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逸周書(上/下)

《逸周書》是上自殷周之際，下至秦漢的一部子史叢編，它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可以彌補《尚書》記載的缺漏，豐富西周歷史。例如：〈世俘〉、〈克殷〉詳述了武王伐殷出兵的全過程及出兵月日、戰爭時地、紂自殺、武王斬紂頭等具體情狀；〈商誓〉是武王克殷後流傳下來唯一可信的對殷人的訓誥；〈度邑〉寫武王考慮建立新都，奔波選址，決意改變周人偏處西方一隅的政治局面；〈皇門〉記述周公攝政後會見「大門宗子」，訓誥貴族群門，可與《尚書‧周書》的周、召訓誥相印證。透過本書譯注者傾盡全力的校訂、注釋、語譯、研析，相信可以輕鬆帶領讀者看懂這部上古之書、明瞭西周史事。

 

注譯者簡介

牛鴻恩，河北省清河縣人，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研究領域在先秦兩漢文學。曾任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著有《先秦諸子軍事論譯註》、《先秦經史軍事論譯註》、《中國古代軍事散文精選‧先秦卷》等。
 

 

導讀——《逸周書》寫作時、地考(節錄)
《逸周書》中戰國作品的寫作時代頗有爭議。劉起釪先生以為，其中至少十餘篇為春秋作品，李學勤先生認為春秋人所引、文體相類者有更多篇章。本文通過文獻比較，認為《逸周書》除作於西周史官的九篇寶貴史書（有的篇章有後人修飾）以外，其餘四、五十篇均為戰國人所作，漢代作品三數篇，時代難以明指者兩三篇。其與《管子》、《周禮》等齊國作品思想、文體的相似性，說明這些作品應當作於齊國稷下，明顯受到戰國中期秦法家、齊法家及齊五行家、黃老家思想影響。以數為紀、頂真修辭格也盛行於戰國。《逸周書》多篇改《六韜》等書之「太公」為周公，是它出於田齊的鐵證。已在網上得知日本學者谷中信一於〈逸周書的思想及其成書〉中提出《逸周書》成書於齊國，但與本文著眼點並不相同，又其論述簡略，請讀者參閱，並給本文以指正。

一
和先秦其他古籍一樣，《逸周書》初無定名，《書》、《周志》、《周書》、《周記》並用，見於多種記載。《左傳》稱《周志》、《書》（文公二年、襄公二十五年），《韓非子》稱《周書》、《周記》（〈難勢〉、〈說疑〉）。前人即以「記」、「書」釋「志」字，定名於《周書》顯然在韓非以後。許慎《說文解字》開始稱為《逸周書》，意即《周書》逸篇，因為劉向曾說《周書》七十一篇「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漢書‧藝文志》師古注，班固《漢書》第一七○六頁，中華書局）《周書》為七十篇，說七十一是含〈序〉而言。西晉初，博士孔晁作注，篇題中都有一個「解」字，應是孔晁所加，「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第五十三』」，（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周書序目》，《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可以為證。〈序〉言各篇題目，也沒有「解」字。

唐初，顏師古所見本亡二十五篇：「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師古後又亡三篇，今存孔注四十二篇。但時代晚於師古八十年的劉知幾說：「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史通‧六家》，浦起龍《史通通釋》第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劉如果未窺全豹，僅憑殘書而作如此評價，似不合情理。時書雖然手抄，古籍不斷毀佚，也不斷抄寫，並非只有一種本子。

《隋書‧經籍志》載：「《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為「《汲冢周書》十卷」和「孔晁注《周書》八卷」兩種，宋遂有今傳本六十篇乃孔晁注本與《汲冢周書》合編之說，《逸周書》有了《汲冢周書》之稱，引發了一場長時間爭議。

孔注《逸周書》後，西晉咸寧五年（西元二七九年），盜發魏襄王墓，出土大批竹書，即「汲冢書」，內有「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晉書》卷五一〈束皙傳〉，《周書》論楚事標點從陳夢家《尚書通論》第二九一頁說，中華書局），論者以為〈呂太公望表〉所引《周志》、《文選》李善注所引《古文尚書》、劉賡《稽瑞》所引《汲冢周書》均出「雜書十九篇」之《周書》。至引述其文，則為「文王夢天帝」，「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竊子而育之，越姬居三月而死、七日而復：「伯杼子往於東海……得一狐九尾」之類。孫詒讓說：「文例殊異」，「與此實不相涉」。（《周書斠補‧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劉師培也說：「與今本《周書》迥弗相類」，「與孔本《周書》靡涉」。（〈周書略說〉，《劉師培全集》第二冊第一五八、一六二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這是記錄神異譎怪故事的「雜書」、「瑣語」，與《逸周書》體例、內容均不相同，故宋代李燾〈傳寫周書跋〉已說「繫之汲冢，失其本矣」。近當代學者除朱希祖、蔣善國外，孫詒讓、劉師培及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逸周書》與汲冢書無關。事實明白，此事之爭論可以終止了。

劉師培〈周書略說〉指出，「孔注之外，別本匪一」，王應麟《玉海》載沈約所說「《周書‧謚法一》第五十六、〈謚法二〉第五十七」，就是「《周書》別本」。呂思勉說：「師古所見，蓋即孔晁注八卷本，不全。知幾所見，則蒙『汲冢』名之十卷本，無闕也。」（《經子解題》第三六頁，華東師大出版社版）故孔注或有或無。七十一篇何時僅存六十篇，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序》說：「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查南宋鄭樵《通志‧藝文志》著錄三本：「《周書》七十一篇今存四十五篇、《汲冢周書》十卷、《汲冢周書》八卷孔晁注。」好像三者同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種：《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凡七十篇。似乎無缺佚。而與陳振孫同時的高似孫說：「周書七十一卷，《竹書》內書。晉孔晁注，凡七十篇。」但在〈程寤〉至〈八系（繁）〉八篇下高注：「以上篇逸。」又在〈箕子〉、〈考德〉二篇下注：「二篇逸。」（《史略》卷六，校點本第八九、九○頁，遼寧教育出版社）又未列北宋已亡的〈月令〉，（蔣善國：邢昺《論語疏》已說〈月令〉「其辭今亡」，《尚書綜述》第一三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缺十一篇，為五十九篇，連〈序〉為六十篇。可知，至遲南宋高似孫時和今天所見本已經全同。我們現在據《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補亡篇〈程寤〉，則為六十篇，連〈序〉為六十一篇。

《逸周書》是上自殷周之際下至秦漢的一部子史叢編。清唐大沛分其文體、內容為四類：訓告、紀事、政制、武備。（《逸周書分編句釋‧凡例》，臺灣學生書局影印道光十六年手稿本）今人劉起釪分為《書》篇、戰國兵家之作、戰國至漢的《禮》家書、成於漢代之文。（《尚書學史》第九六頁，中華書局）於是有人歸納為史書、政書、兵書、禮書。（羅家湘《逸周書研究》第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依魯迅、胡念貽、楊憲益、譚家健意見，書中還有小說和民間歌謠，故應分為史、政、兵、禮、文學五類。

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西周史書，呂思勉稱之為「所述史跡，尤多為他書所不見，實先秦舊籍中之瑰寶矣」。（《經子解題》第三八頁，華東師大出版社）多數研究者認為，〈世俘〉、〈克殷〉、〈商誓〉、〈度邑〉、〈皇門〉、〈作雒〉、〈祭公〉、〈嘗麥〉、〈芮良夫〉九篇，多是原始資料，非常寶貴，自是出於史官，其中僅〈作雒〉、〈克殷〉、〈嘗麥〉有後人增飾。周武王伐紂滅殷，是我國歷史上的大事件，〈世俘〉、〈克殷〉詳盡記述了武王出兵全過程和克殷具體情狀：出兵月日、戰爭時地、紂自殺、武王斬紂頭等等。〈商誓〉是武王克殷後對殷人的訓誥，是武王流傳下來唯一可信的長篇訓誥，文中反覆申明奉天革命、「保生商民」的對殷政策，生動表現了神人相通的原始宗教。〈度邑〉寫武王考慮在「中或（國）」建立新都，苦心焦思，奔波選址，立意改變周人偏處西方的政治局面。一九六三年出土成王時〈何尊〉銘文：「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侹，敬也〕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 〔乂，治也〕民。』」（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第二○頁，文物出版社）即說此事。〈皇門〉是周公攝政後會見「大門宗子」，訓誥貴族群門，沿襲了原始社會末期宗族長老議事會的「民主作風」。（楊寬《西周史》第八六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訓誥中使用多個「德」字，可見武王到周公的思想發展，可與《尚書‧周書》的周、召訓誥相印證。〈作雒〉寫周公東征以後，將要致政，決定在天下之中、雒水北、邙山南建立大邑成周，實現武王夙願。〈祭公〉寫祭公謀父語重心長地勸諫穆王改正缺失。〈芮良夫〉寫厲王無道，老臣芮良夫勸諫厲王，「德則民戴」，「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後其危哉！」可與《國語‧召公諫厲王弭謗》並讀。〈嘗麥〉寫周王鄭重修正刑法的儀式。《尚書》中關於克殷，只有一篇誓詞〈牧誓〉，建東都只在〈洛誥〉中略有敘述，其餘都是沒有的。九篇史書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可以彌補《尚書》記載的缺漏，豐富了西周歷史。孟子不相信武王伐殷大量誅殺，認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於「血之流杵」。（《孟子‧盡心下》，《孟子注疏》第三八○頁，《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大學出版社）梁啟超說：「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相。吾儕所以信《逸周書》之不偽，乃正以此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與鑑別》，湖南人民出版社）郭沫若說〈世俘〉「最為可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六九頁，人民出版社）但因為如實敘寫，〈世俘〉受到已不能理解遠古歷史真相的後人排斥。三千年來，這些篇章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史學家楊寬先生指出：「西周重要的文獻，主要保存在《尚書》和《逸周書》中。春秋以前所謂『書』……就是最原始的史料。《尚書》和《逸周書》就保存有這樣的西周原始史料，因為這兩種『書』，原來就是『書』的選本。」「就史料價值來看，有些篇章的重要性是超過《尚書‧周書》的。」（《西周史》第四八三、八五七頁，上海人民出版社）這是很適當的論斷。

先秦稱之為《書》、《周書》、《周志》、《周記》，主要因為上述篇章。這一部分的寫作時代、史料價值都爭議不大。爭議大的是其餘五十篇中的絕大多數篇章。

《逸周書》或《周書》號稱「周史記」，但書中有多少篇史書，卻不易說清，這有三個原因：一是一些篇章開頭或頭、尾，很像史書，也確有史料；二是使用了時興於西周，而春秋時已經不用的月相記時法如「既生魄」等；三是書中多寫文、武、成王、周公言行，實際卻是政論或兵論。如〈大匡十一〉、〈程典〉、〈程寤〉（殘篇），都寫文王在程邑的經歷，文王也確由程遷酆，〈大匡〉寫在程遭遇饑荒，〈程典〉寫殷紂聽從崇侯讒毀動怒，〈程寤〉寫太姒夢商庭生棘，都可以補《史記》缺載文王居程的史實。〈程典〉、〈大開〉、〈柔武〉、〈小武開（武）〉、〈大戒〉、〈本典〉用「既生魄」記時，「既生魄」等大量見於西周金文；又如〈小開〉開端寫文王三十五祀正月的月食，董作賓、勞榦都對它作過探討。（勞榦《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第四一八頁，中華書局）〈武順〉「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劉師培認為此即《詩經‧大雅‧公劉》「其軍三單」的古三單軍制。〈和寤〉、〈武寤〉兩篇寫武王「圖商」、伐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大匡三十七〉、〈文政〉說「王十有三祀，王在管」，也是武王的記事。〈史記〉篇提到二十八個滅亡之國，〈王會〉篇提到的六十多個少數民族部落，都是有用的歷史資料。於是劉起釪先生認為：
〈程典〉、〈酆保〉、〈文儆〉、〈文傳〉、〈寶典〉、〈寤敬〉、〈和寤〉、〈大匡三十七〉、〈武儆〉、〈大戒〉、〈嘗麥〉以及〈常訓〉十餘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其文字寫定可能在春秋時，因其中一些文句曾為《左傳》所引用，……〈常訓〉則有同於〈洪範〉之文。（《尚書學史》第九六頁，中華書局。又見於《古史續辨》第六一五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學勤先生更說書中有「好多篇」春秋時作品：
〈度訓〉、〈命訓〉等好多篇，可視為一組……其文例特點是常用數字排比……它們的年代也不一定晚，這一點頗關重要。」（《逸周書源流考辨‧序》，西北大學出版社）
《左傳》、《戰國策》所載春秋時荀息、狼瞫、魏絳等所引〈武稱〉、〈大匡〉（三十七）、〈程典〉等篇，皆屬於這一組。在書中占較大比例的這一組，時代也不很遲。同屬於上述一組的〈小開〉……〈小開〉月食也應重加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先生「寫定可能在春秋」的作品十二篇，李先生「春秋時」一組含兩項內容，說「好多」、「占較大比例」，書中僅「用數字排比」的已二十餘篇。（周玉秀統計，書中「以數為紀」作品達二十三篇。《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第二四九頁，中華書局）綜計劉、李所說則不止於三十篇。

我們以為，除劉先生所說兩三篇待究外，劉、李兩先生的論斷與作品實際不相合。因為細讀上述各篇或其主體部分，無一不是戰國人思想、戰國文體、戰國詞彙與語法，儘管說話的常是文、武、周公、周成王。唐大沛曾經說：「是書原本有真古書完具者，有稍殘缺者，有殘缺已甚者，有集斷簡而成者，有取古兵家言指為文、武之書者，有偽敘首、尾強屬之某王時者，有本篇已亡讕取他書以當之者。真贗相淆，純雜不一，誠不可不分別觀之也。」（《逸周書分編句釋‧凡例》）很明顯，取兵書指為文武、偽敘首尾屬之某王、讕取他書以當之，都屬於擬託，這明白是說，《逸周書》經過了很大幅度地加工修改，並非文章原貌。當今學者的研究和地下出土資料也可為唐說之證，例如本書的「周公曰」，很多是改變《六韜》的「太公曰」而來：
文王在酆，召太公望，對曰：「與民人同德，□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又見於傳本《六韜‧發啟》之「太公曰」）

而《逸周書‧大武開（武）》則說：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聞密命。訪于周公旦……周公曰：「……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
明顯是吸收了太公望的兩句而化作了「周公曰」。又如：
武王□……民之于利也，□〔好〕之如冬日之□〔陽〕……民怨生。……樂哉……其時，稱賢時能而宜有才，則賢者歸之。……冬之必□也。思之如大暑之……□也，如大冬之于□〔陽〕也……（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
而《逸周書‧大聚》則說：
維武王勝殷……告周公旦曰……周公曰：「……稱賢使能官有材而賢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民性歸利。王若欲來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
簡本《六韜》嚴重殘缺，「民之于利也」以下一段話依照《六韜》文例自然出於太公，但到本書又成了「周公曰」。又如：
呂尚曰：「凡民者，樂生而惡死，惡危而歸利。」（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又見於傳本《六韜‧文師》「太公曰」）
而《逸周書‧命訓》則為：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以上三組引文見王連龍《逸周書研究》第六二六五頁。但此與王說「汲冢周書為《六韜》」、「晉人對《逸周書》的整理」等無關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師培已經注意到《周書》與《六韜》的關係，但他認為「群籍所引……半屬《陰符》、《六韜》佚句」，「或與《周書》相出入」，是因為《隋書‧經籍志》所載《六韜》諸籍「蓋輯錄出自後人」，（《周書補正》附〈周書略說〉，《劉師培全集》第二冊第一六一頁）意謂《周書》在前，「《六韜》諸籍」在後。現有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出土，稍作比對，即知其時代先後，所以劉師培之說，顛倒了《周書》相關篇章與《六韜》時代的先後，且《漢書‧藝文志》早已著錄分為「謀」、「言」、「兵」三大類的《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依據周玉秀、王連龍所言《逸周書》對於《六韜》「太公」的竄改，涉及《六韜》九篇，又涉及不知篇名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本《六韜》，對應於《逸周書》，則《逸周書》達十五篇之多（周玉秀所說見《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第二四五二四八頁）；還應特別指出，隨著《逸周書》作者改「太公」為「周公」，《六韜》原有反專制的思想，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六韜》之〈文師〉、〈發啟〉、〈順啟〉、〈國務〉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到《逸周書》的相關篇章，一概不見了，變成了法家為主的思想（詳下），可證《六韜》的成書肯定早於《逸周書》的這批文章。上述十五篇包括劉先生所說春秋「《書》篇」的〈酆保〉、〈文傳〉、〈和寤〉、〈常訓〉，和李先生所說時代不遲的〈命訓〉、〈小武開（武）〉。這些篇何以一律刪除「太公」？「《六韜》既托為太公之詞，則必與齊人傳播有關。故我們推測，《逸周書》中的相應篇章也應與齊士有關，但編輯此書的人，為突出文、武、周公功業，皆加小序，改成了文王、武王的言辭。我們推測，此編者當在田氏代齊之後。因為田齊要盡可能淡化姜齊的王統和姜齊祖先的影響」。（《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第二四八頁）言此出於田齊，極確。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有證據表明，田齊之士，連西周史書中的「太公」，也改作「周公」。例如傳本《逸周書‧度邑》及《史記‧周本紀》所引〈度邑〉，都是武王與周公的對話，無「太公」蹤影，但〈度邑〉卻存在完全不同的版本，請看西晉初年「臣瓚」、晉宋之際徐廣和唐開元間張守節所引〈度邑〉：
臣瓚曰：「……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漢書‧地理志》「平壽」注引。《漢書》第一五八四頁，中華書局）
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涂，北詹望于有河。」』」（《史記‧周本紀》「顧詹有河」集解引。《史記》第一三○頁，中華書局）
張守節：「《周書‧度邑》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史記‧夏本紀》「帝少康立」張守節正義引。《史記》第八七頁，中華書局）

可見晉初直至唐開元之四百多年間，〈度邑〉有一種本子，一直是「武王問太公」，不同於傳本與〈周本紀〉，這一事實似尚無人論及。惟見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指出其不同。「周公」改為、訛為或三人都誤讀為「太公」的可能性沒有，比照上述竄改之例，可以肯定〈度邑〉原本為「太公」，故三人所引全同。司馬遷所見本，是經戰國後期改動的本子，應與《逸周書》改「太公」為「周公」的篇章出於同時，說不定同出一手。除田齊之士，罕有對原作如此大作手腳者。司馬遷所引〈度邑〉，沒有傳本中武王要傳位給周公一段話，我曾以為史公刪所不當刪。但是原文既作「太公」，正不能有此語。這一事實，使人更感意外。反覆參詳，以為只應如上說。此外，〈克殷〉「振路橋之錢，散巨橋之粟……封比干之墓」等仁政措施，〈世俘〉中隻字不見，顧頡剛先生以為出於「周末人」之手（《文史》第二輯第三一頁，中華書局）。〈嘗麥〉「暮春」之說、「九州牧伯」之官制都是西周絕對沒有的；〈作雒〉「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也絕對是戰國後期「五行」大行後所增益，且出於田齊之書罕有不談五行者（詳下）。
劉知幾說，《逸周書》「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史通‧六家》，浦起龍《史通通釋》第二頁）應當就是指擬託作品。宋元學者也看出《逸周書》是「戰國處士私相綴輯」、「體制絕不與百篇相似」（黃懷信《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跋》李燾、黃玢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今人郭沫若、趙光賢明確說，除數篇史書可信外，其它「均係偽託」，「其餘都是戰國的東西」（《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六九頁，人民出版社。《古史考辨》第二五頁，北京師大出版社）。楊寬認為，除九篇史書外，此書「又輯錄了戰國時人偽託的篇章，還採輯一些戰國時代的論著，附會為文王、武王、周公所作，更直接編入不少戰國時代兵家的著作」，也似以「其餘」皆為「戰國」（《西周史》第八五九、八七○頁）。我們以為，這一批文章，為戰國時偽託、附會之作，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如〈大開〉、〈柔武〉、〈小武開（武）〉、〈大戒〉都是「以數為紀」，〈程典〉、〈本典〉都使用大量排比句和頂真修辭格，使用戰國語彙，表達的是戰國人思想：都是雜家，儒家仁義、忠恕、孝悌和法家防範民眾「驕頑」、「淫慝」、「害上」的思想二者並存，如〈程典〉、〈本典〉；「善戰不鬥」為兵家兼道家思想，如〈柔武〉；「黑位水、赤位火……」為五行思想，如〈小武開（武）〉；講「辯」、「謀」、「餌士」，一望而知屬戰國社會狀況，如〈大戒〉；〈大開〉文字殘缺過甚，篇意不明，但研究者認為它寫定於戰國。月相如果是當初的記錄，可是內容都被改寫了，這樣的月相記錄也就失去了原有意義。

……
總之，《逸周書》中具有秦法家、齊法家、五行家、黃老家、兵家思想立場的文章，占有很大一批，都出於戰國時期，不出於春秋時代。

我們所以把齊國視為《逸周書》的成書地，因為司馬遷曾經說：「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史記》，第一三六九頁，中華書局）且齊國既然是「五行學說的中心地帶」（《繹史齋學術文集》第二六三頁），言五行的《尚書‧洪範》，也是由「齊國方術之士」加工寫定（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一二一九頁，中華書局）。而成書於齊國的《考工記》、《周禮》、《管子》、《黃帝四經》、《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乃至《晏子春秋》諸書，無一不言五行。（戰國晚期子書亦罕有不涉及五行者，如墨家後學《墨子‧經上》、道家後學《文子》、《鶡冠子》、《莊子‧外雜篇》、儒家《禮記》等。）然而戰國中後期之際與後期秦國《商君書》不言五行，三晉《尸子》、《慎子》、《荀》、《韓》，（《慎》、《韓》僅行文中言及「五行之官」、「五常」一次）皆無以五行論事者，縱橫家之言《戰國策》無五行，《莊子‧內篇》無五行，由此足以顯示齊國著作的特點，也顯示《逸周書》的寫定時代與地域。又田氏代齊以後，要與炎帝後裔姜齊劃界，故齊威王〈陳侯因 敦〉銘文高倡「高祖黃帝」，而老子故里苦縣與田氏同出春秋陳國，此即田齊上下尊崇黃老的特殊背景。所以司馬遷說，稷下學士「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當今學者也說《管子》中心思想是黃老，稷下是黃老思想發展中心。（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卷首第四一、四二頁）由於《逸周書》的一大批文章與《周禮》、《管子》等齊國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狀況、思想內容乃至文體特徵存在廣泛一致性，因而我們認定，《逸周書》四十多篇文章，出於戰國後期田齊，同是稷下時代一系列著作的組成部分。刪「太公」是鐵證。

當然，依託文章不等於沒有價值，它們仍然是研究戰國思想、文化和齊文化的有用歷史資料，要緊的是如實辨明它們的寫作時代，作為該時代的作品加以研究、利用。

朱右曾對《逸周書》發過這樣的感慨：「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儒者顧不甚愛惜，任其脫爛，或又從而觝排之，甚矣其專己而蔑古也。」（《周書集訓校釋‧序目》）儒者觝排〈世俘〉、〈克殷〉，以為「非聖人之行」，確乎錯誤，使得殷周之際的歷史真相變得十分模糊；但是《逸周書》中法家思想突出的諸多篇章，被儒家認為「非聖人之言」，與《尚書》、《左傳》的重民思想，和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民思想相牴觸，自然也是事實。「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常訓〉），明白表示作者屬於法家。早期法家慎子尚且說：「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慎子‧威德》），則本書上述篇章與《慎子》思想尚且不合。要求儒者認可頻言「頑民」、「群醜」的言論是聖人之言，是不可能的，朱右曾恐怕對作品的思想傾向重視不夠，對作品的時代缺乏辨析。前人也只有方孝孺、唐大沛於此致疑，至呂思勉、蔣善國才指出了本書與《商》、《管》的聯繫。《周書‧序》幾乎把全書各篇都說成是文、武、成等王的史書，不利於讀者全面認識該書。劉向說本書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當然不正確。孔子肯定見過〈世俘〉等篇，所以他一再對武王和《武》表示不滿。《論語‧八佾》：「盡美矣，未盡善也。」《禮記‧樂記》：「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賓牟賈）之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是也。」（孫希旦曰：「不然，則武王……有意于黷武矣。既曰『唯』，復曰『是也』者，所以深然賈之言也。」《禮記集解》第一○二二頁，中華書局。按，孔子在這裏對周武王的批評是相當重的）孟子就是在《書》中看到了〈世俘〉，證明孔子並未刪《書》。但孔子根本不能見到擬託於戰國的一大批篇章。儒家後學觝排該書，恐怕也不便多所責怪，因為先秦諸子本就有「相滅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的兩個方面。《韓非子‧和氏》說過：「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法家之焚書是起意於商君而行之於李斯的。

要客觀、如實的評價該書，首先要辨明作品寫作的時代，弄明白它所寫的社會狀況，所表達的思想傾向，以及它大量使用的文體究竟盛行於什麼時代。

最後，說說本書的寫作。

《逸周書》的衍脫訛舛十分嚴重。盧文弨本，匯集元、明、清多種刻本，「積數年校勘之功」，是公認的善本，又經王念孫旁徵博引，校注疏證，但唐大沛仍然一再說「殘缺訛脫太甚」，「訛脫義晦」，「點句頗難」。唐大沛、朱右曾的注釋，頗得好評，但是唐本缺失〈大匡〉、〈糴匡〉、〈諡法〉等九篇，而朱本則據丁宗洛本改字，「大都憑臆增羼，絕無義據」。俞樾《平議》亦多可取。劉師培評價說，盧校本「雖義多闡發，然或改移喪真」，王念孫之說「尤精審」，陳逢衡補注「侈虛言」，朱右曾僅「依文繹意」而「鮮疹（診）發」，他最推崇的是孫詒讓斠補，「每下一義，旁推交通，百思而莫易」，「雖王氏《雜誌》尚或莫逮」。（《周書補正‧跋》）孫詒讓、劉師培兩位大家實在是《逸周書》的功臣，一位「昔讀此書，頗涉讎勘，略有發正，輒付掌錄」（《周書斠補‧序》），一位「服習斯編，於茲五載……稿凡四易」（《周書補正‧自序》），在盧、王、唐、朱之後，孫、劉又消解了無數難題（孫、劉未見唐大沛本）。根據盧、王、唐特別是孫、劉等人的校補，確證朱右曾誤改而本書又改回的，為八十三字（一面工作一面記錄，統計容有遺漏），刪衍文一百零四，正誤字一百七十二，補脫文一百三十五，乙正倒文、改正錯簡三十一處。每至於斯，面對前賢斷案和各種版本，常不敢輕易下筆，必反覆斟酌，苟非理據充分，寧可存疑。因為前人誤改之弊，足以為警（丁、朱之輕改可以不論，而以王念孫之精審，所改仍不能無誤，故多主不改古籍文字）。但該書訛誤實在太多，不可卒讀，故歷來校注該書，不得不改，以求通貫。本書亦願成為一個比較可讀的本子。校勘的原則、理由，俱見本書〈凡例〉及各注。是耶非耶，賴博雅君子是正定奪。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參與寫《先秦經史軍事論譯注》一書，譯注過本書的十篇軍事論，但那實在是淺嘗輒止，並不深知此書的高深（我們這一代人的實際情況是，大多不是研究好了來寫書，多是帶著任務來寫）。該書內容，涉及歷史、政治、思想、軍事、禮制、天文曆法、歷史地理、語言文字等等知識，西周、春秋、戰國以至上起殷商、下至秦漢的大量典章、名物、制度，並且再運用這些知識，辨析書中居於多數的擬託篇章的寫作時代，這實在是一個過分繁重的課題，作為一個學文學的人需要多方面補課。為注釋〈周月〉、〈時訓〉，我反復閱讀陳遵媯先生《中國天文學史》；為吸收地下出土資料及研究成果，我備下《古文字詁林》，閱讀甲骨文、金文和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相關著作；為彌補歷史知識，反覆閱讀相關歷史著作。校、注、譯、考這樣一部古籍，自認為是一次少有的機會，一定盡全力做好。人的機會並非很多。我奢望：盡可能將其研究成果搜羅進來，盡可能把相關地下出土資料及研究成果吸收進來。自己是盡了力，但也僅僅是「盡可能」而已，坦白說用數年功夫做不到愜心滿意，求全責備需要更多時間。面對百年以前，劉師培「師培服習斯編，於茲五載……稿凡四易」，頗生感慨，以劉師培的學力，於《逸周書》探賾索隱尚且要「五載」，何況我輩！但反躬自問，此書自屬稿至校注告竣，已經六閱寒暑。居今之日，舉目四望，這個速度可真是遲緩得可以。當然其間遭遇車禍而骨傷六處，百歲老母患病而永辭茲世，此外又不可免地有雜事纏身，但用於此書的時間諒有四載之多。書太難，天性又愚鈍，發現問題總想求其究竟而不計「工本」，故與快速無緣。明代李贄曾說：「不有日進，便是死人。」注釋此書，倒使我幾乎天天有進益。進，使我愉悅；慢，則令人懊惱。

辨析各篇的寫作時代是研究該書的一個大題目。殷周之際至秦漢九百年間，社會、思想、語言、文字等自然都有很大發展變化，這種變化，最終都要表現在語彙、字頻方面，通過語彙、字頻的探索統計，作縱向與橫向的比較，竊以不失為確定作品寫作時代的一種方法，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以前研究的缺環。所以我寫每篇的「研析」也像作注釋一樣，花費了很多時間。這是繁重又繁瑣的工作，雖有前輩、時賢的撰著提供方便，終以學力不足，見聞不廣，不能如意地釋疑解難。所幸生於上述前輩之後，社會在發展，思想在進步，見到了大量出土資料，產生了新的歷史觀念。比如唐大沛多有通達之注，而竟以〈度訓〉、〈命訓〉、〈常訓〉等篇出於周初，「以著千古帝王相傳之道法」，甚至劉師培也以某些後出篇章出於周公。至梁啟超、郭沫若、顧頡剛等學者，才以現代歷史眼光看待該書。但說到具體篇章產生時代，當今研究者仍然頗多分歧，已見上文所述。自己的論斷，力求接近實際，〈度邑〉、〈大聚〉、〈器服〉等的「研析」或可代表我使用的方法和特點，大概長與短盡在其中。周玉秀《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以語言學知識研究該書各篇成書時代，方法科學，收穫不少，值得參考。猶有尚需完善之處。

我的初衷本來是，對於這樣一部著作，絕不輕易發表或盡可能少發表意見，治絲益棼，等於添亂。現在檢查起來，還是說了不少話，因為頗多不容不說之處。這就難免疏誤。

我要特別感謝學長韓兆琦教授，由於他的關照，使我得以校、注、譯、考這部古籍，也很贊同三民書局所設計的體例，使我得以盡興地從事這項工作。韓先生很關心此書寫作，常常一起議論，我也送書稿向他請教。老同事李景華教授給予多方面的支持，為我提供重要書訊，贈閱書刊，甚至抄來卡片，又閱正本書前言，很使我感動。許抄珍君從北京大學為我搜集了多種資料。我校趙敏俐、尹小林兩教授慨然以所著《中國古代文學史電子史略庫》和《國學寶典》相贈，在考證、注釋方面，給我提供了查閱資料的很大方便，受益匪淺。還要感謝三民書局劉振強董事長對於本書拖延付稿給予寬容與鼓勵。在本書付印之際，謹對他們深致謝意。

校畢全書排印稿，面對清華大學戰國竹簡，對於前此未能收入新出土〈程寤〉、〈皇門〉、〈祭公〉三篇文章和竹簡編者研究成果，心存目想，老大不安。終於下決心，收入三篇，重新譯注。在這裏，謹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整理、注釋者李學勤等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清河牛鴻恩　於京西求是居　二○一○年九月初稿
二○一二年清明修改
二○一五年二月改定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逸周書》寫作時、地考 一
凡　例 一

卷　一
度訓第一 一
命訓第二 一一
常訓第三 二三
文酌第四 三四
糴匡第五 四五
卷　二
武稱第六 五三
光（允）文第七 五九
大武第八 六五
大明武第九 七三
小明武第十 八○
大匡第十一 八五
程典第十二 九八
程寤第十三（亡，今據清華簡補錄） 一○九
秦陰第十四亡 一一八
九政第十五亡 一一八
九開第十六亡 一一八
劉法第十七亡 一九
文開第十八亡 一一九
保開第十九亡 一二○
八繁第二十亡 一二○
卷　三
酆保第二十一 一二一
大開第二十二 一三五
小開第二十三 一三八
文儆第二十四 一四八
文傳第二十五 一五四
柔武第二十六 一六六
大武開（武）第二十七 一七○
小武開（武）第二十八 一七九
寶典第二十九 一八七
酆諜（謀）第三十 一九八
寤儆第三十一 二○四
卷　四
武順第三十二 二○九
武穆第三十三 二一六
和寤第三十四 二二一
武寤第三十五 二二四
克殷第三十六 二二七
大匡第三十七 二四一
文政第三十八 二五一
大聚第三十九 二六一
世俘第四十 二七四
箕子第四十一亡 三○七
考德第四十二亡 三○七
卷　五
商誓第四十三 三○九
度邑第四十四 三二七
武儆第四十五 三四二
五權第四十六 三四五
成開第四十七 三五○
作雒第四十八 三五九
皇門第四十九（傳本與清華簡對照） 三七四
大戒第五十 三八九

卷　六
周月第五十一 三九九
時訓第五十二 四一○
月令第五十三亡 四三二
諡法第五十四 四三四
明堂第五十五 四七五
嘗麥第五十六 四八四
本典第五十七 五○四
卷　七
官人第五十八 五一一
王會第五十九 五三九
卷　八
祭公第六十（傳本與清華簡對照） 五九七
史記第六十一 六一五
職方第六十二 六三三
卷　九
芮良夫第六十三 六四七
大子晉第六十四 六五五
王佩第六十五 六七二
殷祝第六十六 六七六
周祝第六十七 六八五
卷　十
武紀第六十八 七○三
銓法第六十九 七一七
器服第七十 七一八
周書‧序 七二八
附　錄
古今學者論《逸周書》 七四一
參考書目 七七一
校後記 七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