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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腳註:我用腳,改變法國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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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腳註:我用腳,改變法國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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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無臂的法國號青年
用音樂擁抱世界

沒有手也能吹法國號!
2014德國ECHO古典音樂大獎得主
菲力斯.克立澤用人生證明,
堅定意志 決定可能!

菲力斯.克立澤名列世界最優秀的年輕法國號演奏家之一,從柏林愛樂首席指揮拉圖,到搖滾巨星史汀,都指名要與他同台演出,並巡迴全球。對他而言,一出生就沒有手臂、必須以腳演奏法國號這件事,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
透過幽默、輕鬆的方式,菲力斯.克立澤在這本自傳中敘述了他不尋常的人生經歷,也揭露了音樂家舞台下與常人無異的普通日常。他用自身故事告訴我們,面對身體殘缺,要如何忠於自己的人生目標,並將不可能化作可能,活出精采人生。

作者簡介

菲力斯.克立澤(Felix Klieser)
一九九一年出生於德國哥廷根(Göttingen),十三歲時就進入漢諾威音樂大學學習法國號。曾在拉圖(Sir Simon Rattle)、凡薩戈(Mario Venzago)、戴維斯(Dennis Russel Danies)等人的指揮下演出,並曾為搖滾巨星史汀在德國的巡迴演唱會伴奏過。二○一三年首張專輯《遐思》(Reveries)甫問世,便得到高度評價,並贏得德國二○一四年「回聲古典音樂大獎」(ECHO Klassik)的年度新人獎,獲得各方矚目。

席琳.勞爾(Céline Lauer)
一九八九年出生於薩蘭邦(Saarland)。曾在斯賓格學院(Axel Springer Akademie)接受過記者專業訓練,並為《世界報》(Die Welt)、《假日世界報》(Die Welt am Sonntag)以及《時代報》(Die Zeit online)撰寫專文。目前以記者的身份,在德國公視二台(ZDF)等處開設社會媒體與數位故事創作等課程,並攻讀歐洲民族學及社會學。現居於柏林。



除了一陣金色的閃耀外,其餘的我已不復記憶。我不清楚,為何四歲的我無論如何都想要學習法國號。這始終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謎團。
但接下來的事,便不再那麼費疑猜:我開始學習這項難以駕馭的樂器。一開始,我既無野心、也不勤快,學習帶給我的只有歡樂,別無其他。但隨著歲月增長,這種情況慢慢改變,法國號越來越吸引我;它所傳達給我的魅力,變得永無止境。
這本書便是在描述我與法國號這兩者間充滿熱情的關係。關於願望、觀點和奮鬥,以及一些不尋常的、美妙的片段。
裡頭也談及了我這位闖進商業世界的年輕音樂家,諸如表演前的緊張和怯場,其他人對我的期待、以及我自己的。它們有時候彼此處於對立,有時候處於和諧與一致。
當然,書中也討論到,我在法國號演奏上與其他人有何不同。
寫作這本傳記的過程帶給我很大的享受。回顧生命過往的期間雖然不長,但是對於身為法國號樂手的生命而言,這種回顧彷彿是種永恆。
期待中文讀者們在閱讀此書的同時,也能夠享受到如同我在寫作時一般的樂趣,。

菲力斯.克立澤

目次

目錄

序 菲力斯.克立澤
推薦序 經紀人 劉又慈

第一章 追求完美
第二章 小鬼頭學法國號
第三章 身體的感受
第四章 我的頑皮童年
第五章 號角之手
第六章 生活點滴
第七章 D-Day
第八章 城中之屋音樂會
第九章 生命

書摘/試閱

試閱1
第一章 追求完美

正是這樣的感覺。在這個當下,一切都配合得天衣無縫,每一個樂音都在揮灑自我。這是個難以尋獲、描述上更顯困難的統一瞬間。就像是要完成一幅巨大拼圖的最後一小塊時,在完美無暇前的片刻停駐。這是無可挑剔的和諧:藉由法國號,我只能這般地將音符化成樂音,除此之外絕無他法。彷彿在一切的詮釋可能性中,我尋獲了最完美的那一個。這種感覺就像是音樂並不只單單地被演奏,而是被推向完美而終止。
這正是我所追求的感受。
為了錄製我的第一張專輯,我離開我的安樂窩,被禁閉在一個太空艙裡。很難用其他方式描述這個空間轉換。原本的沙發椅和貓咪,變成了可容納四百人、卻沒有安置任何座椅的音樂廳,像是個掙脫一切、漂浮在建築物當中的碟狀物體:這個空間懸浮於彈簧之上,透過這樣的裝置,可以完全隔絕聲音。也就是說,聲音不會由外面傳進來,反之亦然。如果外頭有一輛德國豹式坦克通過,在裡頭的我們絕不會聽到一絲轟然聲響,聲音將會被徹底彈離。
我身處在巴伐利亞廣播電台(Bayerischer Rundfunk)的二號工作室,這是間提供給室內樂使用的大廳。眼見舞台上擺著一台黑色史坦威平台鋼琴、麥克風,以及可以反射或吸收聲音的活動式立牆。我坐上椅子,接下來的四天裡將會在此渡過大部分的時光。我起身,目光望向兩個方向:沿著我的右肩看去,是外頭全是玻璃、有一半聳立在牆上的主控室;而立在我面前的則是錄音時會開啟、有著活塞外型的紅色信號燈。這間音樂廳很擁擠,數十個人在大廳和我上方的玻璃房間裡疾走,一邊看著螢幕,一邊按著各式按鍵。在溫度零下十四度的十二月寒冷清晨,我為了錄製我的首張專輯,自哥廷根趕赴慕尼黑,這份錄音將把我追求完美的努力再推向新高峰。我演奏過許多次,其中不少次是在光憑一個晚上就能決定演奏者成敗的樂評家面前。現場演奏的感覺當然很不一樣,那裡並沒有倒回鈕或重複鍵。
演奏會的音樂終將隨著聲音的逐漸遠離而消逝,並且只存在於人們的記憶和主觀感受之中;然而,錄音會永遠存在。
在錄製專輯時,必須要先找到理想的音質模式。我為此坐在舞台上,用法國號吹奏了幾個小節的音樂,並與錄音師一起以毫米為單位調整麥克風的距離。麥克風遍佈全音樂廳,不僅在我前後方,也垂掛在角落裡。我身處在一大片麥克風林裡,望著被徹底照亮的大廳,以及那隻錄音時開啟、不錄音時則關閉的紅色信號燈。主控室裡的錄音師透過喇叭與我進行溝通,信號燈亮起開始錄音;信號燈熄滅,大伙則嚷嚷著上帝或其他話,全然不管死後是否還有另一個世界。
流行搖滾樂在錄製後,可透過科技加工大多數的東西,但古典音樂並非如此,這裡只存在純手工。我和我的鋼琴搭檔克里斯多福.凱默(Christof Keymer),為此前後多次演練同一個音樂片段。我開始演奏,然後中斷,跑進上方的主控室聆聽自己的錄音;看看哪些還行、哪些不太對勁,然後再衝下來演奏一遍。漂泊不定的除了麥克風,還有與這些麥克風一同經歷的時光。
為了找到理想的音質,最適當的方式莫過於找到一首在音量及動態上具有最廣範圍的作品:從猛烈的最強音吹到最弱音,然後再反過來吹一遍。預錄的前兩小時,我吹奏了萊因貝格爾(Josef Rheinberger)法國號奏鳴曲的第一樂章。這首曲子可以滿足上述的條件:它以一個信號式的獨奏開場,充滿了熱情與音量,以便與之後沉思的、詩歌般的片段相互交融。技術人員必須掌握並校調音量與音色的所有細節。為了呈現聲音,我與鋼琴家克里斯多福需要與技術人員確實溝通:法國號與鋼琴應該維持什麼樣的關係?哪種音色最適合這首作品?所有的麥克風都必須為此被擺置與移位,直到音色盡可能貼近我們的期望。在這之後,錄音才真正開始。


因完美而做出的無禮要求,使得我不再那麼討人喜歡。有些人認為,對於改進的渴求,實際上是源自內心潛藏的不滿。在他們的邏輯裡,持續進行自我批判的人,要不是個心情沮喪、背負惡業的牢騷鬼,便是個無法享盡一切好處之人。但我並不這麼認為。那些有所成就的人物,不僅僅是音樂家,也包括運動家跟企業家,一旦深入認識其生命故事,就不難瞭解:他們為了達到目標,會去完成所有能實現的事。若有人向他們探問如何才能成功,很快便可以留意到,他們的表面禮儀煙消雲散,換上的是典型成功者充滿魅力、善於溝通的謙和面貌。他們會篤定地告訴你:若想要有所成就,你必須更加努力;做出最棒的表現,更多地思考及實踐;持續不斷地推動自己,直到最遠為止。
在音樂之外的世界,這樣的姿態頂多使我與別人格格不入,可能會像是個不近人情之人。這是因為我想要達成我的目標:改進自己。但私底下,我還挺愛開玩笑,而且會開自己的玩笑。這時候的我倍感輕鬆,因為過去的我比較少製造這類笑料。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對音樂的態度改變了,而是因為我在這期間學到將工作倫理與私人生活相互區隔。基本上,這並非真的涉及倫理與工作,而是關乎這背後的「意志」——若人們願意如此稱呼。
如果一頭獅子出現在我面前,我一定開溜。身體的每塊肌肉都會喊著:快逃啊!我完全不會去考量鞋子是否合腳、或早餐有沒有按時吃等問題,更不會去計算成功的機率:「喔,不會吧,逃成功的機率才百分之十!值得為此拼命嗎?」我.要.逃.開,並且如實行動,盡可能跑得又快又遠又久——這便是「意志」,與其他事物無關。
這個潛藏在我身上的姿態,是我本性的一部分;這樣的個性就像台天平,一端放著祝福,另一端則是詛咒,一體兩面。與別人交流時,我總是會對於他們無拘無束的心靈感到喜悅。如果有人為了下一次的烤肉而老是在節食,我多半會閉上自己的嘴巴,因為這畢竟是他個人的享受。以前的我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愛講道理,也很容易動怒,這使我感覺上像是個怪異的藝術家。當事情不對盤時,我會立即說出口,不管是作為音樂家或在私人領域兩者皆同。忍耐?寬容?不、都錯了。我這裡要談的並非原則問題,而是尋常事物。若是我已經跟友人約好,而他卻遲到又不道歉,我一定立刻追問:「發生什麼事了?你跑去哪?為什麼沒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私底下,很多人以為我就是性格直白,就像是我也接受了他們自以為的漫不經心一般。
在那之後,我學會了保持拘謹。或者,把自己的雄心壯志看成是一則玩笑。學會這件事耗費了我多年的光陰,這期間有些事情,讓我丟失了迄今仍感到懊悔的東西,「大黃裡的草酸」便是一例。我當時在一所文科高中就讀,高一的理化課時,我與我的女友共同完成了一份簡報。在向小組成員提出結論的十分鐘前,我注意到她在紀錄大黃酸鹼值的表格上,把pH 4.2誤值為pKs 4.2。實際上這裡指的應該是草酸的酸鹼值,而不是其酸性濃度的高低。(時至今日我都還記得這玩意兒,我總是會記下無關痛癢的事物。)這不過是個小失誤,我卻對此大發雷霆,並對她嚴加指責。指責是如此的嚴厲,以至於把她弄哭了。當下我最起碼也應該試著安慰她,但我什麼也沒做。我完全沒留意到這件事。直到最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我腦子裡只容得下自己的想法,其他的東西對我毫無影響。這毫不值得自傲,但當時我心裡並不作此想。
今日的我有何不同?對於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來說,答案聽起來有點不太尋常:我認為,我的行為已隨著年齡改變,箇中緣由顯然就是法國號。與人互動,這聽起來多麼美好,但奮發向上的音樂家可以讓自己從中抽離;這會改變許多事物,包括溝通的模式。我對於自己的企圖心和追求完美的態度從未改變。在我的世界中,天賦是次位。天生的才幹約略只佔人生成功要素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其餘的便是意志與心血。而我所指的天賦,並不必然意味著音樂才華與創造力,而是實際上欲求某種事物的能力,以及為此付出的心力。之後,成功才會浮現眼前。這是我的信仰。

試閱2
第二章 小鬼頭學法國號
四歲的孩子也會相當頑固。幸好我當初是那樣執拗,否則今日演奏的應該不會是法國號,而是木琴了。因為,木琴是我第一樣接觸到的樂器,而且是被迫認識的。一開始,哥廷根音樂院(Musikschule Göttingen)原本想讓我喜歡上別種樂器,這並不能怪他們:才四歲的孩子本來就不應該演奏法國號,他們真的是還太小了。一般來說,要到九歲或十歲,孩童的身體才有充足的力量、耐力以及一排恆齒,讓這種難以駕馭的樂器發出真正的樂音、而不是幾個貧乏的聲響。如此看來,木琴確實更具意義。這也許能適用到其他的四歲幼童身上,但我就是不吃這套。當時,音樂院的院長拿著木槌敲打在琴盤上、一邊說道:「看哪,菲力斯,這多棒啊!」我看著在我鼻子前方發出叮咚聲的玩意兒,只簡單回了一句:「不要。」我要一支法國號。



我為何偏偏挑上法國號這項樂器,迄今仍是個謎。在我的生涯裡,還不曾有其他更常被人們提出的問題;在過去這十九年當中,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常被問到了。為了阻擋持續不斷的追問,某種追本溯源式的回答還蠻管用的:比方說,我母親那邊有位高祖父曾經在德皇時期的教堂裡擔任管樂首席;或者是,當我正在看卡通《小蜜蜂瑪雅》時不小心按到遙控器,結果轉到了古典音樂台,當然,裡頭上演的正是法國號獨奏。總之,就是像是這樣子的合理解釋,可以說明為何一個小鬼想要吹奏一件比他的頭還大、重量跟頭差不多,而且發出金色光澤的彎曲金屬。但實際上,我不清楚真正的原因。我的父母曾經為此搜索枯腸,一樣毫無結果。他倆並不清楚當時電視節目的內容,而我也不曾聽聞過法國號演奏。除了我母親在其求學時期曾經試著吹奏直笛之外,我的家族沒有絲毫的音樂傾向。而一個頂多只會哼著歐洲電視網主題曲的人,並不會想讓孩子學習法國號。更何況,鮮少有人會對這項古怪樂器有清晰的概念,或是在聽到號角響起時會聯想到郵政馬車或獵人。我是否在四歲時,腦袋瓜子裡便已經有了一個不一樣的明確想法呢?應該是有。在一九九五年秋季的一個午後,我在母親面前有了這樣的念頭,我完全清楚我要說的話:「媽媽、我要吹法國號。」
讀者們尚須瞭解,我那時算是個寡言的孩子。並不是我話說得不夠通順,而是因為我不想說得太多。語言是為了幫助我傳達基本需要,如此而已。當然我也有多話的時候,像是在耶誕節或是生日時,我都會變得喜歡與人攀談。但是在扣除這兩個時段一整年裡,他人與我的對話就像是維持著僅有的功能性:
「菲力斯,你想要什麼?」
「薯條。」
「好吃嗎?」
「嗯。」
如同前述,我是個相當無趣的小孩,起碼在跟大人的互動中是如此。但是,一旦我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卻不會像多數四歲小孩一樣亂說一通。所以當我在母親面前表達關於法國號的想法時,我無疑極其認真。從一開始,母親就對我設下了一個教育信念:無條件的支持。無論我的目標朝向何處,她將會為我做任何事,並竭盡所能達成目的。像是「這行不通」、「你不能這麼做」之類的話,我不曾在生命裡、也不曾在任何一天中聽到。我母親——一個幾乎對於法國號一無所知之人——拿起了電話,幫突然對法國號感到癡迷的兒子,與音樂院約定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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