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一）：初期紅事‧延安紅史

叢書（六册）集結作者二十年發表的「紅色」主題，縱向展示中共歪扭針腳，具體剖析紅色謬根。叢書史料經歷時間檢驗，滴珠折光，具備多項參考價值。
第一冊從上海時期到蘇區時期再到延安時期，從盧布財源，二七罷工真相、紅軍代總長之叛、南陽事件、長征被遮蔽的「鏡頭」，到延安生意、紅色婚戀、紅士生活……最後一篇白頭赤翁「懺紅」——得到的不是我們想要的！
麵包、情戀、革命、內訌、死亡、冤屈……斑斑紅跡，紅事墜繫紅根，紅冤栓連紅謬，紅色醜陋真正「少年不宜」。

1954年出生杭州
1970年底上山下鄉大興安嶺
1982年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
1994年杭州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
2000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序 2000年夏，我結束復旦攻博，為獲文學博士學位及教授職稱，攻博期間撰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上海書店，2000年）。就在撰寫此著過程中，「大逆不道」地對文學研究發生價值質疑，感覺文學研究難以實證，只是真實生活「影子的影子」，同時對赤潮禍華認識漸深，不僅個人有切膚之痛，亦對赤禍危害性產生深化認識，尤其反感中共對反右～文革爛疤的「淡化」政策，感覺有責任做一點研究，挖挖赤根。如此這般，發生文學研究者似乎難以避免的中年價值轉移，對文學漸失興趣。曾經那麼癡狂的小說、詩歌，滋味日寡，竟至難以卒篇，而對回憶錄、自傳、史著，卻芳澤漸親，讀出許多背後的內容。如此這般，由文轉史，一去難返。
中國現當代作家、人文學者、紅色士林、國民黨系人物，從自傳生平、回憶錄入徑，一路順便窺測國共黨史，接觸塵封史褶的一批批資料，引發一陣陣驚呼「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陣陣驚呼很快轉為篇篇文字，發表於境內外報刊。既將自己的「發現」轉化為歷史記憶，攤示公眾，勾勒赤禍具體軌跡，亦多少掙幾個稿費。我們這代大陸人文知識分子可是真正從赤貧中走來，1990年代的幾十塊稿費、2000年代的幾百塊稿費，對我都曾有點斤量。
叢書《紅色史褶裡的真相》為筆者研究當代國史的副產品，紅人紅事，紅聞紅絮，紅行紅跡，紅淚紅疤，點點滴滴，涓涓淙淙，一則則單獨故事，一滴滴折射二十世紀「國觴」的水珠。後人難以想像，1950～70年代的大陸，悲傷都是需要爭取的權利（章詒和語）。這種沉重到不忍撩揭的「國家傷疤」，仍須依靠鮮活可觸的細節，才有真正可信度。拙集就是專門提供這種「紅色細節」，出處一一。
我們這代「淚盡紅塵」的大陸學子，代際機遇就是「痛說個人身世」―記述紅色「三親」（親歷、親見、親聞），刻錄「赤痛」，將所謂「激情燃燒的歲月」釘上「千萬不要忘記」之柱。用青少年時代被強灌硬鑄的「毛語錄」、「毛詩詞」、「紅色詞彙」用於揭批毛時代與「東風」，以共之矛攻共之盾，在本人壓抑憂鬱的一生中，難得一爽！沒想到，十餘年所寫的篇篇拙文竟匯成一個主題―控訴「赤禍」！
赤禍當然鑽了「主義」的空子，利用了從藍圖到實踐的時間差。因為所有「主義」、一切「思想」，均以規劃未來為價值根柢。惟「未來」無法實證，只能根據信仰予以估定。而信仰易歧，故多戰爭。非暴力之所以成為「世界道德語」，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之所以成為全球人文核心價值，實在是凝結了人類全部慘痛經驗，才濃縮成最簡要的「原則」傳遞給後代。這套叢書具體晾示赤潮如何背離「世界道德語」、如何違棄人文原則，血跡斑斑，傷痕深深，真正「少年不宜」矣！
2014年7月

自序

第一輯　初期紅事
俞家三代一滴淚─祖迎、子死、孫冤
張申府與早期中共
五四工讀互助運動之興亡
國民黨成立大會花絮
國民黨的「左」
「二七」大罷工真相
南昌暴動隱去的史實
星星之火，到底幾許？
可敬又可怕的曾志
「二十八個半」的由來與結局
紅軍代總參謀長之叛
朱德鮮為人知的故事
「左聯」作家經濟狀況一瞥
《吳法憲回憶錄》撩起長征真相一角
給中共上點歷史課
甯都暴動將領被殺記
粟裕、葉飛差點死於劉英之手─閩浙游擊區的一場火拼

第二輯　延安紅史
西安事變的「後來」─隱於史褶的細節
延安一怪冼星海
胡績偉的非常婚戀
蕭軍：從延安開始的悲劇
王瑩：從童養媳到明星到囚犯
一樁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
延安女幹部王季愚
延安文化人的生活
延安紅色婚戀
中共編外「第五縱隊」斯諾、史沫特萊的紅色稿費
汁液仍濃的《鬥爭十八年》
延安一代六十年
老幹終吐心裡話─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跋

俞家三代一滴淚―祖迎、子死、孫冤

祖迎馬列
俞頌華（1893～1947），明將俞大猷之後。1920年，得梁啟超等支持，俞頌華以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赴俄，瞿秋白同行，但僅為俞頌華所雇跟班譯員。俞頌華採訪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赤俄領導人，連續發回採訪報導，與瞿秋白一起將馬列主義「販運」回華。其後，俞頌華任上海《申報》總編。1937年4月，俞頌華赴延安採訪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申報》刊載長篇報導。1928～1949年，俞家經常為瞿秋白、范長江等中共黨員提供幫助。其學生有范長江、石西民、方漢奇、沈昌煥（國府外長）。
俞頌華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不遠萬里販運回華並積極推行的這個「主義」，非但沒有澤被後人、長宜子孫，反而肇禍連連，其子其孫竟成為直接受害者。俞家三代一滴淚，一滴那麼滯墜的國淚！

子死「五七」
其子俞彪文（1926～1957），上海滬江大學經濟系畢業生，1949年拒赴台灣，參加中共開國大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辦公廳副主任（14級），得財長李先念好評。只因對保險工作提出改進意見，1957年劃「右」。7月19日，「偉大反右」高潮中跳樓自殺，年僅31歲。
俞彪文「與人民對抗到底」，上海外灘中國銀行業務骨幹的俞母（1949年參與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資減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俞妻（重慶大學經濟系畢業生、馬寅初學生）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1979年7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人事處長上俞家宣佈「改正」――你的父親過去犯了錯誤，現在寬大為懷就不算了。
民政局按1957年標準發放撫恤金360元（1979年標準應為1500元），這就是所謂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003年，俞妻臨終前告訴兩個兒子：1957年她也想投河自盡，一了百了，多次徘徊故宮護城河邊，實在不忍拋下兩位幼兒（長子4歲、幼子1歲），才堅強活下來，「中年喪夫，老年時兩個兒子分別得精神病與蒙冤入獄。我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艱難。」

孫陷冤困
第三代，長孫俞梅蓀（1953～ ）、幼孫俞頌蓀（1956～ ），從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頌蓀中學時就三次自殺，精神深度抑鬱，如今已11年喘息於精神病院。
俞梅蓀1979年入黨（中共），1984年畢業於北大法律系，入國務院辦公廳，歷任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秘書組長、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經濟法制》編輯部主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顧明秘書，中南海辦公十年（主要從事立法），著有〈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十多家報刊轉載，獲中國社科院優秀論文獎）。1988年晉升「正處」，1991年獲副研究員職稱，1993年北大法律系兼職副教授。1992年，出於純良動機，為上海《文匯報》提供宣傳便利，依慣例向《文匯報》駐京辦主任出示尚在保密期的〈十四大徵求意見稿〉。一時疏忽，致使文件被《文匯報》人員盜印，捅到香港報刊上，再牽扯到一筆與本案無關的兩千元資料費，被控犯罪，1994年1月底被捕。
儘管洩密並未造成實際後果，反而產生正面良效，且由江平（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親任律師，無罪辯護，顧明也伸手相援，最終仍輕誤重判，以洩密罪判刑三年。俞梅蓀一生就此被毀。
入獄後，俞梅蓀表現良好，本可減刑一年，因拒不認罪，蹲滿三年。1997年1月出獄，也因不認罪，街道片警「依法」不讓申請低保，且各方推諉，不解決其生計。應聘求職，屢因「刑釋」遭拒。如今歲垂六旬，生存無著，老婆離去。為照顧弟弟，俞梅蓀長年流浪於滬，備嘗艱辛。「偌大上海灘，已無我兄弟倆棲身之地。」
兄長入獄，弟弟受驚，精神病復發，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多次自殺，電擊休克治療使其喪失記憶。2008年後，曾參與立法的俞梅蓀，竟也淪為求告無門的訪民，落難江湖，深陷困境。
出獄後的俞梅蓀一直致力底層維權，發表法治文章數十篇，替失地農民維權、出席「右派」聚會，成為警方「重點保護對象」，家門口一度探頭伺候（探架猶在）。每年「敏感日期」（如「六四」、國慶），警察全天「伺候」。大冬天，俞梅蓀見警察在傳達室瑟索挨凍，迎入家中食宿，方便人家「執行公務」，儘管有時雙方對抗激烈，但整體上「相互理解」。2009年，警方以「六十大慶」維穩為由，將俞梅蓀「限居」在家近一月。
將一位黨員高知「培養」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漢，一位本可為國盡力的棟梁之材淪為求告無門的弱勢訪民，一次次領受唾面自乾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產生楊佳式衝動―同歸於盡。俞梅蓀現在特別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訪辦大鐵門外的訪民――個個艱苦卓絕，比我艱難困苦得多。我淪為訪民後，才真正理解他們的苦大仇深和萬般無奈。
俞家三代「一滴淚」，證明赤潮入華後的「績效」。直率地說，一個至今仍奉專政為圭臬的國家，當然不會允許法律的「干擾」。沒有意識形態的正位，現代化人文理念均無法具體落實。從這一意義上，俞家三代為國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獨特且極其珍貴的人文標本。
中國大陸現狀，可是直接來自「光芒萬丈」的馬列主義。改革開放三十年，每艱難挪走一步，最強大的阻力均來自意識形態，真正思想「長」一寸，生產才能挪一步。所謂改革開放，還不都是挪改中共推立的紅色制度？還不都是中共強縛於國的一條條馬列赤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