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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漫飲冰子:梁啟超傳(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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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漫飲冰子:梁啟超傳(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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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史學家,偉大的教育家,偉大的文學家,一代宗師梁啟超的傳記。從少年時期的天資聰穎、青年時期的廣州求學到他北上北平的從政之路、戊戌變法后的流亡時期投筆從戎、學術研究的重大貢獻甚至兒女情長等等方面都做了詳細的敘寫。

作者簡介

徐剛,男,1945年生于上海崇明島。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詩人、作家。著有《抒情詩100首》《徐剛九行抒情詩》,散文《秋天的雕像》《滄海歌》,環境文學《伐木者,醒來》《沉淪的國土》《守望家園》《國難》《長江傳》《地球傳》《崇明島傳》,傳記文學《艾青傳》《范曾傳》《民國大江湖·話說袁世凱》《先知有悲愴·追記康有為》等。

名人/編輯推薦

情感充沛,文采飛揚,一代宗師,躍然紙上!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們如璀璨的群星,閃耀著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統和本正地記錄他們的人生軌跡與文化成就,無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為此,中國作家協會于2012年初作出決定,用五年左右時間,集中文學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強將,創作出版《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這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對形象化地詮釋和反映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繼承發揚傳統文化的精髓,對公民的歷史文化普及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這項原創的紀實體文學工程,預計出版120部左右。編委會與各方專家反復會商,遴選出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120余位歷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選擇上,我們采取專家推薦、主動約請及社會選拔的方式,選擇有文史功底、有創作實績并有較大社會影響,能勝任繁重的實地采訪、文獻查閱及長篇創作任務,擅長傳記文學創作的作家。創作的總體要求是,必須在尊重史實基礎上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力求生動傳神,追求本質的真實,塑造出飽滿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性和可讀性;反對戲說、顛覆和憑空捏造,嚴禁抄襲;作家對傳主要有客觀的價值判斷和對人物精神概括與提升的獨到心得,要有新穎的藝術表現形式;新傳水平應當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傳記作品。
為了保證叢書的高品質,我們聘請了學有專長、卓有成就的史學和文學專家,對書稿的文史真偽、價值取向、人物刻畫和文學表現等方面總體把關,并建立了嚴格的論證機制,從傳主的選擇、作者的認定、寫作大綱論證、書稿專項審定直至編輯、出版等,層層論證把關,力圖使叢書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從而達到傳承中華文明和弘揚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叢書的封面設計,以中國歷史長河為概念,取層層歷史文化積淀與源遠流長的宏大意象,采用各個歷史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與雅致溫潤的色條進行表達,意蘊深厚,莊重大氣。內文的版式設計也盡可能做到精致、別具美感。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們的燦爛人生就是中華文明歷史的縮影;他們的思想智慧、精神氣脈深深融入我們民族的血液中,成為代代相襲的中華魂魄。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必定成為我們再出發的精神動力。
感謝關心、支持我們工作的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級領導及專家們,更要感謝作者們嘔心瀝血的創作。由于該叢書工程浩大,人數眾多,時間綿延較長,疏漏在所難免,期待各界有識之士提出寶貴的建設性意見,我們會努力做得更好。

《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編委會
2013年11月


跋:燦爛莊嚴
二○一三年驚蟄過了的第一場春雨之夜,書竟,以余緒為跋。梁啟超臨終,啟勛《病床日記》稱:“一月十五日病垂危,至臨終時,無一語遺囑。”又曾在別一文章中讀到,任公生命之末,拉著王姨即如夫人王桂荃的手說:“辛苦你了,一堆孩子全交給你了。”苦于尋覓不到旁證,正文未寫,后記不能不錄。任公臨終前的一月十一日啟勛記道:“任公擬預備自祝六十歲壽,請其友人作文百篇,請林宰平作關于任公之佛學研究,羅復庵作任公書法。”可見任公最后幾天病況似有一線生機,清醒平靜而一如既往地樂觀,或者于這三四天中,與王姨之言是王姨侍候在側時任公所說?于情于理,我信其有。
梁啟超辭世時五歲的思禮,在母親和哥哥、姐姐的關愛下,到十七歲時“他拿著外婆湊得四百美元,隨五姨思懿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吳荔明,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民國春秋》)。以“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后可以用大事”(任公語)之激勵,任公的后人其愛國報國之情甚少見于言談,而只是在“事情上下功夫”。吳荔明稱:“全家人在外婆王桂荃和大姨思順的支持下,將外公梁啟超遺留下來的手稿全部捐贈給北京圖書館。他們還把北戴河一座避暑別墅獻給了國家。一九七八年媽媽①代表全家將外公坐落在北京臥佛寺的陵園和幾百枝樹木獻給國家,現在那里已被北京植物園開辟成郁郁蔥蔥的裸子植物區。”
呼吸植物園的空氣,追尋天籟中傳來的梁啟超的聲音,靜享此如沐天恩的心境,幸何如之!
可是,那艱難時世中的痛苦,梁啟超最不愿看到的暴力與“滅文運動”的斑斑血淚,一樣在梁家飛濺。梁啟超的“大寶貝”思順,“在紅衛兵的多次毒打下,終于在一九六六年悲慘地死去,沒有親人來和她訣別,因為她的弟弟妹妹們,不是‘反動權威’就是‘反革命分子’。”(吳荔明,同上)吳荔明此文頗得梁公真傳,簡潔生動,唯一的遺憾是寫到其外婆處,只有“四川人,一九○三年嫁給外公”寥寥二三語。這個為梁啟超、為梁啟超的子女們盡傾其愛的女人,作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老婆”,曾受盡凌辱,逐出北京,一九六八年去世。這一被我們忽略的女人,從品性人格而言,其實是梁啟超的影子。
一九九六年初夏,二○一二年秋,我偕太太兩次拜謁梁啟超墓,側有另一墓,王桂荃墓也,梁氏后人植白皮松一株,曰:“母親樹”,碑文稱“梁氏子女九人深受其惠……及子孫輩”。“待到枝葉繁茂日,后人見樹如見人”,信哉此言,一九九六年初見為小樹,二○一二年再見已枝繁葉茂,與梁啟超夫婦的合葬墓相距咫尺,作陪侍狀。
梁啟超于去世前一年多寫的《學校讀經問題》,實在可以當作任公遺訓讀。任公告訴我們,“學童幼時,當利用其記性,稍長乃利用其悟性”,“非自小學時即讀之不可”。所以要讀經,因“經訓為國訓所寄,全國思想之源泉,自茲出焉”。任公又指出,“我國因言文分離之故,故文字無變化,欲用國文以表今日各種科學思想,已覺甚難”。任公認為,“古書訓詞深厚,含意豐宏,能理解古書者,則借此基礎以闡發新思潮,或尚有著手處”。倘若不是從小在讀經讀古文上修養錘煉,結果必然是蒼白膚淺,世界最美的漢字便頓失光彩。任公有擔憂:“若全國皆習于淺薄之文學,恐非惟舊學失墜,而新學亦無自昌明。”
梁啟超這一段遺訓最刺痛我的是“若全國皆習于淺薄之文學”一句,別人的我不敢說,我的這部《梁啟超傳》,無疑是屬于“淺薄之文學”一類,任公氣象為不可及也。雖然,我也努力,一九九六年至今四易其稿,陶醉于《飲冰室合集》幾致不能自拔,偶爾還能聽見任公的教訓,“宇宙未濟人類無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可為而為之,而往之,而煮字,奈何力所不逮。
我愿更多的年輕人讀梁啟超,你只要讀便能得著任公引領的進入歷史、進入國學、修養人格、無憂無懼并呼吸新學的孔道。倘若我的這本書能稍稍起一點向導的作用,那就是三生有幸了。目及當今,金錢和物質已成唯一的追求,在此巨大的壓迫力下,思想何在?精神何在?國中有梁啟超而國人不蒙其澤,悲夫!哀哉。
梁啟超一生欣欣向榮,最講“趣味”、“敬業”、“人格完成”和“思想自由”。倘以任公為榜樣,“學而時習之”,改去我們的種種惡習,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大業、任公沒有做完的《中國文化史》正等著我們去做呢!筆者以梁啟超的兩句話作跋語之末:

吾感謝我先民餉遺我者至厚,吾覺有極燦爛莊嚴之將來橫于吾前。
若說老虎殺人算惡,為什么人殺老虎不算惡?

目次

引子/一代宗師
第一章/神童初出
第二章/萬木草堂
第三章/也有風云也有情
第四章/呼風喚雨
第五章/“去留肝膽兩昆侖”
第六章/天以任公為木鐸
第七章/因為他們,干柴始能燃出火光
第八章/“私有制,乃一切文明之源”
第九章/憲政波瀾
第十章/歸去來兮
第十一章/身為黨魁
第十二章/再造輝煌
第十三章/護國雙帥
第十四章/沉浮依舊且遠游

引子/一代宗師
第一章/神童初出
第二章/萬木草堂
第三章/也有風云也有情
第四章/呼風喚雨
第五章/“去留肝膽兩昆侖”
第六章/天以任公為木鐸
第七章/因為他們,干柴始能燃出火光
第八章/“私有制,乃一切文明之源”
第九章/憲政波瀾
第十章/歸去來兮
第十一章/身為黨魁
第十二章/再造輝煌
第十三章/護國雙帥
第十四章/沉浮依舊且遠游
第十五章/愛先生與美先生
第十六章/林徽因泰戈爾徐志摩
第十七章/情圣梁啟超
第十八章/大塊文章
第十九章/呼嘯清華
尾聲/河岳日星

附錄/梁啟超大事年表
跋/燦爛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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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引子?一代宗師
尋覓于飲冰室,在長彗瓊花間漫步,我仿佛看見,走出這情感飛動的時空隧道,一個死去的偉人和他蒙塵的思想正在復活。
這些年來寫梁啟超的、關注梁啟超以及他所處的民國時代的人多了,這實在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種現象或可多多少少地減輕我們數典忘祖的罪過,或者還能引發文化復興的渺遠之想。然而要讓追思追問先哲的現象,成為一種思潮,成為“連續不斷的群眾運動”(梁啟超語)還需時日,還需更多的前仆后繼者,還需要我們遠離塵囂地從歷史人物身上,從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見解、新觀點奉獻給社會及讀者。以梁啟超治學之論,史學是“將過去的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借鑒”,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啟超一生“新意義”、“新價值”何在?是否能震爍于二○一三年的中國社會,從而使我們這些“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得到借鑒乃至灌頂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這樣說,我們不能再泛泛地寫梁啟超了,這個時代需要的是以史學的眼光解讀梁啟超,并且要“別具只眼”(梁啟超語)。這一點,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雖然,從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啟超傳》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內心所得的觀感,對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漢,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過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訂刪改,欲以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攻”梁啟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鉤沉法”去鉤沉他,便鉤出了散見于千百萬文字中,安詳平靜地蟄伏著的梁啟超的音容思想,得著猶如為今而發的感慨!書成,我把這些所獲所感,舉其要者,著重于社會心理、文化教育,以為引子。

梁啟超夠得上思想家的稱號嗎?梁啟超的思想是“膚淺”(陳獨秀語),還是深刻?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流亡日本時與《民報》筆戰,在歷史上其綿延之影響不絕于今世者,為《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雖謂為現社會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為什么這樣說?任公有詳解:“就歷史上觀察人類之普通性質,以研究現經濟社會進化之動機”;“人類有欲望之故,而種種之經濟行為生焉,而所謂經濟上之欲望,則財務歸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歸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費之、使用之、轉移之,然后對于種種經濟行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經濟行為,殆無不以所有權為基礎,而活動于其上”。任公又謂:“蓋經濟之最大動機,實起于人類之利己心。”梁啟超同時還指出,土地國有化的根本危機,是將國家立根之本、農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諸官吏之手,則官吏之權力必更畸重,人民無施監督之途,而所謂民主專制之惡現象,終不可得避”。此種“惡現象”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財政,并且以國家的名義支配,“所謂國家以大資本家而經營者,亦限于獨占事業而已……其結果勢必盡吸一國之游資于中央,而無復余裕供給私人企業之需要,則一國中無復大資本家出現,誠哉然焉,但不識當時國民經濟之狀況,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經濟,“然則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趨于腐敗,又必至之符矣”。
讀者至此會生出何種感想,我不去揣測,以上文字,可謂梁啟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舉任公于二十世紀之初訪新大陸游記一端。其時適逢美國羅斯福總統巡視太平洋沿岸,并有講演稱“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紀中,當為吾美國獨一無二之勢力范圍”等語。梁啟超據此有太平洋與中國之論:“世界大勢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時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勢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勢日集中于中國故,此又稍知時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國。中國不能自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讓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輩無以言,雖不忍言,雖無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風濤能拒之不聞嗎?

梁啟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書講演,或可再問,在梁啟超所處的日益西化的時代背景下任公堅守者為何?反對者為何?
梁啟超對“教育”的一貫主張為“教人學做人”,后來在這一句話之后又加了一句話“學做現代人”。在《北海談話錄》中自謂做清華國學院導師,“當然有我的相當抱負而來:我要想把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它體現出來”。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學》、《戴東原哲學》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這個“底子”里不僅有學問,還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煉”的方法,任公囑同學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礎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學問”。當時的教育現狀又如何?梁啟超說“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現在的學校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上課下課,鬧得頭昏眼花。進學校的人大多數除了以得畢業文憑為目的外,更沒有所謂意志,”是次北海談話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中任公便說過:“現在中國的學校,簡直可說是販賣知識的雜貨店,文哲工商,各有經理,一般來求學的,也完全以顧客自命。”這種只講知識,不求精神和人格培養的教育,“我以為長此以往,一定會發生不好的現象。中國現今政治上的腐敗,何嘗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結果?”教育不良會生出政治上的腐敗,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惡果便是“精神饑荒”,對于此種饑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為只是“知識饑荒”。
梁啟超認為,救濟“精神饑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為第一。“物質生活,僅視為補助精神生活的一種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精神生活貴能對物質界宣告獨立;至少,要不受其牽制”。而東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
梁啟超還認為,“茍無精神生活的人,為社會計,為個人計,都是知識少一點為好。……知識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領也增多”,“大奸慝的賣國賊,都是知識階級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蘇州學生聯合會講演,任公先講:“問諸君‘為什么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眾口一詞地答道:‘為的是求學問。’‘你想學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替你總答一句罷:‘為的是學做人。’”在道德的意義上,怎樣成一個人?任公的教導是:“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為三達德——智、仁、勇。”為什么叫做達德呢?因為“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的道德標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說的“完成狀態”又是什么樣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即偉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個人”了。
梁啟超認為“教育應分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范圍太籠統,體育范圍太狹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憂,意育要教到人不懼”。梁啟超對這三個方面的概括為:所謂“智者不惑”的必要條件,是具有“常識和學識的總體智慧,方能不惑”;所謂“仁者不憂”,“仁”字是說人格之完成,所以孔子說“仁者人也”,“仁”字從二人,因何?梁啟超釋義為:“總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為一體,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換句話說: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然而何以因此無憂?因為我們知道了“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易經》六十四卦,始于《乾》而終于《未濟》,正因永不圓滿才有永遠的創造和新生。“‘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么成敗可憂呢?”不僅不憂而且自得怡然,“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梁啟超的寫照。“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既不惑且不憂,又養“浩然之氣”,“‘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丑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懼’。”
梁啟超是次講演之末,幾乎是大聲疾呼了:“諸君啊,你千萬不要以為得些片斷的知識就算是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你罷:你如果做成一個人,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是越多越壞。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民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知識的呀,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試想全國人民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識的呀,還是沒有知識的呢?這些人當幾十年前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歷,天真爛漫,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為什么就會墮落到這步田地呀?”梁啟超情不可抑,吟誦了屈原的幾句詩: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為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脩之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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