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4：名人眼中的香港政局

序篇

瑪雅專訪劉兆佳教授

我一向主張從香港的獨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現象，包括香港的民主發展。認識香港的民主發展不但要着眼現實，還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和英國的關係、香港的歷史背景和香港內部政治勢力的對比。這樣才能比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認識它的獨特性；也才能瞭解，為甚麼西方民主政治理論不能解釋香港的民主化現象，其他社會的民主發展經驗也不能生搬硬套於香港。

不論「佔中」最終結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遠未完結，與其相關的政治衝突會延續不斷。對於追求民主政治的人來說，維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濟的精神十分重要。

香港回歸中國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必然出現重大變化。而且西方很難再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為西方自身難保、自顧不暇。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對港政策，離不開香港和內地的良好關係，因此香港人必須要與中央政府合作，與內地同胞和睦相處。在這個基礎上去思考香港未來往哪走、走一條甚麼樣的民主路？

――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劉兆佳

香港「佔中」行動全景觀察與深層剖析——瑪雅專訪劉兆佳教授☆

政改紛爭的本質是管治權之爭

瑪雅：香港政改紛爭發展為非法「佔中」行動，嚴重損害了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民生，引起國內外密切關注。在內地民眾看來，香港人放着好日子不過，瞎折騰甚麼？但是不難想見，「佔中」背後的原因頗為複雜。你在新著《香港的獨特民主路》中分析，過去三十多年香港走了一條獨特的民主化道路。從香港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怎樣認識這場政治風波？

劉兆佳：我一向主張從香港的獨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現象，包括香港的民主發展。認識香港的民主發展不但要着眼現實，還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和英國的關係、香港的歷史背景和香港內部政治勢力的對比。這樣才能比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認識它的獨特性；也才能瞭解，為甚麼西方民主政治理論不能解釋香港的民主化現象，其他社會的民主發展經驗也不能生搬硬套於香港。

瑪雅：香港回歸前在英國統治下一個半世紀，與西方世界緊密接軌，成為一個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商業化的社會，可以說是一個「西方的」華人社會。為甚麼香港沒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而走了一條獨特的路？

劉兆佳：縱觀香港數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發展來源於一些獨特的因素和動力，是在一個特殊的國際環境中發生的，擁有它獨一無二的變化規律，所以呈現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態與運作模式。香港的民主進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現。當時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政治安排展開談判，香港將面對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身份巨變，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社會和心理變遷。在此之前，英國人在香港一方面實施開明的懷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權和自由，保護私有產權，有限職能政府，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等；另一方面將政治權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在回歸問題出現前，英國人因為沒有「撤退」的需要，從未在香港啟動民主化計劃，反而儘可能隱瞞真相。在這樣的環境中，不論是出於反對殖民主義或是為了爭取政治權力，香港都沒有出現過強大的民主運動。在香港，政治學關於經濟發展促進民主發展的理論完全不適用，民主化沒有伴隨自由化而發生。

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乍現，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也隨之啟動。但由於缺乏強大的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來推動民主，香港人雖然民主訴求上升，香港的民主進程卻只能由中英兩國來主導。英國人為了穩定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支持，從而實現「光榮撤退」，在回歸前十幾年加大了懷柔管治的開明度，包括開啟所謂民主改革。中國政府認為，香港在結束殖民統治、回歸祖國後，能有一個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體制，將是香港人和內地同胞樂見的事，同時也彰顯香港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新的政治權利和當家作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進一國兩制下香港政治、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發展，有利於香港與內地的融洽相處，特別是要建構良好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顯然，中國政府的這個目標是英國人不能認同和接受的，中英雙方對香港民主化的內涵、目標、規模和速度有着嚴重且不可彌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於對中國共產黨和「九七」回歸的恐懼和憂慮，無論是反對派還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從兩國政府手中奪取政治權力上。在聲稱為香港爭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權」的同時，兩派勢力之間展開了權力爭奪。

瑪雅：爭奪對香港的執政權？

劉兆佳：是。他們的權力爭奪以及與中英政府複雜的政治互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香港的民主化過程。這個過程迄今尚未完結，還在跌宕起伏中持續，不斷造成社會的分化和內耗，損害香港的穩定與發展。

瑪雅：由此觀之，眼前發生的「佔中」行動是一次權力角逐，是管治權之爭？

劉兆佳：直觀地看，這場政治風波，是各方政治勢力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展開的激烈政治較量。背後的問題，關涉香港未來民主發展的路向選擇、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以及一國兩制下國家和香港的政治、經濟利益。

瑪雅：用內地的話說，是方向道路問題。

劉兆佳：香港學界很多人，尤其年輕一輩，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們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體，實行一人一票選舉、政黨輪替執政。他們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實踐能夠拉動中國的民主發展，使香港成為中國走向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終不能在香港植根，也至少可以讓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達到完全自治，在一國兩制下發揮「民主抗共」的作用。

這樣的立場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勢力堅決反對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從落實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角度來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強調要服從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達致其目標的手段。即便作為目標，民主化發展也不能凌駕於其他重要目標之上，不能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蛻變為「反共基地」或「顛覆基地」，讓境外反華勢力有機可乘。以此之故，香港特區政權絕不能落入與中央對抗的人手中。

瑪雅：這對反對派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們想要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就一定要將中央政府置於特區門外，以免干預香港事務，那香港的管治權就必須由他們來執掌。

劉兆佳：反對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回歸並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個難得的機會。在這種急迫感的驅使下，這些人在接受香港回歸的同時，要求中國政府承諾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在他們「民主回歸」大旗背後，當然是想成為回歸後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為他們帶來執掌政權的機會。

反對派民主改革的立場甚為具體，爭取的決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動民主化和香港的經濟社會改革上，他們的主張卻頗為空泛和模糊。畢竟，對他們來說，沒有甚麼事比奪取管治權更重要；唯有權力在手，其他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才可能實現。為此，他們視中央政府為對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壓，同時與建制派爭奪權力，形成尖銳對立。

基本立場南轅北轍，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勢力難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會各界在回歸後沒有形成一個「政治命運共同體」，以致政治衝突連續不斷。各方爭鬥不休的一個後果，是一套頗為複雜和臃腫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這種惡劣、緊張的政治環境中，不但特區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穩定和發展受損，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嶇不平、前景不明。

瑪雅：「佔中」行動失控，使得香港的民主之路雪上加霜，這對香港長遠的民主發展意味着甚麼？

劉兆佳：不論「佔中」最終結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遠未完結，與其相關的政治衝突會延續不斷。這意味着，香港在其獨特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註定是艱辛和曲折的，而其「終點」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對於追求民主政治的人來說，維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濟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實上，香港政治的未來，必須通過中央與香港人的共同探討，來找尋在一國兩制下對國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發展路向，找到一種切合香港實際的民主改革方案。這種探索過程將是漫長的，甚至是相當痛苦的，最後結局未必對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卻對減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有正面意義。

一國兩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瑪雅：有觀點認為，香港在回歸17年後出現政治動盪，表明一國兩制的實施不成功。你有何評價？

劉兆佳：我認為，一國兩制基本成功。一國兩制方針是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來處理台灣問題。由於香港回歸問題出現，就把這個構思稍加改變，用於香港。當時中國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與中華民族的榮辱息息相關。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1997年6月30日，英國對新界為期 99年的租約到期，就要把新界交還中國。而交還新界，就意味着交還整個香港，因為離開了新界，香港和九龍也難以為繼。中國政府認為，1997 年是合適的時機。那個時候不收回香港，往後恐怕更困難。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鄧小平的說法，他就成了「李鴻章第二」，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所以，中國決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麼處理香港問題？中國提出了一國兩制方針，以期和平地與英國解決這個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當時來看，要達到幾個目的：首先，要讓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後能夠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資者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國政府深知香港的資本家和專業精英對共產黨和「九七」回歸的恐懼，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承諾至為重要。同時，要維護香港長遠的繁榮穩定，保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回歸後能夠繼續發揮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及通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施，發揮推動台灣與大陸統一的戰略效用。

瑪雅：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是從現實出發，理性作出的符合國家和香港利益的戰略選擇。

劉兆佳：一國兩制方針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時照顧並促進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國家發展戰略重大轉變之時，從階級鬥爭轉向改革開放，推動現代化發展。在這個歷史時刻，香港回歸問題出現，國家和香港之間產生重大的利益重疊。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下，香港對國家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冷戰時期，在西方圍堵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還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經濟的主動性。中蘇交惡之後，香港成為中國和西方接觸的一個橋樑。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府認為，香港能夠在新時期為國家的發展繼續發揮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利用它獨有的各種優勢——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高度現代化和與國際接軌的各行各業，作為世界貿易、服務、金融、資訊中心的地位，等等，為國家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本質上，一國兩制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續，是為在香港回歸後使國家發展與香港發展能夠有機融合。所以，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香港人在這一關鍵歷史時刻「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基於彼此的實際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贏」的安排。一國兩制讓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而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會讓共產黨得以通過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來提升管治權威，鞏固執政地位。既然一國兩制方針是建築在重大實際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堅固基礎之上，則其生命力和持續力無可置疑。

瑪雅：從實施情況來看，一國兩制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

劉兆佳：整體來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對各方──中國政府和內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國家以及國際社會，都比較合適的安排。中國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同時保留了一個對國家發展有價值的特區。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在新時期繼續為國家現代化事業發揮作用。

一國兩制也保持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滿足了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的需要，使他們能夠體面地從香港撤退。同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顧。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US Hong Kong Policy Act）。歸中國這一現實，願意繼續支持香港。

最後一條涉及台灣問題，我反而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瑪雅：為甚麼？一國兩制最初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計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範作用？

劉兆佳：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體制，在政治發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無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成功，都不會對台灣有太大的示範作用，不會增強台灣人對實現統一的願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讓西方以及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政府有誠意、有能力履行國際協議。香港回歸後能保持繁榮穩定，西方對台灣的將來就會增加一份信心，減少支持台灣獨立的動機。西方原來就不想因為台灣獨立跟中國過不去，既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來實現兩岸統一，既然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對台灣不論是政治責任還是道義責任都會有所下降。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減少了西方介入中國統一進程的可能性。

☆ 劉兆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