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時代的來臨（簡體書）

白宮最有權威、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顧問卡普蘭解析：明天的社會將如何從今天演變而來？
• 資源匱乏、犯罪、人口過剩、疾病、宗教文化衝突等等，是如何摧毀現有社會結的？
• 民主是否是所有國家、地域的必然救贖？
• 未來的政府和社會組織形式、權力分配會如何演進？
• 對人性和道德的理想主義設想、一種合乎主流觀點的“政治正確”，會怎樣將我們拖入災難和危機？
• 對於諸如大屠殺這類的人類悲劇，最可行的防範和應對之策是什麼？
• 為什麼在未來世界，情報機構會更加不可或缺？它會以怎樣一種形式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
…………

羅伯特•D. 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大西洋月刊》資深記者，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分析家，曾被美《外交政策》雜誌評為全球100大思想家之一。卡普蘭是20世紀80年代第一位指出未來將在巴爾幹地區爆發戰爭的美國作家。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喬治•W. 布希都是卡普蘭的讀者，他的書使克林頓決定不向科索沃派兵，而布希也將他的書列在必讀之首，《華盛頓郵報》刊登專文評論說，卡普蘭影響了“布希的世界觀”。

編輯推薦
明天的社會將如何從今天演變而來？
資源匱乏、犯罪、人口過剩、疾病、宗教文化衝突等等，是如何摧毀現有社會結的？民主是否是所有國家、地域的必然救贖？未來的政府和社會組織形式、權力分配會如何演進？對人性和道德的理想主義預期、一種合乎主流觀點的“政治正確”，會怎樣將我們拖入災難和危機？對於諸如大屠殺這類的人類悲劇，最可行的防範和應對之策是什麼？為什麼在未來世界，情報機構會更加不可或缺，以及它會以怎樣一種形式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
作為足以影響美國最高權力階層決策的學者，卡普蘭已經獲得了一系列光輝的頭銜，時間也已經證實了他卓越的預見能力。
從這本書中，我們將看到卡普蘭的最可貴之處：毫不粉飾，毫不回避問題的尖銳性，也毫不顧忌主流推崇的“政治正確”，一針見血揭露現實的勇氣與見識。

媒體評論
（本書）文筆精彩，揭露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波士頓環球報

卡普蘭是一位學識淵博並且強有力的論辯家，他集新聞工作者與先見者的特質於一身。
——紐約時報

隨著新千年開啟，刺目的全球現實並不是我們正變得越來越像第三世界，而是他們幾乎沒有機會變得像我們一樣……這是一個悲劇性的乃至危險的情勢，而湊巧的是，過去十多年來沒有什麼比得上羅伯特•卡普蘭的報導更能使這個問題引起有幸生活在北美的人們的關注。
——華盛頓郵報

（卡普蘭）已經贏得了一個巨大並且強有力的讀者群，他決定在那個讀者群中較有權勢的成員將我們拖入可怕的麻煩之前，為他們提出一些非常現實、具有全域性意義的警告。我們應該密切關注。
——紐約時報書評

（本書）有爭議性，但對近期第三世界的趨勢做了敏銳分析。
——《書單》雜誌

在一個太多“嚴肅”著作染上自以為是、堆砌註腳的毛病的時代，卡普蘭從未為了向我們炫耀知識而寫作——他寫作是因為知識對他來說是一種愉悅，而他熱心地想要分享這種快樂……與那些將資料數量混同於思考品質的作家不同，卡普蘭精神飽滿地探討情報機構、巧為粉飾的理想主義以及基辛格……在一個極少有其他人能寫出有分量作品的時代，（他是）一位美國富有原創力的思想家……對於卡普蘭的業績，我們其他人只有嫉妒的份兒。讓理論躺在校園圖書館裡黴爛吧。我們面對的是現實。
——《變數》雜誌

（本書）極其引人入勝……（卡普蘭）老練地將學術研究與旅行中作為記者所做的觀察糅合在一起……始終發人深省……（他）促使所有寧願做夢的人認真思考問題。
——洛磯山新聞報

（卡普蘭）博覽群書並且文筆極佳。即便你對他的極端預言大搖其頭，你也可能擔憂萬一他是對的。
——巴爾的摩太陽報

1. 無政府時代的來臨 /001
2. 民主只不過是過眼雲煙嗎？ /053
3. 理想主義阻止不了大規模殺戮 /091
4. 特別情報機構 /099
5. 溫故知新：吉本《衰亡史》令人不安的新鮮度 /107
6. 相稱主義：對外政策的現實主義道路 /115
7. 基辛格、梅特涅與現實主義 /123
8. 康拉德的《諾斯托羅莫》與第三世界 /151
9. 和平的危險 /165

民主只不過是過眼雲煙嗎？
西元 4 世紀基督教對歐洲和地中海地區的征服使人相信世界政治的一個和平時代近在咫尺。關於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形態被特別強調，於是一種共識形成了。但是，基督教當然不是靜止不變的。它不斷演化為各種教派、宗派和“異端”，反過來又被它紮根的不同地方的地理和文化所影響。與此同時，聖彼得建立的教會變成了一個儀式性的、等級森嚴的組織，長久犯有暴力和偏執的過錯。這還不算東方的東正教教會所犯下的惡行。事實上，基督教沒有讓世界更和平，而是讓世界更複雜。而現在就像從前基督教那樣君臨世界的民主，有可能會重蹈覆轍。
歷史已經證明不存在理性的最後勝利，無論它的名字是叫基督教還是啟蒙思想，或者現在叫民主。有人認為我們所理解的民主將取得勝利——或者說將持久存在——這本身就是由我們的種族優越感所驅動的決定論的一種形式。那些援引阿曆克西•德•托克維爾以支持民主必然性的人應該仔細聽聽托氏的一個觀點：由於美國人的“相對”平等，他們誇大了“人類可完善性的範圍”。托克維爾接著說，“在民主的時代人們更應該特別當心”專制主義，因為專制主義會在由“平等”助長的對自我和自身安全的沉迷這一基礎上興盛壯大。
我認為，在朝向各種新形式極權主義的轉型過程中，我們在世界上許多貧窮地區鼓勵推廣的民主構成了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美國的民主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並且危險來自於並不引人注目的源頭。未來的很多政權，特別是我們的政權，可能會變得更像古代雅典和斯巴達那樣的寡頭政治，而不像現在的華盛頓政府。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恰恰由於我們身處這樣繁榮的時代，更應該居安思危，不管看起來是多麼沒有必要。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奧斯將我們眼中的雅典黃金時代視為雅典衰落的開始。對修昔底德來說，在伯利克裡統治下雅典人享有的安全和令人滿意的生活使他們看不到人性的冷酷，逐漸成為日後輸掉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禍根。
我希望我的悲觀主義成為一種審慎的基礎。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常常對人類的境況感到沮喪。詹姆斯•麥迪森說：“就算每一個雅典公民都是一位蘇格拉底，雅典人聚集在一起仍然是烏合之眾。”湯瑪斯•潘恩說：“社會是因我們的欲望而產生的，並且受我們的邪惡統治。”國父們是從湯瑪斯•霍布斯“粗野”而“反革命”的哲學那裡獲得思想支撐的。在霍布斯的開明專制主義體系下，安全優先于自由。塔爾薩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保羅•A. 拉赫在其傑出的三卷本著作《古代和現代的共和國》裡解釋了美國國父們為何在一定程度上拒絕古代的共和國，因為它們建立在德性的基礎上，服務於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權制度，企圖將人類自私的、物質主義的本能導向有益的目標。本傑明•佛蘭克林說人類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這明顯是在為霍布斯式的決定論辯護。

民主制是價值中立的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通過民主上臺掌權的。民主制並不總是會將社會變得更文明——但它們總會無情地暴露所在社會的健康狀況。
1985 年 4 月的我身處一群蘇丹人中間，他們剛剛推翻了一個軍事政權，以一個新政府取而代之。這個新政府在次年舉行了自由而公平的大選。蘇丹剛剛通過選舉產生的民主制度立刻導致了無政府主義，隨即又導致蘇丹出現後殖民時代以來最野蠻的專制暴政：這是一個軍事獨裁政權，它擴大了死刑範圍，迫害婦女……將綁架來的孩子以200 美元賣回給父母，讓首都喀土穆取代貝魯特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恐怖之都。蘇丹人口的識字率只有 27%（其中婦女識字率為 12%）。如果一個社會不具備適當的健康狀態，民主就不僅是危險的而且是災難性的。舉例來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和義大利民主制的後期，德國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高以及義大利社會騷亂的數量之多堪與蘇丹識字率之糟糕相提並論。
有一名失業的突尼斯青年曾經告訴我：“在突尼斯我們的失業率高達 25%。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下舉行選舉，結果將出現一個原教旨主義的政府，並會發生類似阿爾及利亞的暴力衝突。還是首先搞好經濟，再糾結選舉的問題吧。”突尼斯和鄰國阿爾及利亞的情況有很多差別，其中，突尼斯沒有民主但一直很安定，而阿爾及利亞在 1992 年爆發了暴力衝突——因為此前舉行的第一輪選舉不如預期，軍方乾脆取消了第二輪選舉。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一直在庫爾德地區和阿富汗這兩個脆弱的部族社會推行民主，在對多元主義進行制度化的努力失敗之後，庫爾德地區的安全真空一度被薩達姆•侯賽因填補，而大部分阿富汗地區則被塔利班暴政填補。在波士尼亞，歐洲自納粹時代以來最惡劣的戰爭被民主合法化。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民主削弱了不少國家的政府機構，在另一些國家，選舉被操縱用於重返獨裁統治。在塞拉里昂和剛果共和國，選舉導致了一片混亂。馬里——被非洲觀察家們稱道為“民主的成功故事”，近來舉行的選舉遭到反對派抵制。結果，這場選舉毀於殺戮與暴亂，選民投票率還不到 20%。即使是在拉丁美洲，這一被稱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民主發生地，狀況也不容樂觀。委內瑞拉從 1959 年以來一直擁有民選的政府，而智利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軍政府實際統治之下。但委內瑞拉社會動盪，政變圖謀時不時發生，犯罪猖獗，精英集團將儲蓄的大部分投資到國外。委內瑞拉的信用風險僅次於俄羅斯和墨西哥。智利則成為了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其經濟增長率可與環太平洋地區的那些國家相提並論。民主的哥倫比亞充斥著流血衝突，中產階級的很多人試圖逃離這個國家。接下來是秘魯，儘管現政權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它通過從民主退回到准威權主義，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穩定。
有一種焦慮感彌漫著整個拉丁美洲，即除非中產階級規模擴大並實現各種機構的現代化，否則民主浪潮的成果不可能得到鞏固。即使在阿根廷這樣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各種機構仍然很弱，腐敗盛行，失業率高企。總統卡洛斯•梅內姆在第二個任期內引發了人們對於民主可持續性的質疑——他的第一個任期取得的成功似乎已經消失殆盡。在巴西和其他一些國家，民主遭到居住在擁擠的貧民區的教育程度低下、剛剛城鎮化的千百萬人的強烈抵制，他們看不到西方式議會制度有什麼明顯的好處。他們的不滿是過去十年拉丁美洲很多城市犯罪率飆升的原因之一。
成功的民主需要具備一個強大有力的中產階級群體和較為健全的民事制度，但民主的俄羅斯從前蘇聯政權中繼承不到這兩樣東西，因此仍然充滿暴力，局勢動盪，極其貧窮，儘管該國識字率高達 99%。在阿爾巴尼亞，前共產主義的資產階級生活並不存在，而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曾經有過比較成熟的資產階級，把現在阿爾巴尼亞民主制度下的社會經濟崩潰與民主化較為成功的匈牙利和捷克對比，進一步證明了無視當地具體情況而堅持我們對民主的信念，這無異于文化傲慢。
看一看海地，這個離邁阿密只有 90 分鐘航程的小國，1994 年有 22000 名美國士兵被派到那裡去恢復“民主”。海地 5% 的合格選民參加了去年（指 1996 年，編者注）4月舉行的一場選舉投票，而習慣性的局勢動盪仍在繼續，饑荒仍在威脅人們。那些認為美國能夠在全球範圍建立民主的人應該仔細聽聽已故美國神學家和政治哲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林的話：
將我們的權勢拓展至大陸以外的那種力量，同樣已經將我們拖入了一張巨大的歷史之網。在其中，他者的意願運行在偏斜的方向上或與我們南轅北轍，最終不可避免地將妨礙或抵觸我們最渴望的東西。我們根本不可能為所欲為，即便我們堅信我們的方式能帶來“人類的幸福”。
我們得出的結論並不是說獨裁專制好，民主不好，而是說民主只有作為其他社會經濟成就的一個頂點才會成功運行。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的緒言中指出，民主在西方的逐步形成並不是通過那種我們極力要在全球各地到處強加的道德法則，而是作為發展的一個有機結果。歐洲社會已經達到一個複雜精細的程度，貴族階級為了不使自己的負擔過重，不得不將一定程度的平等賦予其他公民，並將一些責任分派給他們：人口結構性地分化為和平競爭的不同利益群體，這是避免暴政或無政府主義所必需的！
我們退回到僅僅通過道德論證來為民主辯護這一事實表明，對世界上很多地方來說，支持民主的歷史和社會論據並不存在。現實主義不來自我們，而來自像烏干達總統約韋裡•卡古塔•穆塞維尼這樣的人。他是一位開明的霍布斯式的獨裁者，他的國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年經濟增長率——近年來接近 10%——儘管該國北部存在著部族衝突。1986 年，穆塞維尼領導的武裝部隊攻佔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沒有洗劫任何一家商鋪。穆塞維尼推遲了選舉，直到他認為自己能確保選舉勝利。“我恰好就是那種不信任多党制民主的人之一”，穆塞維尼寫道，“實際上，鑒於當今非洲的現狀，我完全反對它……假如有人在烏干達建立多黨制，某個單一政黨不可能勝選，除非它想辦法分化 94% 的選民（由農民構成），而主要問題就因此產生了：部族主義、宗教或地方主義成為了緊張的黨派政治的基礎。”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還沒有達到托克維爾所描述的那種發展程度，多黨制只會加劇現有的民族和地區分裂並將其制度化。看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蘇聯解體後的民主化進程將民族主義者送上了權力寶座：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進一步將本國拖入戰爭。為了恢復和平，反對黨在阿塞拜疆發動一場政變是必要的，同時還必須開發阿塞拜疆巨大的石油資源，刺激經濟增長。沒有政變的話，西方的石油公司將喪失目前的立足點，這一立足點使美國能在試圖“按我們的條件”實現與伊朗關係正常化的同時加大對伊朗的壓力。
當然，1787 年費城制憲會議宣揚的是支持民主的道德論證，但同時佐以那種我們現在都放棄了的歷史和社會分析。“美國憲法是由 55 個人以及一個幽靈寫成的，”退休的美國陸軍中將戴夫•R. 帕爾默在他的著作《1794：美國，它的軍隊，以及國家的誕生》（1994）中這麼寫道。他所說的幽靈就是奧利弗•克倫威爾——軍事獨裁者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在 17 世紀中期捍衛議會反對王權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種比此前任何英國國王都糟糕的專制統治。美國建國之父們非常害怕沒怎麼受過教育的民眾會被克倫威爾式的人物愚弄，也害怕一種將過多權力集中於一個人手上的體制。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設計一種制度，讓民選機構來過濾大眾的奇思怪想，並將政府劃分為三個分支以分散權力。
我們今天忽視的幽靈——如盧旺達的教訓——西方鼓勵的議會制度是造成成千上萬圖西族人被胡圖族武裝殺害的原因之一。1992 年，盧旺達政府部分出於回應來自西方的壓力，建立了多黨制度，並將自己轉化為一個聯合政府。各個新政黨成了各種族團體的面具，這些團體都組織起兇殘的民兵武裝，而新政府的聯合性質為最終導致1994 年種族大屠殺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禍根。邪惡的個人當然要對大規模殺戮負責。但是，他們是在一個有致命缺陷的體制下行事的，而這個體制是在我們傲慢的種族優越感幫助下建立的。事實上，我們要將西方議會民主制強加於其他國家的這種道德主義式的企圖與 19 世紀西方的殖民主義者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殖民主義者）很多人同樣充滿了理想主義——試圖用外國的治理經驗取代殖民地運行良好的酋長制和部族庇護制度。
蘇聯的解體不應該成為我們強迫盧旺達和其他國家建立多黨制的理由，而這卻是後冷戰時期我們外交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甚至是在一些幾乎未受冷戰影響的地區，我們依舊在推行多黨制。東歐國家曾經在不同程度上有過民主選舉的歷史。另外，東歐有較好的社會先決條件以及工業基礎（資產階級傳統、與西方啟蒙的接觸、高識字率、低人口出生率，諸如此類），所以冷戰後在這些國家推行議會政治是合理的。而不合理的是用槍指著第三世界人民的腦袋推行民主，相當於說：“你們就當作曾經像波蘭和捷克那樣經歷過西方啟蒙而行事；你們就當作 95% 人口都識字而行事；你們就當作沒有血腥的民族或地區衝突而行事。”
國家從來不是通過選舉而形成的。地理、聚落形態、識字的資產階級的崛起以及民族清洗（很不幸）形成了國家。舉例而言，希臘是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部分原因是本世紀（指 20 世紀，編者注）早期它實施了一種相對溫和的民族清洗（以難民遷移的形式），創造了一個單一民族社會。儘管如此，希臘還是花了數十年時間發展經濟，才最終擺脫政變傳統。通過在那些官僚制度從未良好運行的社會強迫做出徒勞無益的妥協和建立脆弱的聯合政府，民主常常會削弱國家。由於民主既不會形成國家，一開始也不會鞏固國家，因此多黨制最合適那些已經擁有高效的官僚體系和納稅的中產階級的國家，在那裡，類似邊界和權力分享這等主要問題已經被解決，政客們可以就預算和其他次要問題自由爭吵。
中產階級的確立帶來了社會穩定。創造中產階級的並非民主制，而是獨裁制，包括君主制。中產階級在取得一定規模和自信之後，轉而反抗給他們帶來繁榮的獨裁者們。這是發生在當今環太平洋地區和南美南錐體地區的模式，但沒有發生在南美其他地區、南亞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前薩伊）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 200 美元，普通人要麼是鄉下農民，要麼是城市農民工，道路、排水系統等基礎設施少得可憐，缺乏可靠的官僚制度。這樣的地方就需要一位元像俾斯麥或傑瑞•羅林斯這樣的領導人（後者是加納統治者），先通過軍事獨裁穩定自己的國家，然後再經過民主選舉上臺（在位很多年），直到他不再受不聽話的軍隊威脅。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些將民主等同于進步的外國記者看不到這一點，他們既忽視歷史又無視該地區幾個世紀以來的政治哲學。他們似乎認為人們只能在獨裁者或民主領導人之間做選擇。但對很多地方來說，真正的選擇只能在壞獨裁者和稍微好一點的獨裁者之間做出。在這些地方強迫舉行選舉可能會帶給我們立即的滿足感，但幾個月或幾年之後，帶著手榴彈的士兵們就將變得不耐煩和貪婪，將很輕易地推翻初生的民主政府。而民主政府多半將由腐敗、各執己見、無能的政客們組成，他們虛弱的統治一開始就缺乏制度基礎：現代官僚體系通常要求具備覆蓋好幾代人的高識字率。即使是印度這個能證明普遍規律存在的巨大反例，它作為民主國家的成功紀錄也是好壞參半：比哈爾邦邦和其他一些飽受貧困折磨的地區仍然處於半無政府狀態下。一位元著名的亞洲事務專家羅斯•門羅曾經描述過為什麼中國的現行制度在帶領人民應對後工業時代的嚴峻經濟挑戰時做得比印度的民主制要好。
當然，後冷戰時代，我們推廣民主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種姿態。在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在能源豐富的中東最重要的盟友——對我們來說最可怕的夢魘就是自由公平的選舉，在中東其他地區也一樣。冷戰的結束改變了我們對那些與美國利益不甚相干的獨裁政權的態度——但沒有改變我們對那些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政權的態度。我們稱頌民主，與此同時我們對有侯賽因國王這樣的獨裁者存在而深感慶倖，我們也慶倖土耳其軍方和巴基斯坦軍方是他們各自國家“民主政體”背後的實際統治者。很顯然，抽象的民主包含了無可辯駁的好處，比如公民社會和對人權的尊重。但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問題，它很不幸地過於強調選舉。很多地方真正發生的情況需要我們費盡周折來解釋。

仲裁型政權

如果大眾對參加公共事務表現得越來越冷漠，精英階層越來越不負責任，那麼公司權力的崛起就越順利。物質財富不僅使人們盯著私人生活，遠離公共事務，也助長了順從性。一個人擁有的物質財產越多，就越願意為保護財產而做出更多妥協。古代希臘人說奴隸就是那種專心致志於填飽肚子的人，其實也可以說奴隸就是那種只顧保護自家財產的人。阿裡斯托芬、歐裡庇得斯、18 世紀晚期蘇格蘭哲學家亞當•弗格森以及 19 世紀的托克維爾都警告說，物質繁榮會滋生奴性和退縮。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物質繁榮會將人變為“勤勞的羔羊”。
適度的冷漠並非必然有害。我曾經在投票率很高、政治不穩定的國家生活和旅行過。美國的低投票率本身不會讓我感到擔憂。哲學家詹姆斯•哈靈頓觀察到，恰恰是大多數人的冷漠使一種冷靜、健康的政治氣候成為可能。畢竟，冷漠常常意味著政治局勢健康到可以被忽視。美國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對政治充滿熱情的投票者——特別是那些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以及社會邊緣者。但當投票率降低到 50% 左右，中產階級卻在賭場裡一擲千金或在政府彩票上揮金如土，或加入私人健康會所、濫用興奮劑和抗抑鬱藥，我們就很有理由對美國社會的狀態感到擔憂。
我最近去亞利桑那大學看了一場籃球比賽。那甚至不是一場正式的校際比賽，只是隊內分組對抗練習賽。但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有三組啦啦隊在表演。季票幾乎不可能拿到，即使是在該校籃球隊贏得全美大學籃球冠軍之前。向學校捐款 1 萬到 1.5 萬美元，可以使人獲得積分，在獲得季票方面處於有利位置，但有人就算捐了 10 萬美元也可能依然拿不到季票。我曾經聽說在圖森市的離婚官司當中，季票歸夫妻雙方的哪一方擁有是一個首要問題。我注意到看臺上幾乎所有人都是白人，而在場上的運動員幾乎都是黑人。羅馬的角鬥士從來都是來自羅馬人以外的種族或民族。“能把這些西南部社區凝聚在一起的東西也許太少了，只有這一支籃球隊了，”一位圖森市的報紙編輯對我說，“它就是一支體育運動隊、一個交響樂團和一個教會的三合一。”他指出，由於擁有大型州立大學的圖森市或其他西南部城市在當地都找不到足夠的人才，社區的自尊問題就變成了哪個城市能從別的地方招來最多的有天賦的黑人球員，代表該城市打球。
我們已經變成了偷窺狂和逃避現實者。我們很多人本身不運動，卻喜愛觀看擁有了不起身體稟賦的偉大運動員。籃球、橄欖球和棒球已經成為大型組織化的商業——這一事實只會增加這類觀眾眾多的體育運動的受歡迎度。特別是籃球運動——如此流暢優美，球員穿著暴露的短褲和背心——提供了大眾生存反抗本能所需要的人為刺激，如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對我們生活的描述。
我們來看看一種叫做“極限格鬥”的新的職業格鬥比賽，這項賽事在全美各地廣受追捧。這種結合了拳擊、空手道和摔跤的比賽可是來真的——血真的會飛濺。不少城市和州的法院曾試圖制止該項比賽，不過常常不成功。在美國有線新聞網有關這項新運動的一部紀錄片當中，接受採訪的觀眾看上去都是典型的中下階層，很多人還帶著孩子來看比賽。問他們為什麼來，他們回答說他們想“看血”。羅馬鬥獸場的氣氛與企業時代結合在了一起，娛樂取代了傳統價值觀念。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就美
國人為什麼會通過大眾文化來自我墮落提出了權威觀點：“今天的人認為他身上什麼都沒有，於是他接受任何事物，即使他知道這很糟糕，只是為了和他人保持一致，為了不孤單。”當然，正是由於人們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東西太少，他們就用名人填滿自己的世界。儘管大眾對戴安娜王妃之死的細節充滿毫無節制的好奇，但他們不關心重要的全國性新聞和國際新聞，因為大部分新聞都是悲劇。這種放棄自我和責任的心甘情願，正是專制暴政的必要條件。
古典學者摩西•芬利爵士以下面一段話為其嚴肅而深刻的著作《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作結：
一個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沒什麼用，除非它被被統治者接受，在羅馬這種接受程度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當意識形態開始在精英階層內部瓦解，其結果並不會擴大公民的政治自由，正相反，它會摧毀每個人的自由。
我們的統治階級又會怎樣呢？
我曾在國外生活了很多年。我認識的大部分僑居海外者都具有沒啥意義的烏托邦式的自由主義信念，因為他們當中很少有人與自己的祖國有真正的利害關係。他們的愛國主義純粹是鄉愁式的：一個法國朋友會在法國國歌響起時淚流滿面，但無論她什麼時候回到法國，她都在不停地抱怨法國。不過，一個人可以不居住在外國卻越來越像個僑居海外者。他可能擁有東方的地毯，吃外國菜，興趣愛好廣泛，經常接觸外語，擁有關係日益密切的海外朋友，讓孩子上特殊學校——所有這些都在本地實現。不離鄉的僑居生活方式或與此類似的東西有可能成為一種中上階層和上等階層的新世俗宗教，並得到通訊技術的助長。正如宗教在中世紀末期被民族主義取代一樣，在現代時期的末期，民族主義有可能逐漸被一種面向整個星球而不是某個特定國家的傳統宗教、唯靈論和愛國主義的結合體以及其他各種有序的情感所取代。不離鄉的僑居生活方式或許會造就一個精英群體。這個精英群體具有超出本地社區的地理上的有限忠誠感——這為他們提供了一種便利的、審美上令人愉悅的環境。
一個對國家沒有多少忠誠感的精英階層加上喜愛角鬥士娛樂的大眾，構成了一個由“企業利維坦們”統治，缺乏民主之實的“民主”社會。詹姆斯•麥迪森在《聯邦党人文集》裡談到了一個可供比較的情景。麥迪森預見到了一個幅員無比遼闊的國家，但他從未預見到一個能使我們從心理上棲居於相同的全國性共同體的現代交通網絡。因此，他想像中的未來美國具有巨大的地理空間，有治理但沒有愛國主義，國家將只是一個“仲裁者”，在各種互相競爭的利益之間進行調停。區域的、宗教的和社區性的自我關注將帶來總體的穩定。這一概念過去未經驗證，因為一種有凝聚力的美國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的確曾經生根發展。但隨著美國人進入一個全球共同體以及階級和種族分化進一步固化，麥迪森的概念就重新具有了重大意義。
這一情境混合了空洞的國家治理和社會碎裂化，它具有一些後現代特點，也有一些古代的特點。因為城市郊區化，所以美國的社區之間將越來越因階級和種族而分隔開。在一個給定的社區內部，對妥協和可信任機構這二者的趨向性將會很高，正如在今天歐洲的小國和中型國家，或如同古代希臘城邦。不僅如此，隨著北美成為混亂敵對的城邦制希臘的一種更和平更有創造力的版本，諸如聖路易斯西部和奧馬哈西部這樣的繁榮郊區地帶、圖森 - 鳳凰城走廊、北卡羅來納州研究三角園區這樣的高科技地區以及波特蘭 - 西雅圖 - 溫哥華地區，它們將在互相之間並與其他個體城市和州展開競爭，爭奪海外市場。
一個掌控北美大陸的政權必須繼續運作，若美國要保持在資訊戰當中的優勢，就必須依靠它，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並領導一個包羅萬象的龐大帝國，正如雅典人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期間做的那樣。但困難在前方等著我們，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民主的“勝利”將引發大規模的動盪，很多地方還來不及形成更講求實際、更具善意的混合型政權（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比方說，在中東，像敘利亞、伊拉克——具有人為劃分的邊界、增長中的總人口和人數不斷增加的適齡工作青年——一旦他們的絕對獨裁者和中世紀般的統治家族退出歷史舞臺，也不會立刻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正像基督教發展的最初幾百年一樣，情況將一團糟。
面對咄咄逼人的大公司權力、大眾的角鬥士文化以及富裕階層部分脫離所在國的能力，一個仲裁型政權統治下的民主將會是什麼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