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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是《中國政道》（之前已通過選題，書名初步設想改為《論國家治理——中國政道篇》）的姊妹篇。本書偏重制度建設，《中國政道》偏重理論分析。本書包括公眾決策參與機制、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中國公共政策設置的模式、中國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財政轉型與國家建設、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新躍進、中國體制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等八部分。
作者簡介
王紹光，1954年生于武漢，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漢市堤角中學；1990—2000年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已出版中英文專著與合著約三十本，包括《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分權的底限》、《民主四講》、《袪魅與超越》、《安邦之道》、《人間正道》、《中國式共識型決策》等。
目次
一、公眾決策參與機制
——個分析框架
公眾參與機制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向參與模式：群眾路線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表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動員模式 一、公眾決策參與機制
——個分析框架
公眾參與機制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向參與模式：群眾路線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表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動員模式
內參模式
借力模式
上書模式
外壓模式
小結
四、改革時期的公安分權與集權
——中國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
調動地方資源——公安行政分權的意義
人員編制權力下放
經費保障責任下移
機構管理權限下放
重塑中央效能——公安行政集權的目的
調整編制、向基層傾斜
建設經費保障機制
強化機構縱向監管
從分權向集權轉變的原因
控制對象與控制主體的變化
分權與集權自身矛盾的演變
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變化
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邏輯
分權化發展的條件
集權型建設的前提
小結及討論
五、走向預算國家
——財政轉型與國家建設
國家建設、財政轉型與預算國家:一個初步的理論
國家建設與財政轉型
稅收國家
預算國家
從稅收國家到預算國家:法國、英國和美國的經驗
法國道路
英國道路
美國道路
中國的預算改革
預算改革前中國的財政:演進中的稅收國家與“前預算時代”
1999年以來的預算改革
建立預算國家面臨的挑戰
總結
六、如何摸著石頭過河？
——從農村醫療融資體制的變遷看中國體制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
適應能力與學習模式
醫療合作的萌芽
合作醫療的興起
合作醫療的普及
傳統合作醫療的衰落
新型合作醫療的探索
小結
七、大轉型
——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
波蘭尼的《大轉型》
中國的大轉型
大轉型與公共財政的關系
小結
八、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在保護社會方面的新躍進
中國式社會主義：從1.0到3.0
縮小不平等
地區差距的縮小
縮小城鄉差距
降低不安全
最低生活保障
醫療保障
養老保障
住房保障
其它保障
小結
——個分析框架
公眾參與機制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向參與模式：群眾路線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表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動員模式 一、公眾決策參與機制
——個分析框架
公眾參與機制
信息公開
聽取民意
吸取民智
實行民決
公眾參與的位階
毛澤東的逆向參與模式：群眾路線
二、挑選決策者階段的新趨向
城鄉基層選舉
人大代表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
三、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動員模式
內參模式
借力模式
上書模式
外壓模式
小結
四、改革時期的公安分權與集權
——中國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軌跡與邏輯
調動地方資源——公安行政分權的意義
人員編制權力下放
經費保障責任下移
機構管理權限下放
重塑中央效能——公安行政集權的目的
調整編制、向基層傾斜
建設經費保障機制
強化機構縱向監管
從分權向集權轉變的原因
控制對象與控制主體的變化
分權與集權自身矛盾的演變
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變化
國家強制能力建設的邏輯
分權化發展的條件
集權型建設的前提
小結及討論
五、走向預算國家
——財政轉型與國家建設
國家建設、財政轉型與預算國家:一個初步的理論
國家建設與財政轉型
稅收國家
預算國家
從稅收國家到預算國家:法國、英國和美國的經驗
法國道路
英國道路
美國道路
中國的預算改革
預算改革前中國的財政:演進中的稅收國家與“前預算時代”
1999年以來的預算改革
建立預算國家面臨的挑戰
總結
六、如何摸著石頭過河？
——從農村醫療融資體制的變遷看中國體制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
適應能力與學習模式
醫療合作的萌芽
合作醫療的興起
合作醫療的普及
傳統合作醫療的衰落
新型合作醫療的探索
小結
七、大轉型
——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
波蘭尼的《大轉型》
中國的大轉型
大轉型與公共財政的關系
小結
八、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在保護社會方面的新躍進
中國式社會主義：從1.0到3.0
縮小不平等
地區差距的縮小
縮小城鄉差距
降低不安全
最低生活保障
醫療保障
養老保障
住房保障
其它保障
小結
書摘/試閱
1989年，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制度已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20年后的2009年，英國廣播公司委托兩家民調機構在全球27個國家（包括中國）對隨機抽樣的29 000人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調查結果表明福山的判斷是虛妄的、完全站不住腳的。這項調查顯示，對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的不滿遍布全球，在27國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認為，這種制度運轉良好，不需政府干預。相反，平均有23%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帶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種新的經濟制度來取代它。持這種看法的人在法國高達43%、墨西哥高達38%、巴西高達35%、烏克蘭高達31%。在各國人民中，最普遍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要靠改革與監管來解決，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應該在擁有或直接控制本國主要產業、財富再分配、企業監管等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換句話說，“自由資本主義”不得人心。
只有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體會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的意義。中國人民不相信歷史已經終結，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中國人民也絕不會故步自封，跨越上一個發展階段后，會通過豐富多彩的實踐和試驗探索如何為中國式社會主義“升級換代”。
在“匱乏階段”與“溫飽階段”,中國已經創造了輝煌的中國式社會主義1.0版與2.0版，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小康階段”后，“衣食”或“溫飽”不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面臨的主要問題，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必須大幅度增加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投入，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前面提供的大量數據證明，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在社會保護方面，中國在過去十余年確確實實經歷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為了使這個大躍進一目了然，圖8—18展現了2000—2012年間的兩組數據：一組是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另一組是該支出占GDP的比重。我們看到，在短短13年間，前一組數據從不到5 000億元增至近55 000億元，增加了10倍。也許有人會說，這組數據之所以增長率高，是因為中國經濟在此期間快速增長。這固然沒有錯，中國的經濟總量確實在此期間翻了好幾番；但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與GDP并不是同步增長，而是比本來就增長很快的后者增長速度高得多。這使得該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圖8—18拿當今的中國與十幾年前的中國進行對比，顯示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經歷了一場大躍進。這個大躍進還可以從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中看出。圖8—19中有關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數據來自《世界社會保障報告：2010—2011》，中國的數據來自作者的計算。它顯示，2000年時，中國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與印度2010年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國超越亞太地區2010年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國超越世界平均值；到2012年，中國超越拉美與加勒比地區以及中東地區的平均值。在過去十余年的時間里，中國連續跨過三道門檻，現在正躍躍欲試，追趕俄羅斯與巴西的水平。除個別例外，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支出現在僅低于兩類經濟體，即歐美發達經濟體與前蘇東經濟體。在138個有數據的經濟體中，中國可以排在60位左右。
這樣，無論是與中國自身的歷史作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國家進行橫向比較，都無可爭辯地表明，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經歷了一次波瀾壯闊的大躍進。有人在2000年前后說中國是“低福利”國家，那是有依據的，因為當時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公共支出確實比大多數國家低。但如果這些人今天依然說中國是“低福利”，那等于說，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低福利”。問題是，如果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低福利”，多低才是低、多高才算高呢？高低總是相對的，沒搞清客觀的衡量標準便奢談“高”、“低”，無異于信口開河。
西方那些不了解中國的人也會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是“低福利”國家，因為西方有關社會保護與福利的文獻往往將競爭性的選舉看作決定社會保障廣度與力度的關鍵因素， 似乎只有在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政府才可能回應選民的呼聲；似乎只有引入競爭性選舉，才構成加強社會保護的必要條件。圖8—19證明，這種看法毫無根據。否則便無法解釋，在社會保護方面，為什么一大批被貼上“民主”標簽的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卻落到了中國的后面。因為不能否認中國社會保護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維方式進行思考的人也許會爭辯說，中國之所以這么做僅僅是為了保住政權。保住政權當然對各種政體都至關重要，但如果僅僅是為了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權，當權者理性的選擇應當是緩步提高社會保護水平，因為在社會保護方面，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享受了 某種程度的社會保護，民眾是難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權說”也許可以用來解釋那些社會保護進度緩慢、逐步擴大的例子，但它顯然無法解釋中國過去十余年在社保方面的大躍進。
其實，只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縛，要解釋這個大躍進并不難。社會保護是人類生活的內在需求，也是中國廣大老百姓的熱切期盼；“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是現階段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2000年前后處于“低福利”狀態，并非如有些人所說，是中國的制度特征。實際上，只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一度影響中國的政策思路，才使得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短暫地經歷了“市場社會”的夢魘，才導致“低福利”局面的出現；但“低福利”局面也催生了此后蓬勃的反向運動。自新世紀以來，一個人口如此眾多、內部差異性如此巨大的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期里，推動如此廣泛深刻、順應民心的變局，這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對變化的環境具有相當強的適應力，對民眾的需求具有相當強的回應性。今天，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還存在大量嚴重的問題，民眾對進一步加強社會保護還有十分強烈的愿望。只要這種壓力繼續存在，只要中國體制的適應力與回應性不退化，可以預期，中國夢未來定會一步步變成惠及億萬百姓的現實。
只有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體會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的意義。中國人民不相信歷史已經終結，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中國人民也絕不會故步自封，跨越上一個發展階段后，會通過豐富多彩的實踐和試驗探索如何為中國式社會主義“升級換代”。
在“匱乏階段”與“溫飽階段”,中國已經創造了輝煌的中國式社會主義1.0版與2.0版，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小康階段”后，“衣食”或“溫飽”不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面臨的主要問題，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必須大幅度增加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投入，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前面提供的大量數據證明，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在社會保護方面，中國在過去十余年確確實實經歷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為了使這個大躍進一目了然，圖8—18展現了2000—2012年間的兩組數據：一組是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另一組是該支出占GDP的比重。我們看到，在短短13年間，前一組數據從不到5 000億元增至近55 000億元，增加了10倍。也許有人會說，這組數據之所以增長率高，是因為中國經濟在此期間快速增長。這固然沒有錯，中國的經濟總量確實在此期間翻了好幾番；但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與GDP并不是同步增長，而是比本來就增長很快的后者增長速度高得多。這使得該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圖8—18拿當今的中國與十幾年前的中國進行對比，顯示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經歷了一場大躍進。這個大躍進還可以從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中看出。圖8—19中有關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數據來自《世界社會保障報告：2010—2011》，中國的數據來自作者的計算。它顯示，2000年時，中國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與印度2010年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國超越亞太地區2010年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國超越世界平均值；到2012年，中國超越拉美與加勒比地區以及中東地區的平均值。在過去十余年的時間里，中國連續跨過三道門檻，現在正躍躍欲試，追趕俄羅斯與巴西的水平。除個別例外，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支出現在僅低于兩類經濟體，即歐美發達經濟體與前蘇東經濟體。在138個有數據的經濟體中，中國可以排在60位左右。
這樣，無論是與中國自身的歷史作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國家進行橫向比較，都無可爭辯地表明，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經歷了一次波瀾壯闊的大躍進。有人在2000年前后說中國是“低福利”國家，那是有依據的，因為當時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公共支出確實比大多數國家低。但如果這些人今天依然說中國是“低福利”，那等于說，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低福利”。問題是，如果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低福利”，多低才是低、多高才算高呢？高低總是相對的，沒搞清客觀的衡量標準便奢談“高”、“低”，無異于信口開河。
西方那些不了解中國的人也會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是“低福利”國家，因為西方有關社會保護與福利的文獻往往將競爭性的選舉看作決定社會保障廣度與力度的關鍵因素， 似乎只有在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政府才可能回應選民的呼聲；似乎只有引入競爭性選舉，才構成加強社會保護的必要條件。圖8—19證明，這種看法毫無根據。否則便無法解釋，在社會保護方面，為什么一大批被貼上“民主”標簽的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卻落到了中國的后面。因為不能否認中國社會保護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維方式進行思考的人也許會爭辯說，中國之所以這么做僅僅是為了保住政權。保住政權當然對各種政體都至關重要，但如果僅僅是為了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權，當權者理性的選擇應當是緩步提高社會保護水平，因為在社會保護方面，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享受了 某種程度的社會保護，民眾是難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權說”也許可以用來解釋那些社會保護進度緩慢、逐步擴大的例子，但它顯然無法解釋中國過去十余年在社保方面的大躍進。
其實，只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縛，要解釋這個大躍進并不難。社會保護是人類生活的內在需求，也是中國廣大老百姓的熱切期盼；“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是現階段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2000年前后處于“低福利”狀態，并非如有些人所說，是中國的制度特征。實際上，只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一度影響中國的政策思路，才使得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短暫地經歷了“市場社會”的夢魘，才導致“低福利”局面的出現；但“低福利”局面也催生了此后蓬勃的反向運動。自新世紀以來，一個人口如此眾多、內部差異性如此巨大的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期里，推動如此廣泛深刻、順應民心的變局，這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對變化的環境具有相當強的適應力，對民眾的需求具有相當強的回應性。今天，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還存在大量嚴重的問題，民眾對進一步加強社會保護還有十分強烈的愿望。只要這種壓力繼續存在，只要中國體制的適應力與回應性不退化，可以預期，中國夢未來定會一步步變成惠及億萬百姓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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