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之旅

總序

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總序

潘耀明◎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會長

早年，我一直在努力推廣華文文學，往往事倍功半。後來我發現隨着經濟起飛，旅遊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現代人開始對深度旅遊表現出極大興趣，旅遊文學應運而生。

以遊記為例，古時如中國的《大唐西域記》、西方的《馬可孛羅遊記》，以及後來的唐詩、宋詞、筆記文學等，包括中國北魏時代酈道元的《水經注》、哥倫布上書西班牙公教國國王王后的《航海日記》（Diario de Navegación）與《發現書簡》（Cartas Anunciando el Descubrimiento），兼具了文學性，「開闢了人類對世界對空間的認知」（余秋雨）。

旅遊文學是廣義的，包括詩歌、散文、小說，甚至日記，凡以旅遊入題材的，均可泛稱旅遊文學。

在商品社會，文學以商品價值來衡量，是微不足道的。文學與經濟是否也有共通之處？

一九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倫．斯科爾（Myron S. Scholes）教授認為，二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不然：「文學的起始，面對着的是渾沌和無秩序的人類社會，以及各種不確定性。文學通過文字對這種無秩序進行梳理和描述，這其實正是一種構建，在構建的過程中，渾沌消失、無序變為有序。經濟學的起始，面臨的也是大量的無秩序信息，經濟學通過建模，對這些信息進行描述和理解、提供解釋、為現實開下處方。從這一點上說，二者很相似。」

目前，在西方，旅遊文學已很發達。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 S. Naipaul）代表作品「印度三部曲」，更是箇中的佼佼者。

一九八八年，奈波爾以逆時鐘方向遊歷印度各大城市，他從孟買經由邦加羅爾、馬德拉斯、加爾各答、德里、阿姆利則，前往斯利那加。他的主題是他從千里達（亦稱特立尼達）的童年家中器物和各類儀式習俗所感知的印度，驗證對照已是單一、統一實體的印度。近距離觀察之後，他所看見的是它如何分解成宗教、種姓和階級的拼圖。對奈波爾而言，與之前的直覺迥然不同，眼底下他深入實地踏勘印度，才知如許多樣性面貌才是印度的力量所在。

這一結論是奈波爾遊歷後思考所得。所以劉再復認為，「遊思」比起「遊記」更有深廣的意義，蘊含着「旅遊文學的新的前景」。

獲二○○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足迹遍佈各大洲，這些旅行的經歷也成了他筆下的文學世界中的一部分。這位被前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譽為「世界公民」的作家表示，他一年中有一半的時間飛往世界各地，去觀察世界各地的人、事物和風景，否則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將變得太過疏離，最終導致失敗」。

他寫了一部《蒙古的故事》，因為他發現傲慢的法國人總是過於關注自己的文化，而這類書則可以把他們的視野引領向另一個文化，並發現文化間的相似性。

這也是「遊思」下的產品。

在華文的中國，在華文的華人世界，旅遊已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但在當代的中國，甚至廣大的華文世界，追求玩、追求玩得快樂，卻忽視了怎樣玩得文明、玩得有文化，且能在華文旅遊文化中，將我們自己的精神文明與天地宇宙融會起來。

這也是多年來，我推廣旅遊文學的緣由。

旅遊促進民族之間、人民之間的了解，我們推廣旅遊文學，既與現代社會生活接軌，也符合綠色環保的旨趣。我們提倡文化之旅，就是懷着敬天惜物的心理去召喚自然、感受自然，用文學的情懷去傾聽自然，消解現代化帶來的噪音和各種污染，感受大自然之美態禽音，又能以寧謐的心態與大自然取得和諧融和，用心靈去感悟人與天的契合。

「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自二○○六年成立以來，一直開展與世界各地文學團體、傳媒的互動，在香港等地舉行旅遊文化講座等重要活動。其中，以舉辦世界性的「全球華文旅遊文學大賽徵文獎」及「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核心項目─前者已舉辦過一屆，後者已舉辦了四屆，並藉以帶動和推廣華人旅遊文化和提升華文文化。

隨着「聯會」轄下的「字遊」網的上線，旅遊文學的傳播和覆蓋面將更廣泛。

大自然的景物，並不只是灰冷的巖石，或者一泓死的水，相反，是鮮活淋漓、繽紛七彩的，所以人們的一雙眼睛宛如一面三稜鏡，可以析出各種光譜，這與細緻的觀察有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透視大自然最本質、最引人入勝的東西。

《文心雕龍》曾提到，「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說明情與景交融的重要。

謝靈運也說：「情用賞為美。」如果作者對一地的山水沒有深濃的感情，決計寫不出好的文字。大自然的山水吸引人，是因為寄以欣賞的情致，所以才顯得美。

辛棄疾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就是西方所稱的「移情作用」，即無情事物的有情化。

袁枚說得好：「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所以旅遊文學是要用真感情，把旅遊之中印記最深邃、最鮮明的感受寫出來，而這種感受不是地圖式的，既可以藉物言志，也可以藉物寄情，如李白的「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浮雲和落日這無情之物，在有情人眼中，都成了活生生的有機體了。

我一直想策劃一套旅遊文學叢書，把海內外名家有關旅遊文學的作品匯集起來，以為旅遊文學的範本。這個念頭，在腦海盤旋了多年，直到年前遇到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東曉先生，他主動邀我主編一套旅遊文學叢書，我們一拍即合。旋後我向海內外名家邀稿，結果佳作紛至沓來，令人感到振奮。

「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是各位作家精選文章的彙編，故名。這套書的成功出版，與各位作家的大力支持，中華書局趙東曉先生、熊玉霜小姐、于克凌先生等以及旅居美國的設計師若華女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自序

求索之旅

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其實都是一個獨特的旅程。人生旅途中，我們可能會到訪些不同的地方：或因工作，或因留學，或因探親訪友，或因度假散心，不一而足。人有六根，到了不同的地方，看到了不同的景觀或事物，難免會按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當下的心情而有所感觸（或感悟）。如果你是一位畫家，你可能會把景物及自己的感受描繪成畫。如果你是一位詩人或文學家，你也許會把感受譜成詩文，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旅遊文學了。

余生也魯，不如時下一眾大學生那般聰明，不曉得選擇會生金蛋的國際金融或工商管理，竟然自討苦吃，一頭栽進水利和減災防災這個冷門行業裏去，自此經常在窮山溝裏兜轉。工作地點不是黃河長江的中上游，便是川藏公路上的冰川泥石流，卻也因此塗下了這本集子中的一些「另類」的旅遊篇章。因緣際會，我有幸追隨饒宗頤教授多年，因此對絲路文明史特別傾心。後來又因為在佛學院裏講授西域佛教史的課程，需要到中亞去尋找昔日玄奘的足迹，搜集些資料編寫教材。這大概亦算是一種文化之旅吧。集子中的前幾部分，正是這類文化之旅的一些記錄。它偏重於文化歷史，遠多於抒情文學，有點像饒宗頤教授早年寫的《文化之旅》。當然我的水平差遠了。

說來說去，這本集子所收錄的皆屬另類的旅遊文學作品，尚祈讀者諸君見諒。非常感恩主編潘耀明兄的盛情邀請！更感恩中華書局同人的包容和指正！

二○一四年九月

總序

自序

敦煌遺韻

龜茲石窟寺搬家記／從「傷心史」到顯學

絲路鉤沉

粟特故里──文明的十字路口

善於營商的粟特人

烏茲別克族源考

古波斯與中亞

葡萄酒及汗血馬

帖木兒與撒馬爾罕

中亞遊牧人的伊斯蘭化

亦武亦文的中亞汗王

收之桑榆的啟示

吉爾吉斯素描

浩罕汗國與新疆

相煎何太急

絲路與古文明的興衰

文藝中亞

中亞伊斯蘭藝術

清真寺建築

伊斯蘭裝飾藝術

中古波斯─詩歌的國度

民族史詩《列王紀》

魯拜集

黃克孫譯《魯拜集》

「魯米熱」的異數

穆斯林的勸善詩

抒情詩人哈菲茲

帖木兒時代的詩人賈米

中亞詩人納沃依

穆斯林世界的「梁祝」

烏茲別克的傳統歌舞

小亞細亞風情

古印歐人

走進青銅時代

赫梯帝國的興亡

歐亞文明的十字路口

君士坦丁堡

基督教的興起

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

拜占庭的文化藝術

拜占庭與十字軍

鄂圖曼帝國與蘇萊曼

鄂圖曼建築

風雨中的海燕

帕穆克的官司

文明回望

　尼羅河的前世今生

佛朗明哥的憂鬱

吉美博物館的文化視野

露西亞續戀

草原的回憶

草原遊牧文明博物館

「失我焉支山」後一章

新羅、百濟佛教文化之旅

大江大湖

母親河的滄桑

後「五鼠」時代的開封府

長江的話

荊江的話

川江流韻

巴山楚水隨想

鹹海的故事

神州遊蹤

霧裏的揚州

仲夏憶武漢

漢陽陵

一個民族的消亡

鹽都的回憶

回首唐山

泥石流·堰塞湖

敦煌遺韻

龜茲石窟寺搬家記

乍看本文的題目，可能會有點令人費解，甚至令人誤會是篇科幻小說。可不是？偌大一個石窟寺，又如何搬起家來？可是細心一想：我們搬家，其實也不是連房子這硬件一起搬走。搬走的往往只是屋子裏的家當（或軟件）。因此，所謂石窟寺搬家，不過是把石窟寺內的家當從山野間搬到市區的博物館去而已。

且先說說那家當的原鄉：山野裏的石窟寺。

「如來」家當

石窟寺原是印度佛教早期寺院建築模式之一。早期的印度佛寺，多修築於平地上，以佛塔作為最主要的建築物和禮拜對象。時至今日，這種佛塔寺在斯里蘭卡、泰國、緬甸等南傳佛教國家仍很普遍。相形之下，石窟寺則是修築於較幽靜的河谷之中，在河岸的岩壁中開鑿出一系列的洞窟，供僧侶禮佛、靜修及生活之用。印度至今仍有逾百個這樣的石窟寺遺址，包括位於德干高原河谷中、始建於公元前二世紀的阿旃陀（Ajanta）石窟寺。公元一世紀後，隨着佛教的北傳，石窟寺亦相繼出現於中亞細亞的廣大地區，包括今天的阿富汗、烏茲別克及中國新疆等地。二○○一年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毀的巴米揚大佛，原來亦是位於喀布爾河谷的一個石窟寺之內，旁邊還有不少其他的洞室。中國新疆庫車的克孜爾窟和吐魯番的柏孜克里克窟、甘肅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和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等，均屬石窟寺一類。

石窟寺之內，較大的洞室中一般均放置了佛像，供僧侶及信眾禮佛之用；其功能仿如今日漢傳佛教寺廟中的佛殿或佛堂。洞室的邊墻上及頂部，常有彩繪的壁畫，內容主要為佛傳、佛本生故事，以及佛經裏的寓言故事或說法場面。這些佛像和壁畫，正是克孜爾等中亞石窟寺的家當。有人稱佛教事業為「如來家業」；也許這些家當亦可以稱為「如來家當」。

中亞石窟寺內的這些家當，除了是佛教文物及藝術品外，本身還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佛教源於印度，經中亞細亞傳入中國。印度佛教的歷史，反映於不同時代的佛經之中，包括原始佛教後期的阿含經；大乘佛教初期（公元一至四世紀）的般若諸經諸論，中期（公元四至七世紀）的唯識諸經諸論，和後期（公元七至十世紀）的密教諸經。中國佛教的歷史絡脈，也是比較清晰的。從兩漢的初傳期，到魏晉南北朝的譯經期，再到隋唐八宗的高峰期，都有不少文獻可資參考及研究之用。惟獨是中亞那一段的佛教史，差不多可以說是佛教傳播史中的一片空白（a missing link）。中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歐亞諸遊牧民族往返征戰、爭奪綠洲的歷史舞台。遊牧民族甚少用文字記錄自己的歷史或宗教信仰。文字資料往往僅限於法顯的《佛國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少量的漢文文獻。眾所周知，公元一世紀至八世紀之間，佛教是中亞地區最廣泛傳播的宗教之一。時至今日，中亞地區仍有不少佛教建築遺址，包括阿富汗境內的巴米揚和海巴克石窟寺、烏茲別克境內阿姆河北岸鐵爾梅茨一帶的多個遺址，塔吉克境內阿姆河北岸的阿吉納．特佩佛寺和卡菲爾．卡拉佛寺遺址，和塔吉克南部圖巴里斯坦佛寺遺址等。同期間，中國新疆境內的諸綠洲國，亦多信奉佛教。這包括了西域南道上（即崑崙山北麓）的于闐、米蘭、精絕等綠洲國，以及西域北道上（即天山南麓）的疏勒、龜茲、焉耆、高昌諸國。八世紀以後，伊斯蘭教席捲中亞，期間有不少佛教建築在戰爭中遭到毀壞，特別是城區內的佛塔寺。部分石窟寺的家當亦受到嚴重的破壞。中亞廣大地區隨後改宗伊斯蘭教；其佛教信仰及建築藝術因此亦逐漸成為歷史陳迹。由於文字資料的缺乏、佛教建築的破壞，我們要研究中亞佛教史或中亞佛教藝術殊不容易。因此，像新疆庫車（古龜茲國）克孜爾窟，以及吐魯番（古高昌國）柏孜克里克窟這樣的中亞石窟寺遺址，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富有西域風格的壁畫，實在是難能可貴、甚有歷史價值的。

絲路佛國

西域諸綠洲國中，龜茲是天山南道上著名的佛國之一。首府在今新疆庫車縣；國境約包括今拜城、庫車、新和、沙雅四縣。龜茲「人以田種畜牧為業」（《晉書．西域傳》）。該地自古以來亦是西域的礦冶中心；所產鐵器，「恒充三十六國用」。古龜茲人屬印歐語裔吐火羅語支，約於四千年前從南俄大草原遷入新疆，至公元八世紀以後才開始突厥化。

據《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所載，佛教早在阿育王時期（公元前二六八—前二三二年）已從印度傳入龜茲。至公元三世紀龜茲佛教已相當興盛，並不時派遣僧侶到漢地弘法。曹魏甘露年間（公元二五六—二六○年），龜茲僧人白延在洛陽譯出《首楞嚴經》、《菩薩修行經》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佛經。晉太康七年（公元二八六年），龜茲僧人法護於長安譯出《正法華經》。晉永嘉中（公元三○七—三一三年），龜茲王子白施梨密（亦為僧人）在建康（今南京）譯出《佛說灌頂經》等佛經，並授梵唄。同期間，龜茲僧人佛圖澄成為後趙國君石勒及石虎的國師。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經師之首的鳩摩羅什，亦出生於龜茲，於姚秦時（公元四○一—四○九年）在長安譯出般若經論七十多部，三百餘卷，流傳千古。

西行求法的玄奘，於貞觀六年到達了龜茲。他後來在《大唐西域記》中描述了當時龜茲佛教的情況：「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經教律儀，取則印度」，並詳細記述了庫車河兩岸的昭怙厘大寺以及法會的盛況：「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集會。上自君王，下至土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

玄奘筆下的百餘所伽藍，除了在庫車河東西兩岸的昭怙厘大寺外，還包括了不少開鑿於天山南麓河谷中的石窟寺。這些石窟散佈於今天庫車地區全境，其中以拜城縣克孜爾鄉和庫車縣庫木吐拉村、森木賽姆、克孜爾朶哈及阿艾等地的石窟較為著名，壁畫較多，家當較豐厚。這些石窟及壁畫見證了龜茲往昔的光輝歲月，以及燦爛的絲路佛教文化藝術。

搬家記事

九十年代末，筆者開始在佛教學院講授佛教史。如上所述，《印度佛教思想史》及《中國佛教史》兩門課的材料都很充足，並不難找。《中亞佛教史》這門課就不一樣了，材料很少。為了搜集教材，筆者特意到天山南麓（包括新疆及吉爾吉斯）的佛教遺址去體會和了解情況。先後兩次走訪庫車，看石窟寺遺址及流傳下來的壁畫，結果是每次均失望而回。克孜爾石窟前，如今新建了一個鳩摩羅什的銅像，造型很美，很灑脫；但洞室內能見到的壁畫不多。許多洞室都顯得破落荒涼，邊墻大幅剝落，壁畫殘缺不全；文物保護及管理均遠遜於敦煌的水平。從文獻上得知：不少壁畫及佛教文物早已被德國人取走，收藏於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值晚清動盪之秋，國弱民艱，風雨如晦。歐洲國家的一些考古學者及漢學家，紛紛到新疆的絲路佛教遺址進行探索及發掘工作。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於一九○七年取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獻及絹畫，現今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及大英圖書館內。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繼而於一九○八年精心挑選並運走了大批的敦煌文獻，以及和田地區（古于闐國）的佛教文物（包括佛像、文獻、繪畫等），現今收藏於巴黎的吉美（Guimet）博物館及法國國家圖書館內。德國人則先後四次進入新疆，計為第一次（一九○二—一九○三年），由考古學者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領隊；第二次（一九○四—一九○五年），由東方學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領隊；第三次（一九○五—一九○七年）由兩人共同帶隊；第四次（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由勒柯克領隊。每次都帶去了技術員巴圖斯（Theodor Bartus），專責壁畫的切割、揭取、包裝工作。就這樣，德國人先後在庫車、吐魯番、巴楚等地取走了文物四三三箱，約三點五萬公斤，其中有佛教壁畫六三○幅，以及大量其他的繪畫、雕塑及文獻。中國考古學家徐旭後來到吐魯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考察，有這樣的記述：「初到所見數洞，彩色猶新，佛像兼有存者，畫筆工細，儀態萬方，可惜完整者全被勒克科（即勒柯克）切去，運往柏林。南邊諸洞，下截大佛像皆已被勒克科切去……」。黃文弼也有類似的描述，與筆者在庫車及吐魯番石窟內見到的情況大致相若，予人一種殘缺荒涼的感覺。

時至今日，如要觀賞新疆石窟寺的佛教藝術，看來只能去柏林、巴黎、倫敦、聖彼得堡、紐約等城市的博物館。巴黎的吉美（Guimet）博物館，經多年裝修後於年前重新開放。展品內容以東方文明為主，佛教藝術內容十分豐富可觀。地點在凱旋門和鐵塔之間，不難找。柏林的印度藝術博物館，是德藍博物館群（Dahlem Museum Group）的一部分，連接東亞藝術博物館及民俗博物館，位於柏林市的南部，與柏林自由大學為鄰。柏林的印度藝術博物館，收藏了大量精美的新疆壁畫及佛教文物，就像把石窟寺的家當從山野間搬了過來一樣。說白了：這裏能看到的壁畫，遠勝於今天仍殘存於石窟內的少量壁畫；實在教人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