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創作六講（簡體書）

《紀錄片創作六講》是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紀錄片創作》課程的配套教材，根據該課程多年積累的教學內容歸納整理而成。作者對紀錄片創作的核心觀念及規律進行了梳理，從電影史中精選重要作品論述不同類型紀錄片的選題思路、敘事策略、拍攝手法、制作技巧。全書由簡入繁、以史帶論、圖文并茂、案例鮮活，從實用角度考察各種創作手法，與創作實踐緊密結合，對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極具啟發性，有助于解放觀念、放手創作。

王競 ，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主任、副教授。1966年生于江蘇，1990年于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主要講授《紀錄片創作》《故事片創作》等課程。在創作實踐中，積極涉足編劇、導演、制片、廣告等多個領域。
主要紀錄片作品：《爻》（入選2001年紐約獨立電影節），《愛丁堡的天空》（2009年中英合拍），2008年參與創作《永恒之火 ：北京奧運會官方電影》并任創作總監。主要故事片作品：《方便面時代》（第11屆大學生電影節最佳電視電影導演獎），《圣殿》（入選2005年意大利遠東電影節、德國亞洲電影節、臺北國際電影節），《一年到頭》，《無形殺》（入選2009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首屆澳門國際電影節），《孩子那些事兒》（2010年戛納電影節展映、2011年金雞獎最佳編劇及最佳兒童片提名、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我是植物人》（2010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傳媒大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影片提名），《萬箭穿心》（2013年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北京大學生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提名），《大明劫》（2013年上映）。

★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紀錄片創作》課程的配套教材，從紀錄片的功能、題材選擇，一直介紹到拍攝手法、規律
★作者是近來口碑佳作《萬箭穿心》《大明劫》的導演，曾執導北京奧運會官方電影《永恒之火》，具有豐富的紀錄片、故事片拍攝經驗
★援引片例既有《北方的納努克》等影史名作，又有當下爭議熱門《科尼2012》
★圖文并茂，介紹不同類型的紀錄片創作特點，以及不同視點的敘述策略
★從創作角度切入，具有實用性，語言親切

第一章 為什么拍攝紀錄片？
拍電影不一定要從電影學校開始。
德國導演赫爾佐格曾說，如果他開辦一所電影學校，學生入學資格的首要條件就是5000公里的徒步旅行。這5000公里的經歷將積滿厚厚的一本筆記，這些經歷將超過一個學生在電影學校里待上5年的時間。在他看來，電影的技能從來不是問題，而人生的歷練才是更重要的先決條件。這些經歷將與理論知識截然相反，因為理論是電影的死亡狀態，也是激情的對立面。事實上，可以從事影像工作的人，不見得非得是電影學校的學生——希區柯克、法斯賓德、北野武、赫爾佐格、里芬斯塔爾，這些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沒有一個上過電影學校。
通常一本關于紀錄片創作的教材在500頁左右，從紀錄片的流派歷史到銀幕語法再到錄音照明的基本技能，事無巨細，一一說明。然而，我們并不一定要在掌握教科書里所有的知識點后才開始創作。如果你有拍攝紀錄片的欲望，如果你對世界有話要說，那么你在讀完本書的第一章后，就可以拿起機器拍攝了。
我們先從一個小的故事開始。
北京電影學院的兩位同學偶然認識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西城區的一個退休的法官，在“居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當時這兩位同學為一部電視劇去采訪他的時候，聽說是電影學院的學生，他對這兩位同學的興趣比同學對他的興趣還大。他說：“我在拍紀錄片，遇到一個障礙，我不會剪接，你們能教我怎么剪嗎？”同學就問他，你拍紀錄片？拍什么紀錄片？這位老人說他是一個老北京，對從小長大的環境特別有感情，現在拆建特別厲害，很多他熟悉的環境都被拆了。他覺得特別可惜：“如果現在不把它拍下來的話，將來我跟兒子、孫子說我是在一個什么環境成長的都說不清楚，我得留下點什么東西。”他就把鏡頭對準了那些即將消失的胡同。做法很簡單，周末有時間了他就騎著自行車過去，拿著一個DV攝像機，對準目標，然后一邊拍一邊解說：“這是ＸＸ胡同，我打小跟這兒長大的，一直長到Ｘ歲……我在那兒上的學，天天從這兒走，這胡同現在要拆了，大家再看一眼啊，就要拆了……拆了以后聽說要建一個商場，建得怎么樣我不知道，反正再看最后一眼了……”（圖1.1）
1.1 西城區退休法官程阿沛老人
我們可能會質疑這叫不叫紀錄片？嚴格地說他拍攝的這些東西只是個人留念，一種為私人保留的影像，還不太具備紀錄片本身的完整性或學術意義上紀錄片的特征。它沒有經過剪接和任何的技巧加工，只是一段段的素材，但是這種行為給我們一個思考：
紀錄片到底是做什么的？人們為什么要把一些東西拍成紀錄片？
這位老人拍攝的素材，盡管還不是紀錄片，但是具備紀錄片的某種價值。因為它觸及到了紀錄片的一個話題，就是紀錄片和記憶之間的關系——紀錄片是記憶保存的延伸。在沒有紀錄片的時代，很多記憶是非常不準確的，人的記憶在某種程度上并不可靠。包括對于在法庭上詢問證人這樣一個手段也有人質疑。曾經有心理學家做過實驗，通過一個精心布置的心理學圈套，讓一個律師成功地誤導了證人的證詞。
類似的實驗在心理學研究中還有其他例子：
在“挑戰者”號爆炸的那天，研究“閃光燈效應”記憶(對極度戲劇化事件的回憶)的心理學家烏爾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讓他班上的106名學生寫下他們是如何聽到爆炸消息的，以及當時他們在哪里、在干什么，聽到爆炸消息是什么樣的感覺。兩年半后，他們再次接受了訪談，結果顯示：25％的學生所說的跟他們原來日記記錄的截然不同，一大半人錯得不算太離譜；真正把所有細節都寫正確的人不足10％。然而，在他們看到原來寫的日記前，大多數學生都認為自己的記憶正確無誤。
所以即使對這樣一件留下不可磨滅印象的事，記憶中一些內容還是隨時間流逝發生了挺大的變化，人的記憶也會出錯！
拍攝一部像《一九四二》（馮小剛導演，描寫1942年中原饑荒的災難片）這樣的電影，那時候農民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是什么樣的氣質？攝制組當然可以去參考四十年代留下的影像。可是如果再早一點，比如明朝的時候，那時候沒有影像，我們去還原人們生活就更值得質疑了。現在銀幕上呈現的那些畫面，人們穿的衣服、舉止、說話的神情，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理解去推斷的，這樣的呈現會出現非常大的偏差。
紀錄片可以提供一個時代影像的佐證和參照。盡管有一些文獻可以查閱，有一些文物可以作為線索，但是過去人們說話的語速跟我們現在一樣嗎？過去人的舉止跟我們現在一樣嗎？今天我們的行為、包括我們生活習慣當中有很多其實是跟西方交流的結果。2012年北京電影學院考試中有一道題：下列哪一些詞匯是從日語借用而來的？比如說科學、生活、社會、黨、社會主義、組織、干部、哲學——一百多年前漢語里有這些詞嗎？類似于這樣的有很多。包括我們今天說話的狀態，是否受過電影的影響？是否我們的舉止受到電影中人物舉止的影響？兩百年前或者一百年前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們的表情跟我們現在一樣不一樣？這種疑惑，可能永遠都無法考證，因為那時候沒有影像留存。
但是從一百多年前電影發明開始，我們陸陸續續地有了一些這樣的紀錄片。當有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就是不同的。比如說看到一百多年前的歐洲城市，我們會吃驚于那個時候跟今天差異非常小，包括街道建筑都沒怎么變，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和現在的北京相比，簡直就是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對于記憶的保存，紀錄片是非常有價值的。
如果沒有紀錄片，我們損失的不光是記憶，還有它本身所具備的文獻價值。文獻價值是紀錄片最核心的東西（我們會在后面討論紀錄片的文獻價值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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