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107幅精細地圖，從石器時代到當代中國，追尋重現中國城市文明的演變軌跡（簡體書）

這是難得一見的圖文述說。讀者從中可以發現，歷代城市的性質、功能、結構，以及整個城市體系的空間拓展形態和分佈，竟是中國文明的演進及其在空間拓展過程的寫照。
薛鳳旋教授參考了大量中國的文獻材料，以及西方相關的資料和發展經驗，將視點時而交錯於歷朝的重大事件、經濟狀況、科技和文化藝術的發展、軍事和政治體制的變遷等作為營造城市和城市化的動力的細節之間，時而聚焦在中國的獨特城市觀與城市演化的特點上，其中不乏迥異於西方觀點的精闢論述，以及從城市看歷史和文明演變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本書亦系作者累積三十年教研經驗的一次專題總結。他精心研製的百餘幀歷代城市地圖，是全書內容的精髓所在。讀者只要圖文互相參照，自能領悟中國的歷史、文明和城市發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來的獨特個性。

薛鳳旋，原籍福建，1947年出生，在香港長大和受教育。他畢業于香港大學，取得地理學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1974—1977年就讀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獲博士學位。1977—2007年在香港大學任教三十載。2008—2012年擔任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奠基所長。
薛教授專著及編著共約四十本，國際學術論文逾一百篇，主攻城市、區域發展、基建和發展策略研究。著作包括：《北京：從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中國的大都市》《中國區域發展報告》《香港與澳門》《香港發展地圖集》等。

編輯推薦
推薦一：從石器時代，歷經漢唐宋元明清，直到當代中國，梳理總結中國城市發展演變的脈絡，剖析城市發展變化背後隱藏的文化內涵。
推薦二：全書收錄百餘幅精細地圖，直觀呈現城市的歷史面貌，帶你重遊千百年前的中國城市。

前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
儒家思想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中曾一直占主導地位。
在這歷史長河中，這個文明古國幾起幾落。以主要朝代計，自周代起便經歷了十三朝。然而據考古材料和古籍記載，周代之前還有商代和史前的夏代及五帝時代。從跨進文明門檻至今，中國的文明演進已歷時約五千年。
在現代漢語中，“文明”與“文化”這兩個詞常常被互換，近乎被公認為共通詞。我們這裡採用了稍為狹義的解釋，將文明放在文化之上。在時間上，還未跨進文明門檻的史前文化稱為“文化”，之後，便稱為“文明”。另外，文明亦被作為一個泛稱，如相對于中國文明、中華文明，在中國範圍內的地方文明便被稱為“地方文化”；甚至城巿文明或一個時期的城巿文明，相對于中國文明和中華文明，亦可稱為“文化”。
中國文明的基本，即其價值觀體系，乃儒家思想。它所揭示的人與天（地及自然）、人與人和國與國的關係，支撐了一個大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的進步、繁榮、擴張和秩序穩定。它是中國歷代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演變的背後原則，規範了中國各行各業的活動和發展，也成為統治者和百姓的行為準則。
城巿是文明的載體，因為它是行政、教化、非農經濟活動等的支點，也是為農村和農業服務的仲介地。歷史上城巿的演變因而自然地體現了文明的演變。
由於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不同，中國城巿也自然地與西方城巿出現不同的特徵。我們不能說中國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其他文明不是真文明；同樣地，中國城巿只是全世界城巿中的一個類別，它有它的特點，因為它體現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國文明。
正因為中國文明建基於農業和農村，至使中國城巿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然而，從文明的主要載體或節點來理解和研究中國文明，應是必經之路。事實上，從農村看中國文明或儒學的演變，是看不出多少東西的；但在城巿裡，文明的演變因為高度集中，而更易被理解和體現出來。
我在本書中因而提出了從城巿看歷史、看文明的演變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我同時採集了大量的地圖，特別是城市地圖，以便能更具體、形象和有趣味地將中華文明的特點和演變歷程描繪出來。
謹以此書獻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祈希天地人三才各如其分，世界大同。

薛鳳旋
2008年5月10日
于香港大學梅堂

序 言 薛鳳旋

第一章 中國城市文明的起源及其歷史分期
中國文明與城市的土生性
多元的先民文化
中國何時跨進文明門檻？

第二章 由原始村落到仰韶晚期的初城
原始文明
仰韶晚期的聚落
一、薑寨一期
二、大地灣二期
三、城頭山初城
初城的性質

第三章 龍山時代的城邦
什麼是城邦？
龍山時代的社會
龍山聚落和城市
城市結構和功能
龍山城邦國

第四章 夏代：青銅時期的城市文明
中國文明最早奠基于夏代
夏代開拓了中國文化新紀元
夏代的地域空間組織與城市體系
一、核心地區
二、周邊邊遠地區
夏代的城市文明
其他夏代城市
夏代——奴隸社會封建帝國的開始

第五章 青銅器的高峰：商代城市文明
中國有現存文字歷史的第一個朝代
商帝國和商文明
一、仁 君
二、新的國家統治制度
三、稅制、貨幣、貿易和法典
四、經 濟
冶銅技術的發展和傳播
商的疆域和城市體系
二裡崗的城鎮體系
在都城300公里內的區域性中心
沿邊地區的區域性中心
商的屬地和獨立的方國
結論：商代已建立封建特色的中國城市文明的根基

第六章 由封建社會轉變成工商業城市：周代與戰國的發展
歷史的分水嶺
三代的理想：周王朝及其統治理念
一、封建制度
二、宗法制度，加上祭天地和祭祖先結成一個新宗教（儒教）
三、井田制度與城鄉分別
《考工記》與中國城市規劃
一、規劃的原則、程式以及城市理想結構
二、宗 周
三、成 周
戰國時代：鐵器時代開始——封建被新中央集權所替代
東周和戰國的新城市文明
一、臨 淄

第八章 唐代：儒家模式的黃金期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至隋唐的大統一

王位繼承的內爭、外戚與宦官之專權，最後導致了漢室的衰落。旱災和水患亦相繼令帝國的農業經濟瘡痍滿目，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其中的黃巾和五斗米道蔓延廣大地區，令各地將領和侯王自保，或如曹操等“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起而問鼎，漢家天下從此四分五裂，開始了西元220—280年的三國分立（圖8.1）。晉朝（或西晉）在西元265—316年間短暫地統一了中國。然而，西晉不久便遭越過長城而來的北方民族匈奴、鮮卑、羯、氐和羌侵略而棄守中國北部。這些北方民族在中國北部建立起新的朝代，並且日漸漢化，如漢化了的匈奴族在掠奪洛陽之後所建立的北漢。自西元304—384年，他們在中國北部先後建立了16個小朝廷或小國。同時晉朝退守淮河流域以南的南中國至西元420年，史稱東晉。
隨著晉室南遷，儒家文化的核心也跟著南移，依靠只控制半壁江山的漢族王朝，即東晉、宋、齊、梁和陳（西元310—481年）。與此同時，北方的小國逐步被強大的北魏所吞併。北魏的先祖是東胡的分支——鮮卑中深受漢化的拓跋氏。拓跋氏提倡胡漢通婚，尊孔崇儒，興複禮樂，並將漢族的士族門閥制度推廣，將胡漢士族定為九等，根據家族名望任官。北魏國都平城的建設，也嚴格地依循《考工記》。這種採納儒家理論、以漢代為典範的士族官僚體系，導致高效率的行政，使北魏日漸強大。在北魏統治的後半期，王室更遷至洛陽，以之為新都。括言之，南北朝的對峙說明了萬里長城並不能將民族分隔，漢與非漢的政權與分野只是觀點與時代的角度問題而已。在亞洲大陸上，文化與民族的融合從未間斷，而農業和畜牧經濟的地域分界線也從來是模糊的。十六國時代說明了北方的民族在採納儒家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融合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
在南中國，儒家思想亦和本土的道家思想、“進口”的佛學融合。此時，道家已世俗化而成為道教——一個本土宗教。然而一些南朝君主，特別是梁朝的皇帝更篤信佛教。單在梁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便建有480所佛寺，有僧侶10萬人。在北朝，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亦往往推崇佛教，以避免過分倚重儒學。遺留至今的雲岡和龍門佛教石窟，顯示出當時北方學佛的現象。
在南北朝的分裂和戰亂時代，中國總人口從西漢時的峰頂跌至西元221年的最低——1410萬。北魏較長期和有效率的統治曾使北方人口在西元476年回升至3240萬；在相近的西元464年，南中國的人口仍只有470萬。後者似乎沒有包括蜀國的約200萬人（圖8.1）。
西元581年，楊堅迫使周靜帝下詔禪位，自立為帝，建國號隋，是為隋文帝。在統一北方之後，文帝滅了南方的陳國和西面的蜀國，結束中國自晉末以來的分裂局面。在隋（581—618年）統治期間，兩代君主的文治和武功都是歷史上少有的。煬帝努力安定邊疆和拓展版圖，多次征伐吐谷渾、突厥和高麗、越南北部，重開絲綢之路。此外，他們還完成了巨大的基建。其中重要的包括長300公里的廣通渠，連接潼關和首都大興（西安）；以及長2800公里的大運河，連接杭州、洛陽和涿郡（北京）（圖8.2）。建設這兩條運河就動用了360萬名民工，即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這兩大項目，還有修築長城和建設新都城大興等，使本來在慢慢恢復元氣的農業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引起廣泛的農民暴動，縮短了隋代的統治。然而這些巨大工程卻使後代得利，特別是它的繼承者——唐代。隋代還恢復了傳統的禮樂制度和漢魏以來的官制，使君主專權的三省六部的中央機構得以確立；沿用府兵制，而對軍隊的指揮系統和兵役制度作了調整，使皇帝權力擴大；又開始科舉考試和貢士，放棄“九品中正”體制，並建立了縣佐必須回避本郡、任期三年、不得連任等規定，使用人制度翻開了新的一頁。這些都被唐代繼承。
唐代的開國君主李淵是有鮮卑血統的關隴大族出身，其祖父為北周八大柱國之一，死後封唐國公。在隋時李淵為太原道安撫使。隋煬帝被殺後，李便建立唐朝（618—907年）稱帝。在唐的文治武功下，中國政治統一，國力強盛。開元天寶之際，其疆域東起安東（朝鮮），西至安西（中亞），南起日南（越南），北至單于府（蒙古），計有邊區少數民族的羈縻府856個，本土郡府328個，縣1573個（圖8.3）。有唐一代不但開創了儒家文明的黃金時代，而且還通過對外交往向亞洲乃至歐洲推廣。其實隋是唐的先行者，而唐則使它們得到落實。比如，唐如隋制，在國內重要城市建設官倉、官立學校、法典；並將傳統的禮樂制度發展至歷史的新高峰，通過禮樂制度，明確了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社會地位。唐代所定的貞觀、顯慶和開元禮，涵蓋範圍遠超三代的禮制，由君主到百姓都要瞭解禮和行禮，改變了早期“禮不下庶人”的局面。通過真實意義的“禮治”格局，從天人關係、君臣關係、官吏之間關係，以至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等申明了統治的合法性。官學體系和科舉致仕的體制，更在大儒孔穎達和顏師古的官定五經正本及其解釋，即《五經定本》及《五經正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這對儒學的影響比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為重大。不但儒家思想和行為規範成為社會主流，科舉制度亦徹底打破了士族貴族壟斷仕途的局面。到玄宗時，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官職已主要由科舉出身的新官員出任。不過，唐代的崇儒並不構成對佛、道的排斥，後兩者更不時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多次資助和鼓勵高僧出國以求佛經（圖8.4），使佛道兩家在唐代進入全盛時期，顯示出儒學的包容性和實用性，在中國形成了佛教四大門派（包括在本土形成的禪宗）。按西元854年的統計，唐代有佛寺4600座，聖地4萬處，僧侶26萬人。西方學者認為唐代是東亞文明由中世紀轉入現代社會的轉捩點，而唐朝亦成為東亞的政治和文明核心，為周邊地區如日本、新羅、南詔、吐蕃、越南、回紇等仿效。通過絲綢之路，唐文明亦傳播至地中海沿岸。在盛唐時（752年），中國人口回升至6000萬（表8.1），其主要原因除了國家的大統一外，還要記功於儒家禮教統治的推行。


唐代政府體制與社會

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確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國的總方針：“偃革興文，有德施恩，中國既安，遠人自服。”唐朝的皇帝因而有遠見地將儒學提升至國家宗教的高度，又大力推廣教育，不但提高了百姓對統治者的認受，也為國家培養了忠心、可靠和高效的官員。它也使國家避免過分地倚重軍人，同時還削減了高門大族的影響。
第二任皇帝太宗在西元630年詔命天下普建孔廟，又令地方官員定時祭孔。十年之後，太宗恭親祭孔以樹立天下表率。西元647年，太宗更下令將儒家22名先賢列為聖賢，並立石於孔廟之內，接受拜祭。自此，該習慣延續至今。祭孔之外，祭天地和祭祖先亦奉為皇帝和主要官員的重要職責。這些禮儀，使皇室家族擴大成為包括主要大臣、官員的融匯傳統天人（包括人地）關係、祖先崇拜以及儒家等級宗法觀念的“大一統”的“政治大家庭”。這就成為“以民為本”、“以文治國”的“禮治”的具體寫照。城市是這些禮儀的展示平臺，因而“禮治”所包含的考慮就成為城市功能和其主要土地利用區劃的原則。
唐承隋制，強化了中央集權式的官僚體制。中央機構主要有三省、六部和九寺，三省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九寺是：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另外，設立禦史台以為中央的最高監察機關。在地方政府方面，基本上是州（府）縣兩級制。
因為“以文治國”，國家的主要功能乃是通過皇帝和各級官員身體力行，推廣儒家道德觀點和教育百姓。在中央和地方層次，唐代建立了一個教育網路。中央在國子監下設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二館（崇文館、弘文館），收皇族、大臣、官員子弟約8000人。地方州縣設官學，學生達6萬多人。同時，政府亦“任立私學”。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通過公開考試（制舉、常舉）而出仕為官，使士（或儒家知識份子）替代了名門望族的血親關係，成為人才選拔的主要辦法，是世界上最早全面落實文官制度的國家。
上述是唐代儒家統治模式的主要內容。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因而完成了它的第二次歷史性的復興。隨著唐朝版圖的擴大，以及寬容的外交政策，這一儒家統治模式亦為周邊國家所景仰和模仿。日本的“大化改革”（貞觀十九年，西元645年）基本以唐朝的體制為依歸，奠定了日本至今的文明主流。
由於皇室有鮮卑血統，因此，在文職和軍隊中任用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成為唐代的種族和文化特點。不但邊區的都護府是如此，朝廷中亦有不少少數民族官員。是以，唐朝不但對外來文化包容，本身亦是東亞社會的典範：一個雙向的開放的社會。
唐初，突厥是亞洲最強大的民族，管治了回紇和鮮卑等北方少數民族（圖8.3）。西元582年，唐兵破突厥，使之分裂為東、西突厥，並於西元657年完全消滅了西突厥。唐朝對朝鮮半島（靺鞨）、西藏（吐蕃）、西部回紇的征伐都取得了勝利，將不少邊境地區建成羈縻府州，歸中央管轄。又或賜姓封王，使來朝貢，承認唐朝的宗主國和皇帝的天可汗地位。唐帝國因而西越蔥嶺，與中東和印度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初唐行使府兵的民兵制。適齡男丁出當兵役，三年檢點一次，21歲入役，60歲免役。府兵是均田制下的農民，平時種地，農閒時操練。玄宗以後，由於年年戰爭，加上均田制敗壞，人口流失，遂以募兵替代府兵，並將沿邊分成九區，各由一節度使領兵。其後節度使又被授以地方政治和經濟大權，發展成為強大的割據勢力。唐代武功的關鍵之一是唐初皇帝對戰馬的喜愛，並建立了強大的騎兵。國家在北和西北邊區建立了大型戰馬養殖場，在7世紀時的高峰期共養馬70萬匹，包括了阿拉伯和吐蕃的良種馬。其後由於吐蕃和突厥多次侵犯，破壞了這些養馬基地，導致馬匹流失，最終削弱了唐軍的攻擊能力。
在農業方面，南方的發展，特別是一年兩造（早熟）稻米，以及插秧（即先育秧苗，長大至某程度才正式種下田裡）的普及，使稻米增產，可達每畝年產400斤。北面的黃河平原地區，糧食產量也比以往增加四分之一，雖然畝產僅103斤。由於中央政府、軍隊和大部分人口都集中於北方，大規模的南糧北運成為帝國的必要工程（表8.2）。南北大運河成了溝通長江流域和中國北方的糧食通道（圖8.2）。西元735年的記錄顯示，在之前的三年，大運河共運輸糧食700萬石。運河上繁忙的交通，也促進了河兩岸城鎮的手工業和其他商品的生產和貿易，包括與外國的進出口活動。此外，唐朝亦將前朝的馳道擴充為一個總長5萬公里的全國驛道系統。這個以長安為軸心的幹道網，每30公里路程便設一驛，駐有官員檢查往來人員、貨物，收納關稅（圖8.5）。全國共設驛站1643個，中央和地方政府亦向合資格人士發給通行護照。安史之亂（755—763年）後，中國往中東和印度的陸路重新阻塞，南中國沿海的商港因而興起，成為新的中外貿易門戶。
安史之亂（以藩將邊區節度使安祿山和史思明為代表的地方軍事叛亂）再一次導致人口南遷，不但削弱了北方豪門世族的影響，也加速了南方農業的擴張。當南方的貿易與文化發展至高峰時，中唐（780—850年）亦倚重於南方。朝廷因此在南方建立了數個專營事業，其中鹽的專營提供了國庫年入的一半，而茶葉專利則貢獻了年納的十分之一。大量的商品流通和貿易活動導致在9世紀末“櫃坊”和“飛錢”的出現，這都是最早的支票。商人在京售完貨物後，可將現款交給進奏院，在回鄉後憑進奏院的“公據”取款。此外，還有私辦的“使換”，也具備同一功能。自中唐以後，在南方一些大城市如廣陵（揚州），商貿活動已衝破坊門，開始沿街設店，同時也出現了夜市和城外的定期集市——草市等。商業的繁榮，使自周代以來對城市基層住民和工商業活動嚴格管理的行政體制——坊市制度，開始崩潰。


唐代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

城市作為行政中心以及為農業地區服務的中地，自然也隨著人口南遷和南方農業的擴張而在南方長足發展。在中國的西部、北部和西北邊區，節度使的設置以及羈縻府、州的建立亦促使當地城市化。我們可以通過漢、唐兩代南方城市的數目和密度的比較體會出來（比較圖7.2和圖8.2）。表8.3亦將東漢和中唐的城市空間分佈作了相應比較：

中唐的城市比東漢時增加了約五百座，新增城市主要集中在南方的長江和珠江流域，特別是在劍南道，即現今的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在西元740年時，該處共有314座城市，是北方總額的一半。唐代的城市化顯示出如下的新規律：

一、南方湧現新型大都會
它們即建康（南京）、江陵（荊州）和益州（成都）三大都會，及京口（鎮江）、廣陵（揚州）、壽春（睢陽）和番禺（廣州）等港口城市。中唐時，益州和廣陵的稅收，包括鹽、茶等專利收益占了全國歲入的九成。

二、運河城市
自隋統一中國後，中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遷回北方，隋唐的人口增長也隨之以北方為重。運河的興建，特別是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解決了南北之間人口與農業生產地域不協調的矛盾。大運河亦成為延至清代而不衰的新增長帶，使兩岸的城市都繁盛了起來。在中唐，這些城市包括了四大都會：楚州（淮安）、廣陵（揚州）、蘇州和杭州，七大商貿城市：華州（華縣）、陝州（陝縣）、汴州（開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潤州（鎮江）、常州，以及28個州治（圖8.3）。

三、長江沿岸城市
水利和灌溉之利是長江沿岸重要城市發展的主因，特別是在長江與大運河交匯的那一段。中唐時，這些重要城市包括十大城市和二十座州治。較出名的有江陵、益州、建康、廣陵和潤州。

四、東南的海港城市
自六朝以來，中國東南沿海的海港城市因應與東南亞的貿易發展而興起。中唐時，吐蕃與突厥一度阻斷了絲綢之路，印度及中亞商人被迫由海路而來，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使東南沿海城市如廣州、潮州、泉州、福州、溫州和明州（寧波）發展為海港城市。一位元阿拉伯商人于西元879年記載：廣州城內有12萬名阿拉伯人、猶太人以及基督教和祅教人士。
在長江口的北岸，也有重要海港城市如廣陵、蓬萊（德州）、明州、盧州和平州。

五、行政及軍事重鎮
正如前述，大部分城市都是各級行政區域的治所。但在邊區，卻設有具行政和軍事功能的11個鎮。唐代的省級區域府和州約等於漢代的郡。這個最高層次的區域的總數在唐代有明顯的增加，特別是在淮河以南（圖8.3）以少數民族為主的邊區，一些較低的聚落被提升為羈縻府或州以強化邊區的防衛，因此它們的數目很多，甚至比一般的府和州多。如在西元740年，後者只有317個，而前者卻有856個。
中唐以後，一些在城市之外或農村地區的販賣農、林、牧產品的“草市”，由於貿易和人口較大而被提升為縣，並成為縣治。政府在這些地方設有管理機構。這是中國最早的基於交通便利地區商貿發展而形成的城市。因而商貿活動首次成為城市化以及建市的新動力，並且使這類活動不受城中官市的限制，而在大街兩旁設欄店，甚或離開城的局限而沿大道、運河和大河的兩旁伸延。後面的案例，即唐末的揚州，見證了這些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