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通袂記：1947島國的傷痕

「二二八過了這麼久，我們為什麼要舊事重提？」
「趕快忘記傷痛，不是比較有助於社會和諧嗎？」
「政府已經做那麼多了，你們到底要怎樣才滿意？」
這種充斥於台灣社會的說法，是否讓你感到不耐？今年的二二八，我們再也不要聽信這種老調！十多位學者、作家、學生的跨世代聯手，獻給這個世代最深刻的反省，向黨國討回島嶼最沉痛的記憶！

【關於本書】

本書以「毋通袂記：1947島國的傷痕」為主題，廣邀耕耘台灣歷史與轉型正義議題的各界研究者、書寫者撰稿，跨越歷史、文學、教育、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呈現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們對於二二八的反思與創見。

全書分為五個章節：
一、「天漸漸光：回眸二二八」：回顧二二八歷史，以及針對史料的新興研究與觀點。
二、「無聲角落：遺失的二二八」：凝視被各方主流論述、既定史觀所淹沒的個人觀點，家屬與受害者的生命歷程。
三、「迷霧未散：他們口中的二二八」：從各個角度檢視、評析官方與民間的二二八論述，討論轉型正義是否已被落實。
四、「異語同聲：跨國經驗實踐」：比較台灣與各國轉型正義經驗；
五、「邁向共生：二二八未來式」：由不同領域出發，摹畫共創島嶼未來的具體圖像。

透過層次分明的論證，本書將帶您一同瓦解黨國的神話與謊言，重新認識二二八，找到開啟共生的鎖鑰！

吳易蓁：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英國East15 Acting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Filmmaking碩士。目前從事編導、歷史文化影像工作。

林秀玲：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現為台北市立中崙高中歷史教師。

陳君愷：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俊宏：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博士。現任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監事、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董事、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陳翠蓮：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

葉虹靈：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現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葉　浩：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博士，現為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楊　翠：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薛化元：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藍士博：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後門咖啡執行企劃。

羅士哲：獨立教育工作者。

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序：二二八對台灣青年的召喚
陳儀深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位剛入學就讀研究所的台灣青年，發現校園內的報紙 Daily Californian，幾乎在該出現的地點通通不見了，因為它刊登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廣告、提到蔣介石在一九四七年屠殺了多少台灣人，呼籲美國人注意蔣政權的暴虐等，所以很可能是國民黨方面的人把它們拿走、丟掉；四年後這位青年與當地的台灣同鄉熟稔了，就親自糾合同鄉在舊金山灣區兩大報刊登廣告，說明二二八事件並訴求台灣人自決，隨後他們幾位還一起以真姓名寫公開信給《舊金山紀事報》的總編且獲刊登，告訴他們台灣人對台灣前途的看法。

這位台灣青年在一九七六年加入美國台獨聯盟，成了黑名單，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父親去世時無法回台奔喪。

現在，這位台灣「青年」已經七十四歲，早已在美國事業有成、近年回台在南港設立的公司相當賺錢。我們二二八懷總會在半年前得到他的捐助，才有餘力讓一群在學青年開始籌畫台灣校園的認識二二八活動，以及二○一四年的共生音樂節。

回到一九四七年的場景，代表談判交涉路線的處理委員會，大多是士紳和公職，代表武裝抗爭路線的自衛隊或民主聯軍成員，大多是青年學生和南洋歸來的台籍退伍兵，表面上可以互為後盾但事實上常無交集，例如嘉義市的潘木枝醫師曾以家長會長的身分去勸阻「竹篙湊菜刀」的高中生去水上機場，卻被青年們圍著質問「你是不是台灣人？」台南縣的吳新榮醫師也一度被武裝青年挾持欲去開啟槍械庫的門鎖，但事後他並沒有抱怨反而稱讚這些青年做事有節有度。無奈，當時美國政府採取開羅會議公報的立場，對這一場全島性的民變袖手旁觀，台灣社會則才剛從祖國夢中驚醒而欠缺準備，一旦軍隊登陸就大勢已去。

不論廖文毅那一代，或是黃昭堂、蔡同榮等第二代的海外台獨運動者，都是選擇二二八作為成立組織的時點，或是既有組織每年必須隆重紀念的日子，可以說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召喚。我在去年擔任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以後，就一直想要改變或充實近十幾年來台派紀念二二八的方式，於是透過台教會的平台找到一群「獨立青年」彼此一拍集合，二○一三年的共生音樂節初試啼聲就受到很多肯定，今年「共生」已經是第二屆了，從青年學生自己討論、邀請、編纂的這本手冊 ，作者包括當前新銳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的young scharlors，內容涵蓋了回顧與前瞻，顯然比去年的手冊成熟多了。

我在《被出賣的台灣》重譯校註的序文中，自稱是創立台教會的六十歲左右的一代，面對彭明敏、黃昭堂、史明、蔡同榮他們八九十歲那一代人做出的成績，固然常感慚愧不如，但是我們一方面還有力氣工作，一方面有較多的機會培養年輕人，希望能多多發揮連結的、團隊的作用，讓台灣社會有更多「有智慧的熱情」。

三種二二八論述：黨國統治集團不斷變體升級

陳翠蓮

二○○八年國民黨政府重新執政，台灣歷史的論述方式悄悄推移回原點。例如彭孟緝之子彭蔭剛為父翻案、總統府交辦中研院；郝柏村抗議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逾萬之說，認為「非正常死亡與失蹤人數約為五百人」；近來更有高中歷史課綱偷偷回復大中國史觀之舉。儘管台灣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有關歷史正義的追求，仍然遙遠。

以黨國體制統治台灣超過半個世紀的國民黨政府，在民主化過程中受到衝擊，曾經屢次調整二二八事件論述以因應時變，並且順利得手，形同對台灣社會催眠。

國民黨當局的二二八論述經過幾個階段的變化。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將事件原因歸咎給台灣人。包括蔣介石主席在總理紀念週的談話、監察委員楊亮功、何漢文的調查報告、國防部長白崇禧的事變起因與善後措施報告、陳儀對中央政府的報告等等，都認定：一、台灣人因受日本奴化遺毒，反對祖國。二、台灣人受共產黨煽動操縱而動亂。三、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叛國陰謀」。甚至，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台灣省警務處《台灣警察台灣二二八事件專輯》、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台灣月刊台灣二二八事件專輯》、行政院國防部《台灣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台灣二二八事件紀言》等官方出版品、《台灣新生報》等官方報紙，一面指控事件是台灣人加害外省人的族群衝突，血淋淋描述台灣人的殘暴罪行，一面又大力推崇外省同胞的委屈求全、寬大仁厚。事件之初，國民黨政府以武力鎮壓掌控全局，又以媒體論述占盡道德優勢。這是國民黨政府最初的二二八事件論述。

一九四八年以後二二八事件成為禁忌。據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夏春祥的博士論文統計，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八七年整整四十年的期間，台灣三個主要媒體《台灣新生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報導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新聞，竟然只有十五則。尤其是一九四八—一九八三期間，二二八事件資訊幾乎從公共輿論空間完全消失。一九八三年之後，小說家郭松棻、李渝開始在副刊以文學手法偷渡二二八記憶。

島內的噤聲、沉寂，並不表示台灣社會已全然遺忘。民間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悄悄傳遞、保存記憶，默默抵抗；海外台灣人則以各種方式展開紀念活動。尤其在海外，二二八事件逐漸被推至「國族苦難」的集體記憶層次，成為獨立建國運動的起點。

一九八○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匯集成滾滾洪流，勢不可擋，長期遮掩的歷史創傷將有重見天日之時。為了防禦二二八事件被台獨運動、黨外勢力所獨攬，一九八三年國家安全局主導了「拂塵專案」，廣泛蒐集海內外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報導、對當年警察情治人員進行訪問，累積檔案二十九卷，並於一九八五年出版《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一書，提出全新的二二八論述。新論述重點是：①、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被共產黨利用，無辜受害。②、事件中善良的台灣人展現同胞愛、同根生的情誼，救助暴亂中的外省人，否定「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說法。③、最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事件中極其寬容、退讓，重提事件是「汙衊政府」、「製造對立」、「破壞族群和諧」。國民黨當局第二階段的二二八論述，對照第一階段的論述要點，出現重大翻轉。

這是國民黨當局所提出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二二八論述。「重提二二八事件就是破壞族群和諧」的論述方式，透過黨國媒體的傳播；「和諧寬容」的主調伴隨著「寧靜革命」民主化過程，深入人心。在黨國媒體不斷傳播下，人們甚至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受害者哪裡去了？誰是加害者？就要求「寬容」、「原諒」。同一時間內，民進黨立委屢屢在國會質詢中要求公開真相、追究責任，國民黨當局避重就輕、模糊焦點，指控重提二二八事件是「揭開歷史傷口」、「煽動仇恨心理」、「挑撥同胞感情」、「破壞族群和諧」。

「追究國民黨政府責任」被巧妙轉移成「破壞族群和諧」，國民黨政府的新論述顯然綁架了外省族群，將國民黨該負的責任轉嫁給全體外省人，國民黨當局製造了「外省人原罪論」，再悄悄躲入族群的保護傘之中。

二○○○年國民黨失去政權、淪為在野黨，二○○五年接掌黨主席職位的馬英九，著力於「與台灣歷史連結」，開展國民黨第三階段的二二八論述。馬英九自台北市長時期，就刻意經營二二八紀念活動，屢次在紀念儀式上以台語致詞；擔任國民黨主席後更積極拉攏二二八受難家屬，拜訪致意、鞠躬道歉、哽咽落淚，並在前國民黨中央黨部掛起二二八受害者廖進平、宋斐如的巨幅遺像，發表專文、拍攝二二八紀錄片。他的論述重點是：①、二二八不是族群衝突，事件中處處反映族群互助。②、二二八事件不是反抗外來政權、並非追求台灣獨立運動，台灣人心向祖國。③、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不是「黨逼民反」，犯錯的是陳儀，不是國民黨，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三個階段的論述充滿工具性格，並且相互矛盾。但是對國民黨當局來說，真相並不重要，只要民眾相信、無法判斷，就能繼續掌握政權。歷史赤裸裸地成為政治與權力的工具，而選民則在歷史論述中相互對抗。

二十多年來的民主轉型著重體制的建立，形式上的選舉參與，卻疏於媒體、文化、意識型態的解構。相對的，台灣民主化以來，黨國統治集團社會大眾更流利的地以政治修辭及形式包裝舊思維、舊價值，收割民主化成果，終於順利復辟成功。今日，黨國統治集團成員「民主、人權、和平」朗朗上口，但是細細觀察，二二八紀念活動雖年年舉行，國家元首年年道歉，但獨裁者銅像與紀念館仍然矗立，受難家屬怨忿不平卻無處可訴；檔案館、人權館等形式館設陸續建立，但從不碰觸加害者、責任問題，檔案使用也限制愈多。黨國統治集團一再變體、升級，二二八論述只是一例，公民社會護衛台灣民主的鬥爭，仍需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