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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逸周書》是上自殷周之際,下至秦漢的一部子史叢編,它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可以彌補《尚書》記載的缺漏,豐富西周歷史。例如:〈世俘〉、〈克殷〉詳述了武王伐殷出兵的全過程及出兵月日、戰爭時地、紂自殺、武王斬紂頭等具體情狀;〈商誓〉是武王克殷後流傳下來唯一可信的對殷人的訓誥;〈度邑〉寫武王考慮建立新都,奔波選址,決意改變周人偏處西方一隅的政治局面;〈皇門〉記述周公攝政後會見「大門宗子」,訓誥貴族群門,可與《尚書‧周書》的周、召訓誥相印證。透過本書譯注者傾盡全力的校訂、注釋、語譯、研析,相信可以輕鬆帶領讀者看懂這部上古之書、明瞭西周史事。

 

注譯者簡介

牛鴻恩,河北省清河縣人,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研究領域在先秦兩漢文學。曾任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著有《先秦諸子軍事論譯註》、《先秦經史軍事論譯註》、《中國古代軍事散文精選‧先秦卷》等。
 

 

導讀——《逸周書》寫作時、地考(節錄)
《逸周書》中戰國作品的寫作時代頗有爭議。劉起釪先生以為,其中至少十餘篇為春秋作品,李學勤先生認為春秋人所引、文體相類者有更多篇章。本文通過文獻比較,認為《逸周書》除作於西周史官的九篇寶貴史書(有的篇章有後人修飾)以外,其餘四、五十篇均為戰國人所作,漢代作品三數篇,時代難以明指者兩三篇。其與《管子》、《周禮》等齊國作品思想、文體的相似性,說明這些作品應當作於齊國稷下,明顯受到戰國中期秦法家、齊法家及齊五行家、黃老家思想影響。以數為紀、頂真修辭格也盛行於戰國。《逸周書》多篇改《六韜》等書之「太公」為周公,是它出於田齊的鐵證。已在網上得知日本學者谷中信一於〈逸周書的思想及其成書〉中提出《逸周書》成書於齊國,但與本文著眼點並不相同,又其論述簡略,請讀者參閱,並給本文以指正。



和先秦其他古籍一樣,《逸周書》初無定名,《書》、《周志》、《周書》、《周記》並用,見於多種記載。《左傳》稱《周志》、《書》(文公二年、襄公二十五年),《韓非子》稱《周書》、《周記》(〈難勢〉、〈說疑〉)。前人即以「記」、「書」釋「志」字,定名於《周書》顯然在韓非以後。許慎《說文解字》開始稱為《逸周書》,意即《周書》逸篇,因為劉向曾說《周書》七十一篇「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漢書‧藝文志》師古注,班固《漢書》第一七○六頁,中華書局)《周書》為七十篇,說七十一是含〈序〉而言。西晉初,博士孔晁作注,篇題中都有一個「解」字,應是孔晁所加,「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第五十三』」,(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周書序目》,《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可以為證。〈序〉言各篇題目,也沒有「解」字。


唐初,顏師古所見本亡二十五篇:「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師古後又亡三篇,今存孔注四十二篇。但時代晚於師古八十年的劉知幾說:「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史通‧六家》,浦起龍《史通通釋》第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劉如果未窺全豹,僅憑殘書而作如此評價,似不合情理。時書雖然手抄,古籍不斷毀佚,也不斷抄寫,並非只有一種本子。


《隋書‧經籍志》載:「《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為「《汲冢周書》十卷」和「孔晁注《周書》八卷」兩種,宋遂有今傳本六十篇乃孔晁注本與《汲冢周書》合編之說,《逸周書》有了《汲冢周書》之稱,引發了一場長時間爭議。


孔注《逸周書》後,西晉咸寧五年(西元二七九年),盜發魏襄王墓,出土大批竹書,即「汲冢書」,內有「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晉書》卷五一〈束皙傳〉,《周書》論楚事標點從陳夢家《尚書通論》第二九一頁說,中華書局),論者以為〈呂太公望表〉所引《周志》、《文選》李善注所引《古文尚書》、劉賡《稽瑞》所引《汲冢周書》均出「雜書十九篇」之《周書》。至引述其文,則為「文王夢天帝」,「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竊子而育之,越姬居三月而死、七日而復:「伯杼子往於東海……得一狐九尾」之類。孫詒讓說:「文例殊異」,「與此實不相涉」。(《周書斠補‧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劉師培也說:「與今本《周書》迥弗相類」,「與孔本《周書》靡涉」。(〈周書略說〉,《劉師培全集》第二冊第一五八、一六二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這是記錄神異譎怪故事的「雜書」、「瑣語」,與《逸周書》體例、內容均不相同,故宋代李燾〈傳寫周書跋〉已說「繫之汲冢,失其本矣」。近當代學者除朱希祖、蔣善國外,孫詒讓、劉師培及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逸周書》與汲冢書無關。事實明白,此事之爭論可以終止了。


劉師培〈周書略說〉指出,「孔注之外,別本匪一」,王應麟《玉海》載沈約所說「《周書‧謚法一》第五十六、〈謚法二〉第五十七」,就是「《周書》別本」。呂思勉說:「師古所見,蓋即孔晁注八卷本,不全。知幾所見,則蒙『汲冢』名之十卷本,無闕也。」(《經子解題》第三六頁,華東師大出版社版)故孔注或有或無。七十一篇何時僅存六十篇,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序》說:「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查南宋鄭樵《通志‧藝文志》著錄三本:「《周書》七十一篇今存四十五篇、《汲冢周書》十卷、《汲冢周書》八卷孔晁注。」好像三者同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種:《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凡七十篇。似乎無缺佚。而與陳振孫同時的高似孫說:「周書七十一卷,《竹書》內書。晉孔晁注,凡七十篇。」但在〈程寤〉至〈八系(繁)〉八篇下高注:「以上篇逸。」又在〈箕子〉、〈考德〉二篇下注:「二篇逸。」(《史略》卷六,校點本第八九、九○頁,遼寧教育出版社)又未列北宋已亡的〈月令〉,(蔣善國:邢昺《論語疏》已說〈月令〉「其辭今亡」,《尚書綜述》第一三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缺十一篇,為五十九篇,連〈序〉為六十篇。可知,至遲南宋高似孫時和今天所見本已經全同。我們現在據《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補亡篇〈程寤〉,則為六十篇,連〈序〉為六十一篇。


《逸周書》是上自殷周之際下至秦漢的一部子史叢編。清唐大沛分其文體、內容為四類:訓告、紀事、政制、武備。(《逸周書分編句釋‧凡例》,臺灣學生書局影印道光十六年手稿本)今人劉起釪分為《書》篇、戰國兵家之作、戰國至漢的《禮》家書、成於漢代之文。(《尚書學史》第九六頁,中華書局)於是有人歸納為史書、政書、兵書、禮書。(羅家湘《逸周書研究》第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依魯迅、胡念貽、楊憲益、譚家健意見,書中還有小說和民間歌謠,故應分為史、政、兵、禮、文學五類。


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西周史書,呂思勉稱之為「所述史跡,尤多為他書所不見,實先秦舊籍中之瑰寶矣」。(《經子解題》第三八頁,華東師大出版社)多數研究者認為,〈世俘〉、〈克殷〉、〈商誓〉、〈度邑〉、〈皇門〉、〈作雒〉、〈祭公〉、〈嘗麥〉、〈芮良夫〉九篇,多是原始資料,非常寶貴,自是出於史官,其中僅〈作雒〉、〈克殷〉、〈嘗麥〉有後人增飾。周武王伐紂滅殷,是我國歷史上的大事件,〈世俘〉、〈克殷〉詳盡記述了武王出兵全過程和克殷具體情狀:出兵月日、戰爭時地、紂自殺、武王斬紂頭等等。〈商誓〉是武王克殷後對殷人的訓誥,是武王流傳下來唯一可信的長篇訓誥,文中反覆申明奉天革命、「保生商民」的對殷政策,生動表現了神人相通的原始宗教。〈度邑〉寫武王考慮在「中或(國)」建立新都,苦心焦思,奔波選址,立意改變周人偏處西方的政治局面。一九六三年出土成王時〈何尊〉銘文:「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侹,敬也〕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 〔乂,治也〕民。』」(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第二○頁,文物出版社)即說此事。〈皇門〉是周公攝政後會見「大門宗子」,訓誥貴族群門,沿襲了原始社會末期宗族長老議事會的「民主作風」。(楊寬《西周史》第八六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訓誥中使用多個「德」字,可見武王到周公的思想發展,可與《尚書‧周書》的周、召訓誥相印證。〈作雒〉寫周公東征以後,將要致政,決定在天下之中、雒水北、邙山南建立大邑成周,實現武王夙願。〈祭公〉寫祭公謀父語重心長地勸諫穆王改正缺失。〈芮良夫〉寫厲王無道,老臣芮良夫勸諫厲王,「德則民戴」,「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後其危哉!」可與《國語‧召公諫厲王弭謗》並讀。〈嘗麥〉寫周王鄭重修正刑法的儀式。《尚書》中關於克殷,只有一篇誓詞〈牧誓〉,建東都只在〈洛誥〉中略有敘述,其餘都是沒有的。九篇史書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可以彌補《尚書》記載的缺漏,豐富了西周歷史。孟子不相信武王伐殷大量誅殺,認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於「血之流杵」。(《孟子‧盡心下》,《孟子注疏》第三八○頁,《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大學出版社)梁啟超說:「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相。吾儕所以信《逸周書》之不偽,乃正以此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與鑑別》,湖南人民出版社)郭沫若說〈世俘〉「最為可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六九頁,人民出版社)但因為如實敘寫,〈世俘〉受到已不能理解遠古歷史真相的後人排斥。三千年來,這些篇章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史學家楊寬先生指出:「西周重要的文獻,主要保存在《尚書》和《逸周書》中。春秋以前所謂『書』……就是最原始的史料。《尚書》和《逸周書》就保存有這樣的西周原始史料,因為這兩種『書』,原來就是『書』的選本。」「就史料價值來看,有些篇章的重要性是超過《尚書‧周書》的。」(《西周史》第四八三、八五七頁,上海人民出版社)這是很適當的論斷。


先秦稱之為《書》、《周書》、《周志》、《周記》,主要因為上述篇章。這一部分的寫作時代、史料價值都爭議不大。爭議大的是其餘五十篇中的絕大多數篇章。


《逸周書》或《周書》號稱「周史記」,但書中有多少篇史書,卻不易說清,這有三個原因:一是一些篇章開頭或頭、尾,很像史書,也確有史料;二是使用了時興於西周,而春秋時已經不用的月相記時法如「既生魄」等;三是書中多寫文、武、成王、周公言行,實際卻是政論或兵論。如〈大匡十一〉、〈程典〉、〈程寤〉(殘篇),都寫文王在程邑的經歷,文王也確由程遷酆,〈大匡〉寫在程遭遇饑荒,〈程典〉寫殷紂聽從崇侯讒毀動怒,〈程寤〉寫太姒夢商庭生棘,都可以補《史記》缺載文王居程的史實。〈程典〉、〈大開〉、〈柔武〉、〈小武開(武)〉、〈大戒〉、〈本典〉用「既生魄」記時,「既生魄」等大量見於西周金文;又如〈小開〉開端寫文王三十五祀正月的月食,董作賓、勞榦都對它作過探討。(勞榦《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第四一八頁,中華書局)〈武順〉「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劉師培認為此即《詩經‧大雅‧公劉》「其軍三單」的古三單軍制。〈和寤〉、〈武寤〉兩篇寫武王「圖商」、伐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大匡三十七〉、〈文政〉說「王十有三祀,王在管」,也是武王的記事。〈史記〉篇提到二十八個滅亡之國,〈王會〉篇提到的六十多個少數民族部落,都是有用的歷史資料。於是劉起釪先生認為:
〈程典〉、〈酆保〉、〈文儆〉、〈文傳〉、〈寶典〉、〈寤敬〉、〈和寤〉、〈大匡三十七〉、〈武儆〉、〈大戒〉、〈嘗麥〉以及〈常訓〉十餘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其文字寫定可能在春秋時,因其中一些文句曾為《左傳》所引用,……〈常訓〉則有同於〈洪範〉之文。(《尚書學史》第九六頁,中華書局。又見於《古史續辨》第六一五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學勤先生更說書中有「好多篇」春秋時作品:
〈度訓〉、〈命訓〉等好多篇,可視為一組……其文例特點是常用數字排比……它們的年代也不一定晚,這一點頗關重要。」(《逸周書源流考辨‧序》,西北大學出版社)
《左傳》、《戰國策》所載春秋時荀息、狼瞫、魏絳等所引〈武稱〉、〈大匡〉(三十七)、〈程典〉等篇,皆屬於這一組。在書中占較大比例的這一組,時代也不很遲。同屬於上述一組的〈小開〉……〈小開〉月食也應重加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先生「寫定可能在春秋」的作品十二篇,李先生「春秋時」一組含兩項內容,說「好多」、「占較大比例」,書中僅「用數字排比」的已二十餘篇。(周玉秀統計,書中「以數為紀」作品達二十三篇。《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第二四九頁,中華書局)綜計劉、李所說則不止於三十篇。


我們以為,除劉先生所說兩三篇待究外,劉、李兩先生的論斷與作品實際不相合。因為細讀上述各篇或其主體部分,無一不是戰國人思想、戰國文體、戰國詞彙與語法,儘管說話的常是文、武、周公、周成王。唐大沛曾經說:「是書原本有真古書完具者,有稍殘缺者,有殘缺已甚者,有集斷簡而成者,有取古兵家言指為文、武之書者,有偽敘首、尾強屬之某王時者,有本篇已亡讕取他書以當之者。真贗相淆,純雜不一,誠不可不分別觀之也。」(《逸周書分編句釋‧凡例》)很明顯,取兵書指為文武、偽敘首尾屬之某王、讕取他書以當之,都屬於擬託,這明白是說,《逸周書》經過了很大幅度地加工修改,並非文章原貌。當今學者的研究和地下出土資料也可為唐說之證,例如本書的「周公曰」,很多是改變《六韜》的「太公曰」而來:
文王在酆,召太公望,對曰:「與民人同德,□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又見於傳本《六韜‧發啟》之「太公曰」)


而《逸周書‧大武開(武)》則說: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聞密命。訪于周公旦……周公曰:「……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
明顯是吸收了太公望的兩句而化作了「周公曰」。又如:
武王□……民之于利也,□〔好〕之如冬日之□〔陽〕……民怨生。……樂哉……其時,稱賢時能而宜有才,則賢者歸之。……冬之必□也。思之如大暑之……□也,如大冬之于□〔陽〕也……(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
而《逸周書‧大聚》則說:
維武王勝殷……告周公旦曰……周公曰:「……稱賢使能官有材而賢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民性歸利。王若欲來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
簡本《六韜》嚴重殘缺,「民之于利也」以下一段話依照《六韜》文例自然出於太公,但到本書又成了「周公曰」。又如:
呂尚曰:「凡民者,樂生而惡死,惡危而歸利。」(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又見於傳本《六韜‧文師》「太公曰」)
而《逸周書‧命訓》則為: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以上三組引文見王連龍《逸周書研究》第六二六五頁。但此與王說「汲冢周書為《六韜》」、「晉人對《逸周書》的整理」等無關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師培已經注意到《周書》與《六韜》的關係,但他認為「群籍所引……半屬《陰符》、《六韜》佚句」,「或與《周書》相出入」,是因為《隋書‧經籍志》所載《六韜》諸籍「蓋輯錄出自後人」,(《周書補正》附〈周書略說〉,《劉師培全集》第二冊第一六一頁)意謂《周書》在前,「《六韜》諸籍」在後。現有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出土,稍作比對,即知其時代先後,所以劉師培之說,顛倒了《周書》相關篇章與《六韜》時代的先後,且《漢書‧藝文志》早已著錄分為「謀」、「言」、「兵」三大類的《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依據周玉秀、王連龍所言《逸周書》對於《六韜》「太公」的竄改,涉及《六韜》九篇,又涉及不知篇名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本《六韜》,對應於《逸周書》,則《逸周書》達十五篇之多(周玉秀所說見《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第二四五二四八頁);還應特別指出,隨著《逸周書》作者改「太公」為「周公」,《六韜》原有反專制的思想,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六韜》之〈文師〉、〈發啟〉、〈順啟〉、〈國務〉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到《逸周書》的相關篇章,一概不見了,變成了法家為主的思想(詳下),可證《六韜》的成書肯定早於《逸周書》的這批文章。上述十五篇包括劉先生所說春秋「《書》篇」的〈酆保〉、〈文傳〉、〈和寤〉、〈常訓〉,和李先生所說時代不遲的〈命訓〉、〈小武開(武)〉。這些篇何以一律刪除「太公」?「《六韜》既托為太公之詞,則必與齊人傳播有關。故我們推測,《逸周書》中的相應篇章也應與齊士有關,但編輯此書的人,為突出文、武、周公功業,皆加小序,改成了文王、武王的言辭。我們推測,此編者當在田氏代齊之後。因為田齊要盡可能淡化姜齊的王統和姜齊祖先的影響」。(《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第二四八頁)言此出於田齊,極確。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有證據表明,田齊之士,連西周史書中的「太公」,也改作「周公」。例如傳本《逸周書‧度邑》及《史記‧周本紀》所引〈度邑〉,都是武王與周公的對話,無「太公」蹤影,但〈度邑〉卻存在完全不同的版本,請看西晉初年「臣瓚」、晉宋之際徐廣和唐開元間張守節所引〈度邑〉:
臣瓚曰:「……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漢書‧地理志》「平壽」注引。《漢書》第一五八四頁,中華書局)
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涂,北詹望于有河。」』」(《史記‧周本紀》「顧詹有河」集解引。《史記》第一三○頁,中華書局)
張守節:「《周書‧度邑》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史記‧夏本紀》「帝少康立」張守節正義引。《史記》第八七頁,中華書局)


可見晉初直至唐開元之四百多年間,〈度邑〉有一種本子,一直是「武王問太公」,不同於傳本與〈周本紀〉,這一事實似尚無人論及。惟見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指出其不同。「周公」改為、訛為或三人都誤讀為「太公」的可能性沒有,比照上述竄改之例,可以肯定〈度邑〉原本為「太公」,故三人所引全同。司馬遷所見本,是經戰國後期改動的本子,應與《逸周書》改「太公」為「周公」的篇章出於同時,說不定同出一手。除田齊之士,罕有對原作如此大作手腳者。司馬遷所引〈度邑〉,沒有傳本中武王要傳位給周公一段話,我曾以為史公刪所不當刪。但是原文既作「太公」,正不能有此語。這一事實,使人更感意外。反覆參詳,以為只應如上說。此外,〈克殷〉「振路橋之錢,散巨橋之粟……封比干之墓」等仁政措施,〈世俘〉中隻字不見,顧頡剛先生以為出於「周末人」之手(《文史》第二輯第三一頁,中華書局)。〈嘗麥〉「暮春」之說、「九州牧伯」之官制都是西周絕對沒有的;〈作雒〉「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也絕對是戰國後期「五行」大行後所增益,且出於田齊之書罕有不談五行者(詳下)。
劉知幾說,《逸周書》「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史通‧六家》,浦起龍《史通通釋》第二頁)應當就是指擬託作品。宋元學者也看出《逸周書》是「戰國處士私相綴輯」、「體制絕不與百篇相似」(黃懷信《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跋》李燾、黃玢說,上海古籍出版社)。今人郭沫若、趙光賢明確說,除數篇史書可信外,其它「均係偽託」,「其餘都是戰國的東西」(《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六九頁,人民出版社。《古史考辨》第二五頁,北京師大出版社)。楊寬認為,除九篇史書外,此書「又輯錄了戰國時人偽託的篇章,還採輯一些戰國時代的論著,附會為文王、武王、周公所作,更直接編入不少戰國時代兵家的著作」,也似以「其餘」皆為「戰國」(《西周史》第八五九、八七○頁)。我們以為,這一批文章,為戰國時偽託、附會之作,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如〈大開〉、〈柔武〉、〈小武開(武)〉、〈大戒〉都是「以數為紀」,〈程典〉、〈本典〉都使用大量排比句和頂真修辭格,使用戰國語彙,表達的是戰國人思想:都是雜家,儒家仁義、忠恕、孝悌和法家防範民眾「驕頑」、「淫慝」、「害上」的思想二者並存,如〈程典〉、〈本典〉;「善戰不鬥」為兵家兼道家思想,如〈柔武〉;「黑位水、赤位火……」為五行思想,如〈小武開(武)〉;講「辯」、「謀」、「餌士」,一望而知屬戰國社會狀況,如〈大戒〉;〈大開〉文字殘缺過甚,篇意不明,但研究者認為它寫定於戰國。月相如果是當初的記錄,可是內容都被改寫了,這樣的月相記錄也就失去了原有意義。


……
總之,《逸周書》中具有秦法家、齊法家、五行家、黃老家、兵家思想立場的文章,占有很大一批,都出於戰國時期,不出於春秋時代。


我們所以把齊國視為《逸周書》的成書地,因為司馬遷曾經說:「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史記》,第一三六九頁,中華書局)且齊國既然是「五行學說的中心地帶」(《繹史齋學術文集》第二六三頁),言五行的《尚書‧洪範》,也是由「齊國方術之士」加工寫定(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一二一九頁,中華書局)。而成書於齊國的《考工記》、《周禮》、《管子》、《黃帝四經》、《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乃至《晏子春秋》諸書,無一不言五行。(戰國晚期子書亦罕有不涉及五行者,如墨家後學《墨子‧經上》、道家後學《文子》、《鶡冠子》、《莊子‧外雜篇》、儒家《禮記》等。)然而戰國中後期之際與後期秦國《商君書》不言五行,三晉《尸子》、《慎子》、《荀》、《韓》,(《慎》、《韓》僅行文中言及「五行之官」、「五常」一次)皆無以五行論事者,縱橫家之言《戰國策》無五行,《莊子‧內篇》無五行,由此足以顯示齊國著作的特點,也顯示《逸周書》的寫定時代與地域。又田氏代齊以後,要與炎帝後裔姜齊劃界,故齊威王〈陳侯因 敦〉銘文高倡「高祖黃帝」,而老子故里苦縣與田氏同出春秋陳國,此即田齊上下尊崇黃老的特殊背景。所以司馬遷說,稷下學士「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當今學者也說《管子》中心思想是黃老,稷下是黃老思想發展中心。(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卷首第四一、四二頁)由於《逸周書》的一大批文章與《周禮》、《管子》等齊國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狀況、思想內容乃至文體特徵存在廣泛一致性,因而我們認定,《逸周書》四十多篇文章,出於戰國後期田齊,同是稷下時代一系列著作的組成部分。刪「太公」是鐵證。


當然,依託文章不等於沒有價值,它們仍然是研究戰國思想、文化和齊文化的有用歷史資料,要緊的是如實辨明它們的寫作時代,作為該時代的作品加以研究、利用。


朱右曾對《逸周書》發過這樣的感慨:「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儒者顧不甚愛惜,任其脫爛,或又從而觝排之,甚矣其專己而蔑古也。」(《周書集訓校釋‧序目》)儒者觝排〈世俘〉、〈克殷〉,以為「非聖人之行」,確乎錯誤,使得殷周之際的歷史真相變得十分模糊;但是《逸周書》中法家思想突出的諸多篇章,被儒家認為「非聖人之言」,與《尚書》、《左傳》的重民思想,和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民思想相牴觸,自然也是事實。「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常訓〉),明白表示作者屬於法家。早期法家慎子尚且說:「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慎子‧威德》),則本書上述篇章與《慎子》思想尚且不合。要求儒者認可頻言「頑民」、「群醜」的言論是聖人之言,是不可能的,朱右曾恐怕對作品的思想傾向重視不夠,對作品的時代缺乏辨析。前人也只有方孝孺、唐大沛於此致疑,至呂思勉、蔣善國才指出了本書與《商》、《管》的聯繫。《周書‧序》幾乎把全書各篇都說成是文、武、成等王的史書,不利於讀者全面認識該書。劉向說本書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當然不正確。孔子肯定見過〈世俘〉等篇,所以他一再對武王和《武》表示不滿。《論語‧八佾》:「盡美矣,未盡善也。」《禮記‧樂記》:「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賓牟賈)之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是也。」(孫希旦曰:「不然,則武王……有意于黷武矣。既曰『唯』,復曰『是也』者,所以深然賈之言也。」《禮記集解》第一○二二頁,中華書局。按,孔子在這裏對周武王的批評是相當重的)孟子就是在《書》中看到了〈世俘〉,證明孔子並未刪《書》。但孔子根本不能見到擬託於戰國的一大批篇章。儒家後學觝排該書,恐怕也不便多所責怪,因為先秦諸子本就有「相滅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的兩個方面。《韓非子‧和氏》說過:「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法家之焚書是起意於商君而行之於李斯的。


要客觀、如實的評價該書,首先要辨明作品寫作的時代,弄明白它所寫的社會狀況,所表達的思想傾向,以及它大量使用的文體究竟盛行於什麼時代。


最後,說說本書的寫作。


《逸周書》的衍脫訛舛十分嚴重。盧文弨本,匯集元、明、清多種刻本,「積數年校勘之功」,是公認的善本,又經王念孫旁徵博引,校注疏證,但唐大沛仍然一再說「殘缺訛脫太甚」,「訛脫義晦」,「點句頗難」。唐大沛、朱右曾的注釋,頗得好評,但是唐本缺失〈大匡〉、〈糴匡〉、〈諡法〉等九篇,而朱本則據丁宗洛本改字,「大都憑臆增羼,絕無義據」。俞樾《平議》亦多可取。劉師培評價說,盧校本「雖義多闡發,然或改移喪真」,王念孫之說「尤精審」,陳逢衡補注「侈虛言」,朱右曾僅「依文繹意」而「鮮疹(診)發」,他最推崇的是孫詒讓斠補,「每下一義,旁推交通,百思而莫易」,「雖王氏《雜誌》尚或莫逮」。(《周書補正‧跋》)孫詒讓、劉師培兩位大家實在是《逸周書》的功臣,一位「昔讀此書,頗涉讎勘,略有發正,輒付掌錄」(《周書斠補‧序》),一位「服習斯編,於茲五載……稿凡四易」(《周書補正‧自序》),在盧、王、唐、朱之後,孫、劉又消解了無數難題(孫、劉未見唐大沛本)。根據盧、王、唐特別是孫、劉等人的校補,確證朱右曾誤改而本書又改回的,為八十三字(一面工作一面記錄,統計容有遺漏),刪衍文一百零四,正誤字一百七十二,補脫文一百三十五,乙正倒文、改正錯簡三十一處。每至於斯,面對前賢斷案和各種版本,常不敢輕易下筆,必反覆斟酌,苟非理據充分,寧可存疑。因為前人誤改之弊,足以為警(丁、朱之輕改可以不論,而以王念孫之精審,所改仍不能無誤,故多主不改古籍文字)。但該書訛誤實在太多,不可卒讀,故歷來校注該書,不得不改,以求通貫。本書亦願成為一個比較可讀的本子。校勘的原則、理由,俱見本書〈凡例〉及各注。是耶非耶,賴博雅君子是正定奪。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參與寫《先秦經史軍事論譯注》一書,譯注過本書的十篇軍事論,但那實在是淺嘗輒止,並不深知此書的高深(我們這一代人的實際情況是,大多不是研究好了來寫書,多是帶著任務來寫)。該書內容,涉及歷史、政治、思想、軍事、禮制、天文曆法、歷史地理、語言文字等等知識,西周、春秋、戰國以至上起殷商、下至秦漢的大量典章、名物、制度,並且再運用這些知識,辨析書中居於多數的擬託篇章的寫作時代,這實在是一個過分繁重的課題,作為一個學文學的人需要多方面補課。為注釋〈周月〉、〈時訓〉,我反復閱讀陳遵媯先生《中國天文學史》;為吸收地下出土資料及研究成果,我備下《古文字詁林》,閱讀甲骨文、金文和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相關著作;為彌補歷史知識,反覆閱讀相關歷史著作。校、注、譯、考這樣一部古籍,自認為是一次少有的機會,一定盡全力做好。人的機會並非很多。我奢望:盡可能將其研究成果搜羅進來,盡可能把相關地下出土資料及研究成果吸收進來。自己是盡了力,但也僅僅是「盡可能」而已,坦白說用數年功夫做不到愜心滿意,求全責備需要更多時間。面對百年以前,劉師培「師培服習斯編,於茲五載……稿凡四易」,頗生感慨,以劉師培的學力,於《逸周書》探賾索隱尚且要「五載」,何況我輩!但反躬自問,此書自屬稿至校注告竣,已經六閱寒暑。居今之日,舉目四望,這個速度可真是遲緩得可以。當然其間遭遇車禍而骨傷六處,百歲老母患病而永辭茲世,此外又不可免地有雜事纏身,但用於此書的時間諒有四載之多。書太難,天性又愚鈍,發現問題總想求其究竟而不計「工本」,故與快速無緣。明代李贄曾說:「不有日進,便是死人。」注釋此書,倒使我幾乎天天有進益。進,使我愉悅;慢,則令人懊惱。


辨析各篇的寫作時代是研究該書的一個大題目。殷周之際至秦漢九百年間,社會、思想、語言、文字等自然都有很大發展變化,這種變化,最終都要表現在語彙、字頻方面,通過語彙、字頻的探索統計,作縱向與橫向的比較,竊以不失為確定作品寫作時代的一種方法,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以前研究的缺環。所以我寫每篇的「研析」也像作注釋一樣,花費了很多時間。這是繁重又繁瑣的工作,雖有前輩、時賢的撰著提供方便,終以學力不足,見聞不廣,不能如意地釋疑解難。所幸生於上述前輩之後,社會在發展,思想在進步,見到了大量出土資料,產生了新的歷史觀念。比如唐大沛多有通達之注,而竟以〈度訓〉、〈命訓〉、〈常訓〉等篇出於周初,「以著千古帝王相傳之道法」,甚至劉師培也以某些後出篇章出於周公。至梁啟超、郭沫若、顧頡剛等學者,才以現代歷史眼光看待該書。但說到具體篇章產生時代,當今研究者仍然頗多分歧,已見上文所述。自己的論斷,力求接近實際,〈度邑〉、〈大聚〉、〈器服〉等的「研析」或可代表我使用的方法和特點,大概長與短盡在其中。周玉秀《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以語言學知識研究該書各篇成書時代,方法科學,收穫不少,值得參考。猶有尚需完善之處。


我的初衷本來是,對於這樣一部著作,絕不輕易發表或盡可能少發表意見,治絲益棼,等於添亂。現在檢查起來,還是說了不少話,因為頗多不容不說之處。這就難免疏誤。


我要特別感謝學長韓兆琦教授,由於他的關照,使我得以校、注、譯、考這部古籍,也很贊同三民書局所設計的體例,使我得以盡興地從事這項工作。韓先生很關心此書寫作,常常一起議論,我也送書稿向他請教。老同事李景華教授給予多方面的支持,為我提供重要書訊,贈閱書刊,甚至抄來卡片,又閱正本書前言,很使我感動。許抄珍君從北京大學為我搜集了多種資料。我校趙敏俐、尹小林兩教授慨然以所著《中國古代文學史電子史略庫》和《國學寶典》相贈,在考證、注釋方面,給我提供了查閱資料的很大方便,受益匪淺。還要感謝三民書局劉振強董事長對於本書拖延付稿給予寬容與鼓勵。在本書付印之際,謹對他們深致謝意。


校畢全書排印稿,面對清華大學戰國竹簡,對於前此未能收入新出土〈程寤〉、〈皇門〉、〈祭公〉三篇文章和竹簡編者研究成果,心存目想,老大不安。終於下決心,收入三篇,重新譯注。在這裏,謹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整理、注釋者李學勤等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清河牛鴻恩 於京西求是居 二○一○年九月初稿
二○一二年清明修改
二○一五年二月改定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逸周書》寫作時、地考 一
凡 例 一

卷 一
度訓第一 一
命訓第二 一一
常訓第三 二三
文酌第四 三四
糴匡第五 四五
卷 二
武稱第六 五三
光(允)文第七 五九
大武第八 六五
大明武第九 七三
小明武第十 八○
大匡第十一 八五
程典第十二 九八
程寤第十三(亡,今據清華簡補錄) 一○九
秦陰第十四亡 一一八
九政第十五亡 一一八
九開第十六亡 一一八
劉法第十七亡 一九
文開第十八亡 一一九
保開第十九亡 一二○
八繁第二十亡 一二○
卷 三
酆保第二十一 一二一
大開第二十二 一三五
小開第二十三 一三八
文儆第二十四 一四八
文傳第二十五 一五四
柔武第二十六 一六六
大武開(武)第二十七 一七○
小武開(武)第二十八 一七九
寶典第二十九 一八七
酆諜(謀)第三十 一九八
寤儆第三十一 二○四
卷 四
武順第三十二 二○九
武穆第三十三 二一六
和寤第三十四 二二一
武寤第三十五 二二四
克殷第三十六 二二七
大匡第三十七 二四一
文政第三十八 二五一
大聚第三十九 二六一
世俘第四十 二七四
箕子第四十一亡 三○七
考德第四十二亡 三○七
卷 五
商誓第四十三 三○九
度邑第四十四 三二七
武儆第四十五 三四二
五權第四十六 三四五
成開第四十七 三五○
作雒第四十八 三五九
皇門第四十九(傳本與清華簡對照) 三七四
大戒第五十 三八九

卷 六
周月第五十一 三九九
時訓第五十二 四一○
月令第五十三亡 四三二
諡法第五十四 四三四
明堂第五十五 四七五
嘗麥第五十六 四八四
本典第五十七 五○四
卷 七
官人第五十八 五一一
王會第五十九 五三九
卷 八
祭公第六十(傳本與清華簡對照) 五九七
史記第六十一 六一五
職方第六十二 六三三
卷 九
芮良夫第六十三 六四七
大子晉第六十四 六五五
王佩第六十五 六七二
殷祝第六十六 六七六
周祝第六十七 六八五
卷 十
武紀第六十八 七○三
銓法第六十九 七一七
器服第七十 七一八
周書‧序 七二八
附 錄
古今學者論《逸周書》 七四一
參考書目 七七一
校後記 七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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