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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麗。花火原創小說66折起
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文教事業卷(全四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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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文教事業卷(全四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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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全書分四冊,收錄了民國時期有關文化教育方面的社會調查篇目共142篇,涉及當時中國社會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有普通教育、民眾教育、宗教教育、社會教育與文化事業、師資狀況與教師生活、課程與教材、教學方法、測驗與考試、學生與學習狀況、畢業與就業、學生生活、課外活動與休閒、學生組織、閱讀與讀物、學生心理與興趣等。該書全面地反映了民國時期教育各個方面的現實狀況,是研究民國教育十分難得的一手資料。

 

作者簡介

主編:李文海,著名歷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歷史學院清史研究所原所長、教授
副主編:夏明方,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清史研究所現任所長,教授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
他們先后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皆于清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為我國人文社科界知名專家。

名人/編輯推薦

大型民國社會調查史料匯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系列
◎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民國社會學田野調查史料最完備匯集
◎民國社會生存圖景最全面客觀的記錄
◎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學術譜系構建的基礎
這是繼《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之后更大規模的一批民國社會調查史料的匯集,編者在查閱了1400多種民國調查報告的基礎上,精選出500余篇編入本續編。因此,選入《二編》中的,不少都是各領域中非常經典、但一般讀者又不易查找使用的調查資料。
本書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民國社會的鮮活材料,對我們研究和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還是中國現代社會科學興起學術系譜的記錄,對現代學科、學術流派的興起史和現行教育都有著寶貴的參考價值。
--張永欽(叢書策劃編輯)

 

目次

江蘇調查記 女子師范校長 周樹楨編
成都市學校調查后一個簡短的報告 楊效春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廖泰初
廣州市私塾調查報告 李琬冰
廣州市小學調查報告 張海鰲
天津市小學教育之研究 李建勛編輯
我國小學現狀之檢討 譚挺生
北平各大學的狀況 新晨報叢書處編輯
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調查報告 李建勛
江浙兩省各縣地方教育經費的調查和比較 杜佐周 楊思杰
瓊崖教育調查記 陳獻榮
上海市不識字民眾調查報告 盧海珊
一點兒舊的調查統計材料與中國北部鄉村平民教育概況的推斷 傅葆琛
中國盲啞教育狀況 朱沖濤
中國勞工成人教育實施之考察 陳表 江蘇調查記 女子師范校長 周樹楨編
成都市學校調查后一個簡短的報告 楊效春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廖泰初
廣州市私塾調查報告 李琬冰
廣州市小學調查報告 張海鰲
天津市小學教育之研究 李建勛編輯
我國小學現狀之檢討 譚挺生
北平各大學的狀況 新晨報叢書處編輯
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調查報告 李建勛
江浙兩省各縣地方教育經費的調查和比較 杜佐周 楊思杰
瓊崖教育調查記 陳獻榮
上海市不識字民眾調查報告 盧海珊
一點兒舊的調查統計材料與中國北部鄉村平民教育概況的推斷 傅葆琛
中國盲啞教育狀況 朱沖濤
中國勞工成人教育實施之考察 陳表
工人夜校草草的一個報告 青年會工人服務組
華東各中學最近宗教事業實施概況 繆秋笙
青年會教育事業調查報告 教育調查團編
上海小書攤之調查 徐旭
上海小報攤之調查 徐旭
廣州七大圖書館考察報告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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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前言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場"真正的革命"
--《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前言
兩年前,由我們主編的十卷本《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甫經出版,即刻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引起相當廣泛的關注和好評,紛紛建議我們要將這樣的工作繼續下去。作為編者,我們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這樣的情況,與其是對編者的鼓勵,莫如說是對那一時代倡行社會調查之眾多先驅者的贊譽。正是這些先驅者們不畏艱難、不辭勞苦、披荊斬棘的進取精神和不厭煩瑣、腳踏實地的嚴謹學風,才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紛擾不已的亂世硝煙散盡之后,仍然給我們留下如許豐富的數據、如許多彩的文字,讓一個已然逝去的時代以及生存在那個時代的各階層人物,如許鮮活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應該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禮!這大約也是今日矢志從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們共同的心聲吧。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樣的社會調查,無論是對于學術研究還是國家建設,仍是需要大力踐行的事情,但畢竟已經司空見慣,基本上是一種常規化的研究手段和技術。然而當初它在中國的興起,在中國的發展,乃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種引人注目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卻是中國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時期被譽為對這一運動"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員勇將"--李景漢先生,曾經非常自信地把它稱為一場"真正的革命",認為社會調查,"是以有系統的方法從根本上來革命","是要實現以科學的程序改造未來的社會,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是為中國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鋒"。(《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對于李景漢的這一判斷,我們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和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鴉片戰爭以來,面對由不斷的外力沖擊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向以"中庸"自許的國人,卻偏偏要在勢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之間走起鋼絲來。民國時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先生這樣說道:"從前我國的士大夫,向來抱著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態度,對于現實的社會狀況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驚醒了這迷夢,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顧國情,盲目的整個的把西洋的各種主義和制度,介紹到中國來。以為只要學得惟妙惟肖,便是社會的福利。哪知道主義和制度,介紹得越多,中國的社會,反倒越發紊亂,越發黑暗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陶序》)也就是說,不管是頑固的復古主義者,還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者,他們在討論國是之時,都把真實的國情拋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進的革命虛無主義者,舉凡中國固有的一切,無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漢的話來說,那就是"孔子打倒,禮教打倒,舊年迷信打倒,馬褂打倒,反動打倒,知識階級打倒,總之,古傳的大半及目下見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闊斧一掃而光之勢"。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時致力于建設工作,結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雞犬不寧。當然,李景漢并不是不主張"打倒"的復舊者,而只是認為,"打倒之主意既經拿定,不打則已,茍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準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為何,否則且慢打倒"。而要做到這一點,亦即找到一條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必先從社會調查入手",否則,要"以他國的方法解決我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是"穿洋靴于纏足",不倫不類了。顯而易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導社會調查,正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激蕩人心的轉型過程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或者說是國人的認知觀念對社會劇變的一種反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此前已然發生的種種現代化努力的一種深刻的反思。因而,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理所當然是當時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再局限于以往對于"革命"的狹隘定義,這樣的社會調查運動,理所當然也可以看作是發生于近代中國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何況那些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識分子,例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也是很早就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在后來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革命過程中,這些絕大多數接受過現代社會科學教育的革命領導者,更是把他們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定和中國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以致國外有學者把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這些調查,稱為國內外最大規模的人類學調查。
但是要將這樣一種在西方近代社會行之有效的社會調查移植到當時的中國來,卻又不可避免地要面臨著一種悖論,也就是說在一個基本上不具備社會調查土壤的傳統社會搞調查,搞得不好,或許同樣也會像其所批評的全盤西化論者或革命虛無主義者一樣,陷入"穿洋靴于纏足"的困境之中。胡適曾經寫過一篇叫《差不多先生傳》的寓言式傳記,對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確、不講效率、馬馬虎虎的行為習慣給予辛辣的嘲諷,然而這樣一種在西洋鏡透視下的"懶人",對于絕大多數的國人來說,恰好又是一位"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的有德行的人,是一位"樣樣事情想得通、看得破"的"圓通大師"。(見葉圣陶著:《文章例話》,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頁)而李景漢先生之所以在大學課堂上"跼蹐不安,每問到中國社會統計時則汗流浹背,如坐針氈,而所選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由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者之后",那又是他在美國讀書時的感受;一旦回到國內,他所要遭遇的恰是那些不具備這種起碼的普通公民常識的民眾,是一個不具備"近代國家資格"的"有民國而無國民的國家"。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傳統的國度,事實上并不缺乏調查這樣的信息采集活動,只是這樣的調查最終的目的無非服務于統治者的征賦加徭,故而當一種服務于民生改善和社會改良的新型的現代社會調查出現在國人面前時,反過來卻要遭遇這些預想中的受益者種種似乎不可理喻的誤解、抵制或敵視。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從事社會調查,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設法盡可能利用傳統的社會關系和權力網絡,從而獲取被調查者的信賴,另一方面往往又要對被調查者進行一番改造。晏陽初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的序言中寫道,從事社會調查,"調查者底技術,固須訓練;被調查者也同樣的須受技術的訓練。譬如我們為調查農民家庭歲入和歲出的情形,而要它們記帳,便須先訓練它們能寫、能算,就是說,它們信仰你,而愿意幫助你,但是幫助你的能力,還須你先替它們培養起來"。他還以建房子做比喻:"本來招工購料,就可開始,但是我們現在的中國啊,正是工料全無。我們須得先栽樹,燒磚,訓練工人。" 就此而論,作為近代中國觀念變革之產物的社會調查運動,反過來又成為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真正通道,使這些知識分子在深入傳統社會關系內部的同時,又悄然改變著這一社會關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民眾觀念的變革。至少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例如定縣實驗區,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
其一是"事實"與數據的生產與保存。這樣的"事實",既不是那些經過時間的沖刷而無意識遺存下來的零散的記載、片段的回憶或個別的案例,亦非對現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獵奇式的報道或走馬觀花式的表象敘述;這樣的"數據"也不是對那些靠漫無邊際搜集而來的案例作極不完整的歸總,更不是憑官樣文章、敷衍塞責而產生的虛假數字。它們大都是當時的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等社會科學學者,經過周密的問卷調查或深入的田野訪談(當時叫"實地研究"或"實地調查"),并經過系統的標準化的加工整理和綜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結果。在不少學者的眼中,這顯然不是所謂的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然而縱觀宇內,我們又何曾能夠找到沒有人工斧鑿痕跡的"原生態"資料呢?相反,這些調查者在向社會公布其發掘的事實和數據時,每每對調查的范圍、過程、方法和局限都做出比較清楚的交代,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對調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與否和適用范圍做出自己的判斷。我們認為,這樣一種系統的資料,遠比堆積式的案例舉隅來得真實。
其二是理論上的探索和創新。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者之欲貢獻于社會科學的"中國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實"--用李景漢的話來說,就是"好像礦工把山間一塊一塊的礦石開出來送給化驗師去化煉"--之外,當然還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過理論與調查之間的反復互動,從大量的事實之中提煉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聯系起來,組成一個概念體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進而達致對社會共相或社會整體的認識。這就涉及到了民國社會調查運動演進過程之中所謂"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研究")這兩大學派之間的爭論,也體現了民國社會調查的演進方向與趨勢,即從統計型的 "社會調查"到民族志式的"社會學的調查"(實即人類學調查)的轉變。
19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祿村農田》的導論中回顧自己從事社會調查的經歷時,對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藍瑤社會組織》、《江村經濟》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認為那個時候"極力避免理論上的發揮","主張調查者不要帶任何理論下鄉,最好讓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實自動地在上射影",結果不僅"埋沒了許多頗有意義的發現",而且因為"在實地調查時沒有理論做導線,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沒有意義的"。經過這兩次實地研究的磨練,費孝通吸取教訓,幡然改轍,按照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布朗的指引,舍棄那種"只是某一人群社會生活的聞見的搜集"的"社會調查",而走向"社會學的調查"或"社區研究",即"依據某一部分事實的考察,來證驗一套社會學理論或試用的假設的"。事實上,此處既是費孝通對自身學術道路的反省,也是對當時以李景漢、陳達、卜凱等代表的注重數據統計的調查風格的批評。費的導師吳文藻也曾尖銳地指出,對社會調查與社會統計的注重,"本為科學進步極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誤信科學即測量者,甚至亦有誤信在實地調查以前,腦中應只有一張白紙,即為嚴守科學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學工作的進行,事前必須懸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假設,假設與科學絕不可分;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商務印書館《社會學叢刊》總序)。來自同一陣營的另一位燕大學者趙承信,則把李景漢的定縣調查不僅視為 "只是一個以經濟為主的統計報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種"社會運動式的社會調查",因此并非像調查者聲稱的那樣僅是呈現"赤裸裸的事實",不加任何解釋,而實際上是以平教會(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認定的所謂中國鄉村 "愚"、"窮"、"弱"、"私"四大病為出發點的,是"結論先于調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調查"。隨著這樣一種社會調查運動的擴散和由此促進的社會統計行為的"機關化"(即由政府機關接收最初由學者們倡導的搜集統計資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結束。從社會科學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從對片段的社會問題的關注轉向對社會整體、社會變遷或社會過程的探討,"去發現(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參見《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社會學界》第九卷,1936年)
······
與此相關的,便是第三個方面,即調查經驗的積累和調查方法的改進與完善,或者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調查學的建立與發展。當時從事社會調查的學者無不深知,對社會進行調查要取得圓滿的結果,是與被調查的社會本身有一個圓滿的良性運行狀態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舉辦全國性的國情調查或人口普查--這也正是當時學者的最高目標,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雜稅之免除,土匪之肅清,不良軍隊之裁汰",即令勉強實施,也是徒勞無益。但他們也同樣明白,要建成這樣的社會,又絕非一點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們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選擇某一村落或縣份從事小范圍的地區調查,是為"實驗調查"。其目的,一則為正在興起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為局部地區的社會建設提供政策建議,更重要的則是在調查的組織實施、調查的設計與規劃、調查的方式與方法、調查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個方面,發現問題,積累經驗,從而使源自西方的現代社會調查更加適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社會調查體系,也為更大范圍的國情普查或人口調查奠定方法論的基礎。所以,翻閱當時的調查報告,我們往往會發現作者一般都在其開篇或結論處對整個調查過程作一番細致的交代,有時甚至到了不厭其煩的程度,更無論那些專門探討調查理論、介紹實地調查經驗的專著了。于是,我們發現,這些往往出于反對革命或對革命持保留態度的社會調查,最終并沒有通過其所服務的社會改良活動,營造出一個適合社會調查的社會,但是在其所反對或質疑的革命終于打倒了一個舊社會之后,它們的成果又成為新中國社會建設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資源。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費孝通先生在質疑土地革命的理論時運用社會調查提出的"鄉村工業化"主張,不也一度成為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最佳之路嗎?或許,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吧!
······
節選2|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廖泰初)
序 言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似乎覺得只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中西文化的沖突。中國自門戶開放、貿易接觸以后,國內的一切,發生了空前的劇變:自軍事外交失敗算起來到機關制度的建立,派人出洋學習造船、陸軍、工商業,同文館、國內水師、電報、武備、船政、學堂的應運產生,一直數到意識形態的表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西化"、"本位文化",這些都是劇變中顯著的事件。
如以1842年鴉片戰爭以后算作一個起點,這次的沖突一直繼續了近百年的樣子。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年湮代遠的歷史,有古代社會組織思想習俗的傳留,良好美德的積聚,對環境的適應已栽培好了力量;一方面是門戶早已洞開,已是不能不接受西方文化,特別是歐美工業革命以后因各種關系傳入的學術思想,在這種疑懼參半的狀態下,東闖西撞了幾十年,還是得不到一個公認的解決方法。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是適應環境的一種工具,在整個文化系統不曾找著出路的時候,教育是沒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那里走,教育也就不知往那里走,地位和方向都是在風雨飄搖怒浪排空中。統觀鴉片戰后教育改革的過程,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的:派學生出洋,取消出洋,差遣回國;由變法而壓抑變法,而又重新感到變法的急需;廢八股,又倡八股;設學校辦洋學,廢科舉,后又給洋學畢業的以舉人貢生的舊名目;給外人以辦學的一切自由權,又極力主張收回教育權;某時候認為萬惡的儒道教,另一時候又提倡讀經尊孔;由文言文而語體文,而取消漢字,而二者兼用,而文言文的重復抬頭;由人才教育,鄉試縣試,而民主主義的教育,又回復到中小學會考,高等文官考試。這些種種正代表了動變中的中國教育,彷徨于十字街頭,不知往"東"還是往"西"。外來文化使中國教育失了均衡,在這失去均衡的動變中,外來文化是繼續的輸入,原有的又掙扎著求生存,二者沖突的結果,產生了復古和維新兩種運動,后者的產生又加強了外來文化的輸入,是以情形日見復雜,切不斷,理還亂,舉足輕重,又不知如何舉足。中國"新教育"的遲遲走不上軌道,以我們見到的,中西文化的沖突,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互讓點,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
汶上縣教育的研究正顯露了整個問題的所在,中西文化沖突的事件,給我們看了一個飽。在研究的進行中,起始就發現有三個重大的問題:第一是私塾的組織,第二是洋學的組織,第三是學田的紛擾。后者是近乎社會經濟的結構,前二者正代表了徘徊十字街頭的中國農村教育,全盤西化,折衷,或是中國本位文化的活現?事實的發見使我們十分驚異,在漸趨"西化"近代化的城市見不到的問題,不顯著的問題,在農村社會里還是光彩奪目的。
從歐西文化,特別是工業文化在中國發展的路線看,外來的影響是發自城市的。內地交通的不發達,古代文化的根深蒂固,使這種影響遲滯在城市中,在城市里有一部分人已無疑問的全部接受"西化"的時候,鄉間的老百姓卻仍然在原本的思想生活中度日,沒有意思也沒有機會去接受"西化"。回到教育的問題來說,由城市幾個留學生從外國抄來的教育制度,要好好的培植到鄉間,解組的現象,格格不相入的設施自然是少不了的。
老百姓們的無意無準備接受西洋文化,正如他們無意無準備接受"洋學"一樣,他們的家族組織、經濟機構還不容許他們那么辦。頻年的革命只是及于幾個城市,內地仍然在換湯不換藥的境況中。然而只這換湯式的政府嚴令下,已足使舊有的思想習慣日在破壞損毀,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又不曾因"換湯"的政策建立起來,是以鄉間的問題比城市的來得更復雜可怕。
這里得及先解釋的是什么叫"洋學"。"洋學"又一名"官學",其對稱是"漢學"和"民學","洋"是對"漢","官"是對"民"的。進一步去分釋,一種是"西洋文化"的產物,一種是"本位文化"的產物,這樣學校和私塾保持著二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互相對立沖突的兩種組織。
無論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假如有功能相近的兩種組織同時發現,結果不是合作就是不合作或是競爭,競爭、不合作的結果必是一方占優勢,一方被忽視;一方繁盛,一方衰敗,一方受淘汰被吞并;再不然就是互相對立,各不相容。汶上縣的兩種教育組織正代表了不合作的現象,洋學是在政府的嚴令下掙扎維持著,私塾則在百姓們的拱托里枝葉繁生。沒有政府,洋學早是"壽終正寢",叫私塾壓死了。
洋學和私塾各有各的文化立腳點,誰是誰非的問題涉及到整個文化的機構,不是這里所要討論的。作者的目的只限于明了事理,分析現象,在相當范圍內,發現問題之所在,及解決問題的可能途徑。這里更不是去替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文化去找一條出路,只想把原野(field)得到的事實,擺在我們跟前,看看到底中西不同點有什么,是什么,事理的真諦在那里。只空談"全盤西化"、"本位文化",到底全無結果,更不知應該走那一條路。洋學和私塾根本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一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從外抄襲而來,再用人工方法栽樹到鄉間的;一種是根據鄉間社會需要演變而成的。要評判這個,就得牽涉到整個國家教育制度問題、哲學問題、文化方向問題,這里不便多所論列。
汶上縣的鄉間,你找不到學校學堂的說法,這不是日常用語,那里知道的只有洋學。洋學正和洋人洋貨一樣,給予老百姓們一種古怪的觀念。老百姓們對念書識字已是感不到興趣,窮苦一點的更是如此,"能者勞而智者憂,反不若無知無識無所求","一天不吃飯不可以,一天不念書大可以","不缺吃,不缺喝,念書干什么的",對讀書識字已停留著這樣的見解。在已臻完美的私塾系統里,又突然加入了一種功能相近、方向步驟有別的組織,加以文化的其他各部門,受到了城市的壓迫,正在喘氣對付的時候,洋學的不為老百姓們所贊同自是意中事。科舉的廢止破壞了舊有整個的教育觀念,洋學的成立又不曾把新觀念建筑起來,"洋學也認識中國字么,也是孔圣人的字么","洋學反正不拿錢,到那里玩玩不礙事","花錢不念洋書,念洋書不花錢",這幾句鄉間流行的話語,已叫我們明白洋學占據著什么樣的地位,處在什么樣的環境。這其中必有文章,必有把戲,為什么洋學打不進老百姓們的隊伍里?為什么以西洋文化為背景產生的洋學不為老百姓們所歡迎?這是本書研究的問題,本書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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