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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
  • 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

  • 系列名:新國民文庫
  • ISBN13:9789578017610
  • 出版社:前衛
  • 作者:余杰
  • 裝訂/頁數:平裝/400頁
  • 規格:21cm*15cm*2.4cm (高/寬/厚)
  • 版次:1
  • 出版日:2015/02/01
  • 中國圖書分類:中國政治制度
定  價:NT$450元
優惠價: 9405
可得紅利積點: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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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展望兩岸四地民主圖景,深入台灣歷史肌理
一名中國流亡作家寫給自由台灣的誠摯建言

秉持著對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追求,異議作家余杰在中共政權的非法軟禁、折磨與死亡威脅之下,攜妻兒出走中國。儘管中共當局持續發出炮製「江南案」的威嚇,甚至誘捕與其合作多年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並判刑十年做為警告,但余杰仍無懼於批判中共體制,更企圖為中國與華人世界,打開一扇新公民運動的思想窗口。

2014年,國民黨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爆「三一八運動」,香港則因一國兩制逐步變調,佔中「雨傘革命」如火如荼。澳門復甦的社運氣象,以及中國民間的維權行動,顯現大國邊陲聲息互通,公民運動的連結與合作逐步成為可能。余杰訪問台灣數月,走遍台灣各縣市,發表演講座談六十多場,在台灣公民社會中發現生生不息的活力。

在本書中,余杰展現其敏銳的觀察與犀利的筆鋒,不但深且廣地掌握了兩岸四地「新公民運動」的脈動,為台灣、香港、澳門與中國的民主進程留下深刻註腳,也持續為他的「精神原鄉」──台灣──奠定自由主義的獨立根基。此外,余杰更以「持自己政見」的知識份子為己任,照見中國知識界諸多「公知」面對台灣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與大一統思想,重新闡明自由主義的真諦,並追索台灣近代史上關鍵的政治時機,從而省思,進而展望,為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改革,帶來誠摯的建言與前進的力量。

【專文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發起人)
朱立熙(「知韓苑」創辦人)
楊 翠(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聯合推薦】
林濁水(政治評論家):
在朝野主流主導下的台灣民主政治,困頓而令人沮喪,透過余杰的觀點觀照更加如此,但吊詭的是,我們也將因視野不同而看到新的可能性。

張鐵志(台灣文化、政治評論人):
此書對兩岸三地的順民與公民都有重要反思:台灣人在學習如何做真正的公民,香港人在爭取公民基本權利,而中國民眾則在爭取如何公開談論「公民」。

魏揚(三一八運動參與者):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該以何種歷史視角與關懷尺度,來理解這些在日益強大的「國家/資本」聯盟下仍堅毅挺起身子、握起拳頭的眾多抵抗者?又該把自身放置於什麼樣的位置?余杰的書寫所描繪與探討的,正是我們這個年代的面貌,以及屬於我們這個年代的探問。

余杰

1973年生於中國四川成都,1992年入北大中文系。於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冊,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一代青年學子。先後出版各類著作超過四十部,如長篇小說《香草山》、近代思想史論文集《彷徨英雄路》、傳記《劉曉波傳》以及政論集「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等。多次入選不同版本的「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於一身。2010年10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余杰被中共當局非法軟禁數月,並遭到黑頭套綁架及酷刑折磨,因而於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出走中國,獲美國政府政治庇護。

此後,余杰在華盛頓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宗教信仰自由與公民社會等議題的研究。從2008年起,余杰多次訪問台灣,足跡幾乎遍佈台灣的每個縣市,可謂最關注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中國獨立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有精準的觀察和深刻的評論。

序一
余杰:以自由台灣為精神原鄉的知識分子

沈清楷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星期五」發起人

  藉由好友李雪莉介紹,讓我有幸在二○一三年一月在台北慕哲咖啡館所舉辦的「哲學星期五」,認識了中國作家余杰。經過這一、兩年閱讀他的文章,以及間歇性地接觸與相處,我所認識的余杰,是個文字犀利,卻溫潤典雅的人,看起來充滿反差,但人、文一致的是,充滿關懷與「不妥協的正直」。
  余杰這本新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除了可以閱讀到這幾年他在台灣的見聞與反思外,余杰更將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藉由台灣公民社會朝向多元、開放、自由的道路上,反觀現今中國崛起的精神危機。余杰在本書中,點出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思維本來就和馬列思想扞格不入,而這個思想的錯亂,催生了另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為了鞏固「大一統」以及「反分裂」思想,運用歷史屈辱來正當化仇恨;透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去填補意識形態空缺。在情感高於理性、整體重於個人,以愛國主義為包裝,朝向霸權式民族主義、更戕害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路上邁進。
  面對中國的危機、中國未來的國家想像,余杰在本書中回顧了梁啟超─陳炯明被遺忘的「聯省自治」所蘊含的美國聯邦主義思想後,「聯省自治」也變成一種他反思各種「獨立思想」的參考座標;同時也因為愛爾蘭哲學家柏克(一七二九—一七七九)的「自由」觀,使得余杰對於國家主權和個人自由之間,脫離一種鄉愁式的中國天下觀,拋棄了虛構的「大一統」,回到尊重人權的自由價值。因此,我們看不到余杰使用「血濃於水」的膚淺修辭,去模糊台灣與中國的主權問題;也看不到他屈從於中國官方政治威脅,而盲目地支持「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書中,余杰清晰地拋棄中國大一統思想,進而支持台灣獨立。不過,當余杰支持台獨時,並非以「民族主義」的視角進行論述,而是以「自由」闡發他的價值判斷,並援引支持人權價值的「自由主義」思想。面對自由主義思想日盛的中國,對他而言,除了有真、假自由主義之分,更進一步認為:「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一面試煉中國『公知』(公共知識分子)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照妖鏡』。」也就是對「自由」的信仰,讓余杰也可以大聲說出疆獨、藏獨、港獨、川獨等脫離大一統中國的「分離主義」說法。他明確地指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當超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大一統』觀念之束縛,就當為台獨正名,為分裂鼓掌。因為,分裂而自由的中國是美好的、統一而獨裁的中國是邪惡的。」筆者淺見,他的文字所帶來的啟發,不只是中國如何治理,或是勇敢地對統、獨議題表態,而是更深一層地帶我們返回到國家的目的,當我們捍衛一個虛無飄渺、神聖化的大一統國家時,它卻不再保護人民的自由、安全與幸福,甚至犧牲個人時,這個國家是否還有其正當性、存在的必要?而反觀自身,在台灣島內近幾十年來,不斷上升的台灣獨立的國家意識,我們是否也可從國家存在的目的不斷地自我提醒:我們所追求的什麼樣的獨立國家?是一個封閉而保守的國家,還是開放並充滿對人關懷的國家?

何謂知識分子?

  這本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還應和著一種公民不服從的時代脈動,我們也可以從二○一四年台灣、香港、澳門等地風起雲湧的新公民運動(太陽花、佔中……)的脈絡來思考,他整理了我們少見的中國觀點,所謂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是如何片面及不對稱地評價台灣太陽花運動;他爬梳著台灣兩地知識分子各自從《零八憲章》和《自由人宣言》倡議著時政的改革,以「獨立」與「自由」作為價值座標,讓我們在面對混亂的局勢,看見真、假知識分子。
  在台灣,我們似乎只看到中國經濟的大國崛起,或是因為中國對台威脅,而不小心地將「中國政權」與「中國人民」等同起來,輕忽了在中國還有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中國崩壞的危機,正默默地為國家的民主自由而努力。不幸的是,這種「默默」不是他們刻意的低調,而是一種政權的壓制。如同早期台灣的民主前輩,在國民黨戒嚴以及威權統治下,為了言論自由、民主價值,他們必須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那些勇於和當權者對抗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有著相同的處境。他們活在由腐敗所支撐起的經濟繁榮,同時面對言論控管甚嚴、缺乏人權觀念、不重視司法程序正義的中國,一旦當權者羅織罪名,隨時可以濫權羈押、刑求,動輒被無限上綱打上叛國之名而身陷牢獄,這時,還勇於站出而針砭時政之士,可見其巍巍風骨。
  遠離了白色恐怖的台灣,也沒有身處在充滿言論限制的中國,現在很多台灣人很難感受到余杰所說的:台灣最可貴的是「自由」。也因為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啟發,「自由在哪裡,祖國在哪裡」,台灣遂成為余杰「精神的原鄉」,他認為,因為在這裡,人人可以自由地談話,不用顧慮任何威權式的思想檢查。筆者淺見,作為台灣人或許受到了鼓舞,但毋須為台灣可以作為余杰的「精神原鄉」而自滿,因為如果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精神,而自由並非自然形成,是透過許多人努力爭取與捍衛才有的成果,威權獨裁幽靈隨時會在我們沒有警覺之際,讓自由變成幻覺,使奴役成為噩夢。
  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不斷提及知識分子之重要性與虛假性的辯證,從西方的柏克、聶魯達、哈威爾與東方的梁啟超、林獻堂、劉曉波等等反抗不義政權正面例子,到龍應台對台灣、香港公民社會的嚴厲批判,卻對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輕輕帶過,對中國六四的噤聲,自甘成為「中共的統戰花瓶」(余杰語)的負面例子。
  呼應余杰的看法,個人淺見,「公共知識分子」或許是一個自我期許的目標,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很可能是商業炒作下的身分,也因為這些明星的光環過於炫目,以致於遮蔽心中應有的清明,而將知識分子的頭銜讓位給「沒有態度就想要有高度」、充滿世故卻投機的人:不僅對公共事務自我閹割,因為對權力之惡的恐懼,反過來虛假地自我標榜中立、客觀;在自我蒙蔽中自我癱瘓,同時帶有品德地教訓他人,進而癱瘓他人,用更有技巧的虛假,充滿傲慢且自戀地活著。余杰說道:「傲慢是為了掩飾內在的虛弱與恐懼。」
  在這個知識日益普及、資訊爆炸的時代,正常的公民社會,公共事務的知識不再是門檻,因此,人人都可以就其所長,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在公民社會我們所欠缺的,可能不是知識分子的光環,而是一種正直的勇氣。反而要回歸一種素樸的態度:拋棄知識分子光環的無謂枷鎖,以一個「識字分子」自由地踐行公民身分,為了美好,想像且批判。
  閱讀余杰這本新書時,從其他的中國友人得知,「香港佔中」前後,中國在習近平「中國夢」帶領下,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之名,抓了許多有良知以及無辜的中國人,他們被羈押、刑求,羅織罪名,生死不知,人權悲劇不斷上演中。余杰的文字在這個動盪的時局,是一種對台灣人的提醒,提醒我們需要珍惜自身的自由,提醒我們,稍有不慎,隨時會回到獨裁戒嚴之中。再加上中國持續「以經逼政」的策略,兩岸權貴資本密室談判,讓台灣陷入「跨海政商集團」的把持中,台灣自主性正一步步地被蠶食……。
  余杰的這本書,並非要告訴我們中國政權有多麼的腐敗、人性有多麼的懦弱,而是鼓舞著我們,面對腐敗、面對權力的傲慢,在強烈的現實感的犬儒心態包圍下,不要放棄警覺與反抗,為民主自由的深化而努力,即使身處黑暗,也要繼續發光。最後,做為一個台灣人,我很感謝余杰「支持」台灣獨立,但是,不論有多少人願意支持,台灣獨立最終需要台灣人自己去「主張」與奮鬥。

自序
我在這個像蒸籠一樣的島國自由地言說

余杰 中國異議作家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攜妻兒從北京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
  當廣播宣告「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不到四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然後回去交差。
  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跟他們「再見」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
  一天中共的暴政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的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
  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良師益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二○一○年十月起,他的妻子劉霞也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的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佈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的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
  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二○一三年春和二○一四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台灣的每一個縣市。
  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濕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一瞬間,衣衫就濕了一大半。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
  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不亦樂乎?
  二○一三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也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作品的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
  我到台灣時,充滿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對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板。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
  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二○一四年春夏之交對台灣的訪問結束後,我回到美國,開始更多地就台灣島內的議題撰寫評論文章。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我更是天天追蹤,最後一個月,幾乎每天寫一篇評論文章,以自己的方式為台灣的民主盡一份力量。選舉的結果,兩岸跨海政商聯盟遭到台灣民意的迎頭痛擊,我亦為之歡呼雀躍。但是,公民社會根基之夯實,非一蹴而就,還需熱血公民添磚加瓦、揮汗如雨。
  我在台灣遇到的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二○一三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做了二十多場公開演講;二○一四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劃做三十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運動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能了解更多中國的真相,並傾聽做為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的我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
  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村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林鴻信、洪聖斐等數十人。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出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的嶄新而鮮活的思路。
  我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的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的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
  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運動為中心,以台灣的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兩岸四地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運動興起之後,關於對「太陽花」運動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了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那些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由、人權理念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的議題,立刻就變得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地跟著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
  中國知識界在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的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以「反攻大陸」為志業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取得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的「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之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做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做為四川人的我所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價值。
  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建立自己國家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的民眾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的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表達對台獨的支持。我更是以書為媒,在演講中,在臉書上,結識了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
  我在台灣發表的這些演講,是對台灣民主進程身體力行的支持。我從這些演講稿中挑選出十篇來,彙編成這本文集。在這本書中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那些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立的前景如何?中國的民主化與台灣的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裂?知識分子如何在彰顯「公共性」的同時又堅持「獨立性」?
  我在這些演講中表達的立場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在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的片段在媒體發表之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地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做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在此過程中,我不斷校對和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理越來越近。在整理每一篇演講稿時,盡可能地收入與聽眾的問答內容以及與談者或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讓演講稿本身更有現場感,也讓讀者從中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我要謝謝每一場演講的安排者和聽眾,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本書。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冷戰陰霾下的西柏林。以德語說出「我是柏林人」的句子,是甘迺迪在演講的最後時刻才想到的。他向翻譯請教這句話的德語發音,以小紙條標下讀音,並練習了幾次。「兩千年前最自豪的句子是『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句子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無論生活在哪裡,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身為自由人,我以『Ich bin ein Berliner』感到自豪!」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
  在同一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並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上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一天悍然以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就如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那個「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並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都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

序一  余杰:以自由台灣為精神原鄉的知識分子 沈清楷
序二  為自由中國和自由台灣奮筆疾書     朱立熙
序三  逼視黑暗,煉造光明—閱讀余杰     楊 翠
自序  我在這個像蒸籠一樣的島國自由地言說  余 杰

第一講 讓太陽花開遍每個角落──
    我看台灣、香港、澳門及中國的「新公民運動」
 附錄一 台南.暖暖蛇咖啡館座談
 附錄二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座談
 附錄三 彰化.公民思潮之夜座談

第二講 臣民順服與公民抗命──
    「太陽花」運動之後,我看台灣的困境與突圍
 附錄 台北.後門咖啡座談

第三講 人權共識與兩岸和平──從《零八憲章》到《自由人宣言》
 附錄 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座談

第四講 中國龍陰影下台灣的言論自由與媒體自由──
    一個中國流亡作家對兩岸服貿協議的觀察與思考
 附錄 台北.金石生活學堂座談

第五講 鏡與燈──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為何否定台灣「太陽花運動」?
 附錄 台北.東門教會「東門學苑」座談

第六講 獨立與自由是天使的兩翼
    ──從愛德蒙.柏克論美洲革命看台灣獨立的價值依託
 附錄 台北.政治大學座談

第七講 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想對台灣說的話
    ──以地方主義的視角重審中國和台灣的近代史

第八講 梁啟超與近代激流下的中國和台灣
 附錄一 桃園.中央大學歷史所座談
 附錄二 台北.杯杯雜貨鋪文化沙龍座談

第九講 今生的驕傲與權力的滋味
    ──以龍應台為個案看何謂「知識分子」

第十講 長老教會、民主轉型與共和精神
    ──英美及台灣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附錄 台南神學院座談

第一講
讓太陽花開遍每個角落──我看台灣、香港、澳門及中國的「新公民運動」

公民抗命的精神就是:我們知道有不公義,我們願意為了指出這個不公義付出個人的代價。
──戴耀廷

  今天,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兩岸四地,都走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
  就全球範圍內看,繼席捲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革命」之後,「民主化第四波」狂飆突進,烏克蘭、土耳其、委內瑞拉等國的民主運動後浪推前浪。
就華人世界而言,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雖處於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架構之下,須處理各自的焦點議題,但民主憲政仍是四地民眾共同追求的目標。光明對黑暗的照射,既讓某些人恐懼萬分、萬般詛咒,亦讓另一些人熱血沸騰、躍躍欲試。
舊勢力即將堤決魚爛,卻又如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新勢力正在蓄勢待發,卻又如新發于硎、尚不足以斷金。雙方的對壘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為贏得最後的勝利還必須付出巨大的、甚至慘痛的代價。
過去十多年裡,我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親身參與者和觀察者:我上千萬字的政治文化評論,衝擊了一代青年人被束縛的思想觀念;我與劉曉波一起推動獨立中文筆會的發展,以此作為保衛言論自由的平台;我與妻子以及一批弟兄姊妹一起創建了北京方舟教會,並展開一系列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由此,我在中共當局眼裡是「雙重的危險分子」。
我不是大陸型的知識分子,而是海洋型的知識分子。我不僅參與中國本土的民主運動,也對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態有近距離的觀察和思考。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更有機會十多次訪問香港,四度訪問台灣,如今身居美國華府,又有了一個獨特的觀察和分析台、港、澳、中四地的有利位置。

台灣:威權回潮,太陽花開

二○一四年春,台灣發生了太陽花學運。這場學運不僅對台灣的政治社會生態造成巨大的衝擊,也影響到香港、澳門和中國的新一輪公民運動。
二○○八年、二○○九年以及二○一三年初,我三度訪問台灣,感覺台灣社會風平浪靜,波瀾不驚。雖有兩黨爭鬥、族群對立,但打架都是在立法院裡面,辱罵都是在電視裡的名嘴之間,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寧靜而溫馨。
未曾想到,沉寂二十年的大規模社會運動,自二○一三年下半年來,一浪高過一浪。大埔案、反媒體巨獸、反核四、洪仲丘案、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直發展到數百名學生一舉攻佔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
二十世紀八○年代末,兩蔣時代結束後,李登輝回應反對黨和民間社會的訴求,排除國民黨保守派的干擾,揮別威權統治的陰影,將台灣帶入民主社會。但是,由於時勢的限制,台灣未能實現全面的轉型正義,也未能對威權時代的政體作出徹底更新。
由於民進黨執政失敗,二○○八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尤其是二○一二年馬英九進入第二個任期之後,威權體制回潮,各項自由指數下滑,腐敗比之扁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普通民眾雖有抱怨,馬英九的支持率亦破天荒跌地到9%,但大家仍然過且過,忍耐是唯一的選擇──誰讓大家投票選擇這樣一個總統和政府呢?
直到國民黨在立法院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僅要維持其在台灣的殖民式統治,還要引入其後台大老闆中國共產黨,使台灣人承受「雙重殖民」並淪為「三等公民」。在此生死存亡的時刻,年輕一代大學生走出校園、走上街頭,進而佔據立法院,讓這個本已名存實亡的最高民意機構在現實意義上「停擺」。
幾次訪問台灣,我最直接的觀感是:政府很爛、媒體很壞、寡頭很貪、知識份子很弱,但是,民間蘊藏著無限生機,公民社會向上的力量一旦迸發,勢必石破天驚。果然,被譏諷為「草莓族」的90後大學生,在這一輪反服貿的拉鋸戰中,迎來了屬於自己的「美麗島」和「野百合」。
野百合世代的周奕成,在臉書上充滿詩意地寫道:「三月是春天,你們怒開成一個世代。」我在臉書上看到那些面帶稚氣的學生為民主自由打拼的照片,恍然覺得這是當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的鏡頭。我也看到腿上受傷的魏揚堅守大門、與警察對峙的照片,以及他的母親、學者楊翠對兒子的鼓勵。從楊逵到楊翠再到魏揚,這個家族的歷史就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縮影。這就是「不裝傻、不裝死,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台灣精神。
民主從來不是一天實現的,民主永遠不能達致完美境界。台灣民眾一步步地走過來,成為華人社會民主政治的先行者。立法院的會堂成了大學生的民主課堂,若干大學老師和社運健將在此開壇講課,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學生們像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年所期許的那樣──「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普通民眾也加油打氣、出錢出力,對學生愛護有加。這就是台灣的魅力所在,台灣像磁石一樣吸引我,並激發我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無限想像。
此次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在台灣民主憲政史上留下重要一頁。公民抗命運動凸現出原有憲政體制的積重難返,也彰顯出公民社會的成熟與活力。我盼望,這一次,不僅是一時一地的佔領,而是通過佔領立法院,推動政治體制深層變革:其一,修訂憲法,廢除孫文締造的非驢非馬的「五院制」,變為西方通行的三權分立,立法院併入監察院的功能,正式改稱國會;其二,改變國會議員的選舉和罷免機制,使得國會議會與基層民意良性互動,並形成一種既有活力也有制衡的多黨競爭態勢;其三,徹底清查國民黨黨產並收歸國庫,讓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黨有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進而催生對兩黨都有監督和制衡作用的第三黨。
如果這三大目標在未來幾年逐一實現,台灣的民主必將進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新航程。

香港:佔領中環,背水一戰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中共步步緊逼,從回歸之初的「溫水煮青蛙」改成近年來的「沸水煮青蛙」。「二十三條」國安立法、小圈子選舉、中共地下黨員特首執政、強推國民教育綱要、陸客自由行及水客擾亂香港人正常的生活秩序等,儼然將「一國兩制」置換成「一國一制」,香港的「內地化」已成不爭的事實。
本來對政治較為冷感、有「經濟動物」之稱的香港民眾,忍無可忍,頻頻走向街頭抗議。在香港,除了已形成一種傳統的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燭光晚會、七一大遊行(二○○五年我訪問香港時,參加過七一大遊行,感覺宛如一場嘉年華,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苦大仇深」)等,最近幾年又出現了反國民教育和反洗腦運動、帶有港獨傾向和本土意識的諸多民間社團,以及為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發起的抗議活動(如李旺陽被謀殺後,香港民眾於二○一二年六月十日舉行「聲討屠夫政權」遊行,要求中聯辦說出事件真相,有兩萬五千人參加)。
此前,港人對香港的定位長期模糊不清──中國的香港?英國的香港?世界的香港?自由港?大部分香港人都傾向於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曾為殖民地居民的歷史經驗深感愧疚。如今,反倒因為中共倒行逆施,刺激出本土派的穩健成長,新一輪的公民運動波瀾壯闊。
其中,「反國教運動」和「佔領中環運動」是兩個令人矚目的亮點。
二○一二年夏,梁振英政府著手推行國民教育科,似乎穩操勝券。不料,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其核心人物為中學生黃之峰)指出這是洗腦教育和奴化教育,此呼籲得到家長的跟進,隨之成立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全民運動。經過此次運動,「學民思潮」及家長關注組迅速發展,在校學生、校友及家長積極參與。在民間壓力之下,港府宣佈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延遲三年推行。
經此一役,「學民思潮」和黃之峰的影響力超出了一些資深政治反對派。「反國教運動」是香港民間社會的一次檢閱與運作,體現出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發展趨勢。香港學者陳韜文和李立峰分析說,反國教運動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思想自由而發動的,其自發的動員模式,堪稱後物質主義時代的「新社會運動」。這種新社會運動可能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體。
與「反國教運動」相比,「佔領中環運動」的政治色彩更強烈。「佔中三子」中,戴耀廷和陳健民是大學教授,朱耀明為教會退休牧師,他們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政治人物。作為「佔領中環」概念的首倡者,港大法學院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文章指出,行動必須符合八項原則:人數(至少一萬人)、意見領袖(前任官員、宗教領袖和學者等)、非暴力(愛與和平)、持續、承擔責任、時機、事先張揚、目標(真普選)等。戴耀廷在受訪時說了一句自勵明志的話:「對我來說,最惡劣的後果,是像甘地那樣死去。」香港的大學教授向來養尊處優,連教授都準備以死抗爭,可見香港社會的危機已經演變到了何種地步。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取得初步勝利之後,極大地鼓舞了佔中運動。在社運領袖中,有人提出不僅要佔領中環,還要佔領立法會、政府中部和中聯辦等重要場所。而且,港台兩地的公民運動已經開始互動和鏈接。所謂台獨和港獨的合流,讓中共驚恐萬分。香港七一大遊行前夕,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和陳為廷赴港被拒入境,顯然是北京所下的命令。
面對逐漸深入人心的「佔中」運動,北京悍然發佈白皮書,以一國淩駕於兩制之上,公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如此做法,如同火上澆油,七十萬港人參與支持「佔中」的公民聯署,七一大遊行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勇敢地展現出了香港的主流民意。
一意孤行的中共當局,一手調動駐港解放軍頻頻演習,換上更加強硬的將領統率駐港部隊;一手指使黑社會公然上街砍人——《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香港晨報》兩名高層先後遭到暴力襲擊,震驚香港社會。用暴力對待非暴力,是北京的慣用伎倆,講理講不過人家,就舞刀弄槍殺入。儘管如此,香港民眾沒有被中共的暴行嚇退。劉進圖事件發生之後,數萬港人站出來捍衛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北京當局撕毀對香港的普選承諾,迫使佔領中環在香港成為事實。可以預料,經過愈發劇烈的社會運動,香港將與北京漸行漸遠,香港的本土意識乃至港獨理念必將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澳門:光輝五月,社運破冰

在我二○一四年年初準備這篇講稿時,題目只是涵蓋「兩岸三地」而已,因為澳門社會已經沉寂了多年。就在我訪問台灣的旅途中,澳門發生了「六四」之後二十五年來最大的公民運動。我密切關注澳門這一輪的新公民運動,並與多位澳門社運界的朋友保持聯繫。於是,在這篇講稿中補充進了澳門的段落,以形成一幅更加完整的圖景。
二○○七年,我到過一次澳門,剛剛抵達時,隨身攜帶的旅行證遭竊,被迫滯留在此兩天。我厭惡華人世界嗜好賭博的惡習,對澳門呈現的虛浮的繁榮並無好感。澳門泛民陣營的活躍人士李國強指出,澳門回歸十五年來,經濟發展屢創神話,但市民並沒有真正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物價高企、交通混亂,適婚青年只能望樓輕嘆,民怨由此累積下來。而他們等待的,只是一個星星之火,來點燃這條藥引。
就愚蠢和無能而言,澳門特首崔士安與香港特首梁振英堪稱「難兄難弟」。一個貪得無厭的官員自肥法案,喚起一次痛快淋漓的兩萬人「反離補反特權」大遊行,並有上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從絕對數字來看,雖然人數不多,但澳門人口共六十萬,外勞四十萬,本地人只有四十六萬,以基數來計,相當於香港二十七萬人的大遊行。長期標籤在澳門市民身上的政治冷感、沉默無知,似乎一掃而空。被社運老前輩喻為「六四」民運後,澳門最多人參與的遊行訴求,以及最大型的政治集會,在三日內同告破記錄。
與香港和台灣的本土民主運動與紀念六四的活動互相激盪相似,澳門社運破冰之後,六四燭光集會也出現復興態勢。二○一四年的燭光集會有三千人參加,大部分參與者都是80後、90後的年輕人。這一人數創下二十五年來紀念「六四」之最高,也擠身全球第二(僅次於香港)。
    澳門評論員黃東在〈從八九民運到光輝五月〉一文中指出,此次運動雖然整體上仍無法望八九年光輝五月時的項背,然而如果從本土公民運動的角度去理解,則無疑以今次名列第一。他更是指出,二十五年前後兩次民主運動,同樣指向不民主的政制,其口號反映的表徵是某某下台。而這些領導之所以民憤極大,是受惠不民主的政制,人民沒有普選權,立法機關失去監督權所致。民主權利得不到彰顯,政府機構權責不分、部門主管帶頭謀私的情形就必然出現。而官倒盛行,離休補償高昂的公帑及長官任內免刑責條款先後出台,都是各自時代背景下同類產物。阻止統治者濫權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公民社會崛起,扭轉原來腐朽的政治生態,回歸十五年後的澳門,終於看到曙光。
最讓人欣慰的是,此次運動表明,澳門今日的年青人,已初步實現傳承創新,接過第一代社運界民主棒,威迫利誘失效,薪火相傳有望。社運團體「澳門良心」在臉書上發表聲明指出,二○一四年五月在澳門歷史上意義非凡,這是小城的「公民元年」,「澳門社會的未來,由澳門人重新掌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澳門的公民運動與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有著明顯的聯繫。台灣媒體報道説,這次「澳門良心」發起撤回法案示威,堪稱「澳門版太陽花學運」,因為也是以年輕人為主,透過社群網站串聯。其中,主導人之一蘇嘉豪因為與台灣太陽花學運成員背景雷同,更受矚目。
一九九一年出生的蘇嘉豪,從高中就開始留意香港的時事及社會事件,後來參加新澳門學社所辦的暑期實習計畫,介入澳門社會運動。中學畢業後,蘇嘉豪赴台唸書,就讀於台大政治系,四年間參加了不少台灣的社會運動。蘇嘉豪認為,台灣公民團體數量很多,彼此之間的網絡十分緊密,它們大部分都不是為參政,而是為個別議題來發聲。「澳門同樣需要有如此的社會氛圍,來達致完善的公民社會」。從這個案例刻意預期,未來港、澳、台三地的反對運動之聯接與互動,必將愈加緊密。

中國:圖窮匕現,火山甦醒

嚴格來說,中國還沒有形成公民社會,「新公民運動」之說有些超前。在全國範圍内,中國還處於「前公民運動階段」。不過,在部分地區和部分群體中,「新公民運動」已初具雛型——許志永等人乾脆就用「新公民運動」為新一輪的維權活動定位。
過去五年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有過兩個高潮:二○○八年的「零八憲章運動」和二○一三年的「新公民運動」,中間還有二○一一年的「小高潮」——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茉莉花革命」(中國尚不具備阿拉伯國家發生「茉莉花革命」的條件:阿拉伯國家為威權政體,有公民社會的雛形和一定的新聞自由及網路資訊的自由傳播;中國為極權體制,公民社會剛剛萌芽,新聞控制和網路封鎖極為嚴厲)。
劉曉波倡導的「零八憲章運動」,既是六四之後中國民主派知識份子和公民社會的一次大規模集結(在官方嚴密封鎖之下,簽名人數仍然超過一萬),又是對當代中國民主化轉型最為全面和深刻的論述。中國的「零八憲章運動」堪比當年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在文本的廣度和政治變革的可操作性上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文本的主體部分,為十九條「我們的基本主張」,其中包括: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人權保障、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財產保護、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等,足以構成一份反對黨的政治綱領和指示中國社會走向的藍圖。
中共當局對《零八憲章》極為忌憚,二○○八年十二月八日,世界人權日前夕,《零八憲章》尚未發表,便秘密抓捕劉曉波,並於次年聖誕節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一年。中共重判劉曉波,本想殺雞儆猴,卻弄巧成拙──以某種反作用力促使劉曉波於二○一○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被捕之後,「零八憲章運動」陷入停滯狀態。劉曉波獲獎之後,我作為他的親密朋友,被秘密警察非法軟禁在家近兩月,我妻子也被軟禁一個多月。在2010年12月9日頒獎典禮舉行之時,我被秘密警察綁架到北京郊區,通宵施加酷刑以至昏死。秘密警察頭子宣稱,最高當局擬定一張包含兩百個民主人權人士的名單,一夜之間就可以將這兩百人抓來活埋掉。這不是虛張聲勢,後來流傳出的周永康的一篇講話顯示當局確有此預案。
然後是2011年春天,在雷聲大、雨點小的「茉莉花事件」中,官方害怕八九民運重演,如同驚弓之鳥,瘋狂抓捕相關人士,甚至連在推特上轉發幾條推文的四川作家冉雲飛也被拘押半年多。幾個月以前對我使用過的酷刑,更為普遍地實施在被國保非法扣押的數百名民主人權人士身上。這是「六四」鎮壓之後,中共最殘酷、最廣泛地對民主人士施以肉體折磨。
與「零八憲章運動」相比,許志永和王功權等人推動的「新公民運動」,在思想理論上相對弱化,該運動在前期也一度刻意強調「非政治化」傾向(或許是組織者為了避免遭當局鎮壓而施展的權宜之計);但是,「新公民運動」在行動上邁出了一大步:「零八憲章運動」更多停留在書齋中,是「坐而論道」;「新公民運動」則試圖突破中共對民間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嚴格限制,無論是幫助從農村到城市的「新移民」的子女爭取教育權,還是舉牌要求官員申報財產,都將相對溫和的議題推展到街頭宣示的層面,是「起而行道」。所以,儘管該運動的訴求有限、態度溫和,但中共絕對不能容忍。自我定位為「公民商人」的王功權,亦深知其危險性,在被捕前夕就說過:「大不了坐牢,大不了死,大不了生不如死。」
果然,不久之後,官方出重手鎮壓,因參與「新公民運動」被抓捕的人數超過百人,比此前任何一次因民間組黨而被捕的人數還多。已經有幾波人士遭到判決,還有更多人在獄中等待判決。
習近平執掌大權後,對內鎮壓更為嚴酷。2014年3月,廣東茂名民眾反對修建污染嚴重的石化項目,走上街頭抗議,中共軍警悍然開槍鎮壓,造成超過十五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慘劇。開槍殺人成為中共統治的常態。誰說鄧小平之後沒有哪個中共領導人敢下令對群眾開槍呢?誰說中共的軍警不會輕易接受上級的命令對民眾開槍呢?所有對中共邪惡程度的低估,其結果都將是災難性的。
2014年春天以來,中共當局在溫州展開改革開放以來對基督教會的最大規模的逼迫。短短幾個月間,有數百所教堂遭到暴力拆毀,數百名保護教堂的基督徒遭到毆打和拘押。這一次,當局的打擊面不僅侷限於家庭教會,就連某些依附於官方的三自教會也成為犧牲品。操縱此次迫害行動的,是習近平的心腹、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這顯然不是夏寶龍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其揣摩「上意」之後的決策。在中國,「文革」並沒有結束,「文革」仍在繼續;獨裁政權不僅要控制人的身體,還試圖控制人的靈魂。
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說過:「極權者首先加以摧毀或使之緘默的是觀念與心靈自由的人。」中國最有批判思想的知識分子,要麽在監獄裡,要麽流亡海外。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深的黑暗,獨裁政權到了垂死掙扎的階段,往往會喪失最後的理性,作出喪心病狂的殘暴行徑。即便如此,要讓已經覺醒的民眾重新進入昏睡狀態,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會蓬勃成長的趨勢,也是不可遏止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兩岸四地「新公民運動」之「對照記」

    兩岸四地的新公民運動,彼此相關和呼應,既互為鏡鑒,又可前後奧援。在大洋彼岸,我有三個方面的觀察、比較和分析。
第一點,新公民運動的主力,台灣、香港和澳門都是以大學生(甚至包括中學生)為中堅力量,亦有學者、律師、牧師等專業人士介入和支持;而在中國,則以少數人權律師和被邊緣化的異議知識份子為主,學生基本缺席。這一差異顯示,「六四」屠殺之後二十五年來,中共成功地控制和馴化了大學,用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傅柯的話來說,大學已變成「全景式監獄」。
在中國,大學喪失了思想和社運的搖籃的作用。當局對大學的控制無比嚴密,敢言的教授紛紛被趕下講台。最近一年多,有北大夏業良、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西北政法大學洪堪果等教師被迫「失業」。而對於新一代的大學生來說,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和意識形態的嚴控,加之就業形勢嚴峻,他們逐漸失去了對社會公義的關注,埋頭於「蝸居」和「蟻居」的生活。
在中國,由於中共對民間組黨殘酷打壓,九○年代末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潮被鎮壓之後,二十多年來再也無法出現反對黨的組黨運動。一黨獨裁的局面出現鬆動,尚待時日。而在香港、澳門和台灣,主要的反對黨(如香港民主黨、澳門「新澳門學會」以及台灣民進黨、台聯黨等)未能成為新一輪公民運動的領導者。在野黨對社會脈動感覺遲鈍,行動上未能即時回應,且在思想上缺乏前瞻力和創意。
    第二點,兩岸四地新公民運動反對的對象,最終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全球最後一個極權主義大堡壘——中共政權。中國的新公民運動直接與共產黨對抗,自不待言;台灣民眾反對國民黨政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政權不僅早已放棄昔日的反共目標,而且成了中共在台灣的傀儡,所以台灣學生佔據立法院時出現了這樣一幕場景,學生對警察說:「想清楚啊,不然兩年後只有公安沒有警察!」;香港民眾和澳門民眾反對各自的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和崔士安都是北京的傀儡,所以他們反對的是「黨人治港」和「北人治澳」,正如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所說:「本土、民主、反共六字口號概括了香港新公民運動的精神。」以及蘇家豪所説:「澳門人不甘讓貪得無厭的當權者繼續予取予攜,不甘讓自己及下一代生活在無盡黑暗之中永遠不見天日,更不甘讓小城在全球蓬勃的公民運動史頁上留下空白。」
這背後必然涉及到對中共的評價。那麽,可以跟中共合作嗎?可以相信中共的承諾嗎?
2014年春,台灣民進黨公佈兩岸政策民調,顯示大部分民眾不滿民進黨「逢中必反」的立場,民進黨要贏得選舉得改變對中政策。
然而,我並不相信這一民調。從「太陽花」學運期間民眾對中共的厭惡以及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時遭遇如影隨形的抗議就可以知道,大部分台灣民眾早已意識到共產專制體制對台灣民主制度構成了最大的威脅。然而,民進黨的掌舵人隱然有根據不可信的民調來改變對中共政策的意圖。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一語驚醒夢中人:「中國要吞噬台灣的策略清清楚楚,當台灣的經濟與巨大的中國纏繞在一起時,對統一的抗拒就會瓦解。台灣就會如香港回歸。」香港、澳門和台灣龐大的政商聯盟,將中共當做親密無間的生意夥伴。吊詭的是,中共當下最好的朋友不是北韓、古巴等殘存的共產黨國家,而是西方(包括港、澳、台)的跨國公司和大資本家。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說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了一句笑柄。
那麼,港、澳、台的民間社會該怎樣看待中共政權?我認為,應當理直氣壯地堅持「逢中(共)必反」的立場。今天的中共政權跟昔日的納粹德國並無本質區別(儘管中共的化妝更加巧妙)。當年,熱愛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反對納粹德國,就是反對它的一切,而不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今天反對中共,也是反對它的一切,包括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大一統」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台灣的年輕人喊出「踹共」的口號,本來是台語「出來講」的意思,但又可以解讀為「踹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們必須對抗的、《魔戒》中的魔王。顛覆邪惡的中共政權,是台灣、香港、澳門各地獲得真正的自由的前提。
第三點,「新公民運動」的策略是非暴力抗爭,是公民抗命,是不惜用「以身試法」的方式追求更高層面的法治和正義。當在原有的政治體制之內看不到變革的希望——中共的後極權主義政體仍是鐵板一塊;香港的「雙普選」在中共強力干預下難以實現;澳門更沒有反對派成長的空間;台灣的立法院無法制約國民黨對服貿協議的黑箱決策——之時,既然正常的議會政治、媒體監督等手段全然失效,「新公民運動」就應運而生,以街頭運動的方式來推動憲政的建立或深化。僅有書齋中的議論和議會裡的折衝是不夠的,街頭運動歷來都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非暴力抗爭或公民抗命的層面,美國的梭羅、印度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恩和南非的曼德拉、屠圖大主教,都留下了足以汲取和發揚的寶貴遺產。古往今來,掌權者不會主動放棄權力,既得利益階層不會自動出讓既得利益,原有的制度性的缺陷也不會由官僚機器自發修補。所以,公民運動不會過時,不能缺席。台灣的民主不是蔣經國恩賜的,南非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也不是白人總統戴克拉克的良心發現,守株待兔的結果就是兩手空空,忍辱偷生的結果就是終身為奴。台灣的學生和民眾拆除了立法院的牌匾,並在立法院的牆上噴上一行大字:「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權利。」這句話適用於台灣、香港、澳門、中國以及每個專制肆虐的地方。
未來,兩岸三地的新公民運動必將形成推倒極權和威權集團的合力,中共無法阻攔三地的互動與支援。台灣公民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張之豪寫道:「我不時想起陷在『佔中運動』辯證中的香港志士們,我們這兩個殖民地,隱隱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我們的更堅強,就是給與他們更大的力量,他們對我們亦是如此。」
我在臉書上看到王丹和吾爾開希在台灣立法院與學生熱烈交談的照片,二十五年的歲月沒有成為阻隔,為自由而戰的理想歷盡風霜,依然堅定不移。
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的夫人撰文指責,是六四學生領袖在背後操縱「太陽花」學運。我不認為王丹等旅居台灣的六四學運領袖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某種精神的傳承是毋庸置疑的。台灣媒體人陳奕廷從個人體驗出發,梳理出一條草蛇灰線般的精神鏈條:「我特地到了會場前向陳為廷跟林飛帆致意。……我會認識他們兩位都是因為王丹。在捷運上,我想了一想,真的感謝王丹,一位令人尊敬的民主人士,到了台灣,以台灣為家,教導出這樣優秀的年輕人。」在這個意義上,追求真理的人們,確實走在同一條義路上。他們為著公義而聚集,是那些為利益而勾結的當權者所不能理解的。
對於兩岸四地彼此應和的新公民運動,頑固勢力的抹黑是必然的。暴民、暴徒,共產黨如此描述六四學生,梁振英、崔世安及其幫兇如此描述黃之峰、蘇家豪們,台灣的跨海政商集團也如此描述佔領立法院的學生。那麽,我們是暴徒嗎?
「太陽花」學運期間,我在網上讀到詩人鴻鴻的一首詩,題目就叫〈暴民之歌〉。2013年年初我訪問台灣時,結識了鴻鴻,並邀請他在台北書展《劉曉波傳》的新書發表會上與我對談。印象中,鴻鴻是一位溫文爾雅、柔弱安靜的詩人與戲劇導演,沒有想到他也有怒髮衝冠的時刻。請允許我引述鴻鴻詩歌的最後一段作為結尾,我們彼此以「暴民」共勉,我們這群「暴民」一起打造光明的未來:

 我們來了,夏天也來了
 今夜,我們甘願做愛的暴民
 就像五二零訴願農民那樣的暴民
 就像六四天安門學生那樣的暴民
 就像把美麗島當號角的那樣的暴民
 就像用野百合、用茉莉花改變世界的那樣的暴民
 就像以自焚為武器的鄭南榕那樣的暴民
 不過今夜,我們不焚燒自己
 我們焚燒這嚴寒的冬夜
 讓夏天一夜之間,來到我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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