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簡體書）

五、儒學近代以來的發展及展望
清代儒學是中國傳統儒學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它上起自“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下至于帝制覆滅的辛亥革命。在其近三百年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清代儒學不僅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特點，而且推動了中國古代傳統儒學的更新遞進。這一時期儒學發展獨具特色的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為代表的早期啟蒙思想。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中國社會開始向近代轉化。隨著中國封建制度的開始解體，儒學也走向了衰落。然而，傳統儒學能否向近代轉化？此時，康有為力圖使儒學完成近代化的歷史性轉變，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變儒學為宗教。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并未因此放棄儒學宗教化的努力，直至民國初年，他還發起成立孔教會，并要求國會定孔教為國教，而這一切又隨著帝制復辟失敗而告終。
20世紀20年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已被推翻，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從名義上講也不復存在。因此，除了一小部分當權者繼續企圖把儒學與社會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則是把儒學作為傳統思想文化遺產，做學理方面的研究。這些人所關心的是，在西方文化沖擊下如何匯通儒學與西方文化，如何繼承和發揚儒學的優秀傳統，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問題。這時涌現出了一批關心儒學命運和前途的學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馮友蘭、賀麟等，他們都在匯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來解釋儒學，發展儒學，乃至建立起某種新的儒學體系。而他們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說都包含通過對儒學的現代闡釋，發揚民族傳統文化，使其在當代人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民族主體意識的確立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賀麟在40年代一篇題為《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設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開展”的口號，并且認為：“一如印度文化的輸入，在歷史上曾展開了一個新儒家運動一樣，西洋文化的輸入，無疑亦將大大地促進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西洋文化的輸入，給了儒家思想一個考驗，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考驗、大關頭。假如儒家思想能夠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展自身，儒家思想則生存、復活而有新的發展。”（《仗化與人生》）這是說，傳統儒學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是可以得到新發展的。事實上，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新儒學體系，大都具有這方面的特點。如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就是在吸收、融會近代新實在論理論和邏輯方法等基礎上對宋明程朱理學的發展。賀麟的“新心學”體系，則是在吸收、融會近代西方新黑格爾主義基礎上對宋明陸王心學的發展。至于熊十力，從《親斤唯識論》文言本、白話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構筑的哲學體系，似應當稱之為“新易學”體系最為恰當。他在這個體系中，不僅匯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廣采博納近代西方新康德主義、柏格森主義等理論內容，對于以“易”為中心的儒學理論做出了積極的發展。
從20年代至40年代末（乃至50年代初），是現代新儒學發展活躍、豐富、有理論深度和價值的時期。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和總結。現代儒學發展的理論深度和體系影響很值得研究。
儒學作為中國兩千余年來流傳不息的文化主體之一，具有豐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論，而且對東亞各國有著廣泛的影響，甚至也是東亞一些國家，如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國歷史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必將隨著中國和東亞地區的振興，越來越被這一地區的國家和人民所自覺重視。同時，儒學作為東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與西方文化的互補性，也正在越來越為世界有識之士所矚目。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早已隨著清王朝的滅亡而不復存在了。但是，儒學作為一個學派肯定還將存在下去。古老的儒學能否轉變為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新的思想學說，又如何實現轉變和復興，這不僅需要時間，更有待于后儒的探索和創造。P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