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締造（簡體書）

延安十年贏天下
一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個時代的先鋒，延安是孕育新中國的搖籃。
延安十年(1937～1947)，黃土地上，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從這里轉危為安，毛澤東思想在這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從這里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邊，中國共產黨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長的合理性、發展的突破性，從而贏得民心、贏得天下？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題、一個深刻的學術課題，也是一個具有非常現實啟發意義的社會話題。在21世紀后現代中國與全球化語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會，重塑延安精神傳統，可以激勵人生，鍛造團隊，啟發事業，昭示后鯤。
二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小城延安頓時成為充滿朝氣的年輕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政治主張，眾望所歸。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1941年皖南事變前后，隨著國共兩黨關系的一松一緊，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奔向延安。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介紹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2288人；全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這里獲準去延安。
另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在校學生4．2922萬人，至1940年減至3萬余人。大約有1．2萬學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的主張變成了黨的政策，促成了一個時代的先鋒行動。1937～1942年間，延安先后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陜北公學(陜公)、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女大)、延安自然科學院、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軍事學院、農業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醫大)、俄語專科學校(俄專)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國招生。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桂林、蘭州、迪化(烏魯木齊)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廣州的八路軍通訊處，千方百計將知識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延安對所有教育基本實行免費。
處于戰爭環境下的延安社會，“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組織起來，閑散人員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來進行改造，所以社會清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曾經在這里生活過的人們，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種境界。“我們住的窯洞的門，都是沒有鎖的，只有一個鐵絲鉤鉤在里頭。據說根本不用鎖，只是怕夜里有狼進屋才鉤住點。……人們外出時根本就用不著鎖門，路上丟了東西也會有人送回來給你。”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經常可以看到報眼或邊角處刊登的拾物招領啟事，小到鋼筆，大到騾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婦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貴陽、重慶、西安等地，經過七個多月的輾轉跋涉，終于來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情不自禁地驚嘆：“延安啊延安，你從艱苦中找得樂觀，你從勞動中奪取幸福，你從戰斗中獲得安樂與發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叫你，我只能稱呼你是個‘赤腳天堂’！”
延安馬列學院被稱為當時延安最高學府，張聞天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身份，再兼任馬列學院院長，他主張自由辯論的教學方式。每次課程由教師主講后，都安排學員討論，鼓勵大家聯系實際，開拓思路。誰也不怕說錯了話，彼此之間不扣帽子，更不記賬。各班組各年級之間還經常舉辦辯論會，在平房門前，擺上一張桌子就講演開了。有講正面意見的，有講反面話當“反派”的。幾年時間里，他們先后辯論的話題有：抗日戰爭是持久論還是速勝論；帝國主義是真老虎還是假老虎；統一戰線能否長久不變；希特勒是真才能還是假才能；等等。據當時經歷者回憶，爭論得十分激烈，時而引起哄笑，問題愈辯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認識都擺出來解決。那種暢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虛心探討，相互學習，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給參與者終生難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在5月2日第一次會上發表講話(即后來整理成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序言部分)，引起與會代表或贊成或附和或反對的不同聲音，以及在5月16日第二次會和23日第三次會上的激烈爭論。毛澤東全程參加會議，認真聽取代表們發言，包括批評和反對意見，到第三次會議下半場才一一作答，并且自稱這次講話是代表們出題目，讓他來交答卷。
對別人的寬容，本質上是出自于對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為了征詢文藝界意見，先后拜訪或約見很多文藝家談話。時任青年藝術劇院院長的塞克，才大氣粗，性格剛直，接到毛澤東約請通知后，竟然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勸導下，塞克還是應約去了。走到楊家嶺，他發現沿路崗哨全撤了，很遠就看見毛澤東已經站在窯洞外等候了。那天他們談了四五個小時，毛澤東還留他一起共進午餐。后來，他感到慚愧，不該那么怪異囂張。
整風運動后，這些專職作家、藝術家們紛紛離開窯洞，打起背包，深入鄉村、工廠，組織開展群眾性的革命秧歌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是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組織人民群眾自己管理各級政權的有益嘗試。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在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對內是為了爭取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對外是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既合作又斗爭，爭奪民心所向，從而獲得政權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邊區中央局發出指示，要求在選舉活動中徹底貫徹“三三制”原則，建立模范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并要求將“‘三三制’政策，不僅要實行于議會，還要實行于政府機關中”，“在這次選舉活動中，應仔細的有步驟的大膽的選舉非黨進步人士到政府機關為行政人員，雖然在數量上不應機械的湊足三分之二，但過去某些黨包辦式的辦法，必須堅決的糾正”。要用“三三制”民主政權主張來重新檢驗邊區各項工作，來統領各種社會政策與立法。同時，成立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起草委員會，依據“三三制”政權精神，重新起草邊區施政綱領，以作為共產黨參加邊區選舉活動的施政綱領。
1941年春夏時節，整個邊區都全力以赴開展基層民主選舉運動，創造了丟豆豆、扎香洞、折紙條、畫杠杠等多種多樣的選舉形式，別具民間特色。轟轟烈烈的選舉運動，有如吹遍邊區每個村莊角落的春風，成為鄉村里的節日。
延安城里各機關單位也參加競選活動，其中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和日本工農學校四個單位作為一個選區，競選一個邊區參議員代表。時任魯藝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周揚，作為魯藝推舉的候選人，組織的競選宣傳最出彩。學生會組織學生們敲鑼打鼓，扛著周揚的巨幅畫像，到延安城里和南門外新市場，用演出街頭劇的方式，宣傳周揚。選舉結果各種回憶錄說法不同，或說周揚當選，或說郭化若當選。其實是邊區政府將這幾位候選人全部聘任為邊區參議員，結果讓大家都滿意。
1941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最被人稱道的事，是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提案并被接受。李鼎銘以非黨員身份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隨后，李鼎銘乘坐毛澤東安排的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福特牌小轎車，榮歸故里。他到處宣傳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好，將自己在邊區參議會上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在家鄉停留約兩個月后，年屆花甲的李鼎銘先生返回延安之前，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裸捐給政府。
四
小米加步槍，是延安生活寫照，是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歷史象征。
革命不是為了吃飯，但吃飯是革命隊伍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八路軍最初編制4．5萬人，每月軍餉50萬元；再加新四軍軍餉，每月共計60萬元。這些軍餉領取后，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處)統籌安排，其中有一定數額戈0撥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斷絕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供應，并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經濟封鎖，致使延安物質生活非常困難。
財政經濟困難，影響到邊區群眾的生活，表現為糧食緊缺和公糧繳納負擔過重。1941年6月3日下午，邊區政府縣長聯席會議正在邊區政府小禮堂舉行。突然一聲巨響，雷電穿入會議室內，擊中廊柱，造成一死七傷的慘痛傷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門外廣場舉行追悼會。孰料這次自然傷害事故傳到邊區老百姓口中，卻成了轉達發泄對政府、對共產黨不滿情緒的某種“天意”。當時有一位到延安南門外新市場趕集的農民聽到噩耗，不但沒有悲哀之意，反而借機發泄道：“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
邊區農民負擔最重的1941年，人均負擔1斗4升8合，占年收獲量的13．85％。當年邊區農民人均糧食擁有量僅為1石1斗1升，繳納公糧后，人均余糧不足1石，再扣除種子糧，農民實際糧食消費每天只有六七兩。平均數如此，在平均線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艱難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陜北整體年景為平年，局部地區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導致部分群眾生活發生極大的困難。甚至出現志丹縣哄搶糧食，安塞縣農民逃荒遷徙現象。
1942年中央號召開展全面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要求各級各類機關、學校、軍隊通過開墾荒地，多種經營，生產自救，逐步實現“耕三余一”、“耕二余一”的目標。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邊區當年墾荒面積超過100萬畝，其中軍隊承擔20多萬畝，約占22％以上。其他機關、學校承擔近20％。同時，先后三次開展“精兵簡政”，減少行政機關人員職數。多管齊下，減少和降低“公家人”對于公糧供給的依賴度，相應的，邊區農民的負擔得以減輕。
與此同時，在廣大的邊區農村轟轟烈烈地組織開展優待難民、善待外來務工者、開墾荒地、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改良種植技術、減租減息、鼓勵勞動合作、獎勵勞動模范等一系列活動，通過政策引導、政府扶持、技術支撐、典型示范等切實有效的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初步改進了農業生產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勞動生產觀念，從而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發展，比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生活溫飽問題。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暨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與第三屆邊區生產展覽會，在延安南門外隆重舉行。這在當時就被稱頌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農民們自豪地說，生產勞動可以“中狀元”，這是開天辟地以來所沒有的新鮮事。會議期間，在185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中，評選出25位特等勞動英雄，每人榮獲獎金3萬元，并得到毛澤東等領導的親筆題字。中共中央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招待會，招待勞動英雄們。中央主要領導全部到會，向勞動英雄們表示祝賀。
從饑餓到溫飽，從逃荒避難到開荒移民，邊區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鼓勵農業生產，引導農民發家致富，農民們很快就從咒罵毛澤東轉而歌頌毛澤東。
五
1942年底，毛澤東在接見西北局高干會表彰的勞動模范時，詢問他們生活中還有什么困難。來自農村的勞動英雄代表說：現在我們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財旺人不旺，請毛主席想想辦法。毛澤東回答：要做好群眾衛生工作，做到人財兩旺。并指示中央衛生處協同邊區政府，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開展群眾性衛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時，號召延安各大醫院、各級各類機關單位衛生所，敞開大門，負責所在地農村群眾的衛生工作，劃定區域，分片包干。“群眾的衛生工作是每個醫院、醫務所的重要業務之一。醫務干部做群眾工作，是每一醫務戰線的共產黨員革命者應有的品質。”這是將群眾衛生工作上升到黨性原則的高度來對待的。“今后無條件的為老百姓看病，及辦理鄉村衛生，是每一個衛生單位的任務。”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屬于中央軍委系統的軍隊醫療機構，主要為中央軍委所屬單位和駐延安地區各部隊，以及從前線轉送到延安的傷病員服務。該院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在繼續服務軍隊的同時，增加對邊區群眾服務。1944年1～6月，為周邊群眾門診、出診病人1096人次。當時門診和住院都不收費，藥品、檢驗、手術都免費。住院交不起飯費時，也是免費。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屬，春節期間紛紛來到醫院，給醫生護士們拜年，軍民之間極為親熱。
如果說戰爭環境下，軍隊醫療救治急需不得不大量采用中藥制品，那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陜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環境下，為了改善民生，發展生產，爭取民心，動員民力，進行抗日民主政權建設，面臨著一個更大更復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邊區群眾反映最強烈的“財旺人不旺”，即保障全邊區150萬人口的生命健康。龐大的人口醫療需求，有限的現代西醫條件，執政者不得不打破條條框框，協調組織所有醫療資源，倡導中西醫團結合作。這些創造性的舉措，預示著用科學改造傳統，用中國特色對待西方思想理論的現代革命文化價值取向。
六
延安是時尚的，延安是開放的。
中國現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關注，始于延安。在國民黨軍事“圍剿”、新聞封鎖的形勢下，偏居一隅的陜北延安，能打開通向全中國、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遠道而來的國際友人的功勞。
延安時期，先后有美、英、蘇、德、加、波、朝、日、印度、新西蘭等十多個國家100余位國際友人到延安及陜甘寧邊區訪問或工作。他們中有記者、學者、作家、醫生、技術人員、軍事顧問和社會活動家等。就對中國抗戰的貢獻和國際文化交流，以及其個人命運浮沉來說，最富傳奇性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職的援華醫生；規格最高，能量最大，對歷史格局形成最有影響的是美軍觀察組及美國政府要員。
史沫特萊不僅把交際舞帶給延安，而且還在革命隊伍里發起節育運動、捕鼠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訪毛澤東，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豪言壯志傳播給世界。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延安，堅持在抗戰前線為八路軍和根據地群眾義務服務，把志愿者精神發揮到極致。朝鮮青年鄭律成用自己的藝術才思，譜寫了《八路軍進行曲》，后來被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1947年1月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向延安推進，中共中央計劃撤離延安。斯特朗請求自己能被留下來，同延安人民一道撤離，過游擊生活。這個請求被婉言拒絕時，58歲的她禁不住哭了起來。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她急切盼望著到中國來。途經蘇聯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國政府刁難。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來到中國。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歸宿融入了心靈最溫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孑然一身，在英國牛津大學醫院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一封“遺囑”般的信件，其中交代：“我的書所帶來的全部收益，不管從哪里來的，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他的意思處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遺體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絕對不要。我只有一種忠誠，一種信仰，那就是忠于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于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謝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個英國“人民代表團”帶到中國，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初與斯諾最早進入陜北的美國醫生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遺愿，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火化后，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帶回美國，還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最早把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傳播到世界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邀請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后三次訪問中國。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內瓦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貫做的那樣。美國撫育、培養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將匯人大西洋，流到歐洲和人類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兩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國故土。
延安，中國，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懷，吸引著天下的朋友，安頓著一代同樣有血性的國際友人。
七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其抗日主張、以其清明政治，還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樸、陳嘉庚、黃炎培等當時諸多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們從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兩赴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交流對于國內形勢的觀點，在與中共領導人的辯論中和事實面前逐漸折服；陳嘉庚通過細節觀察，找到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黃炎培為中共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所打動。
這些愛國民主人士，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1949年后選擇留在大陸，參與建設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