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從開端到1760年的權力史（簡體書）

本書是關於人類社會權力性質系列研究的第一卷。作者定義了社會權力的四種來源，即經濟、意識形態、軍事和政治。通過從新石器時代，到地中海的古典時代、中世紀歐洲乃至工業革命前的英國的權力敘述，探討了這四種來源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捨棄了陳舊的“社會”概念，取而代之以一個重疊交叉的社會權力網路的模型。運用這個模型，作者在本卷中對國家的出現、社會分層、城市政治、軍事帝國、宗教、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的動態變化提供了自己的解釋。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會權力的來源》（四卷）、《不連貫的帝國》、《法西斯主義者》、《民主的陰暗面》。

本書提出了一個解釋人類社會權力關係的模型，然後把這個模型應用於史前史和大部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這種做法在19世紀學者那裡並不罕見，但是在今天的學術界似乎荒誕狂妄。在我學術生涯的早期，我也會視之為荒誕不經。我早期的工作沒有什麼跡象顯示我後來會從事如此宏大的事業。我在牛津的博士論文是對英國一家大公司在國內遷廠的實證研究。為此，採訪了300名員工，而且做了兩次採訪（與羅伯特·布萊克本合作完成）。然後，我做的是對英國彼得伯勒鎮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進行了一項對900多工人的大型問卷調查，並且基於對他們職業的觀察建構了一份職業評分錶。以上兩項工作都是當代計量實證研究。然後，我擴展了研究領域，撰寫了一本討論階級意識的小書。這本書源於預想的一項與另外3個國家研究團隊合作的關於400年來勞動關係的大型實證研究。由於研究經費沒有到位，這項研究沒有完成。
由於在埃塞克斯大學講授社會學理論，我的思路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需要比學生提前一兩週來閱讀馬克思和韋伯的著作。在閱讀中，我產生了對他們的三維社會層面模型——韋伯的階級、身份團體和政黨，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和政治層次（通過當時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看）——加以比較和批判的想法。與此同時，我的政治傾向也使我排斥許多朋友的傳統左派觀點。他們認為，核軍備競賽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的產物。我本人則認為，這種競賽更類似於此前歷史上的霸權之爭。基於這種想法，我試著把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分開，然後提出了社會權力的意識形態、經濟、軍事和政治四種根本來源的模型，並以此支撐了我後來的全部研究工作。撰寫本書的初衷主要是想進行理論闡釋，同時用關於羅馬帝國、封建時代的歐洲和現代社會這三個具體案例加以佐證。最能體現這一初衷的應該是我發表的論文“古代和現代國家”（1977年）。這篇論文基本上是理論性的，但也用粗淺的歷史知識加以佐證。我自己也在猜想，如果這本書是按照我最初的設想來寫作的話，我的寫作過程會多麼不同？
但是，當我著手進行案例研究後，它們就開始生長起來，不斷地跨越時間和空間。我發現，我依然是一個偏向實證的社會學家，但也是一個喜歡考察歷史的社會學家。二者集於一身，就催生了這樣一部描述權力歷程史的文稿。由於篇幅過大，我把它分成兩卷，大體以工業革命時代為分界。然後，我很快完成了後來成為四卷本《社會權力的來源》的第一卷。1993年出版的第二卷，副標題為《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1760-1914年》，2012年出版的第三卷，副標題為《全球諸帝國與革命（1890-1945年）》。第四卷《全球化（1945-2011年）》即將在2013年出版。可以看出，這是我耕耘一生的工作。甚至我的另外兩本著作《法西斯主義者》（2004年）和《民主的陰暗面》（2004年）也是由最初為《來源》寫的章節擴展而成。我非常樂意束身就縛於《來源》，儘管有時也會遐想：倘若不然，我也許會在別的方面有所成就。

新版前言
中文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作為有組織的權力網絡的社會
第二章一般社會進化的結束：史前人如何躲避權力
第三章美索不達米亞的分層、國家和多種權力行為者文明的出現
第四章對分層、國家和多種權力行為者文明出現的比較分析
第五章最初的支配性帝國：強制性合作的辯證法
第六章“印歐人”與鐵器：擴張中的多樣化權力網絡
第七章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分散化的多種權力行為者文明
第八章復興的支配性帝國：亞述和波斯
第九章羅馬人的領土型帝國
第十章超越性意識形態：基督教信徒世界
第十一章世界宗教的比較：儒教，伊斯蘭教，（尤其是）印度種姓
第十二章歐洲的動態發展（一）：深入階段，800至1155年
第十三章歐洲的動態發展（二）：協調性國家的興起，1155至1477年
第十四章歐洲的動態發展（三）：國際資本主義與有機的民族國家，1477至1760年
第十五章關於歐洲的結論：歐洲動力的解釋——資本主義、基督教和國家
第十六章農業社會世界歷史發展的模式
譯者後記

它們的自信有三個令人迷惑的方面。第一，那些願意就今天國家作某些論證的理論家為支持國家概念為什麼要攀登史前充滿荊棘的山坡？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為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定觀點辯護的過程中要關注國家的起源？舉例證明最早的國家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產生，對於有關後來國家的理論並非必不可少。第二，這些理論是簡化論的（reductionist），把國家置於市民社會之前。通過維持起源和發展的連續性，它們否認國家擁有自己的顯現的屬性。還有，像社會階級和軍隊那樣的“市民社會”利益集團在歷史記錄中是通過國家——酋長（chiefs）、君主（monarchs）、寡頭（oligarchs）、民眾領袖（demagogues）以及他們的家庭隨員和官僚機構——結合起來的。我們能否認他們的自主性嗎？第三，任何檢驗有關早期國家的經驗主義證據的人都承認，單一因素的解釋是屬於國家理論的幼稚階段，因為起源是極其多樣化的。
當然，在作者幾乎沒有什麼經驗主義證據的時候，這些理論原本是先進的。今天，我們對於遍及世界的早期和原始國家、古代和現代國家，已有了豐富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它們迫使我們嚴厲地探討這些理論的自信主張，特別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那些主張。就它們依賴於早期社會私有財產的假定重要性而言，尤其要如此。
我以自由主義理論的最軟弱部分為開始——它認為社會不平等源於個人差別的趨向。無論分層的確切起源是什麼，它們都是社會的過程。最初的分層同個人的遺傳天賦幾乎沒有什麼關係。隨之而來的社會分層亦是如此。個人遺傳特徵的差別幅度並不很大，而且它並不是累積遺傳下來的。如果社會是在人類理性權力的統治之下，那麼它們在結構上可能就差不多是平等主義的。
大得多的不平等是在自然界中見到的，例如，在肥沃與不毛土地之間。佔有這些不同資源將導致較大的權力差別。如果我們把佔有不同質量土地的機緣同從事艱苦熟練工作的不同能力結合起來，我們就得出了有關分層起源的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特別是可見於洛克（Locke）著作中的理論。在下一章我們會看到，在美索不達米亞，偶然佔有比較肥沃的土地可能一直是有重大意義的。還有，洛克強調在勤勉、刻苦和節儉方面的差別，從有關採集-狩獵者的證據中也許可以由推論而得到少許支持。最重要的是，如果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工作八小時而不是四小時，則他們在剩餘物方面可能就成為富有的了（或者是人口加倍！）。然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正像對採集-狩獵者的研究所表明的，群體中的任何人都有權利共享意外的剩餘而不論這剩餘是怎樣產生的。節儉並不能帶來資產的回報！這就是為什麼企業家在今天的採集-狩獵者中的發展計劃總是失敗的一個原因——不存在刺激個人努力的任何誘因。
保持剩餘物，即使是個人生產的，也需要社會組織。它需要有關佔有的規範。由於對這些規範的堅持是不完善的，因此還需要武裝保衛。生產通常也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因此，即使是社會組織的最簡單的常規，對於保有、使用和保衛自然資源也有重大影響：三個男子（或三個女子）作為一個小隊戰鬥或勞作，通常能夠殺死或在生產上大大超過作為個人行事的三個男人，無論後者作為個人可能有多麼強壯。無論爭論中的哪一種權力——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都是社會組織壓倒性地授予的。正如盧梭所觀察的，要緊的是社會的不平等而不是自然的不平等。
然而，盧梭仍然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分層是由於個人掌握私有財產而產生的。下面是他的著名陳述：“囿於一個地區，宣稱'這是我的'並且發現人們非常單純地相信他的第一人，就是市民社會的真正創立者。”這並沒有解決我剛剛提及的異議。然而，非常奇怪，作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主要對立物的東西卻一直在採納它。馬克思和恩格斯奉行著私產和公產之間的對立。作為私有財產關係出現的分層是從最初的原始共產主義中生長出來的。今天的大多數人類學者都否認這一點（例如Malinowski，1926，pp.18-21、28-32；Herskovits，1960）。有關財產的研究，就像弗思（Firth）對於蒂科皮亞人的研究那樣，表明了數量極多的不同的所有權——個人的、家庭的、年齡的、村落的以及帶氏族條紋的。在什麼環境下私有權會大大發展？
集團在財產權方面的變化是根據它們的延遲回程勞動投入的形式。如果這投入是便於攜帶的，那麼私人不平等財產的出現就更快。個人就能夠在物質上保有之而無須以暴力排斥他人。如果延遲回程的投入是在可攜帶的工具方面（也許是用於精耕小塊土地），那麼基於個人或許家庭所有製的狹窄財產形式就會發展。在另一個極端的是廣泛的勞動合作。這裡，一個協作群體範圍的個人或家庭獲取排斥該群體內他人的權利，原本是困難的。按照推論，土地是變項。如果工作於小塊土地，也許伴以工具方面的巨大投入，它就可能導致個人或家庭所有製——儘管巨大不平等的發展比一群大體平等的自耕農更不容易看到。如果是通過社會合作從事廣泛的勞作，那麼排他的所有製就未必會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