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藝術對話：1980-2014

序一 為建構香港文化身份提供新探索──高美慶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前藝術學講座教授）

隨著人潮走進第二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會場，迎面高掛著谷文達以世界各地徵集的人髮製成的國旗大型裝置《聯合國：人間》，氣勢撼人。同場展出的還有多達兩千件藝術品，來自三十九個國家和地區共二百四十五間畫廊，佔據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整整兩層，彰顯了香港僅次於倫敦和紐約的世界第三大藝術交易中心的國際地位。加上逾百項配套的文化活動，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猶如藝術的嘉年華，其影響超越藝術小圈子，成為社會上各界矚目的盛事。這樣繁華熱鬧的情境，不僅超乎五十年代活躍於香港的藝術家的想像，七十年代社會參與的規模及國際化的程度，亦難望其項背。可是，在空前的盛況背後，香港藝術家的影蹤，卻如此難覓。是以推動香港藝術及為香港藝術定位，並追蹤其發展歷程，實是當務之急。

黎明海博士編著的兩本《與香港藝術對話》，通過與香港藝術家及藝術圈相關人士的訪談，留下了他們走過歷史的足跡，適時地保存了親歷其境的體驗及第一手資料，為香港藝術的研究提供珍貴的史料。尤其是他與文潔華教授合編的這部《與香港藝術對話：1980-2014》，對談者都是八十年代以來藝術圈的活躍分子，涵蓋創作、策展、評論、行政、教育、研究、出版等領域，創作媒介亦不限於中西繪畫，還包括雕塑、陶瓷、攝影、裝置、錄像、媒體藝術、行為藝術等，反映三十多年來香港藝術的多元化發展，亦為未來撰寫香港藝術史提供多視角的探索，由此可見此書的價值和意義。

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的藝術生態，與之前的三十餘年比較，產生頗大的變化。簡而言之，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內地的文化人從四方八面南遷香港，其中藝術家數以百計，為香港文化增加廣度和深度。他們在此彈丸之地，承擔「發揚中國文化，溝通中西不同文化」的使命。然而進入六十年代，融會中西藝術的現代流派成為主導。香港水墨畫融合中西藝術，以反映香港地區特色，其倡導者唯我正統的排他性、官方藝術資源的控制及話語權的壟斷，造就其發展一枝獨秀。傳統畫派備受批評而被邊緣化，任之自生自滅。及至八十年代香港水墨畫勢力減退，始再度呈現多元化的發展及論述。

香港藝術自八十年代以來的多元化發展，建基於多個因素，以藝術家身份而言，一九四九年前後來港的藝術家，相繼退出歷史舞台，其他或因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八九民運」等重大政治事件，離開香港移民外國。此消彼長，一九七八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引發新一輪的南遷浪潮，不少藝術家移居香港，他們帶來在新中國的生活體驗和人際網絡，以及解放後的藝術新發展，一方面令香港藝術的面貌更多樣化，另一方面也成為中港藝術交流的推動力量。此外，藝壇的新力軍還有陸續在海外修讀藝術後返港的留學生，標誌著香港藝術與世界潮流保持緊密聯繫，引入前衛的創作理念及模式。而且他們對傳統認識不深，也無意探求平衡東西方的創作路線，在追尋新媒介的形、色、質感、空間、結構等視覺元素的主觀表現之餘，同時關注國際化與本土意識的貫通，以至當代藝術與生活結合，從而建構香港的文化身份。

毫無疑問，八十年代以來的本地藝術家享有較他們前輩更多的社會支援及發揮機會。香港藝術中心及眾多的民間藝術空間重新規劃香港的藝術生態，令香港藝術館近年亦以較開放的政策及展覽以回應社會上的呼聲。至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成立藝術推廣辦事處及「油街實現」，更是以推動公共藝術及培育當代藝術新進為使命。此外，一九九五年成立的香港藝術發展局在發展香港藝術的政策主導下，發放資助以支持各類藝術活動，成為藝術家的經費來源之一。萬眾翹首以待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其轄下的M+ 博物館，場館竣工尚有數年，但其一動一靜，均成為社會議題，吸引市民關注藝術活動，未嘗不是好事。尤其重要的轉變，是在於社會上對藝術的改觀。藝術激發創意，是推動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的文化產業要素，在二十一世紀更是不可或缺。而藝術的市場化，雖然以國際及中國當代名家作品為主，香港因其地利及自由開放的環境，成為藝廊進軍中國的跳板，但亦令若干新進香港當代藝術家增加海內外展覽及交流的機會，讓他們得以專注創作，成為全職藝術家。

隨著各種發展文化藝術要素的消長，香港藝術正值譜寫新章之際，藝術的各個持份者實在需要有更多的交流和對話。黎博士的訪談是個好的開始，謹此祝願此一新風能夠繼續下去。

序一 為建構香港文化身份提供新探索

序二 回憶那些周日的水墨課

前言 與香港藝術對話：從頭說起

文潔華 簡介／文潔華訪談錄

王禾璧 簡介／王禾璧訪談錄

王純杰 簡介／王純杰訪談錄

白朗露 簡介／白朗露訪談錄

何兆基 簡介／何兆基訪談錄

何慶基 簡介／何慶基訪談錄

李慧嫻 簡介／李慧嫻訪談錄

梁寶山、周俊輝 簡介／梁寶山、周俊輝訪談錄

林嵐 簡介／林嵐訪談錄

梁以瑚 簡介／梁以瑚訪談錄

梁美萍 簡介／梁美萍訪談錄

畢子融 簡介／畢子融訪談錄

陳中樞 簡介／陳中樞訪談錄

陳達文 簡介／陳達文訪談錄

陳贊雲 簡介／陳贊雲訪談錄

陸恭蕙 簡介／陸恭蕙訪談錄

華敏臻 簡介／華敏臻訪談錄

馮漢紀 簡介／馮漢紀訪談錄

黃啟裕 簡介／黃啟裕訪談錄

楊秀卓 簡介／楊秀卓訪談錄

靳埭強 簡介／靳埭強訪談錄

樊婉貞 簡介／樊婉貞訪談錄

蔡仞姿 簡介／蔡仞姿訪談錄

黎明海 簡介／黎明海訪談錄

鮑藹倫 簡介／鮑藹倫訪談錄

謝俊興 簡介／謝俊興訪談錄

嚴惠蕙 簡介／嚴惠蕙訪談錄

後記

前言 與香港藝術對話：從頭說起──黎明海、陶穎康

整理香港藝術的發展脈絡殊非易事，單是該如何「斷代」已眾說紛紜。細數一八四二至一九九七年的一百五十五年當中，除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八個月淪陷歲月，香港一直接受英國的殖民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在英國殖民者的統治下，香港慢慢建立一套偏近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稀釋了其中華色彩，使之與其他華人社會有異。然而，有別於其他殖民主義帝國，英國殖民者為與治民保持距離，刻意以文化及生活空間劃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他們將賽馬、下午茶等英國文化輸入到香港的同時，並無大肆移風易俗以同化治民，令大部份本土風俗文化得以保存。

於是打從辛亥革命（1911年）前，在殖民政府的庇蔭下，香港成為滿清末年革命志士聚集和活動基地，例如楊鶴齡、陳少白、尤烈、孫中山等人於今日屯門紅樓進行秘密會議，至於此時期進出香港從事推動或策劃革命工作的文藝界人士有潘達微、何劍士、黄少梅、高劍父、陳樹人、鄭磊泉等。及至辛亥革命後，香港卻又成為滿清遺老的移居地。當中陳伯陶、桂坫、朱汝珍、江孔殷、岑光樾、區大典、區大原、温肅等，由於他們份屬滿清遺臣士大夫，對書法國學有極高造詣，經常受邀到香港大學、孔教學院、海學書樓等教育機構演講，對推動香港書法藝術有莫大貢獻，這亦可算本地藝術界首次在中港政治動蕩中緩步前行。

至中華民國成立後的動盪歲月（如北伐、數次內戰等），香港由於地處中國大陸的邊陲，兼為英國殖民地，享有難得而相對穩定的局勢，遂再度成為知識份子及藝術家的匯聚交流之地。這時期大批廣東書畫名家如黄般若、馮康侯、李研山、羅叔重、區建公、李鳳廷、陳公哲、張雲階、吳梅鶴、蘇楚生、李景康、張谷雛、黎耦齋，趙少昂、楊善深等相繼來港定居；加上留學歐洲、美加、日本抵港的鮑少游、任真漢、李鐵夫、李秉、余本、黄潮寬、伍步雲、胡根天、邱代明等，匯同早已居港的潘達微、馮潤芝、鄧爾雅、王少陵、陳福善、杜其章、劉君任、蔡哲夫、傅壽宜、黄少梅、黄少強、胡少蘧、徐東白、何漆園等，為推展文化藝術活動，遂於香港組織美術社團，如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1926）、書畫文學社（1927）、歲寒社（1939）、再造社（1941）等。當中除嶺南諸家於本地廣傳嶺南畫風之外，黄般若以香港風景入畫亦開一時風氣；呂燦銘之子呂壽琨則啟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水墨運動，皆香港藝術重要的前導者。

然而，當年藝術尚未普及，藝術工作者間的聯繫亦相較零散。即使有零星畫展，卻僅供私人觀賞，不作對外開放。香港當時雖有畫家組織如素描俱樂部（1919）、香港美術會（1920）、中英學會（1949）等，但部份藝術團體或畫會大多由的外國人主導，華人難以融入其中。陳福善等人雖曾屢敗屢戰地辦過幾個畫會如青華藝術社（1931）、青松美術社（1932）及香港藝術研究社會（1932），但能夠讓本地人接觸藝術的渠道（如畫室），實在不多，藝術仍局限於少數有閒階級，未能得到普遍社會的認受。

雖然藝術並未在香港普及起來，但南來藝術家為求生計，陸續在民間辦起各類藝術學校，如麗精美術學院（1928）、香港美術學校（1928）、建公書法專修學院（1930）、藝花藝術學院（1930）、許志智美術院（1930）、中華美術專門學校（1930）、香港萬國函授美術專科學校（1932）、九龍美專（1937）等。1937年間，陳福善等本地藝術家曾倡議以港督赫德傑（Sir Andrew Caldecott）為名設美術學院，後因戰亂而未能實現。此等部份徒具「學校」之名，有些不過是藝術家個人畫室用作授徒，但亦已開始形成香港戰前民間藝術辦學的規模。雖然民間藝術教育機構質素參差，但對於求學藝術無門的人士而言，卻彌足珍貴。除此以外，他們又籌辦藝術刊物，如《非非畫報》（1928）、《東風畫報》（1928）、《現眼報》（1929）等推動及報導當時文藝活動。可惜其時並無官方展覽場地，藝術家遂採用另類場地，如思豪大酒店、金陵酒店、勝斯酒店和皇后酒店等均經常舉行畫展。這股匯結的力量，使香港傳統中華文藝蓬勃發展，但西方藝術媒介的推展卻仍未普及。

至於四十年代抗日戰爭期間，除漫畫及木刻版畫等作為宣傳抗日訊息的普及藝術媒體之外，還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團體作零星藝術活動，如香港女子書畫會（1938）、季廬（1938）、袖海堂金石書畫社（約1939）、中國文化協進會等（1939）、建公書法專科學院同學會（1940）等。

戰後香港社會極為多樣、複雜、紛亂。同樣的情況，亦反映在當時的藝術界中。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間，在內地政治蛻變的環境下，又產生了大大小小的藝術團體，如聲稱秉除門户之見，廣納各方藝術人才的圓社（1948）和中國近代書畫匯（1948）；還有以文藝反映社會狀況、政治上傾向社會主義共產革命思潮的左翼藝術家，以黄新波為首於一九四六年下旬成立人間畫會，其後廖冰兄、陸無涯、張正宇、張光宇、黄茅、陳雨田、梁永泰、譚雪生、方成、朱鳴岡、荒煙、盧巨川、沈同衡、葉淺予、陸地、特偉、米谷、符羅飛、李鐵夫、關山月、陽太陽、黄苗子、王琦、盛建君、方菁、徐堅白、丁聰、黄篤維、黄永玉、蔡迪支、傅天仇、潘鶴等人相繼加入，其後更與曾鉞所屬、由香港地下黨領導的紅黃藍美術研究社（1947）。畫會成員在港積極進行各類畫展如《風雨中華》（1947）等，以作品反映國民政府腐敗不堪；更於本地主要報章的文化版，以漫畫、插畫、短評等作統戰的文化宣傳。一九四九年為慶祝解放廣州，會內以陽太陽、廖冰兄、關山月、張光宇、張正宇、黄永玉、王琦等三十多位畫家，花七天時間，集體創作巨幅宣傳畫《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成為新中國第一幅毛澤東巨像。然而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間畫會在港作為統戰角色日漸減褪，至黄新波回穗定居後正式告終。

與人間畫會同時期，隨着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數不斷增加，不少藝術家為方便同業間的交流，陸續合作組織畫會。據資料顯示，自1950年起，香港出現了紅黄藍畫社（1949）、濤畫會（1950）、庚寅書畫會（1950）、香港藝術社（1952）、中國自由書畫家協會（1955）、香港中國美術會（1956）、丙申社（1956）、香港中國美術會（1956）、七人畫會（1957）、中國書法協會（1958）、現代文學與美術協會（1958）、華人現代藝術研究會（1960）等，都是由移居香港的畫家或當時年輕藝術工作者所創辦的畫會。

與此同時，港英政府雖視藝術為可威脅其政權的意識形態活動，故未有積極推動，但官方對藝術教育的貢獻，亦不容忽視。其時因戰亂中斷的民辦藝術教育再次興起，雪曼藝文院（1950）、香港美術專科學校（1952）、東方藝苑（1954）、頌廬書畫苑（1954）、春風畫苑（1958）、中華藝苑（1951）、公信美術專科學校（五十年代初）、九龍經緯書院藝術系（1958）、嶺海藝術專科學校（1958）、弘道藝術書院（1961）等相繼於五十至六十年代成立。至於官辦的教育機構，經時任教育署署長疏利士（C.G. Sollis）促成設立香港師資學院（1939），後改稱羅富國師範學院（1941）特設美術專科，五十年代講師MrsAnnDevoy、Helen O'Connor講授有關英文書法及美術與設計科目，同時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1951）亦開辦美術科普通課程，聘何漆園、李國榮等任教（至1968年開設三年制美術專科），後又於一九六○年成立柏立基師範專科學校，並於次年設有美術課程，通過較完善的課程培訓美術教師，以提高美術科的教學質素。

至於普及美術教育，香港教育司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報告中承諾發展本地美術教育。一九五五年總督學戴歷（W.J. Dyer）在教育司設美術組，任命顧理夫（MichaelF. Griffith）及李國輝為美術督學，管理及推動美術教育事宜。後該組在一九七三年成立的教育署輔導視學處美工中心，提供教學資源，有助確保香港中、小、學美術課的教學水平；後開辦美術科會考考試，亦對普及藝術有一定幫助。為提昇美術教育質素，其時政府選派官員公費往英國和澳洲進修及考察，當中包括李國輝、林漢超、陳炳添（1963-1965）、李國榮（1958-1959）、郭樵亮（1962-1966）、潘宏強、郭婉嫻、彭展模（1969-1971）、楊懷俸（1972-1975）、謝江華等。

戰後的香港經濟仍在起步階段，低工資、長工時、擁擠的生活環境等因素令大眾分身不暇，難以兼顧糊口以外的生活。例如呂壽琨、韓志勳等藝術家，他們在藝術生涯的起步階段，總要利用工餘時間從事創作。與此同時，專上美術教育亦有長足的發展。早於一九五○年香港大學文學院已設美術與考古課程，隸屬中文系，僅限於中國部份，目的為配合中國歷史教學。一九六六年設藝術史碩士學位課程，直至一九七八年文學院成立藝術學系，始從中文系獨立出來。另外一九五七年新亞書院開辦兩年制藝術專修課程，以藝術創作實踐為主；並於一九五九年改為四年制藝術系，至一九六三年由崇基、聯合、新亞三所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本地最早設有藝術專修課程的綜合大學。趙海天即於此時期於該系作旁聽生。除此之外，一九五六年香港大學及一九六五年香港中文大學先後開辦校外美術課程，陸續開辦美術與設計的證書或文憑課程，聘其時知名藝術家任教，如呂壽琨（1966）、王無邪（1966）、金嘉倫（1967-1996）、韓志勳（1971）等，陳餘生（1967-1970）、朱興華（1968-1971）等則於此時修讀此等課程，因而進入藝術專業創作。及後，本書的受訪者靳埭強、畢子融均受益於校外美術課程，何慶基、白朗露、王禾璧、黎明海、蔡仞姿、馮漢紀亦曾於任教香港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所辦之相關課程。當中李慧嫻、蔡仞姿、畢子融、陳贊雲、馮漢紀均對香港理工學院的設計及美術教育作出貢獻。

於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因素固然束縛藝術發展，但對不少藝術工作者而言，這段時期象徵着世界藝術的大門，正慢慢地對香港打開。六十年代以後，本地藝術生態則相對地開放、面向世界。由於當時社會大眾的生活艱苦，基本生活捉襟見肘，「放洋留學」習藝可謂異想天開、天方夜譚。故此，獎學金所扮演的角色便舉足輕重。不論在官方、抑或民間層面，皆有提供名額不多的獎金學供大眾申請。正如前段所述當時政府向公務員提供內部申請的獎學金，保送他們到英國或澳洲留學。除了官方的獎學金外，民間的獎學金如約翰洛克斐勒三世獎學金（1980年改稱為「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Ford Foundation 等，亦為希望到外地學習藝術的人如韓志動（1969年成為「洛基斐勒三世基金獎學金」首位香港得獎者）、文樓（1965年獲美國國際教育學院贊助前往歐美一年）、張義（1965年獲美國國際教育學院贊助前往歐美一年）、朱興華（1994年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等，提供經濟上的援助。於八十年代起，投放在藝術及有關方面的資助相對充裕，其中亞洲文化協會亦於此時設立香港分會，本書受訪者當中王禾璧、王純杰、何慶基、何兆基、林嵐、梁美萍、蔡仞姿、謝俊興、黎明海及鮑藹倫曾獲得獎助。此外，到海外受教育也較五、六十年代來得普遍，王禾璧、何慶基、梁美萍、梁寶山、馮漢紀、陳贊雲、蔡仞姿、畢子融、謝俊興、黎明海等均曾於國外受教育或進修，所涉獵的藝術媒介亦較以往多元化。

縱使香港的藝術教育於六十年代起有較明顯的發展，基於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香港也成為各種意識形態的角力場，港人的文化身份亦因而經歷着鉅變。尤以六七暴動為例，中國內部爆發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政府對回收香港仍維持「充份打算，長期利用」的八字方針，然則本地左派錯判形勢，遂引發持續八個月的衝突。六七暴動以失敗告終，它對香港社會文化的影響，卻極為深遠。為免民族主義威脅其管治，港英政府除啟動一系列福利措拖如興建公營房屋、推行免費教育外，亦通過舉辦「香港節」、推動本地流行文化等手段，刻意建構塑造「香港意識」，試圖將居港華人在精神層面從中國分割；然而，中國大陸在一連串政治活動中對傳統中華文化的破壞，令在港知識份子和香港這殖民地擔起中華文化繼承者的角色，而解殖主義則進一步強化此文化身份和責任。及後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移交以至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再次均令香港人迷失在文化身份的五里霧之中。

在探索藝術創作的媒介、手法和意念的同時，他們也在通過藝術及藝術創作去追尋自己的文化身份。引用韓志勳先生的說話作結：「我們尋找東方意念，又求一元復始，想認識自己的身份……物料能否就是文化的負荷？是否水墨就是中國？在殖民地的氣候裡不能完全是中國？中為西用，還是西為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