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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本書為論文集,主要設有漢傳佛教、南傳佛教、藏傳佛教三個欄目,其中漢傳佛教部分下設教史研究、義學研究、佛教與傳統文化。本期共收錄21篇文章,主要來源於全國從事佛教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碩博研究生以及佛學院的老師、研究生等,皆為學術前沿的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l972年初中畢業,l989年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大專)畢業。l976年至今在企業工作。獨立學者,中國政法大學縣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教育史、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近年轉向當代中國教育、人才決策研究,探索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流動之規律。

楊玉聖

友人沈登苗先生的綜合性學術文集——— 《文化的薪火》, 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因該書納入“學術共同體文庫” 之故, 我得以先睹為快。蒙沈先生信任和厚愛, 囑我為之作序。雖再三推辭而不得, 唯有“恭敬不如從命”, 寫下一些我的讀後感, 與讀者朋友分享。
與吾等靠教書、科研吃飯的這些學術體制中人不同, 沈先生乃游離于學術體制外、自謀生路的學人, 即“自由學人” 或“民間學人”。像沈先生一樣, 還有許許多多既非在高校亦非在科研院所而好讀書、好思考、好寫作的“民間學人” (那些喜好自然科學的, 往往被稱為“民科”, 即“民間科學家”)。既往十數載, 我因為不務正業, 辦網站, 編刊物, 故而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一些包括“民科” 在內的“民間學人”。大致說來, 這些人大都智商甚好, 只是因為無機會讀大學及研究院而失其問學門徑, 但其刻苦精神、好學態度乃至奇思異想的大膽, 不能不令人欽佩。不過, 由於“自學成才”,故大多數人並不為主流學界人士所認同, 有的劍走偏鋒, 甚至“走火入魔”(其中尤以研究天文、易學者, 最為明顯)。與這些“民科” 朋友不同, 沈先生儘管錯失了讀大學的機會, 但他一則通過自學考試而獲得文憑, 有學問根基; 二則自始即善於向主流學界的專家請益, 而且也確實得到了葛劍雄教授等著名學者的指導和幫助; 三則博覽群書, 而且博學慎思, 故而取得了即便專業學者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的傲人的學術成就。
為了搜集專題研究所需的材料, 在資料庫興起之前, 沈先生在當時生活還不甚寬裕的情況下, 節衣縮食, 不僅堅持自費訂閱有關學術刊物, 而且還通過郵寄等傳統方式, 從包括國家圖書館在內的圖書館複印材料。這種對學術情有獨鍾的精神, 就是許多在學界靠學術研究吃飯的人, 也望塵莫及。為此, 我常常拿沈先生為例子, 鞭策我指導的研究生。功夫不負有心人! 正是靠了這種持之以恆的認真勁兒, 憑藉數十載的學術探究和深厚積累, 厚積薄發。於是, 我們終於有機會讀到這部沉甸甸的《文化的薪火》。
在該書中, 沈先生對於明清人才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 其研究成果不僅在有關學術刊物發表, 而且還受到了相關領域的著名學者的好評。基於對中國1949年後長時段的社會歷史變遷和東歐、美國等域外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狀況分析, 沈先生撰寫了長篇論文, 對“錢學森之問” 進行了深入分析。該文擺事實, 講道理, 資料扎實, 立論深刻, 頗具學術識見,乃近年來有關“錢學森之問” 的論文之中少有的力作, 見解獨到, 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由於這個緣故, 《社會科學論壇》破例連載該文, 受到學界關注。
沈先生與世無爭, 為人敦厚, 但對於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問題, 卻橫眉冷對, 曾撰文數篇, 加以嚴正批評。對於有的影響甚巨且受到學界權威人士好評的著作, 沈先生也本著“吾愛吾師, 吾尤愛真理” 的學術立場, 對其瑕疵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批評。相比於學界盛行的“好人主義”, 此種學術批評及其所彰顯的學術求真的精神, 尤其難能可貴。
就個人學術旨趣而論, 我與沈先生並非同一個領域, 原本素昧平生。由於沈先生熱心向我主持的學術批評網投稿, 我又通過期刊界的朋友, 將沈先生的一些文稿推薦發表, 於是, 十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學術往來。大約五年前, 我往杭州遊學, 沈先生獲悉後, 專程自慈溪趕往會面, 這也是迄今我們之間唯一的一次謀面。這之後, 每逢新春, 沈先生總是寄贈新茶, 盛情難卻之際, 我既慚愧, 又感動。
現在, 《文化的薪火》就要面世了。在向兢兢業業于學術求索的沈先生由衷祝賀的同時, 我也要在此向他深表敬意!
是為序。

2014 年10月6日淩晨
于京北富泉寒舍


我的問學之路——代自序

我的求學之路是不幸、艱難和痛苦的。受父親所謂的歷史問題(大概是參加過忠義救國軍吧)之累,僅讀完初中我就被剝奪了繼續學習的權利。這一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包括我謀生的行業、生活的空間和交往的圈子。當今能在學術界有話語權的學人當中,我的治學條件恐怕是最差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我低學歷,也不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家學淵源,更不是因為我一直蝸居在小城,而是因為自己謀生的工作與文化壓根兒不沾邊,這是我最感痛苦的。
另外,我的問學之路又是幸運、順利和愉快的。我之所以在毫無學術人脈的環境下,幾乎能一帆風順地闖入學術界,完全自主地選擇、探討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幾無拘謹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是因為我得到了一批包括至今還未謀面的專家學者的幫助。借此機會,我要表達對他們的感激和謝意。同時,還要向學界,尤其是對我的學術背景感興趣並且覺得不可思議的朋友,介紹我的自學經歷。作者的心路歷程,應該也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評判。
當然,我首先得感謝父母尤其是母親的養育之恩、身教之賜。幾年前,一位朋友曾對我說,我在看來與學術無關的環境下在學術界站穩,一定是我的祖上積過德。我當即回答,祖上有否積過德,我無從知曉。但說到積德,我母親確實積過許多德。我那文盲的母親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母親忘我,有時甚至忘掉家庭地活著。她一生傾其所有(還不時負債)幫助過無數的人,以至2008年謝世時,遠近自發來弔唁者就有上千人。我在查閱數以千計的學者簡歷時,發現了一個可供研究者參考的現象:在學者群體中,他們的母親有仁愛之心的比例較高,從某種意義上講,母親對學者的影響比父親更大。如果說,成為學者有共性的話,我有一個樂意幫助比我們更困難者的母親,便是我成為學者的唯一“硬體”。
我出身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鎮西街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五兄妹中,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弟弟。在周巷生活的歲月,童年的記憶都模糊了,少年留下的盡是屈辱。儘管從小學到初中自己一直品學兼優,老師家訪時,父母聽到的是一片讚揚之聲,但除了“學習積極分子”外,學生時代的一切榮譽都與我無關。不要說評先進、入團,就是曾靠比賽入圍的校乒乓球隊,最終也被拒之門外。但我最難受的是被剝奪了升高中的權利。這一曲折使我以後研究成才規律時就比他人更有感性的認識了,讓我篤信“環境決定論”。
1973年早春,不足16歲的少年踏上了去江西的火車,幫舅舅去養蜜蜂,一干就是4年。16~19歲,是人生讀書的最佳年齡段,可我卻告別了書桌。回想自己的一生,我唯一感到空虛和懊悔的,是這4年,加上招工後的第一年,整整連續5年幾乎沒有看任何書!不過養蜂的經歷使我在青少年時代就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又由於多數時間生活在農村,對各地的風土人情有所瞭解:這些都對自己以後喜歡上歷史人文地理是有影響的。同時,在同齡人中,對自然環境的惡化也比他人有更直觀的體會。短短40年,在人類歷史上可謂彈指之間,然而在中華大地,青山依舊在,綠水幾無存。
由於姐姐(小學畢業)、哥哥(半文盲)享受“知識份子”待遇而相繼支農,1976年底,我被招工。可落實到具體的單位和工種,我傻了眼——慈溪市航運公司周巷航運站船工。內河“撐船”被列為人生三苦之首,而最難受的還是被人瞧不起。由於我占了家庭的招工指標,兩年後妹妹又去了農村。也就是說,我獲得的人生“最苦的職業”,是以兄妹仨的支農為代價的。
從事天底下“最差的職業”,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文革”後期已興辦了一批工廠,許多待業青年,尤其是有“腳力”的進這些企業。另外,當父母的企業有招工名額時,其子女優先。故在那輪招工中,父母所在廠的職工子女,家庭有權力背景的,被縣城的好企業招走,家庭無權力背景的,被父母單位吸收,可我連自己父母所在的單位也不能進,儘管我是“雙職工”(指父母在同一單位工作)的子女,理當優先。
1977年初冬,在航行途中,我從高音喇叭裡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便產生了想重新讀書的念頭。但離校5年後,除了文字,其他的書本知識都忘得差不多了。後來我知道高等學校有文科和理科之分,其中報考文科不用考物理、化學,數學試卷也淺,於是試報了1978年的高考。是年夏天,我在船上收到了姐姐的來信,大意是雖然沒考上,但全家都為我驕傲,因為我離錄取線僅19.2分之差(主要是數學拖了後腿,只考了3.8分)。自己對這個成績也感到意外。因為這不僅是我以同等學歷報考,而且是在無人説明的情況下取得的,而事實上,如果不考慮數學,我的文科知識已達到了新科高材生的標準。這使我信心大振,覺得本人還是個讀書的料。年輕人是需要激勵的,這次的高考分數在當時是對我最好的激勵。
1979年,我繼續報考,但仍以5分之差與大學擦肩而過。1980年再考,又名落孫山。高考雖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但三次高考的經歷使我養成了良好的自學習慣,練就了社會科學中多數學科能無師自通的本領。更有深遠影響的是,當時我就思考了一系列與高考有關的社會問題:我無緣大學並不是因為我讀書不好,而是因為自己沒有上過高中,不過“文革”時期被剝奪上高中權利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階層。我如果有家學淵源,那麼16~20歲的5年裡,就不可能完全放下書本,甚至恢復高考後,如果資訊靈通點,再加上家裡有人輔導,也許1977年就考上了。而更現實的是,當時5%左右的錄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一個百分點,說不定也進了。總之,我深感個人的力量是極其渺小的,個人的得失更不足道,決定因素是社會。於是,我就把出身、求學、命運、前途與國家、社會、時代、背景緊密地聯繫起來思考了。我以後做的課題,大多數是宏觀的,與此有關。
當時,正值雷禎孝、王通訊提出的“人才學”風行一時,以代表時代發展要求的“被耽誤了的中國只能靠被耽誤了的中國人來改造”之命題為激勵,許多年輕人紛紛“自我設計”,伴隨著人生價值的體現,報效國家。我則選擇了“群體人才學”為“自我設計”之“藍圖”。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我曾收集了多數的“人才學”期刊和專著,至今為止我寫的論文以討論群體人才為主,發軔於此。
但是,我既無理論基礎,又非人事工作者,開始近10年的苦學“人才學”,幾無成果,以至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一位數學家兼人才學家,給我回信時直言:不要在此浪費時間。其實,這10年是自己補課和打基礎的階段,並從人才學領域學到了方法論,對今後少走彎路大有裨益。
後來我就把研究的目標轉到古代,對中國近代為何落伍產生了興趣,試圖以中國古代的人才為重心,探討“李約瑟難題”。我在大量人物傳記的閱讀過程中,發現唐代以後的中國科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等傑出人才,大都有科舉功名,於是就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新的想法:如果科舉制度真的如人們所批判的那樣腐朽、落後,那麼,為何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精英多數出於這種考試呢?這時,廈門大學劉海峰提出了“科舉學”概念。自1995年與劉教授取得聯繫後,更對科舉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後話。
1980年春,我被調入公司的船廠,學起了水泥船舶設計。不久,就獨自挑起了全廠的設計擔子,也步入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峰。在這個離縣城3公里的小廠,我白天搞船舶設計,晚上自學文史知識,接著又參加中文自學考試,並於1989年獲中文自考大專文憑。在船廠的近10年,我生活得比較緊張與充實,並在此收穫了愛情和結晶。
1982年底,國家船舶檢驗局主持的《內河小型鋼絲網水泥船建造規範》(以下簡稱《規範》)審查會議在杭州花家山賓館召開,出席的大多是科研、管理單位的研究員和工程師,基本囊括了全國的行業精英。我借浙江東道主的光,作為僅有的幾個廠方代表之一與會。參加此會對我而言是個機遇,因為在會議上我不僅認識了從設計到檢驗兩方面的權威,更重要的是那次會議使我大開眼界,尤其是嚴肅的會風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大家白天開會,晩上討論,科學家、工程師們對《規範》討論稿進行逐條甚至逐字的討論與斟酌,並不時發生爭論,好幾次大家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拍案而起,而會後又都非常友好。如此暢所欲言的純學術爭鳴,至今僅此一見,恐怕今後也不會再遇。當時我雖然只有洗耳恭聽的份,但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機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我等於提前進行了一次學術規範、學術爭鳴的訓練和洗禮,受益抑或“受害”終身。
儘管從事船舶設計工作非我所願、所長,更與我的“人才學”之夢毫無關係,但為了謀生我不得不鑽進去,並在實踐和理論中都搞出了名堂。1986年,交通部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給我們發來了一個新的水泥船建造規範徵求意見稿,我代表單位提了十幾條修改意見。同年秋天在蘇州東山召開的審查會議上獲悉,我們單位提出的意見最多,被採納的也最多。我被專家刮目相看,會後幾家刊物同時向我約稿。這就有了自己的《船舶靜水力曲線計算方法的探討》《過升船機的水泥船如何滿足強度要求》兩篇論文,它們同期發表在唯一的全國性行業期刊——《水泥船通訊》1987年第2期上。當時我已成為科研單位與生產廠家之間的重要連絡人,以至當我1988年離開這個行業時,中國水泥造船界的權威王乃賢研究員來信稱:這是我國水泥造船界的重大損失。
8年船舶設計和研究的經歷,雖涉及的是工業技術,但許多方面與我以後的學術是相通、相承的,尤其是對權威的不迷信、對規律的尊重、對結構的關注和對資料的敏感。
由於家庭出身問題,我們五兄妺初次的工作單位和崗位都不好,這倒使我們對體制不覺得眷戀。故改革開放後,因禍得福,除我以外的四兄妺,很早就“下海”,各人都掘得了“第一桶金”。1988年,我停薪留職,幫助他們搞管理,自己一度也辦起了小廠。但“身在曹營心在漢”,自己念茲在茲的還是“人才學”研究。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比較充裕的時間,是堅持學術不可或缺的條件。可1988~1994年,雖然生活條件改善了,但除了堅持搜集資料,我少有閑讀書,而短期內也看不到能改變現狀的跡象。長此以往,自己雖能做個“老闆”,但不可能成為“學者”了。這時,我做了一個十分痛苦而且被親朋好友都認為錯誤乃至荒唐的抉擇:以放棄剛辦成的工廠為代價,換得了大致既有“白領”那樣的收入,又有充裕的時間在家讀書的職業。為此,妻子認為我太自私了,為了自己的興趣,竟在產銷都順利的情況下,放棄了好不容易建起的廠;此後20年我全心投入學術研究,沒有給家庭帶來絲毫的回報,也令她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在外人看來,漂亮、聰明的她,是鮮花插在牛糞上。的確,按世俗的理解,生活在當地一個“土豪”家族裡,中間卻夾了一個打工仔,這個人必定是無能的。在以非功利性讀書為恥的環境下,我無力、無理回應妻子的抱怨和社會的評價,只能用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句話來安慰她,抑或也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吧。
現在看來,從自己以科舉為切入點從事學術的角度來衡量,當時的抉擇並沒有錯。因為自清末至20世紀80年代的百年間,科舉制度一直被人們否定,真正開始對其進行比較正面的評價,是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則此前自然就少有人研究。故我1995年涉足科舉學時,該學科還屬初創階段,“處女地”很多,易出成果。若再推遲幾年介入,不要說會不會改變初衷,就是堅持下來了,沒有學術資源的我仍能順利地進入學術界嗎?可否避免研究重複呢?事實上,即使這樣,一些題材差點也“撞車”了。
說句老實話,當時自己僅是憑著只知耕耘,不問收穫(今天亦然)的態度搞研究的,根本不知道能否進入角色,想不到我十分幸運,一路碰到了很多好人,助推我很快進入學術前沿。
1995~1999年,我長期白天泡在圖書館,晚上回家又自習到深夜。經過比較系統的搜索,我發現還沒有人對歷代進士與人才的地理分佈作專門的、直接的、對應的研究,因此,我便把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佈及其相互關係,作為首攻的物件。
1996年,帶著以上的選題,我第一次專程去杭州,向著名的比較人才學專家繆進鴻教授請教。問了來意後,繆老告誡我:求知是一個漫長且艱辛的過程,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做學問先要做人等。告辭前,先生給我抄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一段話,囑咐我,治學要立意高遠,視野廣寬,還再三強調必須做國際的比較,甚至斷言,不做國際比較,研究中國人才問題沒有多大的價值。十幾年後,弟子解決“錢學森之問”時,深感此啟發莫大。繆老還鞭策我“做他人不願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課題”。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近20年來的耕耘,從題材到方法,從意境到表達,我基本上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
不久,我再次登門討教,並向繆教授求援,請他將其著名論文《長江三角洲與其他地區人才的比較研究》使用過的明清進士籍貫分佈的原始分類資料提供給我。他征得原助手張肇同志的同意,允許我無償複印一套(約A3紙200份)。他們的無私幫助,大大加快了我的研究進度。之後我又三去寧波圖書館,把一套三冊計近3000頁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全書複印,以便校核。我以科年為經,以縣為緯,對明清進士的籍貫分佈做了十分詳盡的動態統計,即明清兩代任何年份、任何時段、任何縣級以上行政區域的進士人數,都能在我的資料庫裡較快地找到。這獨一無二的圖表,不僅為撰文增加了底氣,在今後的研究中也多次獲益。因為瞭解明清的人文地理,沒有比進士的地理分佈更有說服力了,而自己則統計到了最小的時空單位。
1998年,由於長期的伏案熬夜,我病倒了。醫生診斷是腦供血不足,建議我充分休息。我略調整了作息時間就繼續工作,並祈禱老天,如果帶我走,等我這篇論文完成吧,這就不枉此生了。
在搜集進士與人才相關資料的同時,我先撰了《也談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一文。在該文創作中我得到了寧波大學季學原研究員的鼎力相助,他不僅從提要到文字乃至數位的排列對拙作不吝斧正,還把文章主動轉予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吳光研究員,再由吳推薦給《浙江學刊》(1998年第2期)發表。不久,文章由人大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1998年第3期全文轉載。是文屬較早辨析和概述科舉文獻的論文之一。
功夫不負有心人。《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佈及其相互關係》大約於1998年夏天完成“徵求意見稿”,我複印近10份寄給一些學者和刊物。很快便收到了包括陳橋驛、繆進鴻、葛劍雄、劉海峰等相關學科帶頭人的回饋意見。我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修改稿”,僅投《浙江社會科學》。不久,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中國文化研究》當年第4期的目錄,內有拙作。原來,該刊錄用了我的“徵求意見稿”,但沒有通知我,時離該期正式發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這使我感到既欣慰又不安。欣慰的是我碰到了知音與伯樂;不安的是,初稿雖無大礙,但還不是很成熟,發了會留下本可以避免的遺憾,同時,這也等於我無視了那些專家在百忙中對我的幫肋,這是很不道德的。於是,我毫不猶豫地給閻純德主編打電話,要求撤下原稿,發修改稿,即使發不出,我也不抱怨。結果,閻主編推遲發了《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旋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教育學》2000年第3期全文轉載,又有《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15日“學界要覽”轉摘,後入選《科舉百年——科舉現代教育與文官制度的歷史審察》(《新京報》主編,同心出版社,2006)一書。
《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佈及其相互關係》一文,明確提出並詳實論證了明清全國人才中心隨著科舉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科舉中心實質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的觀點,為研究明清全國的區域文化與人才分佈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我們在整體上對科舉制度的客觀性、選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試內容的智力性不應懷疑,對科舉的教育功能應重新評估。截至2013年底,獲悉僅在中國知網上,該文就有100多個被引文獻,儼然成為科舉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經典論文之一。因該文及由此產生的系列論文,也使本人成為科舉與教育、人才、區域文化相互關係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而從中揭示的南宋至近代中國文化中心轉移的軌跡,包括對蘇-杭人才軸線形成時間的厘定,基本代表了這方面的研究水準。相關文章已成為若干大學學生和中小學教師,進行歷史人文地理學習或輔導的參考教材。
對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佈的討論,使我對明清人文地理的感受比他人更為深刻,也慢慢覺得以往人們對明清人文地理的瞭解還不全面,即使學術界,哪怕是歷史學家,對明清人文地理和區域文化的詮釋也多有不確。這時,我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楊念群副教授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一書。楊著通過儒學地域化來解釋近代湖湘、嶺南、江浙三大區域知識群體的形成、互動及其與近代三大社會變革的關係。可我讀後覺得作者在區域文化史、教育史方面的論述存在不少的問題。於是,我就先寫了《評〈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之書評初稿及其感想,向時在北京師範大學任副教授的楊玉聖老師徵求意見,也從此認識了楊老師。楊老師對拙作很感興趣,還表揚文章有思想,說這是一般的作者寫不出的。他建議我把書評和感想合一,由他推薦發表。經楊老師反復修改,文章先在香港的世紀中國網“世紀週刊”2001年8月24日首發,之後中華讀書網等國內外十幾家網站轉發,得到了網友的一致好評。近代中國網稱其為“中國近代史學界的一樁學案”,“北望經濟學園”推薦“可以作為公共語境內專業批評的案例”。再由楊老師推薦,2萬字的書評發表於《社會科學論壇》2001年第11期。《書評週刊》(2003年6月20日,第5版)認為拙作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當今中國書評最高水準的三篇文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楊念群出《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增訂本)》時,還在“再版後記”裡寫了如下一句:“本書若干史料和技術問題的訂正也得益于沈登苗先生的建議和批評”,這在當下的學界已相當難能可貴的了。(按:我深感20世紀60年代後出生的歷史學家,歷史地理知識欠缺,制約了其對歷史的認識。)
認識楊玉聖老師,是我學術生涯的一大轉折。2001年至今,我的大部分論文由楊老師主持的學術批評網首發(許多文章得到了楊老師的精心修改,包括“底線”的把握),再由他推薦給學術期刊,或推薦給報刊的編輯、記者。故在學術成果發表難、版面費滿天飛的今天,我的論文不僅能以很快的速度發表,沒有交一分版面費,而且每篇論文都有稿費收入。更重要的是避免了重複勞動,使我完成了一個專題後用不著費心與等待,就可做下個專題了。能否及時發表成果,對自學者來講是很關鍵的,可我這一“關”過得很輕鬆,楊老師的幫助最大。
2002~2003年,承原復旦大學曹樹基教授的悉心指教,我完成了《明代雙籍進士的分佈、流向與明代移民史》,並由曹教授主動推薦,該文發表於全國性的大型叢刊《歷史地理》第20輯(2004年)。文章開篇對影響了一代學人的明史研究權威王毓銓先生關於明代“貫”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並對明代的“戶籍”和“鄉貫”作了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詮釋:明代的戶籍可理解為今天的戶口所在地,是戶貼、黃冊上登記的地址,即現籍;明代的鄉貫系原籍,是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即祖籍。那些既有戶籍又有鄉貫的明代進士,可稱為“雙籍進士”。本人對明代“戶籍”和“鄉貫”的解析及首次提出的“雙籍”概念,現已被學術界所接受。對有明一代數以千計、占進士總數1/10的雙籍進士的歷朝和地區分佈的統計,以及這些進士祖籍的流動分析,有助於我們拓展進士空間流動和移民史研究的視野,進一步瞭解明代的科舉、人才、人口政策,以及這些舉措在鞏固邊防,穩定全國政治,促進京城和邊遠地區的文化發展,增強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此文創作中,我還另有收穫,即拿曹樹基教授的話說,我“受到了最嚴格的學術訓練”。
2004~2005年,我在原先積累的基礎上,對明代“嘉靖倭寇”問題進行了討論。我開始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是基於準備探討“李約瑟難題”時“外無救兵”的視角。不過,直接的原因則是對當代中日關係糾結的現實關懷。
1980年以來,學術界對傳統的倭寇即日本海盜,嘉靖抗倭是抵禦外侮的、正義的戰爭等觀點作了重新檢討:所謂的“嘉靖倭寇”實質上是由中國海商領導,廣大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一場反對海禁的鬥爭。這個觀點令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歷史學界耳目一新,故被人們稱為“新論”。可到了世紀之交,人們發現,“新論”原來在日本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出現了,其實是步人後塵,那種把嘉靖年間倭寇的入侵歸結為中國內部的觀點,實際是有意無意為侵略者開脫。看到這個觀點,我當時就有一種預感,如果依仗所謂的“倭寇新論”是日本人率先提出的這個“殺手鐧”,以“上綱上線”的口氣駁斥“新論”,不僅會干擾學術爭鳴,還很有可能在民間造成新的思想混亂,影響中日關係,因此,這就有必要對相關問題,尤其是“新論”的智慧財產權作一澄清,維護大陸學者在該領域應有的尊嚴。
果不其然,2005年1月22日,《新民晚報》關於日本人在安徽歙縣為所謂的“我民族敗類”王直(嘉靖時的海商領袖)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經曝光,立即引起了舉國聲討,結果,墓被兩位大學教師砸了,是為“王直墓”風波。那時,我單位正值搬遷,待安頓好休息,已到了過年的前一天。我當晚馳筆,大概到除夕下午一時,才把《從“王直墓”風波談學術成果社會轉化的重要性》一文趕了出來,時家人已吃過年飯。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沒與家人吃年飯。文章寫好立刻由學術批評網首發,當晚,就收到了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向我“致敬”的電子賀信,稱“論得很有力”;武漢大學薛國中教授迅即以“王直:新時代的驕子——對沈登苗先生的回應”為題,在《社會科學論壇》發文聲援。是文除了交代修王直墓的歷史淵源和當代背景外,還提出了一個支持“新論”的無可辯駁的觀點:戰爭初期,倭寇在火器上佔優勢,而當時離火器傳入日本才幾年;可越到後期,倭寇使用的火器就越少,而此時,槍支在日本已普遍使用。此研究從軍事的角度證明,嘉靖大倭寇與日本政府無關。否則,如果真的是中日交戰,那麼日方為何不用熱兵器武裝“倭寇”呢?在此前後,我關於嘉靖倭寇研究的多項成果,特別是中國大陸學者獨立提出了倭寇“新論”的考證——《一段不該遺忘的現當代學術史——中國大陸學者獨立提出了倭寇“新論”》(此文觀點被《2006年度中國學術觀點:歷史》收錄),成為那場網上論戰中“新論”的代表作(那時在互聯網上搜索相關內容,我的名字竟與“倭寇”連在一起了),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並通過互聯網結識了旅葡的資深學者金國平先生。在金和吳志良先生的主動幫助下,8萬字篇幅的《明代倭寇兼及澳門史研究中文論著索引》,在《澳門研究》第30期(2005年)一次性發表,這使我再次感受到學界待我不薄,我當無鞭自蹄。
我對嘉靖倭寇總的看法是:數百萬人頓失生計是嘉靖“大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嘉靖抗“倭”使中國失去了與西方平等對話和社會轉型的機會,延緩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程,否則,近代史將重寫。
順便一提的是,在嘉靖倭寇性質的學術爭鳴中,我與浙江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學文(即陳牧野——大陸在嘉靖倭寇問題上持傳統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員的觀點截然不同,可陳先生非常關心我的研究,並為我的學術轉行深為惋惜。陳前輩的風度,對自己也是一種無形的鞭策。
我雖然一直主張為學術而學術,但這主要是指治學的態度,如嚴謹的學風、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等,而不是把學術作為政治的、賺錢的或謀取其他利益的工具。實際上,我長期形成的研究風格,主要還是一個字——用。繼進士和人才的相互關係實證後,我對科舉研究的重心轉到了科舉時代的社會流動上,因為這與現實生活相關聯。
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教授,通過對明清12226名進士家境的分析表明,科舉制度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垂直流動,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是歷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機會最平等的一個時期。何炳棣的成果不僅成為“流動派”心目中的理想與標本,而且,從總體上提升了明清500年間科舉社會流動之頻率。儘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何炳棣的論斷就遭到了國際漢學家的強烈批評,但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特別是明代前期科舉社會流動率高之命題是否具有普遍的意義,質疑者則未予關注。我在《也談明代前期科舉社會的流動率》一文中指出,明代前期科舉社會流動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後遺症”,是一種短暫的、非正常現象,其結論在科舉史上並不具備典型的意義。同時,從何氏得出的結果不符合明代社會結構特徵、羅列的資料不具有規律性等因素,推理出明代前期進士三代履歷中純粹的生員家庭空白,是史料缺載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當時許多朋友勸我不要與何炳棣商榷,這不僅僅是因為何系頂尖的史學大師,而且由於當時還無中譯本,自己沒有通讀過《明清社會史》,有可能出現誤解原著等問題。我之所以置個人得失於不顧,是覺得很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與思路。不久,《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影印出版,我爬梳後確認自己原來的推理不謬——明代進士祖上三代生員出身少(前期空白)的現象,主要乃史籍缺載所致。何炳棣採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員而言,其來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統計的資料不宜當作明代進士社會流動率高的一個依據。《就明代進士祖上的生員身份與何炳棣再商榷》一文寫成後,投《中國社會歷史評論》,想不到電郵才半小時,主編、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就回復確定採用,也就是說,常主編還不一定有時間讀完全文就決定用稿了,這是對作者的充分信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李世愉研究員曾轉達了他的同事、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商傳研究員對此文的評價:寫得有歷史感。同行認可是對學者的最高褒獎。該文的成功,使我再次對自己的史識充滿了自信。在歷史研究中,我覺得史料和勤奮固然重要,但在史學界能走多遠,通常還得取決於“史識”。因為,“史料”一般也得益于史家的取捨,若不當,則事倍功半。
持續30年、圍繞何氏的研究展開的這場關於科舉社會流動率問題的激烈爭辯,是國際性的,參與的大多是名家。遺憾的是,除了本人的兩篇商榷文章外,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無一介入。[按:何炳棣在反駁普林斯頓大學艾爾曼教授的質疑時認為,艾爾曼統計出來的平民比例比他的還高,並對艾沒有就此做必要的展開頗有微詞(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27~28頁)。但我認為,在這個細節上,何炳棣誤解了艾爾曼的工作,因為艾氏統計的內容是進士的戶籍(戶計),而非家世,故何對艾的指責似有失嚴謹。由於艾氏本人對此沒有回應,使海峽兩岸的許多學者至今還不明就裡,都把此當作何的正確判斷而一再述引,故有必要在此重申。]
此外,拙作《關於科舉社會流動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概述)》,對科舉社會流動率的爭鳴作了回顧和總結,並從史料到方法,從理論到實踐對西方同行進行了“主動回應與挑戰”,也可視為這方面的入門導讀。
以往,人們只是對科舉制度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爭議,但對廢科舉事件的及時性與正確性鮮有人懷疑。遺憾的是,近幾年,在科舉熱中出現了一股為“廢科舉”惋惜的思潮,一些人把它定性為“失敗的選擇”。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論斷,主要是因為人們基於廢科舉導致了中國文化的斷裂、鄉村教育的落後和識字率的降低等認識,而這些論斷,在我看來都是可以商榷的。如我在《廢科舉前我國教育還城鄉一體化嗎?》一文中指出,清初以前,我國的文化、教育城鄉一體化,人才重鎮多在地方州縣。雍正王朝遍建省級書院後,文教的重心逐漸向大城市傾斜,歷經百年的過渡,至遲到19世紀下葉,教育的城鄉差距已經拉大,其鴻溝超乎人們的想像。不是廢科舉瓦解了一體化的城鄉文化、教育機制,而是興新學前,中高等教育的基本城市化和人才已集結於都市、城鎮的現狀,為立停科舉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也是當時社會對廢止科舉總體反應大致接近無聲無息之重要原因。科舉結束前百餘年間,中國教育空間結構的歷史性嬗變和承上啟下的作用,應該引起後人的更多關注,而不是人云亦云。寫此文的體會是,學術史上角度的切換與方法的轉型,有時似乎比細節的深化更為重要。並再次感受到,對歷史人文地理的疏離,甚至會影響對宏觀歷史的判斷。
參與了對“廢科舉”認識的爭論後,我非常痛苦,也可能引起了一些師友的誤會。因為與以往的商榷物件大都不認識不同,這次的討論者不僅是熟人,而且有的還幫助過我;對陣的學者不是一兩個,而是一批。但我一貫的理念是:學術研究需要激情,但不能帶感情;對自己從事的學科或專業,不能“愛屋及烏”。
2005~2013年,在劉海峰教授、李世愉研究員等學者的支持下,我連續9次以論文提交者的身份,自費參加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認識了海內外從事科舉研究的多數同行,受益匪淺。
我曾應作者之邀,為寧波大學錢茂偉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吳宣德教授,寫過科舉類專著的長篇書評。當時能寫出相近水準書評的作者,在海內似乎還有三五人,但對他們的書做充分肯定與大量商榷並存的書評,至今似只有本人。我覺得書評首先應為讀者負責,給讀者更多的思考視角與揭示原著精華同等重要。其中,《評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刊發前,臺灣《明代研究》編輯委員會寫了1500字的“審稿意見”,稱作者“對科舉研究這個領域行情相當熟悉”,並全部同意我的觀點,故“極力推薦”刊用。
2005年,“明清至當代的全國人才分佈和文化重心的轉移”的課題完成後,我原計劃用同樣的方法和物件上溯,研究宋元,同時為探索“李約瑟難題”積累更多的資料,但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深感當代中國缺乏世界級的科學、文化帥才;同時發現一個地區尖端人才的湧現,需要幾代甚至更長的文化積累,需要書香之家的長期接力。這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提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我就更覺得破解“錢學森之問”,遠比討論中國近代為何落伍更有現實意義。加上骨子裡固有的經世致用思想,我把做學問的重心逐步轉到當代。
2006年10月,在去上海開會的火車上,(我)突來靈感,完成了當代中國鮮有學術大師是“斷裂”付出的代價的初步構想。於是我先從《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入手,考察這代精英的家世背景。不料發現,20世紀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時,在高校的中國現代科學家有3/4被調離本校,品牌的綜合性大學無一不傷筋動骨。學術的嗅覺與良知,促使我趕出《打破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院系調整》一文,交給正向我約稿的李兵副主編發《大學教育科學》2008年第5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高等教育》2009年第1期,全文轉載)。文章認為,院系調整是為了打破民國遺留下來的高等教育體系,為新政權確立在高校的實際權威掃清道路。院系調整造成了我國高校長期積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學及其院系、學科、課題的大範圍斷裂。這是當代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難出大師的原因之一。史實表明:對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科學技術起領軍或舉足輕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後在國內土生土長的科學家,也不是在蘇聯及東歐學成歸國的科學家,而是院系調整前在國內大學畢業、大都有留學歐美背景的科學家。
今天看來,院系調整還實開新中國成立後在文教決策上若干言行不一之先河。研究中深感史料挖掘的艱辛與重要。如為了從官方語言中求證院系調整是在政治高壓下完成的,我從1950年的《人民教育》創刊號開始,在有償的中國知網上逐篇下載了上百篇的相關文章,才從1953年第3期上的一篇“總結”中找到印證。從包括香港鳳凰網在內的互聯網的相關推介廣度和力度來看,拙作站到了“院系調整”研究的“高坡上”。
院系調整的研究,打下了“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與史料基礎。同時我深感當今學界多一篇少一篇學術論文無關緊要,多一個少一個歷史學家也無足輕重,人文學者缺的是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缺的是對自己國家所走彎路的拷問和民族未來應有的思考。在這個國度,仰望星空的人不一定有好的歸宿,但其閃爍的思想會昭示後人,如先行者高華先生。於是,從2009年開始,我已不再也無暇在科舉學方面花較多的精力,油然產生了對當代中國教育、人才決策失誤追問的緊迫感,也開始整合30年間積聚的資料和思路,並留意國外,尤其是蘇聯和東歐的相關歷史,發現了若干被學者忽略的資料。特別是比較系統地學習了中共黨史中相關重要文獻,又從他人不注意的《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1750~1993)》中,發現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都有高等教育“大躍進”的史料後,意味著我對古今中外論證的材料搜集可以收尾,並向目標衝刺了。又適逢《社會科學論壇》主編趙虹先生向我約稿,我就把自己的構思和盤托出。趙主編對拙作很感興趣,當即拍板用稿,並表示不必介意篇幅,我寫多少他發多少,這正合我意,也真是又遇貴人。我以前寫的每篇論文,無論是精力還是水準幾乎都是挑戰本人極限的,這次更不例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史料到觀點、從方法到邏輯、從廣度到深度、從回顧到前瞻,拙作都是超越以往的研究的。在2011年4月1日至7月31日的整整4個月中,我幾乎是“閉關”寫作的。也許是母親在天國相助吧,《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寫得特別順,尤其是在史料的理解與運用上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七八萬字的論文一氣呵成,由《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7、8、9期連載。
論文首先對“錢學森之問”本身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錢僅是提出了“半個問題”——我們自己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為什麼我們的人讓其他國家的學校去培養也是出不了傑出人才——這麼多留學生,無論是當年留蘇的還是今天負笈歐美的,也都出不了傑出人才。只有同時提出這兩個“半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討論才有可能是比較完整的。道理很簡單,錢學森、楊振寧一代大抵是在國內讀完本科,在國外成才,且多數在海外定居了。如果1949年後有一批在國內打好基礎,在國外學成的大師,那麼,不管他們是否回國,都可以算共和國培養的,那也就不存在“錢學森之問”了。
從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至民國,無數的事實表明:一個貧寒子弟通過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為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甚或謀求霸業,唯獨很難成為學者尤其是著名的學者。這就是我的原創理論——“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基本觀點。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證了這一點。蘇維埃政權培養的蘇聯時期的傑出科學家和中國現代科學家,也基本上產生在有產或有文化的家庭。
“一代難以成為學者”,並不是說占人口多數的工農子弟中出不了學者,而是指工農當家做主後還得在經濟、文化兩方面積累數代,才有可能出現較多的學者。故鼎革後,急於求成,試圖從無產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學術大師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國如此,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無不如此。
與通常的改朝換代,基本上不影響原精英階層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後代,在文化教育上採取歧視甚至剝奪的政策,這等於篩掉了本國、本民族中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勢必會造成學術天才的斷層。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國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這些國家也幾乎都為此付出了學術水準倒退的代價。這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極其慘烈而又鮮為人知的教訓,是人們不該忘記的。
此外,類似的還有,在我國元代和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統治者採取的民族歧視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國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當代中國那樣爆發“文革”,使新興政權內部出現“自毀式”的運動造成的人才再斷層,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社會主義中國之特例。這種第一次的裂痕還未彌合而再次發生撕裂的現象,我們稱為“雙重斷裂”。其惡果是,千年累積的精英階層幾乎“斷子絕孫”。新中國至今還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就是“雙重斷裂”付出的代價。否則,何以詮釋改革開放後在百萬留學大軍裡、在不回來的數十萬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師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出不了大師與體制也無必然的聯繫。
搞教育最重要的並不是做出正確的決策,而是必須首先排除錯誤的決策;能否搞好教育,最重要的不一定取決於得到政府支持的力度大小,而是能否首先避免政府的折騰;主政教育者最重要的條件並不是能力強弱,而是是否尊重規律乃至常識。否則,不能解釋一個內亂外憂、戰事頻繁、經濟困難、民不聊生、腐敗不堪的民國,何以會大師輩出?
論證決策的失誤或不可行性,與謳歌領導的正確與政策的可行性,同等重要。做該課題使我感慨萬千。最驚異的是感到這麼大的課題竟無人做過真正綜合的、專業的、長期的研究,指出的問題在邏輯上均不周延。正如有學者當面發問:“全國百萬社科工作者,怎麼會輪到你去解決錢學森之問?”其實,我是做了“他人不願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課題”。因為探討當代中國為何難出大師的過程,也是論證國家文教決策失誤的過程。在我們這個“歌德”的時代,體制內的學者會有幾個這樣傻的呢?再從專業上講,“錢學森之問”其實也是一個人文地理學概念,它主要是相對於當代發達國家而提出的,必須放在世界範圍來認識。可又有多少人從“地理”的或國際的視角去觀察呢?同時,回答這個問題僅有良心、勇氣是不夠的,還要有長期的關注、足夠的積累、具備綜合分析的能力、掌握恰到好處的表述技巧,才有底氣進行無懈可擊的論證。而我恰恰具備以上條件,論證時把自己原來的學識、觀點大都用上了。可以說,當我掂量了自己的積累和良知,做了學術史回顧後,就有舍我其誰的衝動了。甚至還在成文階段,我就對有些學者表白,自己似乎為此而生了。
論文發表後,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肯定和鼓勵。劉海峰教授認為,“這應該是研究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獎的最有分量的論文之一,發人深省”;龔延明教授“希望此文能為中國科技發展走上世界科技強國地位發揮作用”;王立嘉編審表示,“多年來,你以自己的良知和獨立自由的精神,研究探討對國家和民族進步發展真正有益的問題,深感欽佩”。而更多的則是向學生“鼎力推薦”,如武漢大學的李工真教授。網友的“所有關心中國教育的都應該看看這篇文章”之推介,也使人感動。是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相關學者而言,若遺忘了此文,可能仍會出現大量的重複勞動,而讀了此文,許多問題便可以接著說。
此前,許多學者都忠告我不要老是轉方向,治學要專一,才能做更精深的研究。在此我要回答那些關心過我的朋友,事實上我一直在圍繞教育與人才做學問,僅僅是多方位的展開,主題始終不變,即使曾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從事學術批評,實名揭露了一批抄襲者,主題也未變——難道大師的造就與學風無關嗎?
《雙重斷裂的代價》完成後,我又從學者孕育需要代際積累的角度,考查了63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從中國去的知識移民及其後裔,也可以說,迄今為止僅靠在美國積累的、土生土長的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一個也沒有出現。這進一步豐富了“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展現了它的普世價值。
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曾對楊玉聖教授稱《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的來源、構成及原因初探》“堪稱傑作,並有撥亂反正之效,如果延及人文社科傑出留美學人研究,必有價值”。“人文社科”的工作目前還無暇顧及,但我又發現中國當代傑出的女性思想者,如張新志、林昭、韋君宜、高耀潔、魯萌、資中筠、章詒和、肖雪慧、戴晴、杜憲、何清漣、胡舒立、蔡霞等,無一例外地出自書香家庭,且也曾經抑或今天還全都是既得利益者。這與“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理論是相通的。竊認為,窮人鬧革命是天性,其首先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境遇。可既得利益者(包括第一代中共上層)對自己集團的反思,是良知,他們的出發點是國家、民族或大眾。但問題是,為什麼書香後代出有良知或不畏權勢的知識份子的概率,遠遠高於其他階層呢?這姑且叫“沈登苗之問”吧!
最近幾年,我一直為當今中國的現實和趨向——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提出、資中筠先生等也感到害怕的——整個民族的潰爛而擔憂。一方面,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政治文明也有所前行;另一方面,腐敗成災,兩極分化,自然環境惡化,社會風氣下行,財富和人才大量流失……
如何在社會轉型時期,尋求共識,促使社會和諧發展呢?我發現,當今中國也許有一個唯一的共識——存在並反對的——急功近利——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大小企業抑或個人,無論是社會方面還是經濟領域,抑或文化學術界都存在這個問題。我又瞭解到不僅中國,其他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急功近利的現象同樣比較突出。筆者試圖從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流動基本規律的角度切入。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在優質教育和有聲望的社會職業上,高速地把原統治階級、上層人物及其後代淘汰出局,除了革命者,取而代之更多的是工農及其子女。這是當初大張旗鼓地宣傳的。然鮮為人知的是,社會流動頻繁的僅是第一、二代人,不出50年,新貴們就合攏了流動的大門,並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形成了新的精英內部迴圈。隨之而來的自然是教育和職業的低速流動。我把這歸納為“兩高一低”——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流動的基本規律。這已被蘇聯和東歐諸國的歷史所證明。新中國因出現了“文革”,延緩了精英內部迴圈的進程,但至今,這一過程已基本完成,底層向上流動已很困難。但即使這樣,精英再生產形成的時間,恐怕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最短的。
革命勝利後的國家,都想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國富民強的社稷,故會從國家的層面全方位地比發展速度。又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不同,新政權是徹底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後建立的,由於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速度和規模,給“新人”提供了極大的上升空間和機會。另外,據我觀察,貧窮家庭出身的孩子對權力(財富亦然)更嚮往(這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新中國的第一代執政者,雖然上層多是“叛逆者”,但中下層基本上是貧下中農出身,一旦有了條件,他們比來自其他階層的更有往上的衝動,所以,開始時積極性也更高。同時,社會主義國家初期培養的“接班人”的自身條件,從年齡到文化,從家庭出身到社會背景等,比其他社會形態的新進者來得“整齊劃一”,基本上沒有“緩衝帶”,事實上,內部的競爭和攀比心理,可能比其他社會形態的新進者更激烈,有時甚至可能比底層的生存壓力還大。當今中國官員自殺行為的增多,就是證明。為了出人頭地,他們往往更會急功近利,以便獲得上級的賞識,同樣,手下的人做出了政績,該上級也會得到更上級的提拔,從而形成一種迴圈。本來,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上這兩個先天和代際因素的推波助瀾,使得這種體制成為急功近利的沃土。故本人認為急功近利的政績觀,與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流動的起點和結構有關。我將從社會學的視角,尋找1949年至今的歷史線索,從源頭揭示中國現世社會百態的若干歷史必然性,或能為有關部門制定對策提供依據。
有的事總得有人去擔當,即使僅為後人做點資料積累也好。正如本論文集的書名,文化的火種是需要不斷地加薪才能傳遞的。如果說,10年前我所寫主要是興趣使然,那麼,學術轉型後則更多的是一種責任。如果說,自己的前半生將“錢學森之問”的答案——“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以感恩之心回報了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和所有幫助過我的人,那麼,我的餘生,將陪伴著“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流動的基本規律”這一課題度過,我願將自己的學識,獻給國家。
走筆至此,若換一個人可能會說自學成才、有志者事竟成等一番勵志的話。可我卻恰恰相反,不能誤人子弟。若無家學淵源和特殊的便利,當今學術讓體制外的人走開。學術沒有“山寨”,沒有“星光大道”,更上不了“春晚”。為學術付出的代價,非自學者一個人乃至一個家庭一代人所能承受。該付出的和不該付出的,你都得付出。發現問題的快感僅是一刹那,長期陪伴你的卻是孤獨、汗水、淚水和多數人的不理解。而人活著,應最大限度地發揮特長,為這個星球出力的理念和踐覆,可不是每個人都有的,不是每個人能長期堅持的。
一切是那麼的偶然,又是那麼的必然;既是無師自通、一個人的困守,又是眾學者的提攜、薪火相傳的結晶。這,就是我的問學之路。
•漢傳佛教•
(一)教史研究
“學地經人”與“地經學”考辨【昌 如】/1
北宋高僧契嵩研究述評【楊鋒兵】/22
試論法顯時代斯里蘭卡的佛教社會【虢 侗】/29
東晉南北朝時期毗曇學研究狀況綜述【向 慧】/43
《法顯傳》書名及其版本述略【思 和】/55
略述智昇與《開元釋教錄》【通 行】/68
佛教的精舍【李華偉】/86
“第十一屆吳越佛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綜述【楊冰華】/97
(二)義學研究
律藏解體研究序說【佐佐木閑 著 李 薇 譯】/113
再論玄奘翻譯的準確性——以“唯識”一詞為例【成建華】/129
印順法師判教思想初探【歐陽鎮】/140
論唐義淨三藏與“毗尼小乘學”問題【馮相磊】/165
天衣義懷“唯心淨土”思想研究【耿靜波】/181
周理徹庸《穀響集》研究【翟豔春】/190
略述說一切有部之“根”觀念【余嘉惠】/198
趙朴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靜 閑】/217
慧思禪師佛學思想初探【釋印覺】/246
佛教之無我論探析【俞玲玲】/271
(三)佛教與傳統文化
簡析蘇軾出川至鳳翔任前後的禪佛詩文【司 聃】/277

•南傳佛教•
中國南傳佛教團體發展五十年【鄭筱筠 梁曉芬】/284

•藏傳佛教•
格魯派的判教思想體系及其價值【何傑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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