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發展史：宋元卷（簡體書）

一、中原文化的繁榮和蕭條
中原地區，是一個相對狹義的區域概念，這里僅指以汴京和洛陽為中心，包括宋代的京東、京西諸路的地區，大體相當于現在河南省及周圍鄰省的山東、河北、陜西的部分地區。夏、商以來，中原地區頻頻成為歷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使這里在多元文明的交匯融合中形成了豐厚的文化積淀。魏晉隋唐之際，中原地區更是鐘靈毓秀、人文薈萃之地，衣冠文物和文學藝術都盛極一時。北宋立國后，以汴京為首都，以洛陽為西京，以應天府為南京，中原地區地位之重可想而知。得天獨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使其在具有地域文化的獨特風貌之時，還蘊含著帝都文化的輝煌氣象。然而，至金元之際，女真和蒙古等游牧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中原士民尤其是文化精英階層被迫大規模南遷，中原文化一時如無源之水，人才凋零，活力頓失，正所謂“中州斫喪，文氣奄奄幾絕”。此后，中原文化一直在低沉和迷茫中曲折而艱難地發展著，無復唐宋時代的輝煌氣象。
（一）北宋時期中原文化的繁榮
憑借良好的政治優勢和雄厚的文化底蘊，中原地區成為宋代北方地區的文化中心，呈現出一派蓬勃的生機。
第一，文教事業蓬勃發展。北宋建國之初，就大力推行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積極發展文教事業。作為京都所在和輻射之地，中原地區自是近水樓臺，盡得風氣之先。在開封，有中央政府管轄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宗學、宮學與武學、律學、書學、算學、畫學和醫學等專科學校，以及地方性的開封府學。在西京洛陽，同樣設立了國子監。據《宋史》卷二百九十五《謝絳傳》記載，天圣年間，謝絳任河南府通判時，曾“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在南京應天府，宋政府依照西京國子監的做法，于慶歷三年（1043年）將應天府學升級為國子監。中央官學之外，河南地區還有數量眾多的府縣學，據《河南通志》記載，除了建于宋代以前的陳留縣學、太府縣學、登封縣學、新安縣學、澠池縣學和新鄭縣學6所外，還有通許縣學、彰德府學、湯陰縣學、新鄉縣學、獲嘉縣學、永寧縣學、陳州州學、商水縣學和靈寶縣學等，都曾為社會輸送了大批人才。
官學之外，民間教育也非常興盛。書院、經館、講堂等成人教育學校，家塾、私塾等啟蒙學校，都為人們提供了廣泛的就學機會。
中原地區的書院教育十分發達，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回憶道，北宋建國初年，“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者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即白鹿洞，筆者注）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嵩陽書院位于河南嵩山南麓，創建于后唐，盛極于北宋，師生最多時達到數百人，熙寧年間，二程也曾講學于此。睢陽書院亦即應天府書院，始建于后晉。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曾在此掌教，“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此外，中原地區還有潁谷書院（登封縣）、賈狀元書院（鄧州）、花洲書院（鄧州）、明道書院（扶溝縣）、鳴皋書院（伊川縣）、明道書院（寶豐縣）、顯道書院（上蔡）、范文正公講院（商丘）、西湖書院（許昌）、和樂書院（嵩縣東）、龍門書院（洛陽）以及百泉書院（輝縣）。同官學相比，書院采取一種較為靈活和自主的方式進行教授，學術空氣也更為自由，從而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學術思想的爭鳴與交流。
講堂和精舍是中原地區民間教育的又一種形式。應天府書院就是由學舍發展而來，最初稱睢陽學舍。在戚同文掌教期間，曾培養出一大批卓越人才，宋初開科取士時，學舍生徒“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范、王礪、滕涉等皆踐臺閣”。再如滑州胙城縣（今河南延津縣東北）飽學之士王大中，設立講堂，“推其所學以教導于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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