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好電影：從語言形式到文化價值的多元闡釋(修訂版)（簡體書）

《什麼是好電影：從語言形式到文化價值的多元闡釋（修訂版）》是國內著名電影學者賈磊磊在為文化系統部級領導講座的基礎上整理而成。本書共12個單元，每個單元由一篇重要的電影評論、該影片的導演綜述以及本文作者與導演的訪談錄組成。這樣可以從宏觀上和微觀兩個向度判斷一部影片和導演的優劣，從電影評論的方法上為讀者提供一個認識電影的新路徑。

賈磊磊，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電影電視系主任、南京大學、南京藝術學院兼職教授。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廣播電視電影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進口音像製品審查委員會委員，國家扶持動漫產業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部藝術研究專業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全國文化藝術資源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員專家組成員、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電影學院北京影視藝術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會常委，美國國際亞洲電影研究會會員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與中國藝術研究院合辦的“燦爛的中華文明”網站《中國電影藝術》主編。
著有：《電影語言學導論》、《舞之舞——中國武俠電影的形態與神魂》、《中國武俠電影史》、《影像的傳播》、《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武舞神話：中國武俠電影縱橫》等。

修訂版序言：好電影的尋幽探勝之路
原版序言：電影終極命題的美學判斷
上編
導語
舞臺，不可承受生命之輕——《梅蘭芳》的核心價值觀
揮寫天地?洞悉人生——陳凱歌電影的命運主題
風掠蒼生魂斷《英雄》
影像語言的感性形式與表述語境——張藝謀影片中的視覺∕心理意義
事件電影：《集結號》
馮小剛電影與中國大眾文化品牌
承傳經典•演繹武學：《七劍》的武俠精神
涉獵古今出入江湖——徐克及其電影世界
道德的批判不應有損歷史的批判：《芙蓉鎮》的倫理本位主義
謝晉電影中的國與家
風雨桐江上的人性頌歌：《歡樂英雄•陰陽界》的歷史觀
吳子牛的電影世界
中國主流商業電影的“流行款式”——《天地英雄》闡釋錄
語言的衝突——論何平影片的影像表述系統及美學形態
劍與心的故事——《臥虎藏龍》的雙重本文
李安的破戒之旅與不戒之色
下編
導語
千秋英烈一代風騷——《董存瑞》的敘事策略
敘事體中的語言策略與儀式原型——影片《血色清晨》闡釋錄
每秒24格的“生死影像”——《可哥西裡》的文化釋義
無間世界的“標誌性空間”——《無間道》的視覺形態
中國電影的仁者美學——《5顆子彈…》的儒家倫理
情色的戒律與狐妖的眼淚——《畫皮》及神怪恐怖電影的反諷意義
傾斜的天空——《北京遇上西雅圖》的價值取向
功夫的史詩•武林的挽歌——《一代宗師》的複調敘述
附錄
傾心打造中國電影的“國家品牌”——第八屆中國電影華表獎評選感言
夢升起的地方——第十三屆中國電影華表獎評選述評 345
信念之光: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堅守主題——第二十九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選綜述
後記
修訂版後記

李安的電影之作歷來是“破戒”之作，只是破戒的物件有所不同。《理智與情感》（1995）裡的戒律是維多利亞時代封建傳統的堅冰，化解它的是人性的柔情；《臥虎藏龍》（2000）裡的戒律是貝勒爺高牆裡的家規，是俞秀蓮前夫靈位前的燭光，玉嬌龍與羅小虎身上的熾烈情感是焚毀這些戒律的野火；《斷臂山》（2005）裡的戒律是世俗社會中傳統的男女婚姻觀念，打破這些戒律的是對於個人情感的忠誠——不論這情感的指向是同性還是異性；而《色？戒》的戒律是什麼呢？沒有來自封建禮教對於愛情自由的約束，沒有來自社會體制對於個人情欲的禁錮，也沒有來自文化傳統對於人性自我的扼殺，如果我們非要在王佳芝的內心世界尋找一種與她的情欲相互對立的戒律的話，那麼，這戒律就是對革命志士的生死承諾——這就是影片《色？戒》之戒。
一
如果說，對人性的敬守是王佳芝放棄承諾的理由，那麼，六個年輕的生命又應當魂歸何處呢？同樣是生命，他們人性的尊嚴又如何來體現呢？如果說，對愛情的忠誠是放棄的理由，那麼，易先生開始對王佳芝的野蠻佔有與最後毫無遲疑地簽署了槍斃王佳芝的命令，顯然是對這種愛情的否定。儘管王佳芝對易先生曾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傾訴愛意的情歌，易先生與王佳芝也有雙淚長流的一刻，但是，這些都不能改變這段感情的實質：兩個完全屬於不同社會政治營壘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角鬥場上要想維繫他們之間情感關係，就必須有一個人放棄既定的政治立場，否則就要放棄自己的個人感情。就像蘇聯影片《第四十一個》（1957）中的紅軍女戰士：要麼是放棄自己愛戀的男人，忠於祖國；要麼放棄國家的利益放走白匪，忠於自己。在那部影片中我們既看到了紅軍戰士對於祖國的無限忠誠，同時也看到了他們在戰爭中所承受的個人情感的巨大犧牲和痛苦！在這方面蘇聯電影堪稱世界的典範，他們在確認戰爭正義歸屬的前提下對於人的情感世界的充分展現與對人性的極力頌揚，使世界戰爭電影從單一的社會政治主題昇華到一種人道主義的文化主題。
如今，半個世紀的歷史過去了，李安電影的“破戒”之旅這次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界碑——這個界碑不是五十年的光陰能夠被跨越的。人類的許多價值觀自創立以來，就具有了永恆的價值。從根本上講，不是所有的人類禁忌與戒律都是可以被破除、被顛覆的。當“破戒”成為一種電影藝術的美學慣例被李安沿襲的時候，它的結果有時可能是革命，有時則可能是倒退。在此，我們不想在社會歷史的視野上討論電影的政治傾向，也不講《色？戒》對於性愛場面的刻意渲染，就電影的敘事邏輯與文化邏輯而言，王佳芝的破戒是否能夠被我們所接受呢？
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煙雲沒有塵封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不是我們不能理解一個漢奸的人性流露，也不是我們不能接受一個女人對男人的意醉情迷——我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色？戒》偏偏要在王佳芝看到了鑲著寶石的戒指的那一刻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在張愛玲的小說裡，通向女人心靈的路徑被指認為是陰道，易言之，男女的性愛是兩性關係昇華的重要途徑。如果按照這種思路，王佳芝的放棄不是不可以接受，只是時間不應當在她看到戒指的那一刻，地點也不應當在那個印度人的珠寶行裡。如果情感是決定因素，易先生在汽車裡的“真情告白”與在日本餐館流下的眼淚都是王佳芝放棄任務的最佳理由，可是李安既沒有讓王佳芝在張愛玲的意義上放走易先生，也沒有讓王佳芝在情感的意義上放走易先生，而是讓王佳芝在珠寶行裡看到熠熠閃光的戒指後斷然放走了易先生。由於在影像的表意系統中戒指的象徵意義過於明顯，而這種意義更多地是指向了財富——特別是在影片前面的牌桌上幾個官兒太太對“鴿子蛋”早是心儀已久，這些都從物質層面上加重了王佳芝對易先生傾倒的分量。我們相信李安不會淺薄到把易先生與王佳芝的關係導向物質的層面，讓王佳芝拜倒在金錢腳下，但是，電影的敘事本文卻提供了進行這種讀解的可能，起碼在目前的這種表現方式下多少“物化”了王佳芝的破戒行為，在性愛的誘惑與情感的迷戀之外，金錢的誘惑加入到王佳芝的行為動機之中。我們都知道在現實生活中為了金錢男婚女嫁的事比比皆是，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不願意電影也是這麼現實、這麼齷齪，尤其是不願意在李安的電影裡看到這種“拜金主義”的影子……
二
王佳芝的放棄是整部影片的核心情節。放棄從行為心理學來說，是一種典型的退行性的心理取向。尤其是在行為指向明確的情況下，放棄就意味著退縮，甚至背叛。不論面臨的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國家民族的使命還是個人的願望，如果沒有一種更崇高的理由為依據，任何放棄的行為都容易被人唾棄。可以說，影片前面所有的敘事情節都是在為王佳芝的這個核心情節做鋪墊：易先生坦言的心聲也好、流下的眼淚也罷，都在為她的這個動作提供來自情感層面的依據。但是不管這些依據具備怎樣的合理性，在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王佳芝的放棄是很難被電影觀眾所接受的。如果一個美國女人愛上他們的敵人把自己的同伴出賣了，好萊塢會拍如此具有顛覆性的電影嗎？如果一個蘇聯女人迷戀一個德國軍官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國，俄羅斯人會拍這樣的影片嗎？我想，恐怕都不會，起碼他們不會像《色？戒》這樣把影片的正義一方拍得像《色？戒》這樣卑劣、這樣冷酷。
《色？戒》的電影“封面”在色與戒之間劃了一道分隔號，表明情色與戒律之間有著不應逾越的界限。其實，界限並非是真的不能逾越，只是看逾越的代價是否能夠承受——就像王佳芝跪在刑場上的那一刻，她此前所有的作為都將在此刻與她的生命一同終結，不論是因為意亂情迷的愛欲還是因為刻骨銘心的愛情，在她放走了易先生的那一刻，她就註定要身赴黃泉了。這可以說是“破戒”的代價，也可以說是“不戒”的後果。如果說，自我生命的完結對於癡迷情愛的她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可承受，那麼，對於六個志同道合的年輕生命的消逝，王佳芝在人性上還能夠承受嗎？抗日救國的神聖理想也好，生死與共的承諾也罷，最後全部因為王佳芝的不戒之色而傾覆了。王佳芝對承諾的放棄是如此徹底，幾乎顛覆了我們所有的社會價值觀，留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情色與物欲。
王佳芝這樣一個悖逆于社會歷史正義的人物，在電影院裡之所以被人們所同情的原因是，電影改變人們對歷史的判斷已經不是這一回了。首先，李安對她的形貌進行了性感化的呈現，王佳芝的旗袍、風衣、帽子，無一不是精心挑選，著意裝扮的，包括她在上海灘這個十裡洋場上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整個攝製組的刻意營造之中。至於她和易先生的雲雨之歡更是李安傾力設計的影像化的情色風景，在這種語境下，王佳芝散發出的女性魅力是俘獲坐在黑暗中的電影院裡的觀眾最致命的利器。除此之外，李安還從人性的意義上醜化了與王佳芝為伍的所有人——這是《色•戒》展開的敘事邏輯中筆者最不能接受的。他們開始就提出了用王佳芝的肉體做誘餌去引誘易先生上鉤的下策，而沒有人願意冒死去刺殺一個漢奸。在行動暴露之後，他們殺死跟蹤而至的人的方式又是那麼殘暴，以致在審查時不得不動了剪刀。在王佳芝準備為刺殺漢奸的使命而出生入死的時候，六個青年卻在海灘上飲酒作樂，揮霍他人的家財，直到最後被捕後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寧死不屈，個個都對自己的計畫供認不諱。包括重慶方面的老吳，他炫耀自己能夠與殺了自己老婆、孩子的人隔著桌子一起吃飯，他無休止地利用王佳芝的身體去獲取情報，發現王佳芝內心的焦灼後也沒有任何安慰與勸解，而是拂袖而去，全然是一個機關算盡、人性淪喪的情報頭子。最讓王佳芝失望的還是與她一起投身革命的鄺裕民，他既沒有在三年前用情感呵護王佳芝的心靈，也沒有在關鍵時刻營救她的生命，使王佳芝最後孑然而去。王佳芝在放走了易先生之後，她並沒有服毒自殺，她等的是誰呢？沒有任何人來接應她，等待她的是滿街的軍警和特務。王佳芝的周圍竟然圍攏的是這樣一群沒有人性與救助精神的人——而他們是站在人類歷史與民族解放的正義事業一方，這樣就把一種歷史的正義與人性的關懷尖銳地對立起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的正義事業竟然在李安的電影世界裡是這樣的冷酷、陰暗，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此刻無言以對……
目前，市場經濟的分配機制在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助長了以私人經濟為根基的個人主義的孳生。在個體的欲望被催生、被放大的時代，國家意志、群體精神、集體意識被淡化，甚至被消解了。個人利益本來就與國家利益存在相互衝突的地帶，在抽象的政治說教沒有感召力、簡單的道德勸誡沒有制約力、外在的法律機制沒有約束力的情況下，行為主體往往是保護個人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在現實的境遇中，國家利益時常不是被擠壓、被蠶食，就是被擱置、被放逐。王佳芝的放棄在這樣一種社會語境中順勢而出，其實與我們對於文化建構的理想並不在同一個基線上。也許，我們要求一位臺灣電影導演來拍一部我們期待的電影本身就是一種奢望，要求一部由香港人投資的電影來體現我們的文化立場也並不現實，但是這樣一部影片卻得到這麼多人的首肯，特別是在所謂的人性層面上得到了年輕一代的認同，對於每一個有社會良知、有愛國熱情、有歷史正義感的人來說，這都是一件不能不引起我們關注的事。從這種意義上講，《色？戒》在電影史上屬於“事件性電影”，它所產生的意義與影響遠遠超出了電影院，甚至超出了電影界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