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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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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作者自高中時代起,即師事國學大師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先後逾二十年。本書匯集其所撰有關錢穆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關係之論文,共七篇。其所論述之項目,包括:錢先生所處之時代與當時之學術環境,錢先生所企圖解答之學術議題及其主要工作,錢先生「價值思惟」之根源及對此可有之哲學解釋,錢先生之學術觀念及其所顯示之學術史意義。作者對於下列議題,亦皆有極精闢之分析:如錢先生所提出之「中國文化特質說」之來歷與其思惟架構、錢先生之「義理形態觀」與其對三教之分疏、 錢先生詮釋中國學術史之基本角度與其研究重點、錢先生對於「經學」、「理學」、「儒學」所設定之義界及對其發展應如何「斷代」之觀點、錢先生對於人類生存條件及歷史構成之理解、錢先生對於社會形成之結構因素、功能因素與精神基礎之基本分析、 錢先生對於民族與文化關係之說明、錢先生對於歷史目標與進程之看法、錢先生研究歷史之雙重角度與其形成之來源、錢先生有關歷史發展之「主體性建構」之設論、錢先生「史學系統」之完成與其史學工作、錢先生所形塑之學術風格與其啟示意義等。

本書不僅係研究錢穆學術思想前所未有之專論,亦是研究民國學術史一極具參考價值之力作。
戴景賢,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一九五一年出生於臺北市。自高中時代起,即師事國學大師、著名史學家錢穆,前後逾二十載。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自同年起,任教於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迄今,並曾擔任該系教授兼主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涵括學術史、思想史、美學、文學批評與中西思想比較。眾多著作,編輯為《程學閣著作集》,陸續由本社出版。

《程學閣著作集》發行緣起 ix

 

無錫錢穆賓四先生學述 1

前言 1

一 《先秦諸子繫年》 1

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14

三 《國史大綱》 19

四 《朱子新學案》 24

結語 29

 

錢賓四先生所關注之時代問題與其學術取徑 59

先生所處之時代與當時之學術環境 59

先生所企圖解決之學術難題及其主要工作 74

先生義理思想之根源及對此可有之哲學解釋 91

先生之學術觀念及其所顯示之學術史意義 115

 

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 197

先生學術中之「家言特質」與其價值思惟之整體性 197

先生有關學術、思想、文化研究之關切焦點與其「中國文化特質說」之提出 199

三 「文化特質說」建構之條件與其史學意涵 201

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來歷與其思惟架構 206

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所可能具有之啟示意義 210

 

錢賓四先生之義理立場與其儒學觀 233

先生義理思想之根源與其哲學意涵 233

先生之義理形態觀與其對於三教之分疏 240

先生詮釋中國學術史之基本角度與其研究重點 245

先生針對經學、理學、儒學所設立之義界區隔,與其時代畫分 250

先生義理立場與其儒學觀之於當時以及未來之重要性 256

 

錢賓四先生有關歷史與人性之理解及其學術意義 275

先生對於人類生存條件及歷史構成之理解 275

先生對於社會構成之結構因素、功能因素與精神基礎之基本分析 281

先生有關民族與文化關係之說明 284

先生對於歷史目標與進程之看法 287

先生所企圖建立之文化形態學 290

先生史學中之哲學成分 295

 

錢賓四先生研究歷史之角度與其建構史觀之過程及方式 323

先生研究歷史之雙重角度與其形成之來源 323

先生有關歷史發展之「主體性建構」之設論與其當代意義 326

先生「史學觀」中之動態論與靜態論 333

先生「史學論」中之分野觀 338

先生「史學系統」之完成與其史學工作 341

 

錢賓四先生學術思想之總評價 363

先生學術思想於學術史之貢獻 363

先生所形塑之學術風格與其啟示意義 368

 

【附錄】

一 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從學賓四師二十二年之回憶 381

二 無錫錢賓四先生事略 391

錢賓四先生著作版本目錄 395

 

人名索引 409

書名篇名索引 415

語詞語句索引 433

無錫錢穆賓四先生學述 *

 

前言

中國現代經歷有史以來少數最劇之鉅變。此鉅變,最初係由中國與歐洲列強不均衡之政治、經濟形勢所引發;而最終,則成為中國面對未來文化發展時,所不得不作出之社會整體結構之調整。就時代之畫分言,目前,乃至往後之數十年,中國仍將以此為其主要之發展趨勢。而於此邁向「逐步現代化」1之痛苦過程中,中國之智識階層,承受同時代其它社會中智識份子所未可比擬之壓力;亦面對其自身所未曾經受之歷史困境。因中國乃摶聚人類歷來最眾多之人口,結構歷來最龐大之社會,而於此中國之摶成與綿延中,中國亦締造出其特有之文明形式,與其特有之社會結構方式;並凝聚成其特有之文化精神。故一切現實問題之解決,皆無法逃離此一文化大環境所給予之條件與限制。一切清末以至民國初年以來之文化更新、文化改造之呼聲,皆不外反映出作為中國智識份子面對時代問題時,所不得不有之歷史反省。錢師賓四(穆,1895–1990)先生一生之學術,即在此一時代之大環境中締造,亦是針對此一時代之問題而思考。

 

一、《先秦諸子繫年》

先生一生第一部重要之著作,為《先秦諸子繫年》。2其正式出版,在一九三五年,著手起草,則始自一九二三年;歷時約十三年。而於此先、後之十餘年間,中國文史學界存在一股主要之思潮,即有關古史之「辨偽」運動。此項運動,就實際所牽涉之學術問題而言,頗多乃承襲自清末;然於觀念、方法及目標,有一並不同於前人之要點,即彼時學界所欲辨訂之「偽」,不僅限於辨析史料中之「偽」,而更在辨析「史料」背後,其所依據之「歷史觀念」之「偽」。3此種「辨偽」之法,若就「史觀」與「史料」之密切關係論,有事實上之困難。蓋論史者若不能超離於原本建立史觀之材料,另有一可以建構新觀點之途徑,而僅憑史料間之比勘,實際並無法檢視其「觀念」之自身。當時學界之所以引發此項運動,有一主要之因緣,即是輸入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學界藉「比較方法」與「考古方法」所獲得之有關「人類歷史文明演進」之知識,與解釋之理論。故有向來為人所深信不疑,且為許多思想、價值觀念所依憑之歷史觀點,至此皆發生根本之動搖。4其中最重要者,約有二項:一為關於「唐虞、三代」之傳統論述;而另一,則是若干與「中國學術思想之產生與發展」相關之基本觀點。

就前項言,歷來之理解,皆係依據漢人所彙集之「六經異傳」與「百家雜語」整理而成;5其說法,若以「歷史演進」之角度視之,有可信,有不可信。史料之整理,需要建立一新的評判之標準。就後項言,漢人所謂「九流十家」之分野,亦應以一新的整體學術史之眼光,尋找出其彼此間相互影響與前後承遞之關係。6先生《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主要即針對第二項問題,擇定其研究之議題。7

當時學界關於先秦學術發展,有四項視為重要之發現:一、先秦本無所謂「名家」,名家實即墨家發展中後起之新派;二、《漢書.藝文志》所列「法家」,書多難憑據,是否有「法家」之存在,須重新檢視;三、傳世本《老子》一書,乃戰國晚出而託名於老聃者;四、「陰陽」、「五行」之原始觀念,與陰陽家學說之成立,關繫先秦子學之發展甚深;應自「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之角度,加以考察。其中第一、二項,發自胡適之,提出在前;8而三、四兩項,則與梁任公(啟超,字卓如,1873–1929)關係較深,其提出在後。9

大體而言,名家之基本性質屬墨,此一點為當時學界所大體承認;10其研究基礎,在於《墨辯》與惠施、公孫龍思想之比較。至於《老子》一書著成之時代,梁、胡之意見則頗相左。此問題,一方面牽涉老聃其人之史實問題,11另方面則牽涉《老子》一書中思想所反映之政治社會,其時代之特性究竟為何之問題。其前項,因有史料之限制,抑且性質上可另成議題,故重點在於後者。蓋就思想之關係言,《老子》書若早出,在孔子前,如胡適之說;則形上思想與名學思想,自始即結合於「老子」一家之言中,為先秦哲學開創時之結構性基礎。若然,則以老子哲學之發生言,必須解釋其思想與同時代一般觀念,彼此間思惟水平之重大差異,係如何跨越?而其書中所運用之特殊哲學用語,與針對議題而有之高度「哲學化」之思辨方式,又如何能於一時之間,由一人獨力完成,且於哲學建構之完整性與嚴密性上,為此後眾多之先秦思想家所遠不能及?至於「道」字與「名」字二觀念,各家間所應有之承遞關係,亦須有具說服力之說明。若《老子》書係晚出,如梁任公說,則中國先秦思想中「形上思想」與「名學思想」之間之發展關係為何?道家思想之來歷如何?《老子》書與《莊子》書思想孰先孰後?《易繫傳》思想之性質如何?亦必連帶須重新加以考慮。而在政治思想與形上思想、名學思想之間,亦若需要重新判別出一可加以連繫之線索。

先生考論諸子,主要立基於下列數點:一、諸子應淵源於孔子;二、《易繫傳》非孔子作;三、傳本《老子》書當出於莊子之後。此三點有一最要之關鍵,即是名家與道家之關係。蓋胡適之「名為新墨」說,雖當時學者視為碻論,胡氏於墨家先、後之轉變,則尚有一連帶之說法,即:前期之墨,乃宗教之墨學,而後期之墨,為科學之墨學。前期墨家言「天志」,是否即證明其性質屬宗教?而後期之墨家於知識之方法上近於彼所謂「科學精神」,是否即可稱之曰「科學之墨學」?胡氏書中對於先秦思想之背景,主要乃據《詩經》立說,對於春秋、戰國社會階層之升降,與政治結構之轉變,未有詳細之分析;因此所謂「宗教」、「科學」云云,並未找尋出「墨」之所以為「墨」與「名」之所以為「墨」之根本特質。先生於《繫年》成書過程中,先寫成〈墨辯探源〉一文,主要乃確立《墨辯》中之思想係為證成墨家「兼愛」之理論而有,其發生之根本原因,蓋為墨家原始「天志」之理論無足以折服學者之詰難,故造為此新說。12此點即基本上認為墨家之思想,乃係以「政治」為其主要之著眼點;無論前期與後期皆然。而先秦學術中「儒」、「墨」之分途,實即以其互異之政治主張,影響其活動,而造成此派別。故《繫年》中卷一、卷二,即以孔子與墨子時代之前後為起訖,以之作為考論當時社會背景、政治活動之主要綱領。13其論中以儒、墨之名,乃起於身分標識一項,即可顯示其觀察之角度。14

而以民初當時考論之狀況言,「名」之所以為「墨」之性質,既已視為確立;則《老子》書中「名」字之概念使用,應於先秦思想發展史之線索上,佔如何之地位?即應進一步推求。蓋《老子》書中有一最要之觀念,即「道」。而傳本《老子》第一章之言「道」,曰:「道可道,非常道」,基本上即與「名」之問題結合討論;故續云「名可名,非常名」。15然名家之言「名」,皆與人之「意指」相比論,並未論及「不可名」、「不可道」者,如《老子》書中所指。《老子》書之作者,顯已習聞名家之論,故更而上之,以超絕名言者為說。決不當《老子》書已先出,名家之徒嘵嘵然相與辯,而不一語及其義。且儒、墨言「道」與「義」,皆切近人事;儒家言「道」而有玄義近於《老子》,僅有傳為孔子所作之《易傳》。然其書不唯自宋以來即頗有疑其非孔子作者,16如以梁氏「陰陽家乃後起」之說法考察,則其晚出之痕跡,殆若益顯。而梁氏同時又有文考論「天道觀念」之歷史變遷;17其言雖簡要,然「道」字之觀念見於《詩》、《書》與《左傳》者既如此,諸子書中關於「道」義之討論,亦當有一合理之發展順序。先生後又寫成〈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18一文,大體即循此線索,從而判定《老子》成書之必出於名家之後。19

傳本《老子》書之當晚出於名家後,不即足以說明道家與名家之關係。先生文中又涉及一問題:即《老子》書與《莊子》書之先後問題。莊子與老子論學之宗旨,有重要差異,而《莊子》書中外、雜各篇,亦有「近老」與「近莊」之不同,此論出王船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1619–1692)。20先生既確認《老子》書晚出,且當在名家後,而莊子本與惠施為友,亦受名家影響;則《老》之與《莊》,孰當在前,先出,孰當在後,遲出,牽涉道家思想之起源,與道家思想核心之義係如何形成之問題,不能不加討論。先生於此有一獨出己見之新論,即《莊子》內七篇當出今所見傳本《老子》前,而為道家本源之說。

梁任公曾有一論,謂道家哲學有一與儒家根本不同之處,即儒家乃以「人」為中心,而道家則以「自然界」為中心;儒家重人類心力,而道家則重自然界理法。21此若就認定《老》、《莊》乃同屬戰國思想之觀點推論,即可謂儒、道此種立論重心之轉移,代表先秦思想由人生論逐漸擴及宇宙論22之一種發展。因此對於「天」與「人」間關係之探討,應即為此種思想發展內在之趨向。先生關於《莊》、《老》之先後問題主要即於此著眼。而其所擇出討論之觀念,除「道」與「名」之外,計有「帝」、「天」、「地」、「物」、「大」、「一」、「陰」、「陽」、「氣」、「德」、「有」、「無」、「自然」、「象」、「法」諸辭。23其中尤為重要者,在於論「物」一節。

蓋「上帝」觀念之逐漸淡化,乃先秦思想之大趨,此語僅可論大,未能及細。至於「物」之成為思想辨析之對象,而與人之心理對立討論,則在認識論(epistemology)上具有特殊之意義;其先蓋出於名家「名」、「實」異同之論。先生將莊子論「物」區分四義:即「討論物之來源者」、「討論物之情狀者」、「討論物之法則者」與「討論對物之應付者」。24就此四義言,莊子立說之重點,在提出「物化自然」之觀念,而其本旨,則在破除人心依於「外物有常」而建立之知識觀點。至於其立說之所針對,則有一明確之目標,即儒、墨之相爭。然莊子,依先生之說,並未外於儒、墨之認知方法,另建立其積極掌握知識之一套新途徑。故其說雖已略有「道」為「物化」所本之觀念,並未進一步依據物化之運行,而籀離出一可循之公例;如《老子》所言。故就「應物」之態度言,莊子僅言隨順自然而與時俱化,並不似《老子》之超然燕處,而常有「取天下」之志。今若就名家、莊子與老子對於知識方面之態度比觀,道家所承受名家影響而遞變之痕跡,蓋若可以確立。

先生此說,可謂將船山判別「老」、「莊」異宗之意,配合進梁任公所言儒、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得出一當時頗見為深刻之看法。25此一看法,以今日之眼光視之,雖由於有關道家起源問題,學界已有不同於當日之研究基礎,因而可憑以論述之條件已有改變;26然即以此論,先生所提示之有關道家文本與名家間可能之關連,仍為一不應忽視之論點。

除此之外,先生考論《莊》、《老》思想之發展,又獲得一重要之思想線索,即是關於「象」字與「法」字之觀念,係如何「理論化」之歷史途徑。此一考論,基本上即梁任公「道家重自然界理法」意見之發揮;而由《莊》、《老》兩書知識態度之進展,得出一自成其說之脈絡。綜括而言,此說之重要性,在為道家與陰陽家之發展,彼此間如何取得一觀念與思想之連繫,因而使陰陽家結合「陰陽」、「五行」諸觀念而亦成功一學說之原由,獲得一屬於「思想史詮釋」之可能。

以上所述為《先秦諸子繫年》成書過程中,於思想探索上大概之進程;基本上,可謂已將當時學者所提出之新論點,於一家之說法內,組織成完整之系統。27而配合此一重新建立之思想脈絡,《繫年》有一極宏偉之工作,即是史料之組織與考訂。

戰國史之研究,本非當時考辨古史之重點,蓋春秋以後之中國史,已進入文獻較豐之時代,非遠古僅憑傳說可比。孔子《春秋》據史官所記繫年成書,已為歷史研究奠立堅實之基礎。而戰國之史料,因有司馬遷《史記》之〈六國表〉,作為考訂之憑據,所謂「疑」、「信」,蓋僅限於個別之史料或史實,並不牽涉「論述歷史」時之整體觀點。當時對於戰國史研究之風氣,實際乃由「學術史」方面特定之問題所引發。

而就當時學界之狀況言,論思想應注意「史料」之鑑別,與「時代背景」之考求,而以客觀態度,加以系統之研究;此方法本是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所提倡,對於當時學界有莫大之影響。而胡氏書中亦於其實踐方面,具有不可磨滅之成績。28唯胡氏書中對於時代背景之考求,僅由老子、孔子上推其前二、三百年之大環境,而其所據,則主要為一部《詩經》;對於春秋、戰國之特殊環境,乃至此環境與當時學術活動間之關係,並未有足夠之歷史分析。29故逮梁任公舉出《老子》書中顯見之戰國觀念與用語作提示,日後遂激起學界熱烈討論「戰國史」之風氣。而梁氏本人較後著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亦為研究戰國學術與政治間之關係,建立數項基本之觀察點,即:「政治與倫理之結合」、「封建及其所生之結果」、「階級制度興替之狀況」、「法律之起原及觀念」、「經濟狀況」等。30此數項,除第一項外,胡氏書中皆曾提及,唯未有實地之研究。梁氏由於其敏銳之歷史眼光,故於此諸項問題,實際已替代胡適之,導引以下研究之方向。

先生關於戰國史料之組織與考訂,除歷史宏觀視野與思想史之線索外,有一最基本之工作,即是《史記.六國表》之修訂。31〈六國表〉出《秦記》,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故載六國事多疏,且與《史記.世家》文多牴牾;其中有若干致誤之關鍵,由於缺乏完整可信之憑據,始終難於校考。因之譜諸子行事年歷者,於各家書中所涉及之史跡,凡事在春秋者,皆能經久而論定;可議者多屬細節。其成績較著者,有清初以來之閻百詩(若璩,號潛丘,1636–1704)、毛西河(奇齡,字大可,1623–1716)、全謝山(祖望,字紹衣,1705–1755),乃至其後之江慎修(永,1681–1762)、狄子奇(字叔穎,號惺庵)、林春溥(字立源,號鑒堂,1775–1861)等。而梁玉繩(字曜北,號清白士,1745–1819)之《史記志疑》,與崔東壁(述,字武承,1740–1816)之《洙泗考信錄》,尤卓然成家,功不可沒。至於考論墨子以下戰國事,則反若紛亂而難理。其分別而求者,若皆能自成一說;合而會觀,則參差立見。且亦無以定其是非。32此乃原本積存於《史記》中之問題。至於〈六國表〉外,尚有晉太康年間發汲冢所得之竹書《紀年》十三篇,出魏史,亦有戰國年歷。唯因其言古事,多與儒說違異,為世所疑,其價值遂隱不彰。33且其書宋時已失,今本乃後人輯其佚文而又依附於《史記》所成,真贗錯雜,混同一例;以是其可資考信之價值已大為降低。清以來考論及此者凡數家,34至朱右曾(字尊魯,一字亮甫),始自《水經注》、《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及其它書中另輯出真本,從而表顯其有印證諸子、校正《史記》之用。35朱氏書後又得王靜安之重視,36為踵繼其事,知者遂漸多。年歷之參校,得此線索,已有一解決之途徑。然仍需實地將諸子書中所表現之史事,於彼此之間,或與其它史書之所載記,仔細推較,以建立一較為完整之結構;始是將《紀年》之價值,在當時已建立之學術基礎上,發揮盡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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