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大撤退（簡體書）

過去有許多學者以一年為題出版專書。有些用無關緊要的一年為題，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有些則是討論關鍵的一年，只是對關鍵年代的看法不同，如戰后關鍵的年代有認為是一九四七年，有認為是一九四八年，有些認為是一九四九年。然而戰后任何一年都可能是關鍵的年代，如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國民黨在接收上出現許多弊端，復員工作不力，導致通貨膨脹，引起民怨，一九四五年也可以說是關鍵的年代。因此戰后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轉折或關鍵的年代。
在這些年代中，一九四九年是最被關注的一年。有些學者如傅國涌以知識分子為題，有學者如張仁善寫當時的中國社會。而且對于一九四九年的意義，兩岸學者的看法顯然不同，大陸學者田居儉談到：這一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奠基的一年。”臺灣學者呂芳上認為：“此期間一九四九年的變局……造成斯后半世紀海峽兩岸的長期對峙，實是歷史上的一大轉折。”當年選擇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梁漱溟提到：”我倒不主張由共產黨把一些國民黨人捉來審判治罪。事實上亦捉不到，而且，這樣好像一切是非皆隨勝敗而定。”梁漱溟本來希望不要有“成王敗寇”的觀念，但當時確有許多人基于現實來評述國共的戰局，將戰爭的責任推給國民黨的腐敗。一九四九年本來就是～個變動的年代，一個角落正在逃難，一個角落正在慶祝，更多的地區可能一如往常，很難以一個畫面涵蓋所有的事實，本書希望以大遷徙作為探索的重點。
雖然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投入日本投降后的研究，但仍有許多課題未被討論。以一九四九年而言，蔣介石決定遷臺的原因與時機？政府各部會遷臺的經過？人員遷臺的情形及其困境？一九四九年大遷徙的意義等，僅有一些文章觸及這些課題的一部分，因此實有全面討論之必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遷徙與逃難成為當時的特征之一。許多人因戰爭被迫遷徙或逃難，戰后又是另一波的移民潮，一般民眾回到原居地，在外征戰的軍人、打敗者被遣返，勝利者光榮返鄉，無論如何，許多地區在戰后不久就恢復原來的秩序；但對中國而言，因國共內戰的關系，再度興起另一波的逃難或移民潮，其中重要的關鍵是國共內戰國民黨軍的失敗，國民黨軍在戰后不論在人數或武器上都具有絕對的優勢，為何會失敗？失敗之后有大量的國民黨軍遷往臺灣，這些部隊，有認為是撤退或轉進，有認為是崩潰大逃亡；當時軍隊有些從青島到臺灣，有些從上海、舟山群島到臺灣，有些從西南地區到越南，有些從東南地區到海南島，有些暫留沿海或其他地區，最來又陸續到臺灣，以此情形而言，部分國民黨軍確實是有計劃的大撤退。那么，國民政府到底做了哪些撤退戰略的部署？的確值得探討。
一九四九年對蔣介石而言是一個關鍵的年代，這一年蔣第三次被逼下野，一月二十一日回到奉化溪口，四月二十四日離開溪口踏上去臺灣的旅程。蔣介石在面對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為何選擇退往臺灣？當解放軍渡江之際，他可以像抗戰時一樣將所有重心遷至重慶，為何最后決定遷至臺灣？這些問題是本書研究的重點之一。
從日本投降到一九五0年年初，許多人員遷至臺灣，人數到底是多少？這些人來臺的原因及途徑為何？也是本書研究關注的重點。
自撰寫博士論文以來，我長期關注戰后中國的課題，戰后國民政府接收出現許多弊端，在許多課題上，不論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或是中共的問題，都無法有效地處理，以致失去中國大陸的政權，本書繼撰述《從接收到淪陷——戰后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七年)、《戰后中國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商務印書館，二00三年)之后，希望能以一專書探討蔣介石暨政府機關與人員遷臺的經過。
不論“中華民國”的政權分為二大階段或者如張玉法院士所談到的三個共和，一九四九年都是分裂點，國民政府在大陸統治三十八年，在臺灣至今已六十年，遷臺后的“政府”與統治大陸時期的國民政府，有其斷裂性與連貫性，一九四九年是政府的交替與再生。
本書以蔣介石暨政府機關與人民遷臺等三大主軸探析其經過及其問題，針對這三大主軸分十五章進行探討。
分別探討幾個重要的問題，其一，國民政府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國際上為五強之列，國內到處歡欣鼓舞慶祝勝利，抗戰期間中國的損失雖然慘重，但日本也留下相當龐大的資產，日本的企業及工廠亦有相當的基礎，如果接收復員得當，將是國民政府發展及反共的資產，然而由于接收出現許多弊端，接收變成劫收，接收反而變成嚴重的累贅。國共兩黨自中共成立以來既合作也競逐，合作只是手段，競逐才是目的。在相互競逐中，中共大部分處于劣勢，但卻贏得最后的勝利，其中的原因甚為復雜，軍事的失敗應是其中重要的關鍵，特別是三大戰役，國共雙方各自投入數百萬人參與作戰，死傷亦極為慘重，國民黨軍失敗的原因為何7確實值得探討。
其二，進入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有許多的選擇，首先是為何決定第三次下野？其次是選擇赴臺，在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渡江之前，蔣可以選擇以廣州或重慶作為其抗共的根據地，為何最后選擇赴臺？何時決定赴臺？赴臺前作了那些部署及努力？亦引發各界的關注。
其三，政府機關及重要文物方面，政府機關在蔣下野之前已做遷移的準備，是蔣授權還是戰局的考慮？政府機關遷移的準備工作為何？為何不直接遷至臺灣？政府機關先從南京到廣州、再度遷移——從廣州、重慶到臺灣的經過及其問題為何？除政府機關外，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單位的重要文物遷臺亦甚重要，文物在運臺的過程中出現哪些問題？
其四，有關人員遷臺的部分，到底有多少人遷臺？由于過去對于遷臺人員人數的說法莫衷一是，從八十萬到二百五十萬人都有，當時人口統計，軍籍不設入戶籍，加以遷臺的人數眾多，統計資料數據未盡相同。本書從各項統計資料中探究較精確的人數，并敘述其遷臺的途徑與問題。
其五，人員遷臺后成為臺灣人口的重要結構之一，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年，是臺灣歷史上最短時間內涌入最多人的時期，這批人來自大陸各省，職業涵蓋各階層，有知識分子、商人、公教人員及一般民眾，使臺灣社會產生質變與量變，也帶來許多的沖擊與影響——有些影響較為直接而明顯，有些則是潛移默化或延伸出來的影響，本書將分別加以討論。
本書在數據方面盡量利用海峽兩岸所典藏的檔案，如“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行政院檔案》、《資源委員會檔案》、《臺灣省政府檔案》、《外交部檔》、《石叟叢書》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驊檔案》、《王世杰檔案》、《雷震檔案》；國民黨黨史館的《會議檔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的《淞滬會戰經過及經驗教訓報告書》；上海市檔案館的《太平輪事件檔案》、《輪船公司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行政院檔》、《招商局檔案》；并參酌一些日記如《蔣介石日記》、《王世杰日記》、《吳忠信日記》、《竺可楨日記》等，及一些回憶錄與口述歷史。由于遷臺人員人數甚多，且每個個案情形不同，雖盡量搜集這些遷臺的回憶，仍難免有疏漏情形，因此盡量做歸納分析，以求說明當時遷臺的輪廓。
經過六十年后如何看待一九四九年，從歷史脈絡而言，不應只停留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思維上；不應只關注國共兩黨的觀點。一九四九年的逃難潮為臺灣注入新血，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新的移民精英，無疑對臺灣是一股動力。許倬云在檢討一九四九年前中華民國結構上的缺失時提到：”這結構的上層在一九四九年移植于臺灣，他們的人數很少，可是質量不差，我指的是農復會、臺大、經濟部，這些干才，他們在臺灣能夠發揮的功能卻比大陸上好。”去臺的將領成為鞏固民主的力量，留在大陸的國民黨軍將領，則有不同的結局，國民黨軍將領陳長捷有一次談到傅作義時說：“他自己在進行和平談判，卻叫我堅守，結果他成了起義將領，我成了戰犯。”’張仁善在談到當時留下的知識分子時提到：“單純以擁護共產黨、歡迎解放軍、盼望民主自由等政治信念，推斷一九四九年大批知識分子留在大陸的全部原因，也許最省事，歷史往往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這些都是極佳的反思。
本書處理以上復雜的問題。許多細節部分或有未盡之處，但已盡力搜集相關資料，有些采疑則闕疑的態度，如軍隊撤退遷臺的經過、黃金運臺的問題，始終認為有許多地方未能全盤了解，加以篇幅有限，并未探討：一九四九年距今已六十年，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讓我們了解關鍵年代中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