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人的十年（簡體書）

文革”已經過去，它對眾多人的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文革”是什麼？“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文革”到底對人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一百的人的十年》為我們似乎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答案。作者馮驥才試圖以一百個各不相同的經歷，盡可能反映這一經歷十年、全社會大劫難異常複雜的全貌。通過記錄普通人的經歷，反映生活本質的真實。這本書將使“文革”的受難者們感受到某種東西以使內心獲得寧靜，使那些“文革”的製造者們從中受到人類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終生不安。

 

馮驥才，男，1942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慈溪，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工作者，民間文藝家，畫家。曾經擔任天津市文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中心會員。是“文革”後崛起的“傷痕文學運動”代表作家，一九八五年後以“文化反思小說”對文壇產生深遠影響。
2006年四川音樂學院綿陽藝術學院榮譽院長，央視《感動中國》推選委員。
2007年擔任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主席，
2009年1月16日被國務院聘為參事。
2009年馮驥才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資料中心，存錄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獲得的數百萬字的文字資料、幾十萬張圖片資料、幾千小時的錄音資料和上千小時的影像資料。
2011年擔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中國生態書畫院顧問。
2013年3月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2013年7月12日任2014年春晚藝術顧問。
出版有《畫外話叢書馮驥才卷》、《馮驥才散文自選集》、《馮驥才卷》、《感謝生活》、《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小說選》、《鄉土小說》、《花臉》（被選六年級第一學期語文教材）、《我是馮驥才》、《秋日的絮語》《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人類的敦煌》）、《鋪花的歧路》《啊！》《神鞭》[6]、《我心中的文學》、《俗世奇人》、《馮驥才中短篇小說集》、《馮驥才小說集》、《馮驥才選集》《淩汛：朝內大街166號（1977--1979）》、《維也納情感》、《樂神的搖籃》
 

二十世紀歷史將以最沉重的筆墨記載人類的兩大悲劇：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這兩大劫難的親身經歷者，都在努力忘卻它，又無法忘卻它。文學家與史學家有各自不同的記載方式：史學家偏重於災難的史實，文學家偏重於受難者的心靈。本書作者試圖以一百個普通中國人在“文革”中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顯現那場曠古未聞的劫難的真相。
在延綿不絕的歷史長河裡，十年不過是眨眼的一瞬，但對於一代中國人有如熬度整整一個世紀。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命運不受其惡性的支配。在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蹟般地消失，人間演出原始蒙昧時代的互相殘殺；善與美轉入地下，醜與惡肆意宣洩；千千萬萬家庭被轟毀，千千萬萬生命被吞噬。無論壓在這狂浪下邊的還是掀動這狂浪的，都是它的犧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強制性的重新塑造，堅強的化為怯弱，誠實的化為詭詐，恬靜的化為瘋狂，豁朗的化為陰沉。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貴的成分，都是它公開踐踏的內容。雖然這不是大動干戈的戰爭，再慘烈的戰爭也難以達到如此殘酷一一靈魂的虐殺。如果說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難以數計的血淋淋的屍體，那麼“文革”浩劫留下的則是難以數計的看不見的創傷累累的靈魂。
儘管災難已經過去，但誰對這些無辜的受難者負責？無論活人還是死者，對他們最好的償還方式莫過於深究這場災難根由，剷除培植災難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理應換取不再重蹈覆轍的真正保證，這保證首先來自透徹的認識。不管時代曾經陷入怎樣的荒唐狂亂，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為下一代活著，也為下一代死去。如果後世之人因此警醒，永遠再不重複我們這一代人的苦難，我們雖然大不幸，但也是活得最有價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們的民族過於健忘。 “文革”不過十年，已經很少再見提及。那些曾經籠罩人人臉上的陰影如今在哪裡？也許由於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壓，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來對付苦難。但如此樂觀未必是一個民族的優點，或許是種可愛的愚昧。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書寫作中，我卻獲得了新的發現。
這些向我訴說“文革”經歷者，都與我素不相識。他們聽說我要為他們記載“文革”經歷，急渴渴設法找到我。這急迫感不斷給我以猛烈的撞擊。我記載的要求只有一條，是肯於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實現這想法並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經驗，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塊天地絕對屬於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當這些人淌著淚水向我吐露壓在心底的隱私時，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心。但他們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圍欄，他們無法永遠沉默，也不會永遠沉默。這是為了尋求一種擺脫，一種慰藉，一種發洩，一種報復，更是尋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場人間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後，我為得到這樣無戒備無保留的信賴而深感欣慰。
為了保護這些人的隱私，也為了使他們不再為可能的麻煩所糾纏，本書不得不隱去一切有關的地名和人名，但對他們的口述照實記錄，不做任何渲染和虛構。我只想使讀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經這樣或那樣度過“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後人知道地球上曾經有一些人這樣難以置信地活過。他們不是小說家創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創造的一個個活生生真實的人。

終結“文革”
拾紙救夫
崇拜的代價
我們，陷阱中的千軍萬馬
死臉
唯一沒有貼封條的嘴巴
我到底有沒有罪？
鬼剃頭
搞原子彈的科學家
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我這三十年呀
絕頂聰明的人
一對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笑的故事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踪的少女
我變了一個人
牛司令
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
硬漢子
三個人的苦中作樂
復仇主義者
說不清楚
苦難意識流
“文革”進行了兩千年
六十三號兩個女人
沒有情節的人
我不願意承認是犧牲品
走出瘋狂
懺悔錄
附錄一
非“文革”經歷者的“文革”概念
附錄二
關於馮驥才先生談《一百個人的十年》
文學工程的採訪錄
關於本書寫作的緣起
決不放棄使命
關於“文革”博物館
附言

很快我七歲了，上了學，成了學生，但同時又成為班上唯一的“狗崽子”。
我不願意上學，我最怕上學和下學那一段路。在路上，我隨時隨地會受到屈辱，我又成了同學們的攻擊對象，惡作劇的對象，有時干脆是一種玩物。每到上課時，我總希望老師在我身邊多站一站，因為老師一走遠，威脅便會出現，身邊或身後的同學會拿鉛筆頭狠狠扎我一下。有一次，鄰座一個同學面對老師，神情像在聽課，桌子下邊卻用手使勁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師告他，他就會說我陷害，說我是“階級報復”。那時的政治用語有著強大的威力，我只能忍著，同時我也忍著眼淚。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一種反抗的東西，我懂得，眼淚只是輸的表現。
我內心已經灌滿仇恨，恨鄰居的孩子、恨同學、恨他們的家長！我實在克制不了時，就和他們對打。但吃虧的總是我，老師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學。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們打架，還要再狠打我一頓。爸爸怕我惹禍，但是我有逆反心理！只要他們欺負我，我就和他們死拼，常常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到家誰問也不說。當時學生們合唱一支很出名的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您一定知道，我暗中把歌詞改了，唱成“文化大革命就不好”！這在當時是有死罪的，幸虧大家唱的聲音很大，沒人發現。您想我多麼恨“文革”。
我躲避社會，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齡人。我感覺大人對我沒有太多的敵意，但同齡人都與我為敵。我活得非常緊張，只有夜間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夜晚的空間屬於我，我常常幻想著自己神通廣大，把那些欺侮我的人統統打倒在地，他們全部跪著向我求饒。但到了白天一走進社會，那種很強很強的恐懼感就來了。我是那樣的孤單、冰冷、無助。只有一個同班學生，他是工人出身，他媽媽對他說：“你就跟×××（我的名字）玩吧，他人聰明，唸書又好，將來準有出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我這樣的話。一段時間裡，我一想到這話就渾身感到溫暖，我真想去向這同學的媽媽說點什麼，但我又怕見到她，我早已經不習慣向別人表達感情了。
四年級的下半學期，我因為學習成績好，全班考第一，老師暗示我爭取加入紅小兵。我著實地高興了一陣子，那感覺真像要飛上天了，可是突然出了一件事。在學校的操場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是用白粉筆寫在操場的紅磚牆上的，這是個了不得的事件！公安局來人鑑定，認定寫“反標”的人肯定在我們學生中間。一下子，我感到全班的同學對我的神情全變了，全不理我了，只用眼角看我，背後總在嘀咕我。上課時我舉手提問，老師也不理我。我似乎就是理所當然的寫“反標”的壞人，因為我是反動階級的“狗崽子”。
可是最後調查出寫“反標”的是五年級一個男生，他出身於苦大仇深的三代紅家庭。他寫了“反標”，然後自己再去報告。他說這樣做是想當“英雄”。事情過去了，但我牢牢記住那些眼神，那些微妙的舉動，那些背後嘀嘀咕咕的聲音。
我漸漸變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學們說什麼，我就認為是針對我，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應來。
我哪裡知道一種後來叫我非常頭疼的性格漸漸形成了。
我考入中學後，離開了原來的環境，已經沒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照理說，我的心理問題應該消除了，不，恰恰相反！這時，我的性格問題才完完全全暴露了出來，原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不合群。不喜歡與人接近，防備心理特別重。同年級一個同學有個小毛病，喜歡動手動腳地與人打逗，他每次從我身邊走過時，我都下意識地抬起胳膊擋一擋。同學們笑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這麼膽小和敏感，對，我就是這樣過敏，總疑惑別人害我。特別是當我與別人說話時，只要對方一走神，我就認為他故意不理我，歧視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會突然暴怒。這樣，我與同學們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漸漸發展成真正的對立。我感到他們在聯合起來，故意拿我找樂，和我作對。儘管我和他們的矛盾已經不存在政治因素了，但這種矛盾常常會觸動我舊日那些傷痛。最後，我和他們的關係發展到幾乎一說話就吵嘴，一吵嘴就動手。同學們暗地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死臉”。他們背著我叫這個外號，怕我聽到。可是當我聽到了這個純屬侮辱性的外號時卻沒有發怒，而是陷入很深的痛苦。我面對鏡子看自己的臉，差點把鏡子砸了。難道我天生就是這樣一張毫無生氣、從無笑容的臉嗎？
我試圖改變自己，但是改變性格比什麼都難。尤其令我頭疼的事，是我不知道怎麼去和同齡人交往，我好像與生俱來地害怕他們。
我在大學學習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到一家公司負責項目開發工作。一次，一位中學同學來我公司辦事，他驚奇地對我說：“沒想到你這麼健談，記得你當初整天一言不發。”
我大約是二十七歲以後，那種敏感多疑的性格心理才漸漸退去。原因很多，比如年齡大了，社會接觸多了，在單位受信任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環境變了，今天的社會已經沒有政治歧視，人們不會感受到政治歧視的絕情與可怕。
政治歧視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記得我看過一本雜誌，上邊說“古時候人民是跪著喊萬歲，'文革'時人民是站著喊萬歲”，這話說得既形象又深刻！五四時代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但“文革”把封建腐朽的文化又折騰出來了。什麼忠君啊、文字獄啊、愚民政策啊、個人迷信啊、血統論啊……不都是封建社會的那套嗎？但封建這東西，單是上邊搞是搞不成的，它需要下邊配合。您不認為中國的土壤是封建主義的？儘管我也相信“文革”很難重演。但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文革”不會重演只是因為沒人肯當導演，但中國不缺乏“文革”演員。因為“文革”時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來那麼大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