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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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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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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中,香港市民生活在吞聲忍語的環境下,只能靠個人的意志、家庭的支持,以及朋輩的關懷苟為度日。探討日治時期的休閒生活,除了能呈現出處於「無常」的困境,市民如何「如常」地生活,又如何借助「休閒」活動來排遣心中的愁悶和哀痛外,也能從側面道出日治政府為了營造出歌舞昇平的假象,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使人錯覺香港市面運作如常。
本書透過歷史檔案、日治時期的報刊、口述歷史訪問,以及自傳筆記等歷史文獻及其他有關資料,深入考察日治時期香港的體育活動、飲食文化、情色事業、文化活動及相關法規。人間光影,記憶刻痕,也許上述種種,能將淪陷時期的真像更立體地呈現於讀者面前,為香港淪陷歷史補白填空。

作者簡介

周家建,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文學士、香港大學文科碩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現職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拔萃男書院校史博物館名譽顧問。曾任職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海事博物館等機構。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香港淪陷史、加拿大華人史、香港足球運動發展史、香港歷史建築物等。主要著作包括《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合著)、《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合著)、《九龍城區風物誌》(合著)、《濬洪淨流──香港渠務今昔》(合著)等。

序:濁世消磨

日治時期的歲月是一個濁世,而濁世即風雨飄搖的亂世,一如繼屈原之後的《楚辭》大家宋玉在《九辯》中說的「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的世代。本書名為《濁世消磨》,其中指意,顯然是「濁世」 催生了「消磨」現象之意,那麼「消磨」一詞又作何解說?

「消磨」一般有三種說法,都與本書有關。首先是「琢磨」,即思考、探求、發掘、研究的意思,這方面的功夫由本書作者替我們完成了。由於其中涉及的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主題:日佔時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面貌,題材既少學者觸及,應屬開創之作,資料更是分散而難以掌握,是作者以極大的專注力,例如從整個日佔時期的《華僑日報》及《香島日報》中把相關的材料逐日摘錄而來,最後寫成此書。因此作為讀者,我們應該感謝作者所費的心力與耐性。

「消磨」另一說法是消耗、磨滅、耗盡,特別是指個人的意志、精力方面而言。有人以為世上最大的折磨就是志氣消磨淨盡,沉淪不起,處於本書特定的時空之中,就正好有如此的一個典型例子:汪精衛。汪精衛年輕時滿腔熱血,為反清而不惜投身革命,晚年卻志氣消磨殆盡,成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名最典型的賣國漢奸。

若以任何人出賣國家主權就是賣國漢奸作標準而論,汪精衛當然是漢奸,因為他以行動證明了這一點,與日本簽定《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關於基本關係的條約》,承認了滿洲國的獨立。滿洲國位於中國的東北三省,自1368 年明朝建國以後,就是中國的領土,因此任何承認東三省獨立,即等於出賣了國家的主權與利益;就算不談條約內其他出賣國家主權的細則,單以此點就足夠證實汪精衛的漢奸身份。

中日開戰之後,兩國曾舉行過多次秘密和談,奔走其間的就有高宗武、陶希聖二人,最後當知道和談結果將與賣國無異時,兩人雙雙逃離汪精衛集團。根據代表日方談判的犬養健的回憶,高宗武曾說過,他個人受甚麼屈辱也可以,但不能實際淪為漢奸。陶希聖是胡適的學生,在寫給老師的信中也透露了同樣的心聲。

當時汪精衛提出「和平、反共、建國」的政治綱領,主張推動停止抗日的「和平運動」,與日本共存共榮,並為了配合宣傳「和平運動」製造輿論,更組織了「和平文藝」,又稱「和平文學」或「和平建國文藝」陣營,而這個運動在香港的宣傳中心就是《南華日報》。從《南華日報》刊登的文字而觀,「和平文藝」陣營中的主要作者包括娜馬、陳檳兵、李志文、李漢人、蕭明及羅玄圃等人。既是同路人,他們所走的消磨志氣道路,當然與汪精衛的無異,稍有不同的,或許只是程度深淺之不同,大概尚未至一沉到底而已。

戰前不少文藝工作者都反對親日主張的「和平文藝」論,戴望舒、葉靈鳳就是其中兩個例子,但於日治時期,為了苟存性命於濁世,及為了生活,也難免走上同一消磨志氣的漢奸路途上。話雖如此,由於葉靈鳳始終沒有片言隻字交代過這段歲月的經歷,我們懷着對他至深的同情與敬意,才說了上面「為了苟存性命於濁世,及為了生活」的結論,其實單看一些他當時刊於《大眾周報》的社論及小說評論如〈中國人之心〉、〈騎虎果難下乎〉、〈聖戰禮讚〉等等篇章(參看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頁44–46、頁50–52、頁74–75),其中的漢奸嘴臉實在難看,而他所負的漢奸污名,最多只能算是一件懸案,尚未能徹底清洗乾淨。

戴望舒為此反寫了一篇〈我的辯白〉,當中有幾句話說:「也許我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是我的一個弱點,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別是生活下去看到敵人的滅亡的時候。」(參看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頁604)在如此絕境之下,我們原諒戴望舒就變得是人之常情,理應如此了。

最後,「消磨」還有一種說法,即消遣、打發時光的意思,正是本書主題的核心所在。一如本書開宗明義所說,人總要生活,不論處於盛世或是濁世,都是如此。書中以不同角度如體育、社交及文化,包括種種球類、賽馬、情色、茶聚、聯誼、廣播、電影、報章印行等等活動,來說明香港日治時期的生活面貌,當然這些活動都是由日治政府嚴密操控安排的。

上述的不同活動是安排了,但是否一般民眾都能享受,卻是另一回事。原因很簡單,物貴有價,不是人人都負擔得起。單以上茶樓品嚐「一盅兩件」為例,由於食材短缺,價格飛漲,每碟三毫,非富貴人家是無法負擔得來的。因此,為了以小博大,尋找快錢,當時吹起了一片極為熾熱的賭博之風。

如何熾熱,由書中所引一首黃棣華關於日治時期賭博的竹枝詞可見。竹枝詞以吟詠風土為主要特色,與地域文化關係密切,描繪的是世態民情,洋溢着一定的鄉土氣息。由此可見,黃棣華這首竹枝詞是完全寫實的:「賭局開場已數天,輝煌匾額掛門前。人來人往無休息,如蝶穿花蟻附羶。……人人妄想發橫財。……正午開場子夜休,不分性別立檯頭。……生計艱難未易尋,為謀衣食起貪心。傾家典當匆匆去,希冀贏錢入賭林。」

賭博心理其實包含了很多複雜的因素,投入者希望以少博大是其一,贏錢快速是其二,興奮忘憂是其三,逃避生活壓力是其四,等等,等等。日治時期這片熾熱賭風正正包含了上述的種種因素。當時既是濁世,即處處充滿死亡威脅、無奈、掙扎求存之憂,種種鬱結難舒、不知如何消解卻又不能不解之情,正好道盡了濁世消磨的底蘊。

 

劉潤和

2015年6月於九龍灣

目次

劉潤和序──濁世消磨

前言

 

第一章 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

淪陷前後香港人的生活面貌

居港日人的生活狀況

 

第二章 體育活動

各式各樣的球類活動

別具象徵意義的賽馬活動

 

第三章 社交活動

暫且忘憂的茶聚聯誼

塘西變貌 風月猶存

 

第四章 文化活動

電影內外的政治意識

政治播音筒──廣播

「如常」舉辦文娛活動

被收編和監控的報章雜誌

 

第五章 日治時期消閒娛樂的法規

日治時期消閒娛樂的法規

 

結語

附錄一 區域名稱

附錄二 主要街道名稱

後記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前言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在半島酒店簽署降書,標誌着英軍戰敗,英國統治香港亦告一段落。三天後,日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頒佈了〈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號〉,並於翌日午後成立軍政廳,取代「軍戰鬥司令所」,香港正式進入日本統治的艱苦歲月。

「日治時期香港」是一個特別課題,歷史學者曾在這「三年零八個月」的時空內進行不同範疇的研究。西方學者普遍專注在香港保衛戰的部署和成敗、戰俘營的生活,以及敵後工作等課題。日本學者則研究日本的殖民統治模式和金融政策。中文著作方面,基本可分成以下數個範疇,研究成果非常充實:

18天的「香港保衛戰」:高添強的《香港戰地指南:1941》;邱逸、葉德平、劉嘉雯著《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鄺智文、蔡耀倫著《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和劉蘊遜的《烽火十八日》。

淪陷時期生活記錄和自傳: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不平山人著《香港淪陷回憶錄》;陳潤培的《香港淪陷親歷記》;唐海的《十八天的戰爭:香港淪陷記》;鄭瑞梅的《香港脫險記》和羅翼群的〈港變日記〉。

日佔時期的香港:關禮雄的《日佔時期的香港》;葉德偉等編著《香港淪陷史》;劉智鵬、周家建的《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陳智衡的《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和張慧真、孔強生的《從十一萬到三千—— 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

敵後工作:陳瑞璋的《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徐月清編《活躍在香江——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戰鬥在香江》;香港里斯本丸協會編《戰地軍魂——香港英軍服務團絕密戰記》。

淪陷地區的生活史

不同的研究領域內,淪陷地區生活史應最能反映日治香港的社會變化。淪陷歲月,市民多被形容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市面往往被形容為「一片寂靜」,商業活動「完全停頓」。理論上,一個地方縱使環境惡劣,市民大眾仍得繼續「生活」,皆因人為求存活,仍會想盡辦法解決眼前的困境。淪陷期間,人既要為生存而活,也要為生活而活,當中的「活」是生命的延續。生於亂世,生命更見寶貴,每一天能活着已屬萬幸。人們生活在吞聲忍語的環境下,只能依靠個人的意志、家庭的支持,以及朋輩的關懷來排遣心中的愁悶與哀痛。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互動,產生了商業、文化活動,當中還包括「消閒」活動。

淪陷區的「消閒」活動有着它獨特的模式,根據L. P. Sinel的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Jersey: a diary of events from June 1940 to June 1945一書的描述,澤西島(Jersey)的居民在德佔時期,在鐵蹄下過着艱苦的生活,但仍然安排一些休閒活動來消磨苦難歲月,例如排演話劇、舉行足球比賽、閱讀等,民間團體正是透過這些文化活動來加強居民的聯繫,令困苦的生活得到心靈的慰藉。此外,駐守當地的德軍亦利用一些文娛活動來粉飾太平及籠絡人心,最常見的是播放電影和舉辦演奏會。以上種種,在日治香港時期,又曾否出現?

香港位處華南一隅,居民多是祖籍廣東,他們的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建築、工藝、方言和飲食習慣等方面,均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因此,傳統的「消閒娛樂」亦不例外,例如香港人喜愛的飲茶品茗、觀賞粵劇、粵樂等等都是嶺南地區的特有文化。香港自開埠以來,英國殖民政體也間接輸入大量的西方「消閒」活動,如賽馬、足球、板球、品嚐英式茶點等等。英殖時期的香港更是鄰近地區的仿傚對象,從一些書籍記載和訪港旅客的遊記中,或多或少可領略到戰前香港的繁華景況。清末,曾任東華醫院總理的陳鏸勳(?-1906)在《香港雜記》內記述了十九世紀末香港一些酒店的設施:

 

酒店以香港大酒店為巨擘,其深處由皇后大道通至海旁。樓設六層,內有餐房及波樓、住房多至百餘間,高聳青雲,登樓者不異置身雲漢,亦且華麗異常。

域多厘酒店在中環,亦有餐房、波樓、住房四十餘間,其東主則打笠治及興記。

山頂則有柯士甸酒店,在域多峽之上,由海面計有一千四百尺之高,搭火車(按:山頂纜車)十五分鐘可能,亦有餐房、波樓、住房等。

 

日籍探險家大谷光瑞(1876-1948)在1899年途經香港時,對香港早期歷盡滄桑的發展,更表驚嘆:

 

香港為屹立海中的一小島,距廣東省珠江口九十浬,位於北緯廿二度一分,東經一百一十四度五分至十八分。島長十一哩,闊五、六哩,周圍不過二十七哩,現時全島人口約二十七、八萬,維多利亞山聳立於島中央,並無耕作之空地。一八四二年有名的鴉片戰後歸英國所有,爾來情況驟變,荒涼的寒村發展至今,已成為東、西兩洋貿易的中心,香港有今日之繁華,英國政府不知費煞幾許苦心,投下之資金逾數億。要之,惟英國人獨有之堅忍不拔的精神,始能使此磽确不毛、瘴煙癘霧之地變為東洋第一寶庫。其間罕見之災難,發生不只一次:一八六七的大火,令皇后大道至海旁一帶的繁華地段盡成灰燼,及後稍稍恢復,一八七八年又再遭火劫,維多利亞城化為焦土。一八七四年巨型颱風來襲,造成亙古未有的大慘劇,全島過半房屋和人口均沉埋、葬身於大海。一八九四年疫症爆發,死者每天百餘人,慘狀空前。不過,縱使天災不絕,但性格剛毅之英國人每經一難,特性便越加發揮,終在今天取得成果。

香港為海中一小孤島,風力強勁,妨礙草木生長,昔日全為禿山,經政府多方努力栽種,工夫總算未白費,而今樹木繁茂,四時鬱蒼。根房築於海旁,綿延至山腹五百呎之處,崇樓傑閣仍林立,呈屋上架屋之奇觀。近年人口逐漸增加,土地日感短缺,於是頻頻填海。市內用水賴薄扶林、大潭兩水塘供給。前者貯水量七千四百萬加侖;後者三億九千萬加侖,足供全港市民日夜使用而有餘。十五家輪船公司,常備六百七十二萬噸輪船航行世界各地,西抵歐洲,南及澳洲,東北由美國經華北沿岸諸港而至朝鮮及俄國,貨物集散如雲,船舶出入如林,每年貿易額據說不下五千萬英鎊,其原因有賴英國人艱苦經營,特別是軒尼詩、砵甸乍果斷開放此港為自由貿易港。現時人口二十七萬餘,其中二十萬為華人,日本人居留者三百多。

 

以上敘述只是眾多歷史記述中的一部分,但已盡顯戰前香港的繁華燦爛,耀眼奪目。

日治時期的日常生活

一場戰役,致使香港的政治氣候和生活狀況丕變,新殖民母國以「新生活」來形容這些改變。新殖民政權成立後,透過灌輸新的思想和引入新的活動來進行同化,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則刻意保持不變,「舞照跳、馬照跑」被視為生活一切如常的標的。香港淪為日本的佔領地後,因受到戰爭影響,亦衍生了眾多獨特的「消閒」活動。

香港淪陷初期,人心惶惶,市面瀰漫着愁雲慘霧的氣氛,社會充斥着光怪陸離的現象。在《華僑日報》連載的章回小說《雜碎館》第二回〈新環境的試騐〉中,作者蘇非透過主人翁羅伯剛的見聞,寫下了英軍戰敗初期的市況:

 

這樣地渡過耶穌誕。門外傳來了和平的歡聲……由這一天起,居民可以自由到對面馬路去巡禮和購備食料了,同樣也能到山邊去汲水,一切都並沒有阻礙,但行動只限於白天,也只限到銅鑼灣那區域,不能再走遠一步。這因為戰事初平,民眾不應該有更多的走路便利的。

(略)

戰事初平的香港,一切都是現出畸形的,馬路變成了商場,商場卻每家都關門閉戶。人擠得叫你不相信,而多數卻還是惶惶然,朋友見面便親熱地說聲「安全」,已忘記了「飲茶去」那句口頭話。

 

日治時期,市面糧食不足,生活漸趨艱難,因此很多香港人選擇離開香港,逃難到澳門或中國國民黨政府管轄區。選擇留居在香港的人,仍舊需要為生活而奔波或煩惱。1942年8月1日,《香島日報》報導了當時勞動階層的入息和日常用品價格:總督部普通文員每月工資約五十元至六十元、高級文員八十元加津貼、憲查四十元、電車售票員月薪三十元至四十元、電車司機三十六元至五十元、電車華人稽查六十元、女侍應每月二十一元、電氣工人日薪一元二十錢、苦力日薪六十五錢。

個人每月生活費方面:白米(每日「六両四錢」)每月需銀三元六十錢、油(每月約十両)該銀八十四錢、糖(每月「四両八錢」不足)要用一元五十五錢、柴(每日用一斤)每月用銀一元二十錢、每月電費(以十度為起點)五口之家平均每人須付電費五十二錢、水費平均每人十五錢。

地位卑微、收入微薄人士,往往只能依靠典當過活。《香島日報》連載小說《多情燕》第卅二回,作者江紅透過主人翁丁壯典當了他的手錶,來反映日治時期市民貧困艱苦的生活:

 

不經不覺,又到了灣仔,這時候下意識裏,湧上了一個主張,便是向朋友借錢。然而,在這個時候,借錢真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陳,破了產,十多萬塊錢存在香港上海銀行裏提不出。阿李,平時出入坐汽車,上香港大酒店吃下午茶,現在家裏吃粥充飢。誰還有餘錢可以借給人家。可是借錢這一條路既然行不通,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摸摸口袋,只剩得幾角子的輔幣,這一個威脅,實在相當嚴重。橫了一橫手腕,看看時計,已經正午十二時了。一看時計,那就立刻發現了一個計劃,就是出賣了他的時計,得些本錢,或許可以做點小生意,暫時維持目前的生活。

 

雖然《多情燕》只是報章內的連載小說,但亦不容忽視它反映社會現象的功能。正如羅盤(1928-)在《小說創作論》一書指出,小說主題可包括發揚倫理、探討人生、憤世嫉俗、諷刺社會、描寫親情、發揚人性,以及激發國家民族觀念等等。正因如此,站在創作與社會價值傾向而言,報章內的連載小說也許是一面反映當時生活實況的鏡子。

如小說真能反映現實,那麼1943年初刊登在《香島日報》的連載通俗小說《世外桃源》便說明了日治時期,依然有部分生活條件較優越的階層仍能享受閒暇的生活。《世外桃源》第一回,就描繪了另類的日治初期的市民生活:

 

停戰後不久的香港,時間是夏季某一天下午,大酒店復業也還沒有幾天,正是顧客如雲的時候;外面,行人與車輛交織而成的喧鬧的聲音,在這富麗堂皇,深迵稠密的大酒店裏面是聽不到的,間或遠遠地可以聽到瓏瓏的車聲或者「波波」壹兩聲巴士號角的呼叫,可是也給二樓上面悠揚的交響樂聲,和蠅蠅的人語,融匯交流而成的氛圍所阻隔而終於消逝了;皮靴和高跟鞋喋躞在厚厚的地毯上,發出輕微的,低低的吱吱聲響,白衣侍者們更是屏息凝神地招待着顧客;維多利亞式的高大古雅的餐廳,灑着悠和有點朦朧而不過分朦朧的燈光。道地英吉利式厚皮墊,硬靠背的座椅,白雪般的檯布圍巾,光亮整潔的飱具,加以紳士淑女們嫻雅大方的談話和晉食的姿態,雖然也間有幾個「糾糾桓桓之士」和他們不經意發出的軍刀馬刺鏗鏘之聲,但這樣子的殺伐之氣極是輕微,而且又是那麼彬彬有禮,大有輕裘綏帶之風。至多是回過頭來,略望一眼,決不致於打斷他們的紳士淑女吃茶雅典;總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和從前的情況沒有兩樣,也沒有表露出這個小小的海島,曾經過好幾個星期的炮火洗禮;在這期間,這個小島是曾經經過一次超乎想像以外,極大變動的;物質的享受,音樂的陶醉,紳士淑女們之間高尚的交際往來,那些種種不是和從前一般無異嗎?如果吹毛求疵的話,那麼大酒店從前單是吃西餐,飲洋酒的地方。而現在(不幸的!)也居然有中國式茶點和唐餐來應客罷了。

掌聲終結不久,四人樂隊重又全神貫注地奏弄起那首有名的Home Sweet Home來,那時大餐閒在一角落,默默地對坐着兩個顧客,似乎都被那幽幽切切的音樂所陶醉了,迷戀於那曼妙的音樂氛圍,幻想着從前在自己家鄉所處的甜蜜環境,閒適的生活,直到樂終,還是沒有交談過一句話兒。

鄰座的掌聲,重又將他們的幻影,與思潮帶入現實的境界;其中一個感傷地發出低低的微喟,繼而微吟道:「故園歸去已無家……仗是打過了,老高,那不是和從前沒有打過一般嗎?田園雖好,我卻有家歸未得!」那個老高一時沒有回答。

 

1943年4月15日《香島日報》〈夜市〉一文,記者華甫亦曾描述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份地過着正常生活……就是晚上時間較多,他們自會在家裏,享受一點家庭融洽之樂,或是到電影院看一場電影,便早早回家休息。」以上的種種描述,道出了日治時期的社會生活仍是多元化,而消閒娛樂仍是存在的。

為甚麼要研究「消閒」生活

不同年代有着屬於該年代的獨有生活文化,今天的互聯網、電玩、數碼化音像是當下的寫照。而一九四○年代、日治時期的體育活動、電影、喫茶店,則是當時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市民僅有的娛樂。日治時期,香港的消閒場所,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大眾消費場所,如酒家、娛樂場、戲院等。二、私人組織下的非消費場所,如日本人會所等。三、政府管理的消閒場所,如公眾海灘和公園等。

蔡宏進在《休閒遊憩概念──社會與人文觀點》一書中,解釋「休閒」在西方的哲學觀中,是一種社會階級的象徵;一種活動,以及處於自由狀態。他更進一步解釋「娛樂」是「工作之後的一種輕鬆的休息性活動,經娛樂可再產生能量,重新工作」。而「娛樂」亦有三種定義:一、自願性的活動參與。二、情感性的狀態。三、是可被社會接受,也是社會制度性。

透過審視日治時期的休閒活動,我們可看到社會內不同階層是如何在濁世中消磨光陰的。縱使人們可利用自由時間進行消閒活動,但戰爭並沒有因此而遠去。1945年3月24日出版的《華僑日報》,記者毛虛在名為〈不能獨自安閒過活〉一文中提及,政府機關最近在各公眾場所和飲食店內,遍貼着「世界現正臨着最大的決戰的關頭,香港固不能獨自安閒的過活!」的精警標語,用以警醒市民勿沉醉於享樂之迷夢,戰爭的陰霾時刻在身邊徘徊。

假若娛樂如蔡宏進所言有三種定義,那麼日治時期,市民是否能依照自己的意願來參與消閒活動?而一些帶有私人情感的消閒活動又是否可被社會接受或得到社會認可?而市民又是如何利用絕無僅有的娛樂來將「負面沉溺」(negative indulgence)的情緒宣洩出來?

相比起戰史研究,探討淪陷時期的「消閒活動」應可視為軟性研究。縱使「消閒活動」給人一種「吃喝玩樂」的印象,但內裏卻可能存在着屈辱與辛酸。戰爭確實對老一輩人造成創傷,但是社會的日常運作,仍然是循環不息,只是外圍因素和內部變化而令人們認知的「日常」產生變化。因此,研究日治時期的香港,我們不應以今日的價值觀與優先順序來看待。日本統治下的香港,時間只有「三年零八個月」,但能令人反思的課題卻不少。本書希望能透過歷史檔案、日治時期的報刊、口述歷史訪問,以及自傳筆記等歷史文獻及其他有關資料,深入考察日治時期香港的體育活動、飲食文化、情色事業、影音娛樂,以及相關法規,繼而透過不同的角度探究香港人在濁世中是如何排遣時光的。人間光影,記憶刻痕,也許上述種種,能將淪陷時期的真像更立體地呈現於人前,為香港淪陷歷史補白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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