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以文明

一 中國崛起：富強還是文明

中國憑甚麼統治世界？ 003

中國崛起的背後：如何從富強走向文明？ 020

誰之世界歷史，何種中國時刻？ 032

二 中國文明重建之路

超越普世與特殊之爭 053

啟蒙死了，啟蒙萬歲 061

從政治自由主義走向倫理自由主義 074

獨根、造根與尋根 091

三 文明社會與精神倫理

世俗時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113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 138

中國改革也需要基層設計 150

「暴力中國」的和解之道 159

從左右對抗回到圓桌對話 165

一 中國崛起：富強還是文明

中國憑甚麼統治世界？

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為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已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當很多國家為流動性不足發愁的時候，中國到處一擲千金，一副「不差錢」的富闊樣子，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

於是我們也就不奇怪，《當中國統治世界》由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後，立即在英美讀書界成為暢銷奇書。去世不久的季羨林先生在20世紀末曾經瞻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21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領導全世界。¹這一「東方壓倒西方」的驚世預言在雅克的書裏面得到了全面的論證：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主導世界的最強大國家，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光彩將使紐約和倫敦黯然失色，漢語將如同今日的英語一樣成為全球通用的世界語，孔子的教誨將與柏拉圖思想一起成為西方學生熟悉的經典。雅克還呼應季羨林的說法，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是一場「文明的崛起」：如果說英國在19世紀是海上霸主，美國在20世紀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到2050年將成為文明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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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羨林：《21 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版。

富強的勝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勝利

中國的崛起當然已經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的崛起與文明有關嗎，抑或僅僅是一種「富強的崛起」？「富強的崛起」是只以GDP為核心的一組統計數據，即所謂「民富國強」，是綜合國力的展現；而「文明的崛起」則是一種普世價值與制度體系，是人類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的誕生。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文明大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儒家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響至今的人類軸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價值典範在於：法家追求的富國強兵並非正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際、群己之際的和諧，國計民生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終極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於成德成仁，統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貧樂道，維持身心平衡的禮治秩序，最後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過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在東亞地區曾經維持了長達千年的統治，那的確是一種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中國文明在18世紀到達巔峰，以至於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將1400~1800年間的現代化早期視為「亞洲時代」，在歐洲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已經出現了全球經濟體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²然而19世紀之後，隨着歐洲的強勢崛起，中國文明逐漸衰敗。老大帝國先是敗於歐洲列強，然後不敵過去的學生、因「脫亞入歐」而變得強盛的近鄰日本。中國人痛定思痛，放下重義輕利的儒家文明，開始追求西洋式的強國崛起。

早在晚清，嚴復、梁啟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現，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後，隱藏着兩個祕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富強是軀體，文明是靈魂。史華慈在《尋求富強》一書中指出，嚴復當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的氣質，即讚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類的自然界和在人類社會內部的充分表現，以及由此必然要帶來的人類整個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韋伯意義上）」；另一個是「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政治的理想主義。這後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些詞語來代表。這一部分涉及人們在宏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結構中關係的實質，涉及促進實現這些社會—倫理目標的結構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倫理思想，在近幾個世紀裏，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導向了這樣的社會—倫理目標，並被捲進了涉及這些不同目標之間互相衝突的關係中。」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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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3. 本傑明‧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葉鳳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頁。

史華慈的這段話，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以富強為中心的第一個目標。所謂富強，包含着三個層面，首先是器物的現代化，其次是國民精神的提升，第三個旨在實現韋伯意義上的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這種合理化指的是按照現代工具理性的原則，使市場和國家機器更合理、更有效率，讓現代資本主義的兩大軸心——成本核算的會計制度和科層管理制度——成為普遍的社會運作方式。這種以富強為核心訴求的變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價值，只是一種去倫理、去道德、反烏托邦的世俗性技術改革。晚清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屬於這種類型。與此相區別的是史華慈所說的第二種目標，它尋求的不僅是物質、技術意義上的富強，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價值目標和烏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這些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富強是世俗的訴求，而文明是內含倫理、道德的價值理想。富強與文明這兩種不同的目標，同時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它們彼此對立，又相互滲透，構成了我們內在的思想緊張。

富強與文明，哪個目標更重要呢？在「落後就要挨打」的亡國滅種危機面前，文明的目標、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較起富強，顯然可以緩一步進行，當務之急乃是儘快實現富國強兵，以自己的實力爭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追尋強國夢進程之中，富強壓倒文明始終是中國的主旋律。從晚清到民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文明夢的內涵與時俱變，但富強的目標始終一以貫之。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打造社會主義強國，依然是繼續革命的中心目標。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鄧小平先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隨後認定「發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國家強盛，成為社會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標，發展主義成為超越各種主義紛爭的國家主導思想，而消費主義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與消費主義的民眾意識上下合流，其背後共享的世俗目標，便是與價值、倫理與文明無關的富強。以尋求富強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崛起。

當代中國經濟力、金融力和軍事力的全面提升，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為甚麼中國能夠實現連續的高速增長？個中奧祕若從思想文化深處探究，或與全國上下對「力」的崇拜有關。儒家文明的傳統中國是一個「禮的世界」，整個社會以「溫良恭儉讓」的禮教為紐帶，博雅的精神趣味勝於窮兵黷武的蠻力，君子的德性之美抑制了人性中物欲的貪婪。曾幾何時，「禮的世界」讓位於赤裸裸的「力的世界」，一切東西的價值都被換算為力，換算為可計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質實力。GDP的增長成為官員政績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標。政府的主要職能似乎不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變異為直接招商引資、指揮經濟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壟斷性超級公司。對「力」的崇拜背後，是人的物欲的無限膨脹。馬克斯‧韋伯揭示出資本主義背後的時代精神是新教倫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樣需要精神動力，那便是後革命時代世俗化的物欲主義。儒家傳統有修身的超越一面，也有實用的世俗一面，一旦儒家文明整體崩潰，虛無化的精神無法制約人性中被不斷激發的欲望，物欲主義便如同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瀰漫整個社會。脫貧致富的終極理想，再加上吃苦耐勞的國民美德，使富強的目標在中國擁有了得以實現的深厚的人力資本。溫州商人可以為微薄利潤走遍世界，億萬民工在低收入、零福利的工廠中每天工作十幾小時，難怪《時代》週刊要將中國農民工作為雜誌封面，視其為挽救全球金融危機的時代英雄。阿里吉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強調中國的崛起是重視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果。⁴人力資本的優勢，背後所展示的是一種中國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用阿里吉的話說，叫作東亞的「勤勞革命」。正是欲望加勤奮、政府加民眾追求富裕的合力，成就了中國奇跡的萬里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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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富強所追求的「力」，不僅是物質層面的國家實力，也是精神層面人的能力。嚴復透過達爾文的進化論，發現西方富強的祕密乃是國民的競爭能力。從晚清流傳至今的進化論，是一種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競爭是自然的公理法則，是一切進步的原動力。自由競爭能夠創造出最優秀的個人，他們在殘酷的生存競爭當中擁有最有效率、最能適應環境挑戰的能力。中國的學校每年要評比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三好學生」，德育、智育與體育，說到底都是一種能力，知識與美德之所以重要，不是其擁有內在價值，而是其具有提高生存競爭力的實用功能。早在一個世紀之前，《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就深刻分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中國人帶來的精神變化：「蓋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神，人間無靈魂，惟物質力之萬能是認，復以殘酷無情之競爭淘汰說，鼓吹其間⋯⋯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觀如何，均無暇問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於淘汰，為處世之緊急問題。質言之，即如何而使我為優者勝者，使人為劣者敗者而已。如此世界，有優劣而無善惡，有勝敗而無是非。道德云者，競爭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競爭之練習場也；其為和平之競爭，則為拜金主義焉，其為激烈之競爭，則為殺人主義焉。」⁵到21世紀之初，杜亞泉這先知式的預言在神州大地加倍兌現，競爭之風愈演愈烈，適者生存已蛻變為強者生存，誰獲得了特權和強力，誰就比別人生活得好。競爭的法則是贏者通吃，敗者一無所有，何況連競爭的規則也由贏家來制定，強者既是裁判又是參與者，因此無往而不勝。

富強的第三個要素是制度變革。與以文明為目標的改革不同，以富強為軸心的改制是去價值、去理想、去烏托邦化的，它僅僅是韋伯意義上的制度合理化：如何使現代社會的系統，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則，在功能上更為合理、有效和符合法定程序。即便是政制改革，也只是去政治化的管理學革命，而與擴大公眾參與、強化正當性基礎這些政治目標無涉。這是一種會計學和管理學意義上的改革，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會計成本核算制度和科層管理制度——成為變革的不二法門，一切為了降低成本、擴大產出，提高單位生產力；一切為了強化非人格化的官僚統治，從管理中獲得效率，以實現既定的國家意志。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工具性建制，它是與古代社會相區別的現代制度的框架性內核，由於其不具特定的意識形態取向，故可以與現代文明的各種不同類型相結合，使它們在文明的核心價值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更加合理化，獲得現代的制度形式。晚清的改革，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清廷新政是如此，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亦基本如此。通過與旨在合理化的國際通用規範接軌，當代中國的各種單位，從企業、機關到學校、社團，已經普遍轉換為公司化管理體制，從而以最有效率的「舉國體制」保證了以富強為中心的國家戰略目標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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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杜亞泉：《精神救國論》，載《杜亞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頁。

富強與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兩大祕密，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當中，暫時捨棄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強，不惜一切代價學西方，追求「富強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為史華慈的《尋求富強》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不無感慨地指出，嚴復站在尚未經歷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立場，一下子就發現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識到的19世紀歐洲崛起的祕密，他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敍述的背後，讀出了「集體的能力」這一西方得以富強的主題。⁶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幾代中國人追尋強國夢，在何種文明問題上，幾度搖擺——最初英美，其後法蘭西，隨後蘇俄，最後回到英美——至今爭論不休，但在富強這一關節點，卻前赴後繼，綱舉目張。富強這門課是殘酷的，學生先是被老師棒喝毆打，打醒之後一招一式模仿老師。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苦練，終於到了學生可以向老師叫板、師生平起平坐的時刻。假如像雅克所預言的那樣，2050年真的實現了「東風壓倒西風」，這究竟是中國的勝利，還是西方富強精神的勝利？西方人屆時應該會驕傲地回答：「是的，是輪到你們東方人再次成為世界的統治者，不過這次你們卻在精神上做了我們西方精神的俘虜。是我們讓你們從野蠻走向了文明，哦不，從你們東方文明的視角來看，應該是從文明走向了野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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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傑明‧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所撰的序言。

一個可欲的現代性既包含物質文明（富強），也內含精神文明（價值）。一部西方的現代化歷史，也是道德與生存、啟蒙價值與國家理性內在衝突、相互鬥爭的過程。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在西方歷史內部曾經出現過物質主義與國家理性攜手走向全球野蠻擴張的文明歧路。這種以富強為核心的現代性，也預設了對人性的獨特理解，不過那僅僅是霍布斯意義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這種失去宗教與道德價值約束的現代性，無異於一種野蠻的現代性，或者說反文明的文明。一個社會假如沒有文明法則的制衡，聽憑現代性內部富強的單向膨脹，往往會墮於腐敗、冷酷與野蠻。「二戰」的爆發就與文明內部的這種殘缺性有關。

富強的勝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勝利，但這種普世的西方精神依然打上了中國特色的印記。甘陽提出要借助「通三統」，將儒家的和諧理念、毛澤東的平等傳統與西方的自由精神打通，以此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⁷若僅僅從富強來闡釋的話，「三統」或許已經打通。現實版的「通三統」借助古代的外儒內法、革命的集權傳統與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三者的聯姻，共同打造了走向富強的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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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甘陽：《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 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