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看貨幣之道（簡體書）

本書用豐富的歷史事實，闡述了歷史上社會興盛或衰退與貨幣價值堅挺或貶值之間的關係,深刻揭示了貨幣的內在規律。秦國變法奠定了統一天下的基礎，明確貨幣的信用是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文景之治和昭宣中興是西漢繁榮時期，採取的是貨幣緊縮措施，創造了中國古代的貨幣奇跡；從貨幣的視角解讀了三國之"義"；隋朝的開皇之治和唐朝的開元盛世，同樣依託的是價值明確的置樣五銖和開元通寶；在經濟、科技達到空前發展水準的宋朝，銅錢成為周邊很多國家的本位幣或儲備貨幣，同時闡述了宋朝軍事比較衰弱的財政原因；元朝是現代信用貨幣體系的鼻祖；明朝是缺銀少銅的時代，但通過貨幣緊縮實現了仁宣之治的繁榮，用外來白銀建立了銀本位；清朝伊始，現代金融業開始來到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創造了超級通貨膨脹，伴隨的是紙本位的法幣和金圓券。本書還告訴人們：氣候的冷暖變遷，是推動貨幣升值與貶值的巨大動力；在信用貨幣時代，對於通脹型經濟體，支柱產業的價格趨勢就代表了本幣匯率的趨勢；具有完備信用的貨幣體系，是經濟與科技創新的基礎，是社會不斷走向繁榮的驅動力。

如松，本名馬春波，工學碩士，獨立經濟理論和經濟趨勢研究者，獨立實用貨幣理論研究者，金融期貨業專業人士，曾就職於中國科學院、國有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和政府職能部門，擁有外商獨資企業和國企領導經歷，對貨幣的內在規律研究有獨到的見地，擅長行業趨勢和行業拐點判斷，對商品的價格走勢能夠做出獨立的分析。
如松認為:從歷史上看，貨幣的升值與貶值，表示著一個時代的繁榮與衰退,也代表了文化的繁榮與退步；無論貴金屬貨幣、貴金屬保證金制度的紙幣還是現代的信用貨幣，是否具有群體普遍接受性是衡量貨幣是否具有信用的唯一要素，貨幣所代表的利益越廣泛，內在的信用就越牢固；對於通脹型經濟，主要商品的價格走勢，就代表了本幣匯率的趨勢；信用貨幣只有在特定的社會土壤上才能產生。
如松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曾做過以下準確的預測：2012年6月，預測2014年上半年，中國的房價將形成頂部（後來又對這一預測不斷通過財政、利率、匯率等因素進行細緻的跟蹤分析與驗證）；2012年7月，預測白酒泡沫即將破裂（當年11月白酒行業遭遇“黑天鵝”事件——塑化劑事件）；2012年11月，預測煤炭和原油價格將出現連續的下跌；2012年12月，預測美元將走出長週期牛市，黃金的價格頂部已經形成，將面臨綿綿下跌。這些預測基本上都得到了驗證。如松已經成為互聯網上最成功的經濟趨勢預測人士之一。

第一章 貨幣的“溫床”
　實物貨幣的“溫床”
　貴金屬貨幣誕生
　倚天之劍
第二章 貴金屬貨幣的王朝
　第一次貨幣奇跡
　第二次貨幣奇跡
　沒有信用就沒有貨幣
　錢奴時代
　氣候魔杖
　第三次貨幣奇跡
　唐朝錢荒
　最大的騙局
　隋唐盛世的“溫床”
第三章 誠實與貪婪的戰爭（一）
　弱宋與強宋
　紙幣的誕生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第一次金融危機
　宋朝錢荒
　弱宋的真相
　選對職業很重要
　澶淵之盟是一場失敗的貨幣戰爭
　懷念宋朝
　宋朝與氣候的抗爭
第四章 超越時代的貨幣體系
　紙幣第一次篡位
　元朝托拉斯
　尋根
　天威難測
第五章 誠實與貪婪的戰爭(二)
　朱元璋的夢想
　另眼看仁宣
　白銀本位的建立
　隆萬中興
　萬曆不是謎
　明朝人是幸運的
　明朝滅亡的真相
　經濟效率決定白銀的流向
　清朝的屈辱與銀本位無關
　匯通天下之鄉下祖父
　閉關鎖國是白銀惹的禍
　黃金本位登基與白銀本位的潰敗
　清朝金融危機
　白銀最後的光芒
　信用的戰爭
第六章 紙幣時代
　貨幣是什麼
　信用缺失的時代
　紙本位
　美元的特點與未來
　歐元的穩定性
　人民幣面臨的挑戰
第七章 我們面臨的未來
　氣候戰爭
　去全球化
第八章 貨幣與經濟趨勢預測
　貨幣信用的“土壤”
　價格與匯率
　經濟趨勢預測的要點
　後記

弱宋的真相
我們嘴中的弱宋，主要源於宋朝對北方少數民族戰爭中的不斷失敗(對西夏可說勝負各半)，即便訂立和平條約，也以磕頭上貢為代價。
宋朝的軍力很差嗎？至少在北宋前期，這個結論一定是有疑問的。
宋朝雖然沒有唐朝如此多的名將，但宋朝也不缺乏名將，更可貴的是，宋朝許多文臣武領都是忠義兩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嶽飛的《滿江紅》，這些千古詩句激勵了後代無數中國人保家衛國的決心，也是詩人誓死捍衛家園的內心寫照，宋朝不缺乏捨生取義的臣子。
北宋初期，後周世宗建立的強大禁軍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根據沈括《夢溪筆談•辨證一》記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胄，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文中比較完整地記錄了宋朝前期禁軍的戰鬥力，訓練水準很高，單兵素質也很高，戰鬥力很強，遠遠超過了以前的朝代。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中記載:“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躁，揮刃而入，跳擲承做，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記載:“虜人(金人)所射弓不過五鬥，本朝戰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
無論劈刺還是拉弓射箭，契丹軍隊與禁軍相比明顯處在下風，所以在後周世宗959年伐遼時，遼國軍隊望風而降。
宋朝實行募兵制，這是一種職業軍人制度(府兵制是兵農合一),這種制度在當時是否先進很難說。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族軍隊。
宋朝以前，仍處於冷兵器時代。宋朝是科技大發展的時代，軍事科技一樣取得飛躍式進步。從宋朝開始，火器開始登上戰爭的舞臺。宋軍可以使用霹靂炮、震天雷、引火球、鐵火炮、火箭、火球等火器，逐步進入冷兵器和火器並用時代。投石機方面有車行炮、單梢炮、七梢炮與旋風炮等。火器和投石機的使用，使得宋軍無論野戰還是攻堅的能力都有跨越式的提升。據《宋史•兵志》等史書記載，自開寶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年)，兵部令史馮繼升、神衛水軍隊長唐福、冀州團練使石普等人，先後向朝廷進獻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燃燒性火器。《武經總要》中記載著這些火器的製造和使用方法，並列出3種火藥配方，這些配方是世界上最早以火藥命名並用於軍事的配方。這些火器，在北宋時期的戰爭中經常使用。如靖康元年(1126)，宋軍在丞相李綱指揮下，使用火箭、霹靂球同其他冷兵器相結合,打退了金軍對汴京(今河南省開封)的進攻。
宋軍武器的先進性，相對北方遊牧民族佔有優勢。
關鍵是三方面的原因，制約或削弱了宋軍的戰鬥力:
第一是決心。雖然宋朝不缺乏捨生取義、保家衛國的將帥，但是，期望募兵制下招收的吃糧當兵的大兵，也具備同樣的思想境界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北宋後期，長時間的和平，士兵養尊處優，更不能期望他們有這樣的決心。和北方士兵相比，差別巨大。
第二是制度。基於趙匡胤的不光彩歷史(以禁軍統帥之位篡奪後周的盟主之位)，北宋年間對軍隊制度進行了改革，對統兵將帥給以很多限制，兵不知將，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領兵元帥不知自己手下將校的特長如何，能力如何；而將校不知自己手下士兵的訓練程度，也不知道士兵的戰鬥力。在北宋前期，無論將校還是士兵，都是久經沙場，禁軍戰力非常強大，隱患還不是十分嚴重，後期隨著戰事的減少，經濟繁榮，軍紀變差，從而使得將校和士兵的戰鬥力下降，後患充分顯示了出來，仗也就沒法打了。
第三是財政的原因。從北宋中期開始，宋朝過渡到赤字財政，這在貴金屬貨幣的時代是致命的，因為貴金屬是印不出來的，那時也沒有發行國債一說，也就意味著必須縮減財政開支。隨著宋朝進入赤字時代，宋朝的禁軍數量大幅縮減。宋朝前期，《曲洧舊聞》有：“藝祖（即太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余萬，諸道十余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說明當時宋軍的精銳部隊——禁軍的數量有二十多萬，十萬駐守京師(開封)，十余萬駐守各地。這個數字到太宗和真宗時期有很大的增長，因為這些時期和遼國多次征戰，禁軍數量增加，京城駐軍也相應增長。
蔡襄(1012—1067年)在治平元年(西元1064年)任三司使(稱計相，為最高財政長官)時，因其掌管全國錢谷出納，均衡財政收支，對北宋軍隊數量和支出瞭若指掌，當年他寫有《論兵十事疏》，其中論《養兵之費》中，對軍隊的數量有詳細的記載。在當時，禁軍數量為693339人，廂軍數量為488193人。
北宋中後期，財政赤字開始擴大，局勢出現了變化。禁軍改革後，到元豐末年(1085年)，在京禁軍數量減少一半，為278指揮，計算人數約11萬人，按宋朝祖制，全國禁軍的數量大致減少了一半以上。 徽宗年間(1100—1126年在位)，雖然缺少關於京城禁軍人數的官方資料，但野史中有記載。宋朝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載有：“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余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宣和年間指的是1119—1125年，說明到宋徽宗後期，雖然制度規定京城禁軍的數量應有十余萬，但實際數目已經嚴重不足，僅有3萬，當然，如果加上吃空餉的數目，應該不止3萬。這是南宋時期的記載，說明北宋京城被攻佔是由於京城禁軍太少，即便考慮到有誇張的因素，取11萬和3萬的中數，也不過7萬人，防衛力量明顯不足。
在募兵制下，宋朝財政的支付能力決定了軍隊的數量，隨著赤字的不斷增長，禁軍的數量受到制約。而軍隊的貪污腐敗，更直接讓北宋軍力不堪一擊。
宋朝民間有巨大的財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且因為工商業的繁榮，國家歲入很高，低的時期有六七千萬貫，高的時期超過一億貫。為什麼大多數時期宋朝財政卻是入不敷出的呢？
太宗至真宗時期，宋朝財政基本平衡。到仁宗、英宗時期，入不敷出的情形不斷增加，形成宋朝財政由盈餘至虧空的轉折期。其後,雖然不同時期採取了不斷的變法改革(如王安石變法)，卻都無法改變虧空的窘狀。到南宋隆興時期，需要出賣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實物來彌補虧空。
雖然宋朝的財政資料並不完整，但從有限的年份中依舊可見虧空問題很嚴重。1005年，盈餘244.9萬貫；1021年，虧空2775萬貫；1048年，盈餘1081萬貫；1049年,基本平衡；1065年，虧空420萬貫。之後，雖然王安石變法(1069—1086年)對財政虧空狀況有所緩和，但是到了1086年，虧空依舊繼續上升至941萬貫(汪聖鐸.兩宋財政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5)。
宋朝財政持續虧空是所有史學家的共識，也一直在探討原因。
軍隊數量過於龐大是第一個原因。據蔡襄的記載，在1064年所統計的軍費(養兵費用)在北宋財政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60%~70%。這一期間是北宋軍隊數量最龐大的時期，禁軍改革後，軍隊數量下降，相應的軍費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也應該是下降的，軍費支出在財政總收入的占比應該在50%以下。其次是官吏的沉員過多。宋太祖時期，朝廷的中央官員隊伍非常精幹，僅為200多人，中央如此，地方也可想而知。到宋徽宗宣和年間，官員數量達到3萬餘人。而在宋仁宗寶元年間(1038—1040年)，官員數量為13000多人，官員俸錢一項為277萬貫，官員俸錢之外的供給與俸錢相當，每年合計在官員方面的支出大約五六百萬貫。據此推算，到北宋末期，財政在官員方面的支出在1500萬貫以內。歲幣支出，也就是每年給遼國上供，起始是每年銀10萬兩，絹20萬匹，後上升至銀20萬兩，絹30萬匹，只占宋朝歲入的幾十分之一，不影響財政大局。
如果考慮到北宋的財政收入在6000萬貫至1億貫以上，從以上的數字，看不到宋朝財政出現巨大赤字的來源。那麼，宋朝巨額的財政收入去了哪裡？又為什麼會出現巨大的財政赤字呢？
本質在貨幣！
我們只需注意兩個事實。一個是，宋朝每年鑄錢的數量是逐步增長的，太祖時期是7萬貫，太宗至道時期為80萬貫，真宗景德末年為183萬貫，仁宗慶歷時為300萬貫，到神宗熙寧以後，每年鑄銅錢約600萬貫，達到高峰。
另一個是，宋朝私藏銅錢盛行，將銅錢熔融製成銅器，最低可獲利5倍，高可獲利10倍以上，而且宋朝銅錢的購買力在國外高於國內，銅錢大量外流。因此，可知宋朝鑄錢嚴重虧損。虧損的程度是多少呢?即便不考慮熔融製成銅器過程的加工成本，政府每鑄一貫銅錢，在北宋時期虧損五貫，南宋時期虧損更大，鑄錢越多虧損越多。所以,鑄錢量持續加大，意味著這種虧空持續加大，財政也從平衡到赤字，神宗時期，鑄錢量達到頂峰，赤字也就達到941萬貫。如果以每年鑄600萬貫銅錢計算，意味著鑄錢過程中發生的隱性虧空大約是3000萬貫，而1086年的財政收入是8249萬貫，隱性虧空占財政收入的36.37%，負擔非常沉重。也就是宋朝財政收入非常龐大，尚可支撐著帝國的運行，如果在別的朝代，朝廷早破產了。
宋朝，忘記了呂雉女士的經驗教訓。在貴金屬貨幣時代，雖然礦山都是國家所有，但鑄錢的行業更近似于普通商品行業，不保證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呂雉女士因為鑄八銖錢虧掉了裙子，這是小事；而宋朝，虧損幅度更大，虧掉的是江山。
所以，弱宋的真相是：宋朝軍民對戰爭的決心和北方遊牧民族有根本性的差異；宋太祖訂立的制度制約了軍隊的戰鬥力；宋朝所鑄銅錢的面值遠遠低於實際價值，國家投入了巨額補貼，形成了財政赤字，只能被動削減禁軍的數量，削弱了國防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