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佛教史地考（簡體書）

《北京佛教史地考》是民間文藝家、知名學者包世軒先生的論文集，共收入近30篇論文，對遼金元明清時期北京佛教的歷史、地理和建筑進行了詳細考證，對于研究北京佛教的歷史傳承具有重要意義。

包世軒，民間文藝家、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副所長、北京民協理事民俗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聯大北京文化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出版有《西山八大處》、《西山問道集》、《抱甕灌園集》等。

《北京佛教史地考》的內容貫穿于整個北京佛教史，時間跨度很大，范圍很廣。作者考據精確，史實豐富，對北京佛教史上的許多“謎團”進行了分析考證，對于北京佛教史的研究極有益處，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北京佛教史地考》是民間文藝家，知名學者包世軒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對遼金元明清時期北京佛教的歷史、地理和建筑進行了詳細考證，考據精確、視角獨特，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001 潭柘寺創建于西晉永嘉元年
007 隋藏佛舍利的弘業寺舊址為憫忠寺東部的遼大延壽寺
019 唐末五代至遼代玉河縣轄界考
034 遼大昊天寺塔院以及明清隆恩寺千年史事匯考
055 遼代房山云居寺刊刻石經史事叢考
068 遼玉河縣清水院統和十年經幢題記匯考
097 遼末金初為悟纏在戒臺寺內建造的五級密檐僧塔
100 金元時期遼法均“大乘三聚戒本”在燕京流傳情況考略
127 金元兩代臨濟宗海云印簡禪系與竹林寺潭柘寺法脈淵源考尋
165 金元兩朝燕京大慶壽寺史事通考
226 金元時期的五華觀與臥佛寺相關史事考略
235 蒙古汗國時期燕京地區的“大周朝元元年”考略
247 山西廣靈縣元初臨濟宗道鑒禪師塔銘史事考
261 元大護國仁王寺舊址及相關問題考察
286 百花山瑞云寺蒙古汗國時期通圓懿公禪師遺行碑考 001 潭柘寺創建于西晉永嘉元年
007 隋藏佛舍利的弘業寺舊址為憫忠寺東部的遼大延壽寺
019 唐末五代至遼代玉河縣轄界考
034 遼大昊天寺塔院以及明清隆恩寺千年史事匯考
055 遼代房山云居寺刊刻石經史事叢考
068 遼玉河縣清水院統和十年經幢題記匯考
097 遼末金初為悟纏在戒臺寺內建造的五級密檐僧塔
100 金元時期遼法均“大乘三聚戒本”在燕京流傳情況考略
127 金元兩代臨濟宗海云印簡禪系與竹林寺潭柘寺法脈淵源考尋
165 金元兩朝燕京大慶壽寺史事通考
226 金元時期的五華觀與臥佛寺相關史事考略
235 蒙古汗國時期燕京地區的“大周朝元元年”考略
247 山西廣靈縣元初臨濟宗道鑒禪師塔銘史事考
261 元大護國仁王寺舊址及相關問題考察
286 百花山瑞云寺蒙古汗國時期通圓懿公禪師遺行碑考
297 大覺寺內具生吉祥大師薩曷拶室里僧塔考
313 明代大能仁寺與京西雙泉寺的歷史淵源
317 清代臨濟宗與萬安山法海寺相關史事綜匯
355 乾隆時期戒臺寺內裕軒、慕堂兩先生祠堂
362 清道光以來北京梨園行與戒臺寺善緣的歷史見證
369 潭柘寺塔院歷代僧塔形制考述翠微山法海寺史事考記
409 明代蒯祥親自規劃建造萬壽戒臺禪寺
413 遼、元兩代房山谷積山院重要佛教史事考略
419 京西八寶山金元兩代的崇國寺塔院
428 北京西山寺院佛教史事鉤沉
459 妙峰山重要歷史史實新發現（十一則）
485 金頂妙峰山佛教史實新考

……
潭柘寺創建于西晉永嘉元年
北京潭柘寺歷史極為悠久，據古籍記載創建于西晉時期。如明代《帝京景物略》記載：“諺曰：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夫潭先柘，柘先寺，寺奚遽幽州論先，潭柘則先焉矣。潭柘而寺之，寺莫先焉矣。”
“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燕地古諺是潭柘寺古遠年代的印證，即潭柘寺的始建年代比隋唐的幽州城更為悠久。隋唐之前北京稱為薊城，隋唐改稱幽州城。
復載“寺，晉、梁、唐、宋，代有尊宿，而唐華嚴為著。……寺先名嘉福，后又名龍泉，獨潭柘名傳久不衰”。
潭柘寺始建于晉代，此類記述頗普遍，最初稱為嘉福寺。初創的潭柘寺，顯然規模和影響都不大，因地處深山較為隱秘，遠離政治勢力及戰亂的襲擾，也是早期潭柘寺得以傳承發展的外部條件。
一、西晉早期的佛教
西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漢廷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被認為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魏晉之朱士行、西晉竺法護都翻譯了不少佛經。魏晉時期佛教在都城上層社會已有一定程度的傳播。由于佛教的漸次流行，西晉時期，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經相當普遍，西晉時期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槃鵄山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寺院。都有史籍記載可以查證。
西晉時期，西域羯人（南匈奴之裔）雜胡大量內遷中原，在西晉后期不堪壓迫的各族人民起義造反，開始建立自己的政權，如劉淵的前趙，石勒、石虎的后趙，表明“五胡”少數民族及文化在中華大地的崛起。典型例證便是石勒父子重用來自龜茲的僧人佛圖澄，這與歷代占據統領地位的中華舊有文化形成強烈的對比與碰撞。沒有一個漢族政權的統治者會賦予異族和尚如此高的政治地位，這表明內遷的西域胡人及其崇尚的文化，隨著他們政治勢力的崛起，將成為這個國家地域內占統治地位的族群與文化。
這個族群是“五胡”，這個文化便是佛教，中華還是這個中華，但一種新的佛教文化隨著新統治者登上歷史舞臺，逐步發展并統領了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
依據唐道宣《釋迦方志》（著于永徽庚戌）記載：“西晉祖武皇帝（266—290），大弘佛事，廣樹伽藍。晉惠帝（290—306），洛下造興圣寺，供僧百數。晉愍帝（313—316）于長安造通虛、白馬二寺。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
另據宋《釋氏通鑒》卷二，西晉武帝司馬炎丙戌（266），竺曇摩羅察（法護），敦煌人，初游西域，大赍梵經，還歸東夏。是年至長安譯經，教相廣流此土者，法護深有殊功。護為此土求經沙門之始也。……壬辰（272）法護出新道行經十卷。太康元年（280）康僧會卒。會譯經百八十九部，凡四百十七卷。甲子，永興元年（304）時沙門白遠字法祖，才敏絕倫，譯經25卷。西晉懷帝永嘉元年（307）法護譯《普曜經》八卷。護究通36國典籍。世稱“敦煌菩薩”。
歷經東漢、三國至西晉初年，佛教在漢地士大夫階層中間已有較廣泛的傳播。
金代元好問《遺山集竹林禪院記》稱：“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
二、西晉末期佛圖澄稱燕地薊城為福德之國
另外依據《魏書釋老志》、《晉書》的記載，也可找出一些相關的佛教史實得以印證。據元《佛祖歷代通載》卷六的歸納研究：西晉、后趙時期有著名西域高僧佛圖澄來華傳播佛教。佛圖澄（232—348），西晉、后趙時期僧人。姓帛，西域龜茲人，九歲出家于烏萇國，兩度到罽賓學法。能誦經數十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無能屈者。持戒精嚴，對于古來所傳戒律，多所考校。
西晉永嘉四年（310）將近80歲時來到洛陽，本想在洛陽建立寺院。在來洛陽以前，曾在敦煌居止多年學習大乘般若學。翌年六月，因前趙劉矅攻陷洛陽，故潛居草野。
永嘉六年（312）二月，石勒屯兵葛陂，佛圖澄由石勒大將郭黑略引見于石勒，其后石勒建立后趙（319），建都于鄴（河北臨漳），事佛圖澄甚篤。軍政大事必咨而后行，愈加敬信尊崇。
佛圖澄學識淵博，天竺、康居名僧竺佛調、須菩提等均不遠萬里前來從其受學。漢地名僧如道安、法雅等也遠道前來聽講。據《高僧傳》記載，其門下受業者常有數百。前后門徒近萬。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尼、安令首等。澄兼通大小乘般若學，大乘學是在敦煌所學。佛圖澄一生造寺893所。此期佛教以因果報應之說為主。
公元334年，石勒的從子石虎（石季龍）當上后趙皇帝。據《晉書》卷一○六《石季龍載記》：“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眾戰，誰能御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余不克。皝遣子恪師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師出者，四面如云。季龍大驚，棄甲而遁。于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過易京……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遍于丞郎。”
西晉后期，慕容皝的父親慕容廆為鮮卑族慕容氏首領，效忠于西晉王朝，擁兵晉北、遼西。其子慕容皝公元337年推翻前趙的統治，自稱燕王，建都龍城（遼寧朝陽市），史稱前燕（337—370）。前燕統治地區包括今遼寧、河北、山東、山西、河南，以及安徽、江蘇的部分地區。352年其子慕容儁遷都薊城，即今北京，據載薊城有慕容儁所建金馬門及騎乘駿馬雕塑。并在隨后幾年平定了北方廣大地區局勢，于357年遷都鄴（今河北臨漳市西南鄴鎮）。
前燕通過一系列戰爭，在東晉興寧三年（365）攻陷洛陽，從東晉手中奪得中原的控制權。慕容皝當政時期為334—348年，注意，佛圖澄稱燕地為“福德之國”，顯然不僅僅是指慕容皝統治的燕國時期，而是指西晉后期以來的燕地，即今北京、河北、遼寧地區。顯然當時的燕地薊城已是與佛教有諸多因緣與聯系的地域，故佛圖澄才有“福德之國”的贊譽之詞。據此可以證實在佛圖澄來華的西晉末期，以及后來的北朝初期，北京地區佛教的傳播已具相當程度的普及和影響了。
三、幽州刺史王浚為亡妻華芳祈福創建嘉福寺
著者經多年考證研究，感到要找出嘉福寺為社會公認的、確切的創建年份，顯然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通過對西晉及北京歷史的追尋，還是可以將潭柘寺始建年代理出一些頭緒。今提出一個看法，作為初步推測，著者認為嘉福寺始建于西晉永嘉元年（307）。
西晉王朝存在的時間不長（265—316），僅僅50余年，建都于洛陽。西晉在統一全國過程中，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已進入中原邊地，如匈奴自塞外遷入山西并州（太原）、祁縣、隰縣、忻州、文水定居。羯族自中央亞細亞內遷上黨武鄉（今山西榆社）。鮮卑內遷今河北、內蒙古、山西、遼西一帶。西晉后期鎮守北方的幽州刺史王浚，手下就有大量的鮮卑兵。僅“八王之亂”（291—306）中，在涿郡因違犯軍令被他沉入易水的鮮卑兵士就達八千人。長達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使社會生產經濟遭到破壞，內遷的五胡各族人民和漢族人民飽受戰亂之苦，紛紛起義。永興元年（304）并州（太原）劉淵（匈奴左部師劉豹之子）起義，勢力擴大到山西、山東、河北，后來建立匈奴漢國（前趙），國都平陽。石勒是上黨羯族人，永嘉元年（307）在河北起義，后歸劉淵，使劉淵勢力大增。永嘉五年（311），晉軍主力十萬被石勒聯軍消滅于河南鹿邑，又聯兵攻洛陽。
永嘉之際，稱霸幽、冀一帶的是西晉鎮守北方的軍政高官王浚，官職為“晉使持節侍中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幽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博陵公”。西晉幽州刺史衙署在涿郡（今河北涿州市），領薊城（在今北京宣武區）。王浚在平定“八王之亂”中立下汗馬功勞，身為晉朝中央政府鎮守河北北部以及今北京、遼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身份地位極為顯赫。平定“八王之亂”的第二年，晉懷帝司馬熾被擁戴登基，改年號為“永嘉元年”（307）。內亂初平，欣喜可知。這個時期，北方各族人民的起義，使得西晉王朝境內并不太平。內亂雖初平，但外患仍在。恰逢永嘉元年二月王浚的夫人華芳逝世，四月十九日，王浚將其“假葬”于薊城西二十里，即今八寶山下。王浚在為其夫人撰寫的墓志中表達了深切的哀思：“今歲荒民饑，未得南還，輒假葬于燕國薊城西廿里，依高山顯敞，以即安神柩，魂而有滅，亦何不亡。……繾綣之款，情實在茲。積善余慶，福乃降之。誕生二胤，以構洪基。伊余屯亶，仍多斯殃。”或許其夫人的葬禮也有僧人參加，葬禮過后，在墓葬西方30里的群山間建造了嘉福寺。公則為國祈福，祈福業之海，祝國家平安；私則為夫人祈福，家有余慶。又正逢永嘉改元，取永嘉之嘉字，命名為嘉福寺。即永嘉之年祈家國幸福之寓意。這是寺名的緣起，以及創建時間的考證與推測。整個晉朝150余年，也僅有這一個帶“嘉”字的年號。另外潭柘寺的創寺史上，關于華嚴祖師創建潭柘寺的典故最為盛行，聯系到西晉華芳的存在，或許這位名華嚴的人物即是華芳家族的子弟，或曰華巖、華彥，是西晉創建嘉福寺的第一代祖師。而在長期的口耳相傳下，又有唐代華嚴衍公祖師在寺弘法的事跡，使二者前后交織在一起，辨析起來水乳交融難于理清。
這一時期，借著奉佛理念以求福壽，以圖得到好的果報，這是官僚士族及民眾歸依佛教信仰的主要心理依據和訴求。這種奉佛的理念一脈相承，自西晉到遼代，歷代都有實物為證，這便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河北北齊義慈惠石柱、北京門頭溝區“遼清水院統和十年（992）經幢序”刻文均有此說，潭柘寺西觀音洞清乾隆時期巴尼琿刻石亦有此說。而早在佛教傳播的初期，薊城西晉華芳墓志中早就有這種表述，這絕不是孤立存在的，是與西晉時期幽州地區社會生活中佛教信仰已有一定影響相關。關于潭柘寺建寺確切年代的推測，即源于這個民間早期奉佛的理念依據，姑可稱作由來有據吧。
潭柘寺始建于西晉永嘉元年（307）。佛寺的創建以及寺名嘉福寺的來歷，都與幽州地區最高軍政長官王浚密不可分。王浚治理燕地薊城、涿郡時期，作為西晉王朝正統地位的代表，對于維護地區社會經濟方面，燕地世家大族及人民對其抱有期望，并予以全力的支持。他通過聯姻方式對鮮卑、烏桓部族也有懷柔拉攏作用，鞏固了他在幽州地區的統治。永嘉五年（311）王浚野心膨脹，圖謀自立當皇帝，“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誅殺燕地名士霍原，排除異己，故士人憤怨，內外無親，喪失了民心。
建興二年（314）二月，在薊城內做著皇帝美夢的王浚，被石勒用計謀輕而易舉的誘殺，結束了他的一生。（《晉書》列傳九）

節錄《潭柘寺史略》書稿，2003年撰于京西居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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