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澤英雄夢：施耐庵傳（簡體書）

出版說明: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現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們如璀璨的群星，閃耀著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統和本正地記錄他們的人生軌跡與文化成就，無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為此，中國作家協會于2012年初作出決定，用五年左右時間，集中文學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強將，創作出版《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這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對形象化地詮釋和反映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繼承發揚傳統文化的精髓，對公民的歷史文化普及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這項原創的紀實體文學工程，預計出版120部左右。編委會與各方專家反復會商，遴選出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120余位歷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選擇上，我們采取專家推薦、主動約請及社會選拔的方式，選擇有文史功底、有創作實績并有較大社會影響，能勝任繁重的實地采訪、文獻查閱及長篇創作任務，擅長傳記文學創作的作家。創作的總體要求是，必須在尊重史實基礎上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力求生動傳神，追求本質的真實，塑造出飽滿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性和可讀性；反對戲說、顛覆和憑空捏造，嚴禁抄襲；作家對傳主要有客觀的價值判斷和對人物精神概括與提升的獨到心得，要有新穎的藝術表現形式；新傳水平應當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傳記作品。
為了保證叢書的高品質，我們聘請了學有專長、卓有成就的史學和文學專家，對書稿的文史真偽、價值取向、人物刻畫和文學表現等方面總體把關，并建立了嚴格的論證機制，從傳主的選擇、作者的認定、寫作大綱論證、書稿專項審定直至編輯、出版等，層層論證把關，力圖使叢書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從而達到傳承中華文明和弘揚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叢書的封面設計，以中國歷史長河為概念，取層層歷史文化積淀與源遠流長的宏大意象，采用各個歷史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與雅致溫潤的色條進行表達，意蘊深厚，莊重大氣。內文的版式設計也盡可能做到精致、別具美感。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們的燦爛人生就是中華文明歷史的縮影；他們的思想智慧、精神氣脈深深融入我們民族的血液中，成為代代相襲的中華魂魄。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必定成為我們再出發的精神動力。
感謝關心、支持我們工作的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級領導及專家們，更要感謝作者們嘔心瀝血的創作。由于該叢書工程浩大，人數眾多，時間綿延較長，疏漏在所難免，期待各界有識之士提出寶貴的建設性意見，我們會努力做得更好。

《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編委會
2013年11月

前言：
引言

一

施耐庵其人不見于正史，稗史野聞眾說紛紜，因此被稱為“千古之謎”。然而，一部曠世巨著《水滸傳》的問世，家喻戶曉，振聾發聵，影響深廣。它是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體寫就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產生于十四世紀末期，與另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共同開辟了中國小說史的全新面貌，而《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又恰恰是《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的門人——學生。《水滸傳》已進入世界文學之林，成為世界名著之一，那么，這位偉大作家的身世如何？“謎底”應該揭開。
但是，《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是施耐庵？是羅貫中？還是施、羅合著？施耐庵的身世又是怎樣的？在明代的文人筆記中，有許多矛盾的記載。及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胡適《水滸傳考證》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還認為施耐庵是烏有先生，或懷疑是偽托。一百年前日本北村三郎在《世界百杰傳》中，于中國取孔丘和施耐庵為傳。在我國《新世界小說社報》第八期上，曾有《中國大小說家施耐庵傳》，但那篇傳記里，關于施耐庵的生平，一點具體材料都沒有。《辭海》第六版關于“施耐庵”的辭條也是語焉不詳。
這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有關施耐庵的原始材料太少，又距今六七百年，難于考察。但是正如一千年前的古人不識甲骨文一樣，六七百年前的元明間人弄不清施耐庵的身世，但是六七百年后的今人，終于大體弄清施耐庵的身世了。
元末明初的文學大師施耐庵，本名彥端，字子安、肇瑞，又字耐庵（或別號耐庵）。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生于泰州海陵縣白駒場街市，明洪武三年（1370）病逝于淮安，享年七十五歲。
施耐庵是個貧苦弄船人的兒子，童年時期隨父親到蘇州，十三歲入蘇州附近的滸墅關讀書，十九歲中秀才，二十八歲中舉人。到當時的京城大都（今北京）會試，結果落第。因國子監司業劉本善的推薦，到山東鄆城縣任訓導，得以遍搜梁山水泊宋江英雄遺事，為他以后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元至順年間（1330—1333），施耐庵賜中進士，后曾官錢塘二載，由于與當事權貴不合，憤然懸印辭官而去，隱居著《水滸》以自遣。
施耐庵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風云詭譎的時代。元朝統治者荒淫腐敗，人民生靈涂炭，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元帝國開始分崩離析。韓山童首先發難于中原，“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接著，劉福通、朱元璋響應于皖北，方國珍點火于福建，陳友諒起事于江西，真正到了狼煙四起的地步。施耐庵的同鄉張士誠也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在泰州白駒場率鹽民舉起義旗，次年占據了高郵，建國號周，自稱誠王。以后他渡江南下，攻占了常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到元至正十六年（1356），張士誠定都平江（今蘇州），稱吳王。
為了自己的事業，無論朱元璋還是張士誠，都曾禮賢下士，以籠絡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張士誠甚至以厚幣招徠著名文士楊鐵崖。許多各抱不同目的的知識分子，紛紛投入他們的懷抱。清代著名學者紀曉嵐甚至認為，“適張氏據吳，東南之士，咸為之用。”施耐庵的朋友劉伯溫投奔了朱元璋，做了朱的謀士；施耐庵的另一些朋友如魯淵、劉亮則歸張士誠麾下。而施耐庵自己及其門人羅貫中，也曾應張士誠之聘，做了幕僚。然而，張士誠卻不是一個圖有大志的人，偏安一隅，元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之后，張氏集團的領導成員生活上日漸驕奢淫逸，張士誠的女婿潘元紹就娶了七個小老婆。張士誠不僅降元，而且反過來攻安豐，殺劉福通，本來對張士誠抱有熱切希望的知識分子開始感到失望，覺得他成不了大器，于是相繼離去。好友魯淵、劉亮離開吳中時，施耐庵作《秋江送別》套曲相贈。
不久，施耐庵也離開了張士誠，隱居于今張家港市河陽山永慶寺和江陰市祝塘鎮大宅里一帶，靠教書為生，并繼續《水滸傳》的創作。一三六七年，蘇州城破，張士誠兵敗被俘，后死于金陵。朱元璋在蘇州一帶大肆搜捕張士誠的余部，為避禍，施耐庵回到江北，定居于白駒。因為寫了“倡亂之書”《水滸傳》，施耐庵被關進刑部大牢年余，后染病，晚年流徙淮安一帶活動。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淮安有人還能確指施耐庵的書齋以及隔壁羅貫中的寓所。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發現，施耐庵書齋在今淮安大香渠巷6號。
《水滸傳》一書的創作，根據傳說記載，在張士誠入吳時，施耐庵已經寫到第四十五回；根據山東傳說，從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開始。據《顧丹午筆記》，明洪武初年，劉伯溫說施耐庵“著《水滸傳》甫竣”，又說他的一生精力都耗盡于一部書上了。看來，《水滸傳》的寫作，前后經歷了四十年之久，終于在施耐庵貧病交加逝世前，基本完成。
施耐庵生前沒有能大規模出版發行這部小說。但在他寫作過程中，小說的稿本就陸續以手抄本的形式流行了。《水滸傳》的批量印刷本是在他死后一百八十年才出版的。其時，興化有個進士宗臣，被朝廷派到福建任“提學參議”，負責訓練壯丁，抗御倭寇。這時，羅貫中的后人便以“鄉誼”之名去見宗臣，請以家藏小說、經羅貫中修改過的《水滸傳》付梓，讓軍民暇時看看，以激勵士氣。得到宗臣的許可后，才在福建坊間刻印出版。六百年來，《水滸傳》不但風行中國，而且流傳世界。
施耐庵陵園在今江蘇省興化市新垛鎮施家橋村，仿施耐庵故居（施氏宗祠）改建的施耐庵紀念館在今大豐市白駒鎮花家垛上。這正應驗《水滸傳》第一百二十回中所說的：“楚人憐其忠義，葬在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時享祭”。
正是：“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二

十四世紀晚期，元末明初之際，中國文壇上一部輝煌的小說巨著悄然橫空出世，從此在人類文學藝術的燦爛天宇高懸了一顆光耀千秋的星斗——它最初叫《江湖豪客傳》，后來通稱《水滸傳》。《水滸傳》是中國小說創作中的第一座高峰和里程碑，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封建社會階級矛盾、反映農民戰爭的現實主義長篇巨著。《水滸傳》是中世紀的文化結晶，也是農耕社會中華智慧的百科全書。《水滸傳》從皇帝到乞丐，從朝廷的文武大臣到小偷閑漢，從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到社會習尚、風土人情，從小說戲曲、詩詞歌賦到琴棋書畫、文物古董，從人間塵世、凡夫俗子到神仙圣境、仙子僧道，從龍鳳蛇蝎、草木蟲魚到妓院賭場、吃喝玩樂，三教九流，四面八方，無所不寫，無奇不有。尤其從內容方面看，《水滸傳》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熱烈贊揚被壓迫階級英雄人物的反抗斗爭，更是世界文學史上所少見的。《水滸傳》早已進入世界文學之林，是中國文學值得驕傲的旗幟。
施耐庵在口頭文學、宋元民間藝人話本、元人戲曲的基礎上，薈萃取舍，綴合創作，撰為巨帙《水滸傳》。根據諸多專家對《水滸傳》版本的演變史研究，可以大致推知其形式和內容：一種可能，即七十回，并后五十回《古本水滸傳》；另一種可能，他所完成的《水滸傳》是一百回本的規模，即梁山大聚義之后，有著招安、征遼、征方臘的故事，最后的宋江、李逵被毒酒毒死，吳用、花榮雙雙吊死于宋江墓前的悲凄情節作為全書結局；至于一百二十回本，是由羅貫中插增了征田虎、王慶的內容二十回。
施耐庵的偉大功績，首先在于他在《水滸傳》中塑造了魯智深、武松、林沖、李逵、阮氏三雄等一系列屬于人民的英雄。他們急公好義，助人為樂；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們為了正義，不惜頭顱熱血。他們在倫理道德上完好，是心靈很美的人，盡管在某種具體行為上也有缺點過失，但他們的主導面永遠是值得人們喜愛學習的。他們勇往直前、氣勢磅礴、視死如歸的英雄性格，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形象化身。施耐庵冒天下之大不韙，敢于把一般社會成見中的“強盜”寫成英雄，指出人類真正的正義良心的代表、楷模，是他們而不是帝王將相，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了過來，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創舉與貢獻。
施耐庵的偉大功績，其次在于《水滸傳》中豎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幟，讓它高高地飄揚在梁山頂上。從社會思想史的角度看，如果說儒家學派的《禮記?大同篇》是第一篇設計烏托邦社會的文獻，《水滸傳》則是第二篇。所不同的是，施耐庵不是用理念形式，而是用藝術形象來加以表現。梁山一百零八人不分貴賤，人格上是平等的兄弟關系，是團結戰斗、有秩序的集體；梁山泊武裝集團所實行的平均主義，便是施耐庵的理想。誠然，一切烏托邦最后必然失敗，但烏托邦終究是人類進步思想體系發展過程中的階梯。
施耐庵的偉大功績，還在于他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并融會了一定的理想成分，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一個個活著的“人”。《水滸傳》為我國明清小說開辟了一條健康寬闊的道路，后來的言情小說《金瓶梅》、《紅樓夢》，英雄小說《說岳全傳》、《楊家將》，均可看出《水滸傳》的影響。數百年來，《水滸傳》在民間廣為傳播，水滸豪杰已是家喻戶曉。古人有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語出宋人葉夢得（1077—1148）《避暑錄話》。]，是說北宋詞人柳永的詞所傳甚廣。其實柳詞的群眾性倘與《水滸傳》相比較，怕是小巫見大巫的神氣也趕不上。
《水滸傳》還廣泛流傳到國外，《法國大百科全書》闡釋《水滸傳》的條文為：“《水滸傳》與西方騎士小說互相呼應，《水滸傳》對各種人物的英勇或懦弱的描寫都是對齷齪的社會所進行的憤怒的批判。《水滸傳》中許多故事又與阿拉伯故事相媲美，這些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膽機智，經常拿豪門富家子弟取笑開心。《水滸傳》堪稱傳奇作品的偉大典型。”這種代表西方學術界所作的對《水滸傳》的高度評價，是與日本等東方國家的總的評價是完全一致的。
在人類文學藝術史中有許多傳世之作，它們流傳后世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作品因其固有的文化價值，在后世仍然有人研讀，但社會影響力比當初減弱了；另一種是作品除自身價值不朽外，還在世世代代的流傳中始終保持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后者比起前者更難能可貴。《水滸傳》就屬于后一種作品。
清代金人瑞在《水滸傳序三》中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清代燕南尚生在《新評水滸傳敘》中說：“《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說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說家之鼻祖也。”現代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說：“《水滸》一書，為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范，使社會受其余賜，實施耐庵之功也。”
“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這話有時被誤解誤用為“讀其書，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樣說，“書”、“人”總是緊密相關的。《水滸傳》的讀者，大都因為想見其作者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們真能稍知其人——施耐庵——的話，就一定會反過來更有助于我們理解他的這部鵠立千古的長篇小說名著。
《水滸傳》的作者是誰？這個問題很平常，但回答這個問題可真不容易。多少“水學家”、“施學家”為此費盡了精力與才能，還遠遠沒有得出滿意的結論。為什么？根本原因是——《水滸傳》的作者，是個在歷史時空里迷失的天才。
……
后記：
我公開出版過數十本書，但當我將此部書稿殺青之時，腦際飄過一絲惶恐。
關于施耐庵，大學者胡適稱是“亡是公”，魯迅說“疑施乃演為繁本者之托名”，而我卻將施彥端字耐庵的一生及其著《水滸傳》的事跡用文學傳記形式全面記錄下來。在紅學研究領域，“紅外線”不是物理學的那個紅外線，而是指《紅樓夢》研究的一種路數：研究《紅樓夢》本身思想內容、藝術特色，這是紅內線；研究考證《紅樓夢》版本演變、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這是紅外線。在水學（水滸學）研究中，我行走在文本與作者、版本與本事之間，力圖將作者、時代、版本、本事考證同文本詮釋有機地結合起來，亦即“水內水外”的結合，我的所言能成為“水準線”嗎？我在大學里學的是商業企業管理，在職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區域發展戰略。研究施耐庵、撰寫施耐庵傳記是因為他是我的“鄉黨”，是一種樸素的情感，也是一份責任和擔當，為此我耗費了前半生的努力。
這是一次文化的呼喚。文化是一種積累和涵養，是石生玉，木化石，需要足夠的生成時間和寂寞功夫的，沒有一部傳世佳作是向壁虛構、從“客里空”而來。文化講源流，所謂其源高深，其流浩蕩，有益于疑惑的冰釋和視野的開闊。本書的創作有著傳承文化和填補空白的多重意味，所以其意義顯得特別重大。
文字壽于金石，聲音隨風飄逝，打撈和重構已經消失在歷史深處的“施耐庵”，是一件很有意義又是十分艱難的事。法國文學史家郎松認為，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有不同之處，“歷史學家處理的對象是過去——今天只能靠一些殘存的跡象或碎片來再現的過去。我們的對象也是過去，但這是今日仍然存在的過去；文學這個東西既是過去也是現在。”（《郎松文論選·文學史方法》）關于施耐庵，由于正史記載十分有限，我們所以要引入三重證據法，將紙上材料、民間口碑、地下文物聯系起來加以系統思考、綜合分析和全息思維。
傳記文學的寫作是傳統學科中最具綜合性的一門學問，需要廣博而深厚的知識積累，一字之考，博及萬卷，“上自穹古之歷史，下至昨今之新聞”，都置于史料范圍之內。對待歷史材料應謹守科學的法則，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據成果，同時又有自己的鑒別能力，勇于創新。深厚的學術功力，嚴謹的治學精神，嚴密而科學的考證方法，銳敏而通達的歷史知識，都是一個傳記文學作者的基本功和必修課。這些我雖未企及，但“勤能補拙”，我力圖說明我所破譯的那部分內容。
一、對筆記資料的“竭澤而漁”
施耐庵因為寫了一本“倡亂之書”，所以正史幾乎沒有記載他的生平事跡。加之《水滸傳》是一部農耕社會百科全書式的文學作品，涉及宋元明三代的知識，撰寫《施耐庵傳》，不僅要知道元末明初，還要知道清末民初，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傳記文學作者。施耐庵生活于傳統農業文明時代，而今天人類文明已經越過近、現代工業文明時代，正步入當代“大科學”與“高技術”的信息文明時代，所以撰寫《施耐庵傳》需要超越，需要以當代人的視角發掘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史料。
為了銳意窮搜各種文獻，我力求對相關資料“竭澤而漁”。我藏書五萬冊，其中《水滸傳》與施耐庵研究方面的有五千冊，不乏古籍善本、海內孤本。舉凡通史、政書、檔案、地方史志、文集、譜牒、傳記、筆記、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史料無不包含。正在主編的是《施耐庵全集》，已經編制《施耐庵年譜》簡本和繁本，對《辭海》及《中國文學史》、教科書關于“施耐庵”的詞條是一個修正和補充。時下此類書籍說到施耐庵，不是說錯了，就是語焉不詳。多年來，關于施耐庵的文學再現，有孫昌宇歷史小說《絕代奇才》，丁正華、徐華耕、張袁祥、李青葆、包文燦、焦保生等“施耐庵的傳說”，這些給我以啟發。我于一九九九年就寫成《千秋才人——施耐庵小傳》，沉淀五年后才正式出版，那是一次投石問路，而此時的《施耐庵傳》是我國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施耐庵生平事跡的長篇人物傳記。
關于施耐庵的生平，《文藝報》一九五二年二十一日刊載了劉冬、黃清江《施耐庵與〈水滸傳〉》一文，發現了在大豐市白駒鎮施氏宗祠內施姓始祖的施耐庵木主牌記錄，淮安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民國版《興化縣志》所載施耐庵資料，《吳王張士誠載記》引袁吉人編的《耐庵小史》，施氏族譜世系（至第十二世），施耐庵之子施讓的《故處士施公墓志》（楊新作），《施氏族譜序》（陳廣德作），《建祠記述》（施埁作），《施耐庵世籍考》（胡瑞亭作），《施耐庵墓碑說明》（陳同生、蔡公杰題），施耐庵第十八世孫施熙所作《祭文》及《施耐庵傳說》調查紀錄等數十件文物、文獻資料。此書附錄了國家二級文物《施氏家簿譜》的延伸版，國貽堂《施氏家簿譜》即“施氏長門譜”，是施彥端字耐庵為一世祖的十八世孫滿家字書城一九一八年抄于丁溪丈室，當時僅至十八世，現續修訂至二十二世。
這批材料，已經證明了施耐庵確有其人，并揭示了施耐庵的具體生卒年代與生平概略。
有鑒于此，擬為教科書、《辭海》撰寫“施耐庵”詞條：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小說家，泰州海陵縣白駒場（今大豐市白駒鎮）人，名彥端，又名肇瑞，字子安，又字耐庵（或為別號）。父親施元德字長卿，母親卞淑貞，與蘇州楓橋遷鹽城東溟（便倉）卞氏為同一支。妻季氏、申氏，生子讓，字以謙。據《施讓墓志銘》記載：“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后徙海陵白駒”。相傳為舟人之子，十三歲入滸墅關私塾讀書，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九歲或三十歲中舉，為元至順辛未賜進士出身，曾經國子監司業劉本善推薦，任山東鄆城縣訓導，得以遍搜梁山英雄軼事。后官錢塘二載，因不合當道權貴辭官。1353年泰州白駒場張士誠起義反元，次年在高郵建國號曰周，1356年在蘇州定都稱吳王，施耐庵與表弟卞元亨一起入士誠幕，為張士誠鹽民起義謀劃，張因之勢熾。不久張士誠囿于時事，詐降元朝；貪于逸樂，偏安一隅。施與好友魯淵、劉亮、陳基等辭去，施作套曲《秋江送別》贈魯淵、劉亮。張兵敗前，施即流寓江陰祝塘大宅里徐麒家等，為塾師，旋遷興化與顧逖有贈答詩，還白駒場，隱居不出，“感時政陵夷”，著《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傳》遣懷，“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核對，以正亥魚。其所得力于弟子羅貫中者為尤多。”為避朱元璋之征，蟄居淮安，病歿于此，就地蒿葬。數十年后，其孫文昱（字述元）“家道熾盛逾舊”，始遷祖遺骨葬于白駒場西落湖（今興化市新垛鎮施家橋村），并請淮安王道生撰寫《施耐庵墓志》，至今施氏子孫在蘇北串場河兩岸興化、大豐等地繁衍至二十四代。據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銘記載“（曾）祖彥端會元季兵起播浙”，與早先傳世的明清筆記記載“錢塘施耐庵”、“元人武林施某”所述的時間、地望相吻合。《興化縣續志》載有施耐庵墓、小傳、墓志等，為1952年、1982年、2012年參與施耐庵文物調查的大多數專家認可。

二、對文化遺址的“一網打盡”
作者喜研鄉邦文獻，研究施耐庵問題已歷三十余年，與一般專家教授不一樣的是，作者走遍了傳說中施耐庵的流徙地，作部落行腳、田野調查、遺址勘察，每到一地必查地方史志，必訪地方耆老，再廣研博采，梳理成施耐庵生平、身世的線索，四十次赴施耐庵故里江蘇大豐市白駒鎮，十次赴施耐庵的祖籍地江蘇興化市，四次登上山東梁山之巔（包括濟寧之梁山、菏澤之鄆城、聊城之陽谷、泰安之東平），《水滸傳》所涉及的地方幾乎都走過一遍以上。由于官方的文獻記述施耐庵幾乎沒有，而從被列入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施耐庵與《水滸傳》傳說入手，施耐庵的傳說很多是可以看作口耳相傳的施氏家史，當然對這部分內容需要去偽存真。從研究施耐庵的交游入手，發現有幾十位與施耐庵有關的人，如劉伯溫（訪浙江青田、文成）、羅貫中（訪山西太原、山東東平）、張士誠（同鄉）、卞元亨（表弟）、朱升（同樣隱居鹽城周邊的朱元璋謀士）。“施耐庵”三個字是用金子鑄成的，在我國文學史上放射著強烈的光芒，他是我們的驕傲，然而我國歷代的名人傳記叢書都沒有“施耐庵傳”，從小我就想為這位鄉賢立傳，所以耗費半個世紀的努力，尋蹤訪跡，歷盡艱險。我們這些人有一份工作，總是夜晚行路、白天看點，不免行船走馬三分險：凌晨三時從京九鐵路山東梁山站下車被幾個“面目可憎”者挾持；獨闖江西龍虎山尋訪伏魔殿時被兩個痞子跟蹤；在江蘇興化率隊作《施耐庵尋蹤》專題片拍攝險被砸壞攝像機；在劉伯溫故里浙江文成連綿的群山中連夜突出重圍……
接到“中國百位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創作任務之后，對我們這些在機關工作的公務員來說，工作要出色，創作要出彩。業余創作，意味著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意味著擠占全部的閑暇時間。為了節省時間，雙休日我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在北海艦隊當水兵的日子，一天兩頓飯，困了和衣而臥。我喜歡在江河湖海里冬泳，至今在游泳池內一下水二十五分鐘三十個來回一點五公里，遨游于水泊之中，儼然也成了“浪里白條”。
有關施耐庵的文物保護單位，在江蘇境內有三個：興化市新垛鎮施家橋村施耐庵墓是江蘇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大豐市白駒鎮施耐庵紀念館是鹽城市文物保護單位，內有國家二級文物《施氏家簿譜》；淮安市淮安區淮城鎮大香渠六號“施耐庵著書處”（耐庵書齋）是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新發現，為淮安市文物保護單位。
我們的專家學者，多的是整理、校點、收藏、注釋，少的是實地考察、荒原歷險、大膽探索。“魂在路上”。任何一個了不起的行走者，都是對自己家鄉的告別，這種告別帶有哲學意義，不是地理意義。告別，我走出我的空間。很多人是觀光、旅游，在我更多的是研究、發掘。獨自遠行，是想保持頭腦的疏朗、空闊，同時又能見多識廣，讓筆記、遺址、傳說三者在聯系中“激活”。
我們的知識是由“知之”和“不知”共同構成。“不知”遠比“知之”多。當我們有不知時，就有猜和蒙的成分，理性一點是據此分析、判斷，提供預測、預見。
關于民間傳說是歷史的折光反映，有時透過“折射角”，就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某段歷史的本來輪廓。施耐庵與《水滸傳》傳說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寫就“倡亂之書”的施耐庵為正史所不載，眾多的野史資料補正史之不足，更在于它交代了施耐庵出生、成長、入士誠幕、著《水滸傳》的重要歷史背景。
作為中國水滸學會副會長，我是研究施耐庵的學者，是在施耐庵研究的學術論戰中走出來的文史學者。作為“偵探”的文史學者，憑證和證據在文史之學中歷來非常重要。考據問題就好像是偵探破案、法官斷案，現在法官斷案有兩個原則，一是誰主張誰舉證，二是疑罪從無。歷史研究強調“無征不信”，強調真憑實據。此外還要重視史識、推理的能力和敏銳的批判性眼光，即所謂的史眼如炬，這兩點使得史學與偵探學接榫起來。中國史學有著強調對史料進行認真鑒別的傳統，這種鉤沉索隱、爬羅剔抉的工作，可以看到歷史學家與偵探或偵探小說家之間的類似近親關系。只要史料一擺，不費半點唇舌而觀點與結論便自動顯現，不由得你不想起福爾摩斯叼著煙斗，一副神定氣閑、舉重若輕而又胸有成竹的模樣來。也正像運籌帷幄的將帥，閑調絲竹之間而城寨已拔，凱歌畢奏；或像那位游刃有余解牛的庖丁，動刀甚微而霍然已解。
其實，這作為歷史學家是對的，但作為人物傳記作家又是遠遠不夠的。
三、對傳記文學的“絲絲入扣”
二十世紀有四大傳記：梁啟超之《李鴻章傳》、朱東潤之《張居正大傳》、林語堂之《蘇東坡傳》、吳晗之《朱元璋傳》，其寫作方法均可學習借鑒，我一邊寫著施耐庵傳記，一邊讀了一百本左右的人物傳記。本書的特點力圖堅持史料性與文學性的結合，思辨性與故事性的融合。但在實踐中又受到諸多瓶頸和掣肘，引發了關于文學與史學、現實與歷史、虛構與想象關系的思考。
為什么需要傳記文學？文學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德文的精確說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湖邊有一排樹，這是實體的世界，這就是我們平常理性的現實世界，但事實上有另外一個世界，我們不稱它為“實”，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邊的樹，不可能沒有倒影：風吹起的時候，或者今天有雨，或者月光浮動，或者水波如鏡，而使得樹的倒影永遠以不同的形狀，不同的深淺，不同的質感出現，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無的。在生活里，我們通常只活在一個現實里頭，就是岸上的一棵樹那個層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頭那個“空”的，那個隨時千變萬化的，那個與我們的心靈直接觀照的倒影的層面。傳記文學，只不過就是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樹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可能更真實存在，就是湖水里頭那樹的倒影。施耐庵與施耐庵的傳說就是這樣兩個層面的世界。
歷史太長、涉及太廣、記載太亂，首先我們要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則就會迷失在歷史的原始森林中。傳記文學需要以“大歷史觀”從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地審察和批判歷史，其核心地帶是藝術真實，它不容虛構、戲說和顛覆，但可以想象，歷史學家也要設定情節、傳記作家追求本質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原本的歷史真相是“歷史一”，歷史文獻是“歷史二”，而傳記文學中想象的歷史是“歷史三”，藝術真實應是“歷史三”。如果說，此書與其他人物傳記的不同之處是，施耐庵的資料確實太少，“歷史三”約占十分之三。
我國的歷史在世界上很發達，很少有其他國家的歷史系統有我們那么長、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志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劃年代的表；志，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根據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們卻缺少活生生的“傳”，看到的人是個臉譜，就像小時候看古裝戲，京劇里的臉譜，忠奸分明，關公是紅臉，曹操是白臉，蔣干是小花臉，諸如此類。
什么是中國史學里的傳記？王充《論衡·對作》篇云：“圣人作經，賢者傳記”。“傳”本是“經”的附庸。早在《春秋》和《左傳》中就可看到。它們在敘事中插入人物描寫，尤其《左傳》里的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有些是呼之欲出。《左傳》的姐妹篇《國語》，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聽話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談話他都知道。但中國古代并沒有因此形成一個獨立的傳記體裁。
整個二十四史，我們只有在《史記》和一部分《三國志》里，能看見生動活潑的人，原因是什么：因為事后修史。司馬遷修的是當時史，將當時的所見所聞，直接的印象和聽聞寫下來，這和隔一個朝代、幾個皇帝才修史，引用官書資料或收集民間資料拼湊起來是不一樣的。《史記》的人物描述極好，如寫項羽在垓下之圍，眼睛一瞪，大吼一聲“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這明明是夸張敘事，人可以倒退幾里路，但馬絕對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經司馬遷這么一寫，活靈活現。
文學和傳記合并起來，叫“文學傳記”或“傳記文學”，在那里才可看到接近“活人”的傳。西方史學更注重私密材料，這些傳記文學家、史學家，多多少少有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大量引用私密文件：日記、書信、談話、訪問、鄰居及親戚朋友的記載，其中最重要的私密文件是書信。
一部成功的《施耐庵傳》，不僅要有史實性、真實性，還需要有故事性、文學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才有味”。穿越歷史時空，與文學大師施耐庵對話，領略其逸飛的豪情、橫溢的才華、博大的胸懷、獨具的人格，感悟正氣、大氣、浩氣、朝氣和銳氣，于我是艱辛的，也是幸福的。
老一輩學人常說，文史相通、文史不分家，其實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史有別，治學傳統因學科日趨細分而難以為繼。連史料文獻還分古典文獻學與歷史文獻學，前者隸屬文學，后者隸屬史學。學者要作家化，借助史家的視角對文學性史料作出新解讀，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家后院的史料庫存，以便在寫作中擁有長袖善舞、多金善賈的更大空間。歷史所記錄的事實，文學所描述的是想象。前者復寫客觀的現實，后者傾吐主觀的感情，一為基礎，一為派生，正像形體之于影像，不能分割也不是一個東西。
趙子昂在《管夫人詞》中說：“你儂我儂。忒殺多情，情多處，熱似火，把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我兩個，一條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文學與歷史的關系也應該像這樣。
甲骨文是中國歷史終于有了大量文字可以印證的起點，清末金石家王懿榮發現了“龍骨”，這激活了一種重大的文化記憶，足以挽救整體生命。連孔子、司馬遷也由于沒有見到過甲骨文而對商代不太了解，而這居然被臨近災難的現代中國人感知了。
本書對學界前輩與時賢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鑒，行文中盡可能予以彰顯。作為力圖成為施學（施耐庵學）研究的集大成者，本書盡可能地將全部資料匯聚一體，但本書追求的不是折花入瓶，而是采花成蜜，不是雜糧共煮，而是五糧成液。釀五糧而成玉液，匯百川而成大海。大海里是分不出東江西河的。正如一部機器不可能在每個零部件上標明零部件的生產家件，這也是需要學界前輩與時賢能理解的。或有個別疏漏者，在此一并致謝。
尋蹤、破譯、發現施耐庵已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這部傳記文學的寫作不像科學是跨越性的，而是累積式的，是一個個證據、遺址、口碑的鏈條連接，作者力圖在用一根五彩的線，將一個個散落的珍珠串起，整理和輸出，創造和轉化，這耗盡了我前半生的生命，我想我還會靜聽讀者的回饋，歡迎批評與建議，并望在此書修訂時努力臻于完善，達于完美。

作者
2013年5月1日

第一章 少年早成

一、敏而好學

蘇北里下河水鄉港汊縱橫，垛田星羅棋布，漁舟帆影婆娑。二十多歲的船老大施元德駕漁船在串場河里捕魚，船尾站著的妻子卞淑貞，已懷孕九個月，仍然跟著丈夫捕魚。元代元貞二年（1296）初冬的一個傍晚，落霞滿天，漁歌唱晚，勞碌一天的卞淑貞身體忽然歪倒在舵柄上，兩手捂著肚子，顯得十分痛苦：“我要生了。”施元德又驚又喜地高喊：“快，全速返航！”漁船很快在泰州白駒場茅家園靠岸，眾人把卞淑貞抬回家，又急忙去請接生婆。
不一會兒，接生婆對滿頭大汗的卞淑貞說：“淑貞，恭喜你，生了個胖兒子。”施元德頓時喜笑顏開，在搖曳的燭光下，小寶寶正睡得香甜，滾圓的大腦袋特別招人喜愛。
施耐庵快兩個月時，還沒有個名字。施元德請來隔壁的一位老秀才，給孩子取名。老秀才進了屋門，見這小孩生得方頭大耳，眉清目秀，又翻了翻隨身攜帶的舊書，對施元德說：“我看這孩子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好福相啊。起名叫‘彥端’吧！彥者，美士也；端者，正也。這孩子長大了，一定會成為行為端正的才子，有文筆才華，又為人仗義，將來是國家棟梁啊！”聽老秀才這一說，施元德夫婦喜悅萬分，連忙拿出早準備好的喜錢，十分感謝地把老秀才送出了門。
這個被起名為“彥端”的嬰兒，就是后來寫出世界古典文學名著《水滸傳》的施耐庵。至于為何又更名“耐庵”，那是后話。

施耐庵幼時就聰明異常，三歲背唐詩宋詞，四歲畫雞鴨牛羊，五歲認識幾百字。爹媽心里喜歡，到了八歲就將他送到白駒場北寶寺私塾讀書。
有一次北寶寺的一個老和尚攔住他，說有一謎語要他猜，若是猜不出來就不讓上課，老和尚念道：

小小諸葛亮，獨坐軍中帳。
擺起八陣圖，要捉飛來將。

八歲的施彥端聽老和尚念完，并不作答，只是用手指在地上畫了一物作謎底。老和尚見了笑笑，點點頭，接著又出一謎：

小小一條龍，須長背又弓。
生前沒有血，死后渾身紅。

施彥端聽了二話沒說，又在地上畫出一物，揭了謎底。然后昂首闊步走進私塾館。
原來這兩個謎語的謎底分別是“蜘蛛”與“蝦子”。
私塾館教書的老先生，有戒尺一把，對不認真讀書的頑童，常常將戒尺朝桌子上一拍，調皮好玩的學生就大聲朗讀出來，老先生戴著一副老光眼鏡，透過老光眼鏡，看到施彥端端坐不動，心想，這乃神童似的，怎么今天這么笨拙，連書也不念。老先生喊來施彥端，厲聲地問：“施彥端，你為何不念書！”“啟稟老師，我已經將課文讀熟了。”
老先生說：“既然你已經讀熟了，背給我聽！”
老先生拿過課本，只見施彥端大聲背誦，竟然與課文一字不差，老先生大為吃驚，這學生果然與眾不同啊，施彥端此舉也令同學們十分羨慕。
施彥端在私塾讀了五年書，過目能誦，品學兼優。一天，老先生教學生寫作文，題目是《春》，當有的頑童正在絞盡腦汁、苦思冥想之時，或有的學生正在磨磨蹭蹭、涂涂擦擦之時，施彥端已經完成作文。老先生拿來一看，原來這篇《春》之作文，真是春意盎然，春光明媚，且不說語言雋秀，情真意切，而且立意清新，主旨鮮明，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老先生翻看著施彥端的作文，不由自主地感慨：施彥端，可惜你出生在窮鄉僻壤的農家，再聰明將來也不過是一個草澤才子，哪能像那些錦衣玉食的官宦人家，成為國家棟梁，日后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啊！
十二歲那年，有一次，施彥端偶然在鄰居家見到王勃的《滕王閣序》，便借回家如饑似渴地讀起來。這一讀不要緊，連晚飯也忘了吃啦！等他一讀完，便去私塾找王老先生請教，一見面就迫不及待地問：“先生，王勃的文章為什么寫得這樣好？”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王老先生捋著胡子笑呵呵地說，“傳說，王勃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在云南交趾當縣令，為了督促兒子更好讀書，特地派人到陜西老家把王勃接到住所。王勃走到南昌時，正好碰上他的啟蒙老師周先生，周先生愛喝酒，因為貪杯，這工夫已有幾分醉意，就糊里糊涂地把王勃帶到都督閻伯嶼那兒，讓王勃為閻都督寫了《滕王閣序》的消息就傳開了……”說到這，施彥端有點呆了，他無比敬佩少年王勃，于是對王老先生說：“將來，我也要寫出《滕王閣序》這樣的文章來！”
王老先生聽了，滿意地說：“有志者事竟成，孩子，好好努力吧！”
不久，白駒場內死了一個老人。按當時風俗，要先讀祭文，然后才能由和尚念經。可是，事先約好寫祭文的季秀才一時來不了，大家很著急。這時，施彥端也在場，他想起了王勃寫《滕王閣序》，便鼓起勇氣說：“祭文讓我來寫吧！”
“哎呀！這個小孩口氣可不小哩！”
“一個娃娃也會寫祭文？”
大家議論紛紛。
鄰里阿大是在說書場里當伙計的，聽說書人常說一些少年英雄的故事，有點兒見識，便嚷道：“有志不在年高嘛，別小看了彥端，讓他試試，要是不行，等季秀才來了再寫也不遲呀！”
大家覺得阿大的話蠻有道理，主持喪事的人拿出筆墨紙張，讓施彥端寫起祭文來。只見施彥端卷起袖子，在桌前立定身子，閉目定了定神，毅然拿起狼毫筆，洋洋千言祭文，一揮而就。
這時，季秀才急急趕到，主家拿著施彥端剛才寫的祭文請他過目。祭文對于死者的生卒年月、婚配、所生子女、平生作為以及活著的人對死者的哀悼等等，寫得清清楚楚，行文流暢，詞句樸實，感情十分真摯，真是一篇中規中矩有頗見才氣的祭文，季秀才連連稱贊：“好，很好，難得，難得！”又仔細地端詳著施彥端，認真地問道：“你曾經寫過祭文嗎？”
“沒有。”施彥端搖搖頭說。
“那么，你是根據什么來寫的呢？”
“我想這祭文，無非是說死者生前做過什么好事，親人們對死去的人怎么懷念。不當之處，請先生賜教。”
季秀才十分佩服小彥端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他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一下子把施彥端拉到了自己的懷里。

里下河地區是“鍋底洼”，水患連年。那年白駒場發了大水，家被淹了。施元德帶著妻兒重返蘇州施家巷，為了謀生，施元德還是以行船為業，而年僅十二歲的施耐庵，就在家門口掛了一個修補殘書的攤牌。蘇州城是個人文薈萃之地，書籍極貴，一般人家書籍破損了，總是請人修補，再給孩子們讀，做這個行當的多是才華出眾的才子。施耐庵家門口“修補殘書”的招牌一掛出來，就招來不少好事文人的刁難，故意把一些殘破不堪的四書五經送上門來，要他補。施耐庵當著眾人的面，說這頁缺什么字，那頁缺什么詞，“立等可取”，不一會兒就修補好了，還一字不錯，一時轟動了姑蘇城，街頭巷尾都在傳說城里出了一個小才子。
一天，施耐庵剛在書寫臺坐定，忽聽得有人一聲吆喝：“修書！”施耐庵抬頭一看，是一個衙役，一臉橫肉，兩眼兇光，好像前世就欠他二百斤黃豆種子沒還給他似的。施耐庵胸有成竹地說：“拿來我看。”
那衙役把手向后一指，趾高氣揚地吆喝道：“知府老爺吩咐：要是此書你能修補起來，知府老爺明天設宴請你；如若錯了一個字，立即將你家的招牌砸爛。”衙役一邊冷笑，一邊將殘破的書擲在書臺上。施耐庵接過來一看，是一本陳舊不堪的歷書，只剩下上邊一半，還有底下一半均被老鼠啃掉了。
站在一旁看的百姓鳴不平了：“嘿，破歷書如何修補？這不是拿人家小孩過不去嘛！存心砸人家飯碗？！”
施耐庵卻像沒事兒一般，只見他不慌不忙地用襯紙補好缺處，提筆補寫起來，大半天工夫，他真的將那歷書修補好了。那修補的知識，還是他過目不忘的本事幫了忙，無非是天干地支的配合演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再套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的十二生肖，將這歷書配套成龍，完整無缺。
那衙役又拿起一本同樣的歷書，逐字逐句地核對，果然一字不差。旁邊的圍觀者一個個提心吊膽，暗中都為施耐庵捏把汗，等聽那個衙役說真的一字不差，有個人伸伸舌頭，說了一句施耐庵家鄉的江淮方言：“乖乖隆的冬，這個小伙真的是文曲星下凡嘞！”圍觀的老百姓均驚喜不已，一派欣欣然的樣子，只有那個衙役灰溜溜地逃走了。

施耐庵跟著父親從白駒場來到滸墅關，住在太湖邊上，夏天常與一些伙伴跳入湖里泅水嬉戲。他平時送父親上船，路過蘇州府學，聽到學校里瑯瑯的讀書聲，總是站著不肯走，纏著父親說“我要讀書”。可是由于家境貧寒，加上母親又生了彥明、彥才兩個弟弟，家里更加困難，無法供他上學。 于是他就找有書的孩子借，請識字的鄰居教，有時還到蘇州府學去旁聽。就這樣，他背熟了《百家姓》、《千字文》，還反復誦讀四書五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和《詩》、《書》、《禮》、《易》、《春秋》等。
施元德知道兒子渴望讀書，不久就把施耐庵送到蘇州西北、大運河邊上的水陸要沖、江南名鎮——吳縣滸墅關[ 施耐庵早年求學的滸墅關鎮歷史悠久。滸墅關曾名為“虎疁”，據《吳郡志》及當地史志記載，相傳秦始皇開掘吳王墓時，見白虎蹲丘（今蘇州虎丘）上，率部追趕二十余里，虎不見處，即名為虎疁，后因避唐太祖李虎諱，避五代吳越王錢镠諱，遂改名為滸墅、許市。據清道光《滸墅關志》記載，早在元代至正年間（1341—1368）就在滸墅關設置稅關。明宣德四年（1429）戶部設立鈔關署衙于此，故得名滸墅關。當時滸墅關為長洲縣六鎮之一，全國七大鈔關之一，為大運河上的重要關津。數百年來慣稱“許市”，約定俗成滸墅關。
]一家私塾讀書。
施耐庵在讀書期間，除了博覽經史子集外，尤愛宋元話本，他不僅記憶力驚人，過目成誦，而且文思敏捷，能寫會說，是一個敏而好學、才氣過人的學生。
一次，他看到老師畫的牡丹形似神肖，非常羨慕，但由于自己急于求成，總是畫不好。于是他就向老師請教，怎樣才能把牡丹畫好。老師笑笑說：“怎樣畫好牡丹的答案，現放在花園里呢，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施耐庵到花園里一看，除了東墻下有幾株盛開的牡丹外，什么“答案”也沒有。他這才明白老師的用意，是要讓他照著牡丹寫生呢！
經過一段時間的臨摹、寫生，施耐庵自以為牡丹畫得不比老師差了。一天早晨，他畫了幅《蝶戲牡丹》拿去請老師指教。老師借機開導他：“你畫的牡丹枝葉上有露珠，時間上該是早晨，而牡丹花瓣萎散無力，已是正午的花姿，在一幅畫面上時間這樣錯亂，可見你寫生的功夫還沒有到家呢。在我國繪畫史上有許多佳話：判定《正午牡丹》畫的真偽，就在于牡丹花下那只貓的眼睛，瞳孔是瞇成一條線還是睜得圓圓的。判定戴嵩《牧牛圖》的真偽，則在于那頭牛的眼睛里有沒有依稀晃動著牧童的影子。”
施耐庵心想：我今天這幅畫是早晨對著牡丹寫生的，難道還會看錯嗎？他告別了老師，直奔花園去看個究竟。時值正午，他用手捧著花仔細地一看，花瓣果然與清晨看的不一樣。這件事令他感觸很深，學畫便格外虛心了。
從此，他每當課余時間，總要到花園里練習寫生，如此一練就是三年。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施耐庵勤學苦練，他所畫的牡丹栩栩如生了。
施耐庵早年求學的滸墅關鎮歷史悠久。滸墅關曾名為“虎疁”，據《吳郡志》及當地史志記載，相傳秦始皇開掘吳王墓時，見白虎蹲丘（今蘇州虎丘）上，率部追趕二十余里，虎不見處，即名為虎疁，后因避唐太祖李虎諱，避五代吳越王錢镠諱，遂改名為滸墅、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