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倫理思想研究（簡體書）

《貴州民族學院學術文庫：先秦儒家法倫理思想研究》包括導論、正文和餘論，共八部分。《貴州民族學院學術文庫：先秦儒家法倫理思想研究》旨從法倫理學角度，以中國先秦歷史文化為背景，以法學和倫理學為視點，以德、禮、法、刑的邏輯關係為理論前提，以先秦社會的天人關係、人倫關係和宗法倫理等為基礎，從天與法、性與法、情與法、德與法、人與法、中和與法等幾個方面入手，深入揭示先秦儒家禮法的道德本原、人性基礎、情理依據、德性根基、倫理主體和倫理目的，全面彰顯先秦儒家法倫理思想的內在邏輯與理論內容。最後，從中國現代法律實踐出發，對先秦儒家法倫理思想的總體精神予以歸納，並進一步以現代法倫理為視角，探討先秦儒家法倫理的現代價值與轉換。

自秦始皇便被用作法典的稱謂，漢以后主要指以刑為主的刑法典。可見，“法”之外延比“律”要寬泛，故《爾雅?釋詁》中說：“柯、憲、刑、范、辟、律、矩、則，法也。”只是到了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在制定《中華民國刑法》時才“改律為法”，正好與戰國時商鞅“改法為律”相反。
而且在現代法學理論研究中，人們也一般認為，法律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法律是我國法律淵源體系中效力僅次于憲法的一種，專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一種規范性文件。廣義的法律指法律的整體。它包括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某些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等。①也有學者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之論述，即“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②將法律理解為法的一般表現形式：“通觀法的歷史，法的表現形式并不是只有法律一種。除法律之外，還有其他法的淵源形式，如由國家認可的習慣、判例、權威性法理、法學家的注解等。”事實上，人們常常將廣義的法律等同于法，在很多時候，仍根據約定俗成的原則統稱為法律，即有時作廣義理解，有時作狹義理解。筆者認為，在學理上，將法與法律作區分也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在現代法理念中，法不僅指一種秩序和制度，是法律、法制、法治的綜合體，而且更多體現為一種人類的正義追求、公平精神。法是整個的法律世界，既包括制度，也包括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識、法律價值、法律設施和法律實踐及其全過程。而法律則應該是法的制度體現，是特定國家、社會或民族以權利和義務為基本內容的、憑借一定物質力量保障其實現的普遍性行為規范，也是人類追求法的實現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一種普遍適用的、強有力的社會秩序。
為此，我們認為，盡管不同文化傳統對“法”的詮釋不同，但同時也具有共性，即“法”在實質上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客觀存在的、區別于其他制度的、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的制度；二是指人們主觀上存有的關于法的價值理念與精神追求，如西方法傳統中的“正義”、“神意”、“公意”等，如中國古代法中的“仁”、“義”、“信”、“中”、“和”等。本書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法”范疇的，但不嚴格區別“法”與“法律”。
2.儒家法是禮與刑的統一體
一般，任何法律傳統的發展都具有一定連續性。西方法律傳統自古希臘、羅馬以來一直未曾間斷過，然而，自夏商周以來的中國法傳統在近代的發展中沒有那樣幸運。19世紀末期，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打擊下，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古代法傳統悲慘地被中斷，不情愿地為西方法模式所取代。從此，中國傳統法不僅沒有成為中國現代法發展的動力與基石，反而被指責為歷史發展的絆腳石。于是，自梁啟超先生以來，人們往往以西方法律體系為標準，把中國傳統法批判得一無是處，且冠之以“法律之種類不完備”、“私法部分全賦闕如”、“法律固定性太過”、“法典之體裁不完善”、“法典之文體不適宜”等“惡名”，造成中國傳統法的“惡法”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