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大夫的道義精神（簡體書）

郭泰就不愿冒生命之危險涉入政事，而是“褒衣博帶，周游列國”（《郭泰傳》），或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抱樸子·正郭》）。
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相較于過去朝代實屬于一個新的時代，其新主要來自于思想文化領域的大變化。一批文人士大夫覺得儒家經典空洞乏味，繼而以一種新銳思想就儒學的薄弱處切入，指出儒學的缺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這是孔門弟子當年惑而不解的一個問題。的確，孔子對于人性、德性以及玄遠的宇宙理論這些對人生及宇宙的認識確實少于探索，多關注人倫、禮義這些現實生活和政治。也就是說，儒學關心的是人們面對的現實問題，這是儒學的特點。任何一門學問必有他的特長和不足，隨著魏晉時期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人們已經不太關注現實問題，儒學所關注的群體政治觀已逐步被體認個人心靈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所替代。形成這一思想轉化主要來自兩方面因素：一是自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后到魏晉，統治階級內部相互傾軋。曹魏王朝建立之后，司馬氏集團就竊取了軍政大權，取魏自立。他們一方面憑借實力統一了中國，史稱西晉；一方面血腥屠殺，排除異己，在內部爭權互攻，引起外族入侵。東晉的社會沒有質的變化。多年的混亂，使文人士大夫對上層統治和門閥士族極其厭惡。二是東漢以來思想界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不囿于一門學問，學者大多博學通識，思想資源豐富，由經而能多學，給現實的苦悶開啟了心靈蘊藉的天地。他們多數已經從老莊思想中探索幽深玄遠的依據，將儒者過去擱置的本原問題作為一門新的學問加以探討。確立“性”是一切品格與道德之本，“道”是一切事物與現象之本。
正始年間出現了以名士夏侯玄、王晏、王弼為代表的士大夫學者，他們以《老子》為主而傅以《易》義，發展為思辨玄學。何晏說：“性者，人之所受而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論語集解》）何晏所追尋的已不是人的具體行為與品格，而是人之為人的終極依據。王弼進一步解釋“本”：“予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于極者也……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于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論語釋疑》）他這種則天成化、道同自然的天道，實際也是世道、人道，只不過百姓日用而不知。因為它不是表現在現實生活的具體事物上，而是抽象的玄理，是看不見、摸不著，又無所不在的。這就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崇尚玄遠的學風、士風、文風。但他們本人還沒有在性情生活上多加個性表現，基本保持在義理思辨層面上。這時候的文人士大夫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從儒家經典中引申道家思想，或者以道家思想比附儒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