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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傳(增訂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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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傳(增訂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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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憑借蘇聯的扶植,在20世紀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領導權,積極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王明堪稱中共“左”傾第一人。悖論的是,抗戰時期,王明又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晚年踏上留居蘇聯的不歸路,著書立說攻擊中共和毛澤東。
作為毛澤東的主要政治對手,王明是如何成長發跡的?如何掌握中共最高權力的?又是如何在高層斗爭中沉落的?作者依據可靠的歷史資料,對王明的一生做了客觀公正的評說。本書采用了由王明的兒子提供的珍貴照片,并參考了王明夫人的回憶資料和中組部內部檔案,真實、可信、生動。

作者簡介

郭德宏,著名黨史專家,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曾任紅旗雜志社編輯部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等職,現為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長期從事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及教學工作,共發表文章240多篇,出版個人專著、合著10余部,主編或參與編寫著作40余部,獲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獎等各種獎勵20余次。


名人/編輯推薦

王明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擔任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兩次犯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使中國的革命事業遭受了嚴重損失。但他在在延安整風中,一直拒不承認錯誤。直到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前后,才寫了檢討。不久,他又翻案。為了給自己的錯誤翻案,他在晚年編造謊言,歪曲事實,吹噓自己,污蔑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為了了解王明的一生,從他的一生中汲取經驗教訓,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周國全同志和我開始搜集有關王明的材料,并與李明三同志合寫了《王明評傳》,198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外關于王明的第一本傳記。在此書出版之前,關于王明的書都是批判性的。由于是“評傳”,本書的分析、評論、批判仍然比較多。但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們第一次利用了中央檔案館和中央組織部的檔案材料,以及俄羅斯等國外的材料,還原了一個比較真實的王明,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后出版的各種有關王明的著作,凡是引用的中央檔案館和中央組織部的檔案材料,大部分都是從本書中轉引或轉抄的。因為迄今為止,只有我們兩個人看過這些檔案。1997年,周國全同志和我刪掉了原來的許多評論和批判,并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將此書改為更為平實的《王明傳》,1998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同志覺得此書還有些價值,提出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我覺得此書是15年前出版的,內容已經比較陳舊,而且字數太少,只有20萬字,很多內容都沒有寫進去。這15年來,關于王明的研究發現了很多新資料,出了很多新成果,有不少新的進展。如果再版,就應該把這些新資料、新進展都吸收進去,反映出來。因此,我提出應對原書加以改寫和充實,以反映關于王明研究的最新研究水平。周國全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提議,覺得改寫一遍很有必要。于是,我就根據這15年來發現的新資料,出版和發表的新成果,對原書進行了改寫和充實。為了使本書更加客觀,我把各種不同的觀點都寫了進去。這些觀點都是各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把它們寫進來,有助于大家互相參考,以便做全面的分析和判斷。
改寫部分和新充實內容如有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指正,并由我完全負責,特此說明。

郭德宏
2013年12月于北京

目次

增訂說明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第一節 幼年
第二節 六安、武昌求學
第二章 赴蘇留學
第一節 巴結米夫
第二節 熱衷派別斗爭
第三節 中共六大前后
第四節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第五節 “清黨”
第三章 回國
第一節 《紅旗》報編輯
第二節 被捕與泄密
第三節 滿腹牢騷
第四節 從追隨到反對李立三
增訂說明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第一節 幼年
第二節 六安、武昌求學
第二章 赴蘇留學
第一節 巴結米夫
第二節 熱衷派別斗爭
第三節 中共六大前后
第四節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第五節 “清黨”
第三章 回國
第一節 《紅旗》報編輯
第二節 被捕與泄密
第三節 滿腹牢騷
第四節 從追隨到反對李立三
第五節 留黨察看
第六節 無理要求
第七節 結婚
第四章 上臺
第一節 米夫來華
第二節 《兩條路線》小冊子
第三節 進入政治局
第四節 掌握中央實權
第五章 推行“左”傾錯誤
第一節 反“右傾”
第二節 組織改造
第三節 打擊異己
第四節 離滬赴蘇
第六章 駐共產國際代表(上)
第一節 駐共產國際代表
第二節 反日統一戰線的提出
第三節 指導東北抗日斗爭
第四節 思想上的反復
第五節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七章 駐共產國際代表(下)
第一節 起草“八一宣言”
第二節 共產國際七大
第三節 “聯蔣抗日”的提出
第四節 回國前后
第八章 推行右傾錯誤
第一節 右傾思想的形成
第二節 長江局書記
第三節 過分相信國民黨
第四節 無視中央
第五節 家長式作風
第九章 回到延安
第一節 留延安工作
第二節 討好毛澤東
第三節 女大校長
第十章 對抗整風
第一節 拒不檢查
第二節 “中毒”事件
第三節 繼續對抗
第四節 萬言檢討
第十一章 主管法律事務
第一節 憲法起草組長
第二節 再作檢討
第十二章 建國初期
第一節 繼續從事法律工作
第二節 拒寫聲明書
第三節 在國內的最后兩年
第十三章 在蘇聯的最后歲月
第一節 第四次赴蘇
第二節 站在蘇聯領導人一邊
第三節 《中共五十年》
第四節 去世前后
第五節 王明的詩歌
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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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1944年11月27日,王明給毛澤東寫信說:“我請求你最近幾天內來我處談談,并請抽出較久點的時間,我迫切地期待著,如何?請示覆。”11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李富春前往與王明談話,說很快就要召開黨的七大,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干部700余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的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到王明的問題,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
在這種情況下,王明看到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黨高級干部都在討論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他的錯誤問題,七大即將召開,于是不得不作出檢討錯誤的表示。12月1 日,王明讓孟慶樹代筆并經他簽名,給毛澤東并中央政治局諸位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前天富春同志來,談到關于很快要開七次大會,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干部七百余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也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了我的問題。但關于我的問題,孟慶樹同志雖然也曾告訴過我,在學習討論會上,曾有人提到我的個別錯誤問題,但無論富春同志和慶樹同志,都只談到有些同志提出的一些個別問題。所以中央所討論的關于我的主要的是那[哪]些問題,我還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將盡可能的加以檢討。我現在因病不能參加會議和學習,很覺難過。但關于過去已經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同志指示出我的錯誤和缺點問題,雖然我現在沒有精力詳加檢討和說明,但我認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會議作原則上明確承認之必要。
1、 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時,因為有同志提出一些關于有否改善國共關系可能的問題,我曾向毛主席提過關于國共關系問題中一些政策問題的意見,當時我只是想把這些意見提供給毛主席作研究問題時的參考,我不愿把這些意見提到會議上去討論,故后來毛主席在書記處會上提出并指示出我的意見是不對的時候,我只略為談到關于上述問題的部分意見,但會后我又向毛主席聲明過,既然毛主席認為我的意見是不對的,我不愿再談這些意見。可是我自己后來未能經常把握住這一點,是個很大的錯誤。如今年春季少奇同志回延后,……主要的由于我有教條主義的錯誤和愛表現自己的意見,組織觀念不夠等小資產階級意識,其次是由于我病后神經容易興奮,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志談了起來。……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因為早經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見都是錯的,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
2、 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間,毛主席曾和我談過幾次話,后來并約任弼時、康生、陳
云、洛甫等同志共同談過,在談話當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武漢時期的工作,都有錯誤,就是在政治上有帶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有鬧獨立性的錯誤,同時指出我的個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點。在這以前還指示出我在婦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我很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示出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斗爭。
我請求毛主席將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討論的有關我的其他錯誤和缺點給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時我也請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時間來給我以指導和教育。我愿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10.15孟慶樹在延安
1945年,抗日戰爭進入最后一個年頭。延安,正在準備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這年春天,王明作了一首五絕《延安春興》,反映了他與眾不同的心境。詩曰:
延河岸草綠,嘉嶺山花紅。
春色空依舊,人心感不同。
在黨的七大召開前夕,毛澤東把六屆七中全會準備討論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次草案都送給王明看了,并連續派人做他的工作,勸他反省自己的錯誤。3月31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時還表揚了王明,他說:1937年12月會議到六中全會時期的錯誤傾向是“主張依靠國民黨,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義的”。并說:“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于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寫信給我,也贊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與團結全黨兩點,這是很好的。”
10.16王明像(年代不詳)
4月13日,任弼時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到王明住處與其談話,再次聽取他對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說:在這次談話中,王明說:最近他“稍看了一些毛的舊著,考慮一個基本問題,才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王明表示:對中國的革命‘毛有自己的思想系統’,從《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遵義會議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地總結軍事的經驗,提出最高斗爭方式手段――最大的優點是用武裝斗爭決定一切”,“在這些基本思想上產生建黨――一方與資聯合,一方在農村斗爭;一方反 ‘左’的拼命,也要反右的逃跑;一方反不要資[產]階級,一方反遷就資[產]階級;一方領導農民,一方又不要受農民意識的影響’等等,‘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王明認為毛對中國革命性質與斯大林估計不同,‘如保留過去的看法則會想不通的’,因為毛澤東有自己的道路,將新舊三民主義加以區別,使國際經驗和民族傳統結合,所以是‘馬恩列斯毛,毛在中國發展了馬列主義’。他贊成在決議中‘將毛正面多講點’。至于他的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而斗爭》,王明說:從現在觀點與毛的思想看,則是‘有錯的’,但它‘不僅起消極作用,也起了些積極作用’,決議稿‘現在是過了些,把國際的錯誤都說[成]我的。如以我的小冊子做代表我可以接受的”。任弼時對王明的講話作了詳細的記錄。
4月20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嚴厲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傾錯誤,指出: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了。他們的斗爭,并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斗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的問題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夸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并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斗爭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并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同志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于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系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于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后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并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于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于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干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斗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時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為領導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接著,《決議》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錯誤,以及它產生的社會根源。
10.17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并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同一天,王明寫信給任弼時,請他閱轉毛澤東并擴大的七中全會各位同志,表示贊同這一決議,并高度贊揚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信中說:
在閱讀這次決議的三次草案過程中,七中全會的5位主席團同志均先后來和我談過話,對決議內容作了很多的解釋,對我應如何反省自己的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問題,給了許多寶貴的指示。我在談話中,說了我對決議草案的基本認識,根據毛主席的思想和作風作了初步的自我思想反省,說了許多重要歷史事實的經過。中央要我寫一個我對這個決議的基本認識和態度的文件,我認為這是必要的。……
首先,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個基本認識,就是這個決議草案在黨的歷史問題思想問題和黨的建設方面,有重大的積極建設性的意義。……
同時,這個決議草案,在黨內斗爭的立場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與過去某些時期黨內斗爭的不同點。……
其次,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二個基本認識,就是它將黨內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過的各種“左”傾思想和“左”傾路線,都作了明確的批評,而對于決議所指出的從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的中央領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尤其作了最徹底的清算。我對于七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和正確路線以及近年來全黨同志在整風運動與黨史學習中的認識,而作出的對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所犯嚴重的錯誤的內容實質與其重大的危害以及產生此種錯誤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計完全同意和擁護。這條路線的錯誤和危害,早已由歷史實踐所充分證明,又由此次會議所譯[闡]明總結。我在此就不去重復決議所說的一切了,我不僅以一個黨員的資格,站在組織觀點的立場上,完全服從這個決議;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個第三次“左”傾路線開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觀點的立場上,認真研究和接受這個決議,作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組織、思想各方面嚴重錯誤的指南。……
在這封信的下面,王明便從各個方面贊揚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之后,信中接著說:“把這個決議的立場和方法與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路線作為檢討的武器,立即就可以發現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錯誤及其根源來”,并以他1930年10月到11月寫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為例,作了檢討,說:“所有這一切,就證明了這一決議所指出的在我的反立三路線小冊子中存在有‘左’傾路線的各項主要綱領,因而小冊子有‘左’傾路線的錯誤,是正確的。”信中還檢討說:“我在小冊子中所提出的對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許多意見,是從何而來呢?是從分析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根據當時中國人民的具體要求而來的嗎?絕不是的。它是從抄襲各種決議而來的。”在列舉了許多事例說明這一點之后,信中接著說:
我之所以犯教條主義的“左”傾路線的錯誤,也不是偶然的,這是由于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基礎,完全不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全不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的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以及簡直不懂國際經驗和民族傳統的結果。尤其是由于沒有群眾工作經驗和沒有群眾觀點,以及小資產階級社會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結果。
信中還說:“再次,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三個基本認識,就是它把許多歷史問題作了新的認識和估計。”接著說,過去認為三中全會沒有解決“立三路線”的問題,現在認為三中全會已正確地糾正了“立三路線”的主要錯誤,“因而認為三中全會的繼續反對‘立三路線’和把三中全會決議當作調和路線來反對,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動,并造成了當時黨與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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