之外。觀察者的接受過程是被動的：接受了資料，然後對這些資料作出反應。《牛津簡明英文辭典》（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經驗主義學派的作品，有用但又具有立場傾向，其將事實界定為「截然不同於結論的一種經驗資料」，清楚地指明了兩種過程之間的分離。這或可稱之為常識的歷史觀（common-sense view of history）。歷史由一些已查明的事實素材所組成。歷史學家從文獻、碑銘等等取得事實，就像在魚販砧板上取得魚一樣，歷史學家取走它們，帶回家，用他有興趣的方式下廚料理、上菜端湯。阿克頓的烹調口味樸素了些，對它們做了簡單的處理。在給《劍橋近代史》第一版撰稿人的吩咐信裡，他要求說：「我們撰寫的滑鐵盧（Waterloo），必須讓法國人和英國人滿意，同樣也必須讓德國人和荷蘭人滿意；倘若不看作者名單，沒有人能分辨得出，牛津的主教（Bishop）在哪裡停了筆，到底是費爾貝恩（Fairbairn）還是加斯奎特（Gasquet），李伯曼（Liebermann）還是哈里森（Harrison），接手往下寫」。 即使批評阿克頓態度的喬治．克拉克爵士，也是把歷史中的「事實」比喻作「硬核」，把「有待爭論的詮釋」比喻作「裹在外面的果肉」，以資對照 ——或許他忘了，水果的果肉，還是比硬核更實惠。先弄清楚事實，再冒險投入有如流沙的詮釋——這就是經驗主義的、憑藉常識的歷史學派的至理名言。這讓人想起偉大的自由派報人史考特（C. P. Scott） 受人喜愛的格言：「事實該受尊重，但評論不受限制」。
顯然這是行不通的。關於過去之知識的性質，我不想作哲學討論。為了當下的目的，讓我們假定說，凱撒（Caesar）渡過盧比孔河（Rubicon） 這一事實，跟房間當中有張桌子這一事實，是相同的事實，或者說，是類別上可比較的事實；這些事實都以相同的或可比較的方式，進入到我們的意識，而且對於知道這些事實的人來說，它們擁有相同的客觀特性。不過，即使作了這種大膽又不太有說服力的假定，我們的論證還是馬上會碰到這樣的難題：並非所有關於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說，都會被歷史學家看成是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有別於其他關於過去之事實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何謂歷史事實呢？這是我們必須稍稍仔細觀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根據常識歷史觀的說法，有一些基本事實，對所有歷史學家來說都是相同的，而且構成了所謂的歷史中樞（backbone）——比方說這一事實：哈斯丁斯會戰（Battle of Hastings）發生於1066年。不過，我們需要對這種常識歷史觀作兩種觀察。首先，歷史學家根本上關切的，不在於這一類的事實。知道這場大會戰發生於1066年，而非1065年或1067年，是在哈斯丁斯，而不是伊斯特本（Eastbourne）或布萊頓（Brighton），無疑是很重要的；歷史學家勢必不能弄錯這些事。但人們提出這類論點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郝斯曼的評論：「準確是義務，而不是優點」（accuracy is a duty, not virtue）。 讚揚一位歷史學家敘述準確，就好比讚揚一位建築師在建築物中，用了充分乾燥的木料，或者，適當的混凝土。這是其工作分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的職能。正是這一類的事情，歷史學家應該藉助於一些所謂歷史學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考古學、金石學、古幣學、年代學等等。讓專家能夠確定陶器或大理石殘片之起源和時代、譯解含糊的碑銘，或者，為確定正確日期而作詳盡又龐大數字的計算，這些特殊技能歷史學家並不需要具備。對所有歷史學家而言都是相同的這些所謂基本事實，通常屬於歷史學家的原始材料範疇，而非歷史本身的範疇。第二個觀察乃是，是否該確定這些基本事實，仰賴的不在於事實本身的特質，而在於歷史學家「先驗的決定」（a priori decision）。儘管有史考特的座右銘，但今日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知道，影響輿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適當地選擇和編排事實。常言說，事實自己會說話；當然，這話是不對的。祇有歷史學家要事實說話時，它們才能說話：是歷史學家決定，哪些事實可以登場，在什麼情況或脈絡下登場。或許是皮蘭德羅（Pirandello） 劇作裡的一位人物說過的，事實就像厚紙袋——你不放一些東西進去，它是不會站起來的。我們有興趣想知道，1066年發生在哈斯丁斯的那場會戰的唯一理由，乃是歷史學家認為，它是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歷史學家基於自己的理由決定，凱撒渡過盧比孔河是歷史事實，不然在此前後，何以千百萬人渡過盧比孔河，卻完全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半小時之前，你用步行、騎腳踏車或坐車來到這棟建築物，此一事實就跟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一樣，也是一件有關過去的事實，但大概不會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塔爾科特．帕深思教授曾稱呼科學為「對現實作認知定位的選擇性體系」（a selective system of cognitive orientations to reality）。 這句話或許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不過，歷史尤其是如此。歷史學家必然是有選擇性的。相信確定不移（hard core）的歷史事實，客觀而又獨立於歷史學家之詮釋而存在，是一種前後顛倒的謬誤，但也是很難根絕的一種謬誤。
讓我們看一看一個關於過去的小事，轉化成歷史事實的過程。1850年，在斯塔利布里奇教區慶典（Stalybridge wakes） 中，一個賣薑餅的小販因為跟人有了小爭吵，而被一群憤怒的民眾蓄意踢踹致死。這是歷史事實嗎？一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不是」！一個目擊者將此事記載在一本鮮為人知的回憶錄裡； 不過，我從來不知道有任何歷史學家會覺得，那是值得一提的事。一年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在牛津大學的福特講座上提到過它。 這就使它成為歷史事實了嗎？我覺得，還沒有！我會提議說，其當下的身分乃是有人推薦它成為精選的歷史事實俱樂部之會員；如今它還在等候附議者和保證人。可能往後的幾年之中，我們會看到此一事實，先是出現在有關19世紀英國的論文和書籍之註解，後來又出現在正文，而且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裡，它也許會成為非常確定的歷史事實。反之，要是沒有人提及它，它在這種情況下，就會退回到有關過去之非歷史事實的被遺忘狀態，而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則殷勤地想把它從這種狀態中挽救出來。這兩種情況會發生哪一種，到底由什麼決定呢？我覺得，這取決於基特森．克拉克引用此一突發事件來支持的論題或詮釋，是否被其他的歷史學家接受，認為它有憑有據又有意義。它作為歷史事實的身分，開啟了詮釋的問題。這種詮釋的成分，構成了所有歷史事實的一部分。
我可以提一件個人的舊事嗎？許多年前，我在這所大學學習古代史的時候，有一個「波斯戰爭期間的希臘」專題。我的書架上堆積了15或20本的書籍，理所當然地認為，專題內容就記錄在這些書裡；我擁有所有跟專題有關的事實。讓我們假定說——而且也極有可能為真——那些書籍含有當時已知道或能夠知道的關於專題的所有事實。我從未曾想過要去詢問，有人曾知道的無數事實，究竟藉由什麼樣的機緣或損耗過程，才讓這些仔細挑選過的事實，存留下來變成了歷史事實。我猜想，即使在今日，古代史和中古史的魅力之一，乃是讓我們有錯覺，以為我們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內，擁有可自行支配的所有事實：歷史事實與其他有關過去的事實之間惱人的差異不復存在，因為少數的已知事實，全都是歷史事實。柏雷（J. B. Bury） 研究這兩個時期，就像他所言：「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紀載，到處都有闕文」。 歷史被稱之為有許多缺塊的巨大拼圖（jig-saw）。不過，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闕文。我們對西元前5世紀希臘的描述是有缺陷的，根本上不是因為有很多片段無意中遺失了，而是因為總的來說，那是雅典城的一小群人所作的描述。對雅典公民而言，5世紀的希臘看起來如何，這方面我們相當了解；不過，對斯巴達人（Spartan）、哥林多人（Corinthian）、底比斯人（Theban）而言——更不用提對波斯人、奴隸，或者，雅典的其他非公民的居民而言——希臘看起來如何，我們卻近乎無知。我們的描述，與其說是機遇，不如說是一些人為我們預先作了選擇和確定，而這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抱持一種特定看法，認為支持此一特定看法的事實才值得保留。同樣地，我在一本現代的中世紀史著裡，讀到中世紀的人們跟宗教有深刻關連時，我很好奇我們怎麼會知道，這是否為真。我們所知道的中古史事實，幾乎都是歷代的編年史家（chroniclers）為我們選擇的，而他們的專業便是從事宗教的理論和實踐，於是認為宗教有無上的重要，因而記載下每一件與宗教有關的事，其他的就不多了。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有關俄國農民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有關中世紀人在宗教上虔誠的描述，不論是否為真，都是推翻不了的，因為幾乎所有關於中世紀人的已知事實，都是由相信這種描述，也要求別人相信的一些人，預先為我們作了選擇，而我們在其中能會找到相反證據的大量事實，卻又以無可挽回地佚失了。作古的歷代歷史學家、抄寫員和編年史家的不散陰魂，決定了過去的模式，不可能重作審理。受過中古史培訓的巴拉克洛夫教授寫道：「我們所讀的歷史，儘管以事實為根據，但嚴格來說，完全不是事實，而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
儘管如此，還是讓我們轉移到現代歷史學家的不同困境。古代史家或中古史家可能很感激大規模的篩選過程，經年累月之後，提供了大量任他處理的歷史事實。就像里頓．史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以調皮的方式所說的：「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必要條件，但它是能簡化和釐清、能選擇和省略的那種無知」。 當我想羨慕——就像我有時的確羨慕——寫作古代或中古史著之同事的極大能力時，我在下述的深思中找到了慰藉：他們如此有能力，主要因為他們對其主題如此無知。現代的歷史學家並未從這樣的必要無知中得到任何的好處。他必須獲得這種必要的無知——愈是如此，他就愈接近他自己的時代。他有雙重的任務：其一，發現少數有意義的事實，使其變成歷史事實；其二，將許多不重要的事實當成非歷史事實而加以拋棄。然而，這正好跟19世紀的異端學說相反。該異端學說主張，歷史由最大數量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之彙編所組成。任何屈服此一異端學說的人，要嘛就放棄歷史研究這個壞差事，開始從事集郵或其他形式的古物研究，要嘛就是終老於精神病院。過去的百年間，正是這種異端學說，對現代的歷史學家有如此醒目的影響，其在德國、不列顛和美國，創造出一大批不斷增加的枯燥無味的事實性史著、極度專業化的專論，還有想要成為歷史學家的人們，而這些人對愈來愈小範圍的事，知道得愈來愈多，終而了無痕跡地沉入了事實的海洋。我猜想，正是這種異端學說——而非該對自由主義或天主教忠誠之間的所謂衝突——使得作為歷史學家的阿克頓感到挫敗。他在一篇早期的論文裡，談到他的老師德林格爾（Dollinger） ：「他不用有缺點的材料來寫作，然對他而言，材料卻始終是有缺點的」。 誠然，阿克頓在此是預先為自己，也為那個奇怪現象作了裁斷：很多人認為這位歷史學家，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卓越的欽定近代史教授——卻不曾寫出任何的史著。而阿克頓哀悼說，強加在歷史學家身上的要求，「揚言要迫使他從文人，轉變成百科全書的編纂者」的時候，他在身後不久出版表的《劍橋近代史》第一冊的入門短箋裡，可說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 這裡出了一些毛病。不對勁之處就在於，相信孜孜不倦、無窮盡地積累鐵的事實是歷史的基礎，相信事實可以為自己說話，還有事實永不嫌多。在當時這類信念顯得如此理所當然，以致於後來很少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今日，還是有一些歷史學家覺得沒有必要——問自己這個問題：「何謂歷史？」
19世紀的事實崇拜（fetishism），因文獻崇拜而更徹底、更有正當理由。文獻就是事實這座神殿裡的約櫃（Ark of the Covenant）。恭敬的歷史學家低著頭著手處理它們，以敬畏的聲調談論它們。祇要是文獻所言，那就是對的。不過，當我們開始認真思索時，這些文獻——法令、條約、地租帳簿、藍皮書、公務函件、私人信函和日記——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文獻能告訴我們的，都沒有超出文獻作者所想到的東西——他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認為應該發生或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者，也許祇是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怎麼想，甚至祇是他自認為他是在想什麼。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意義，除非歷史學家對在作研究、作譯解。事實，不論是否在文獻裡發現，在歷史學家能夠作任何使用之前，他還是必須加以處理：倘若我能那樣說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對事實所作的使用，就是不斷加工的過程（the processing process）。
讓我舉一個我碰巧相當清楚的例子來說明我想要說的話。1929年，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外交部長高斯塔夫．史崔哲曼（Gustav Stresemann） 過世之後，留下了一大批——滿滿三百箱——官方、半官方和私人的文件，這些文件幾乎都跟他6年外交部長一職有關。他親友當然認為，應該立一座石碑來紀念這麼偉大的人物。他忠實的秘書伯恩哈特（Bernhardt）就開始工作；而3年內，就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崔哲曼的遺稿》（Stresemanns Vermachtnis），其內容選自三百箱的文獻，共計三大冊，每冊大約六百頁。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些文獻會在某個地下室或閣樓裡發霉腐朽，永遠不復存在；或者，百年後，也許有個好學的學者偶然看到這些文獻，打算拿它們跟伯恩哈特的版本作比較。後來發生的事則戲劇性得多了。1945年，這些文獻落到英國和美國政府的手裡，它們拍了很多照，而且把照相複印本交給倫敦的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和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的學者作處理。倘若我們有足夠的耐性和好奇心，就可以發現伯恩哈特到底怎樣作選編。他做的選編，既非罕見，亦不驚人。史崔哲曼過世的時候，他對西方的政策似乎有許多出色成績——羅加諾（Locarno）公約、 德國獲准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道斯與楊格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 和美國貸款、協約國聯軍從萊茵地區撤軍。這似乎是史崔哲曼外交政策最重要且有收獲的部分；伯恩哈特的文獻選集當然應該特別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史崔哲曼對東方的政策，亦即，他跟蘇聯的關係，似乎一無所獲。既然協商祇產生一些瑣細的結果，大量有關協商的文獻不會引起人們興趣，對史崔哲曼的名聲亦無助益，那麼選擇的過程自該更嚴格一些。事實上，史崔哲曼持續地掛念對蘇關係，而且就他整個外交政策來看，對蘇關係扮演的角色，比起伯恩哈特選集之讀者所臆測的還要大得多。但我覺得，伯恩哈特選集相較於平庸史家暗地信賴的許多文獻集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