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變局（簡體書）

《晚明大變局》是樊樹志先生五十餘年明史研究及對中國歷史思考的結晶，是繼《晚明史》之後，對晚明歷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書在進一步推進晚明史研究的同時，對中國大歷史的變遷發展提出了新的見解——晚明大變局是中國歷史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是晚清以後中國社會發生顛覆性大變局的思想和文化潛源。

宏闊的學術視野結合細緻入微的考證爬梳，本書中，樊先生在諸如“倭寇”問題、西學問題、東林及復社問題等上，澄清了人們的諸多誤解，還原了歷史的真相。同時，樊樹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國首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並還原了瞿汝夔在西學東漸過程的關鍵性作用，打破了學界歷來引用西方學者認為明代中國天主教傳教成功僅歸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說，推進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樹志先生的語言通暢淺近，將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轉化為了大眾能讀懂的歷史敘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讀，在推進了晚明歷史研究的同時，給讀者提供了一本系統了解晚明社會發展的簡明通史著作。

樊樹志

1937年出生於浙江湖州，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留校任教，為複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明清史、中國土地關係史、江南地區史。

代表著作《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鎮探微》（1990）、《萬曆傳》（1994）、《崇禎傳》（1997）、《國史概要》（1998） 、《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2004）、《國史十六講》（2006）、《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2007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2008）、《明史講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運》（2013）。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國史十六講》已暢銷三十餘萬冊。

1．名家新著

本書是樊樹志先生五十餘年明史研究的積澱及對中國歷史思考的結晶，在進一步推進晚明史研究的同時，對中國大歷史的變遷發展提出了新的見解。
2.學術前沿的著作
（1）提出晚明大變局是中國歷史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晚明時期，傳統中國社會在世界大變局——全球化浪潮的激盪下，在經濟、文化、思想、社會等方面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局，這個大變局雖然貌似隨著清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但它卻是晚清以後中國社會發生顛覆性大變局的思想和文化潛源。
（2）澄清了人們對晚明歷史的諸多誤解，並提出己見。作者以宏闊的學術視野結合細緻入微的考證爬梳，在諸如“倭寇”問題、西學問題、東林及復社問題等上，澄清了人們的誤解，還歷史的真相於大眾。
（3）具體推進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作者認為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國首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同時，還原了瞿汝夔在西學東漸過程的關鍵性作用，打破了學界歷來引用西方學者認為明代中國天主教傳教成功僅歸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說，推進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3.大眾歷史的筆法
（1）用通暢淺近語言，將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能讀懂的歷史敘述，為學界書寫大眾歷史做了一個極好的示範。
（2）以全球化的宏闊視野和五十餘年的研究積累來書寫晚明歷史，高屋建瓴，給讀者提供了一本系統了解晚明社會的簡明通史著作。

撰寫《晚明大變局》這本書，並非心血來潮。大約十年前，我在《解放日報》的學術版發表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晚明的大變局》，主旨是：近來人們常說“晚清的大變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變局。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這篇文章似乎沒有什麼反響，於是我立志要寫這樣一本《晚明大變局》。這十年間，閱讀、收集各種史料，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補自己已有的認知，逐漸集中於六個問題，也就是諸位現在看到的，本書的六個章節。從各章的標題可以約略看到各個方面的“大變局”：“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高度成長；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新氣象：文人結社與言論。

晚明的大變局自然不是中國內部悄悄發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說是在世界潮流的激盪下逐漸顯現的。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些發現，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它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從此，人類的活動不再局限於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類的視野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佔領印度西海岸的貿易重鎮果阿、東西洋交通咽喉馬六甲，以及香料群島，從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他們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後，澳門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國市場捲入全球貿易網絡之中。澳門—果阿—里斯本之間的遠程貿易，澳門—長崎貿易，澳門—馬尼拉貿易，輸出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輸入以白銀為主的外國商品，人們概括為“絲—銀貿易”。

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後，繞過美洲南端，橫渡太平洋，來到菲律賓群島。1580年（萬曆八年）以後，西班牙的馬尼拉當局，為生絲、絲織品、棉布等中國商品找到了一條通往墨西哥的貿易航路——太平洋絲綢之路，這就是馳名於歷史，持續兩百年之久，溝通菲律賓馬尼拉與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大帆船貿易。聲名遠揚的“馬尼拉大帆船”，運去的是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運回的是墨西哥銀元。

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還是後來的荷蘭，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始終處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所說：“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 '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正如印度總是短缺白銀，中國則是最重要的白銀淨進口國，用進口美洲白銀來滿足它的通貨需求。美洲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 ”根據他的研究，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7000噸至10000噸，約佔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學者認為，通過貿易渠道，全世界白銀的一半最終流入中國。不管具體數據有什麼差異，巨額白銀流入中國流入中國是確鑿無疑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它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輝煌。

在全球化貿易浪潮頻頻襲來之際，大明王朝的統治者依然沿襲著開國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與外國商人貿易。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貿易雙方都不遺餘力地衝擊這條禁令，東南沿海走私貿易非常興旺。走私與海禁較量的結果，終於使得統治集團明白，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海禁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隆慶元年（1567），福建巡撫塗澤民上疏，請求朝廷開放海禁，准許人民前往東西二洋貿易。朝廷權衡利弊得失之後，批准了這個建議。在東南沿海的港口，設立海關，向從事對外貿易的商船徵收關稅，使得“私販”轉化為“公販”，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轉折，顯示了晚明時代對外開放的胸襟。

各種力量的作用，鑄就了晚明對外貿易的輝煌。正如全漢昇所說：“中國的絲織工業，因為具有長期發展的歷史背景，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故各種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賣，連原來在那裡獨霸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要大受威脅。因此，當西班牙帝國自歐洲本部擴展至美洲和菲律賓後，中國絲貨的輸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國內絲織業者與海外殖民者間的嚴重衝突。這一事實告訴我們： 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它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

而創造這一頁光輝燦爛歷史的正是晚明的江南，具體地說，是江南的絲綢業市鎮。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其四鄉以出產一生產優質生絲而聞名於世，統稱為“湖絲”，它的著名品牌“輯裡絲”（七里絲），就是以南潯鎮的輯里村（七里村）為中心的地區出產的“湖絲”，在國際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成為各國商人爭購的搶手貨。用這種“湖絲”織成的各色綢緞，也是行銷海內外的名牌產品。或者從福建的月港銷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大帆船橫渡太平洋，運往美洲；或者從澳門銷往印度的果阿，再轉銷歐洲。外銷商品中，僅次於絲貨的棉布，主要產地也在江南，江南的棉佈業市鎮出產的精品棉布，號稱“衣被天下”，不僅行銷全國，還遠銷海外。1580年代至1590年代，中國商人運往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絲、綢緞，其次就是棉布、夏布。中國的棉紡織品還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紀末，中國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1600年，從澳門開往日本長崎的葡萄牙商船運去3000匹棉布，見於博克瑟（CRBoxer）的著作。其實，中國的徽州海商，早已從寧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刊印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籌海圖編》就已記載，運往日本的中國商品，第一位是生絲，第二位是絲綿，第三位就是棉布。而這些棉布的產地就是江南的棉佈業市鎮。

隨著歐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來到中國，通過澳門這個渠道，進入中國。他們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傳播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文化，不僅使得中國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學”以前所未見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識的士大夫們，短短幾年，就掀起了西學東漸的高潮。無怪乎西方學者把利瑪竇稱為“科學家傳教士”，中國士大夫則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中國知識線與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佛學傳入對於中國文化影響之深遠，人所共知；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可以與之媲美，或許更勝一籌，使得中國人看到了歐洲先進的天文曆算、數學物理、農田水利、機械製造等領域的新知識。

在耶穌會士的影響下，中國人開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湧現出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瞿汝夔、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們與耶穌會士合作編譯各種歐洲科學著作，向國人普及新的科學理念，一時間鑽研西學蔚然成風。裴化行神父在《利瑪竇神父傳》中說，16世紀的中國出現了一場文化倫理革命，其先鋒“並不是出國考察者，因為誰也不能走出帝國之外去異邦尋求這些新科學，他們只是譯者或編者，是他們讓讀者得以接觸外來的著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係統引入遠東世界”；讚揚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的徐光啟，可以和英國人文主義最純淨的代表人物托馬斯?莫爾相媲美。徐光啟起用耶穌會士修訂曆法，編成《崇禎曆書》，吸收歐洲先進的天文學知識，使中國傳統天文學轉型，開啟了中國人認識宇宙的新階段。李之藻把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刊刻出版，並且加上許多文字說明，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的觀念，讓中國人認識到人類居住的地方其實是一個圓球，中國祇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從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人們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開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

崇禎五年（1632）浙江寧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國與歐洲相比較，感慨系之：“天載之義，格物之書，像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人們在驚訝之餘，不能不反思，以老大自居的天朝，應當急起直追了。

西學東漸的成功，還得歸功於晚明社會提供了一個寬鬆的接受氛圍。周振鶴教授說，此次天主教來華的運氣比較好，客觀環境正處於晚明“天崩地解”時代，有利於基督教義的傳播。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大大解放了讀書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資源。天主教傳教士的傳教活動除了其他吸引力，新鮮感本身就是一種號召。晚明的中國大環境讓傳教士們感覺到如魚得水。

王陽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他認為，學問是天下的公學，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絕拜倒在聖賢和經典的腳下。明中葉思想界沉悶而無新意，科舉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對儒家經典所作的註釋作為考試的標準答案，士子們沒有自覺、自由的思想。王陽明的大聲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後，人才輩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為旨歸，形成波瀾壯闊的個人主義與博愛主義的思潮。

王陽明的大弟子王畿，把師說發揚光大，主張學貴自得，“不從人腳跟轉”。王門的另一大弟子王艮，高唱“六經皆註腳”。所謂“六經皆註腳”，顧憲成把他解釋為“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從儒家經學的正統立場來看，這顯然是大不敬。但是那種“原教旨主義”，使得人們的思想僵化，只知背誦教條，人云亦云。要想打破牢籠，自由思想，“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是必然的選擇。經典的生命力就在於與時俱進，不斷賦予新的解釋，為我所用。王門後學宣揚“不從人腳跟轉”、“六經皆註腳”，被正統派視為“非聖人之道”，斥為“異端”。王艮反唇相譏：“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與“非聖人之道”的衡量標準唱反調，主張“百姓日用”才是衡量是否“異端”的標準。李贄也被貶為“異端”，他的應對策略更為巧妙、機警，揚言說，既然假道學把我看作“異端”，索性以“異端”自居，我行我素。他著書立說，大膽地責問： 為什麼千百年來無是非？答案只有一條：“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振聾發聵，令思想界“莫不膽張心動”。

衝破思想的桎梏，掙脫名教的牢籠，思想解放的浪潮滾滾而來，思想界流派紛呈，講學之風盛行，互相辯駁詰難。有了這樣的氛圍，使得西方科學文化得以順利地傳播、弘揚，培養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一個啟蒙時代來臨了。

更多的士子、文人有了自主意識，文人結社蔚然成風。在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江南，湧現出許多文社，其中以常熟的應社、松江的幾社和活躍於江南的複社最為有名，影響所及，遍於全國。學人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暢所欲言地交流心得，無所顧忌地高談闊論，成為晚明社會一道明麗的亮色。復社鼎盛時期，擁有三千多成員，遍布全國各地，主要集中於太湖周邊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嘉興、杭州、湖州等最為富庶的七府之地（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又以蘇州府為最多（有五百多人）。崇禎六年（1633）春，復社在蘇州虎丘舉行大會，盛況空前，陸世儀《復社紀略》寫道：“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檯，千人石，鱗次佈席皆滿，往來絲織。遊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嘆： 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豈但三百年來所未有，此後也不曾再有，簡直是空前絕後，令人嘆為觀止。

德國學者耶格爾（Friedrich Jaeger）在《德國歷史中的記憶文化》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意識並非只瞄向過去，歷史恰恰是為了未來而回顧往事。”提出晚明的大變局，並不是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至17世紀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不僅對於重新評估晚明史，而且對於看清近代史以及當代史，都有莫大的好處。

引言

第一章“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

一海禁政策與朝貢體制

1. 嚴禁“交通外番，私易貨物”的海禁政策

2. 俯視周邊的朝貢體制

二日本的朝貢關係與寧波爭貢事件

1. 日本的朝貢關係

2. 大內氏與細川氏的寧波爭貢事件

三海上走私貿易與海禁政策的較量

1. 海上走私貿易面面觀

2. 海禁的突破口： 月港與雙嶼港

3. 朱紈的悲劇： 海上實情實事未得其要領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1. 何謂“嘉靖大倭寇”

2. 倭患與真倭、假倭

3. “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五王直之死與海禁的開放

1. 胡宗憲招撫王直

2. 王直其人其事

3. 開放海禁之議

4. 月港貿易合法化與廣中事例

第二章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

一新航路發現與葡萄牙人東來

1. 尋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2. 葡萄牙人的中國貿易

3. 從香山澳到濠鏡澳

二以澳門為中心的全球化貿易

1. “東方第一商埠”——澳門

2. 澳門—果阿—里斯本之間的遠程貿易

3. 澳門—長崎之間的遠程貿易

4. 澳門—馬尼拉之間的遠程貿易

三尼古拉?一官與“海上馬車夫”

1. 泉州海商李旦

2. 尼古拉?一官——鄭芝龍

3. “海上馬車夫”——荷蘭東印度公司

4. 荷蘭東印度公司和中國、日本的貿易

四“馬尼拉大帆船”與太平洋絲綢之路

1. 美洲新大陸的發現與西班牙人東來

2. 從馬尼拉到阿卡普爾科的太平洋絲綢之路

3. 從月港到馬尼拉

4. 從澳門到馬尼拉

5. 中菲貿易的鼎盛時代

五貿易順差與巨額白銀流入中國

1. “商業上的'納貢'”

2. 全漢昇： 美洲白銀的1/2被運到中國

3. 弗蘭克： 中國占有了世界白銀產量的1/4至1/3

第三章江南市鎮： 多層次商品市場的繁榮

一江南經濟的高水平發展

1. 從“蘇湖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

2. “湖廣熟，天下足”何時形成？

3. 江南的鄉村工業化

二晚明： 江南市鎮的迅猛發展時代

1. 蘇州府與松江府的典型分析

2. 江南市鎮的規模與結構

三絲綢業市鎮的分佈及其特色

1. 絲綢業市鎮的分佈

2. 絲綢業市鎮的經營方式

3. “有力者僱人織挽，貧者皆自織”

四棉紡織業與棉佈業市鎮

1. 烏泥涇與黃道婆

2. “綾布二物，衣被天下”

3. 棉佈業市鎮的分佈狀況及其特色

4. 棉佈業市鎮的經濟結構與經營方式

5. “土佈出洋”一瞥

五經濟高度成長與奢侈習俗風靡

1. 社會風尚由儉入奢

2. 奢侈風尚的典型分析

3. 奢侈風尚的經濟意義

六餘論

第四章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陳獻章：“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1. “江門心學”的懷疑精神

2.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

3. 陳門弟子： 從賀欽到湛若水

二王守仁：“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

1. “學貴得之心”

2. 貶謫龍場：“動心忍性，恍若有悟”

3. “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

4. 漫長的昭雪之路

三“掀翻天地”的王門弟子

1. “不從人腳跟轉”的王畿

2. “六經皆註腳”的王艮

3. “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的顏山農、何心隱

四李贄：“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

1. 讚揚王門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2. “假道學以異端目我”

3. “快口直腸，目空一切”

4. “不死於人，死於口；不死於法，死於筆”

5. “先生起千載，高言絕群智”

第五章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一耶穌會士東來： 利瑪竇的前輩

1. 依納爵?羅耀拉與耶穌會

2. 澳門： 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通道

3. 沙勿略神父： 向中國傳教的創始人和發起者

4. 範禮安神父： 中國傳教事業之父

5. 羅明堅神父： 中國傳教事業的實際開創者

二利瑪竇神父的“本土化”傳教活動

1. “但求人與我同，豈願我與人異”

2. 《交友論》：“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3. 《天主實義》：“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

4. “登上了'月球'”

5. 為傳教士們留下了敞開功德之門

三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

1. 《山海輿地全圖》與《坤輿萬國全圖》

2. 《幾何原本》、《同文算指》與《圜容較義》

3. 《奇器圖說》與《泰西水法》

4. 《崇禎曆書》

四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1. 第一個結識利瑪竇的名士瞿汝夔

2. 可以與托馬斯?莫爾媲美的徐光啟

3. “以西法為宗”的李之藻

4. 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楊廷筠

5. “讀書必開眼”的方以智

第六章新氣象： 文人結社與言論

一“慮聖教之將絕”的應社

1. 文人結社之風由來已久

2. 應社與廣應社

3. “尊經復古”

二“負韜世之才，懷救時之術”的幾社

1. “十人社”、“六人社”與“十八子社”

2. “絕學有再興之幾”

3. 剖析朝政利弊的《幾社壬申合稿》

4. “關於軍國，濟於時用”的《皇明經世文編》

三遊走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複社

1. 復社的尹山大會、金陵大會與虎丘大會

2. 門戶之爭與政治謠言

3. 甚囂塵上的攻訐

4. 復社的理想政治——吳應箕的個案

5. 《留都防亂公揭》

6. 報國無門的悲劇

四餘論

後記

　第一章“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2. 倭患與真倭、假倭

親歷平倭事宜的唐樞，在一篇寫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公文中，提及“寇之緣由”，說得還是比較客觀的：“海寇之熾，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嚴，橫行劫掠，然止以南紀澳為巢穴，居有定處。至嘉靖二十年後，許棟、李光頭等掠人責贖，聲勢衍蔓，然止偶遇佛郎機船數只，黨有定夥。昔時在倭為寇，在我國為民；行者為寇，居者為良民。今則華夷渾處，內外連結，善惡莫辨。官府舉動方下堂階，而聲傳賊眾；賊有勾當，不時遣入，而即作施行，推厥所終，誠可疑懼。”

地方政府第一次以“倭賊入寇”上報朝廷，與“內地奸商”汪直、徐海與餘姚謝氏在海外貿易上的糾紛有關。朱紈在奏報漳州走馬溪大捷時，說“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為之”，王士騏引用這一奏疏，所寫的按語很值得注意：海上之事，初起於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商市易，皆主於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姦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姦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聞上司雲：“倭賊入寇。”巡撫紈下令捕賊甚急，又令濱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告。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姦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賊為名，其實真倭無幾。顯然，地方官所謂“倭賊入寇”完全是訛傳。所謂“內地奸商”汪直、徐海，不過是從事海外貿易的徽州商人，他們代理餘姚謝氏貨物的外銷業務，另一方則是停泊在寧波外海的日本或葡萄牙商船，汪直、徐海從中起到中介作用，收取佣金而已。由於謝氏經常拖欠應付的佣金，引起糾紛，最終導致一場焚劫事件，轟動一時，卻與“倭賊”全然無關。此處所說的餘姚謝氏，即前任大學士謝遷家族，與同安林氏一樣，都有強硬的背景，可見勢豪之家都捲入走私貿易，所以難禁。但是，走私貿易者並非倭寇。這條關於倭寇緣起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視。

同時代的嘉興人李日華，在《嘉禾倭寇紀略》中也有類似的說法： 海上之事，初起於內地奸商汪直、徐海輩，闌出中國財物，與番舶市易。主於餘姚謝氏，頗抑勒其值，謝復多所貞，度不能悉償，則恐之曰：“吾將首汝”。諸姦恨且懼，糾合徒黨，夜焚劫謝氏，殺男婦數人，掠資而去。有司張皇其事，稱“倭入寇”。巡撫都御史朱紈下令捕賊甚急，又令沿海居民得互訐察，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諸姦莫必其命，遂勾島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李氏退官後致力於地方誌編纂，此文當為地方志而寫，應是實錄。李日華與王士騏是同時代人，王是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李是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王是太倉人，李是嘉興人，就時間與空間而言，都是嘉靖倭患的親歷者，所見略同，不足為奇。然而文字如此雷同，人們或許會問，究竟是誰影響了誰？抑或二人都接受了同一信息源？這其實無關宏旨，重要的是，兩位重量級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有力地證明了事實的真相。海上之事起初不過是海商的走私活動，由於地方官謊報軍情，朱紈的嚴厲海禁，促使海商轉化為海盜。王氏說“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動以倭賊為名，其實真倭無幾”；李氏說“勾島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倭患緣起的真相。

當時人幾乎都認同這樣一點，即真倭所佔比例極少，大部分是假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身任兵部侍郎兼漕運總督的鄭曉，於四月十三日寫的奏疏中說：“倭寇侵犯，其中類多福建、浙江並江南、江北、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眾，齎糧漏師，肆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為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 ”

同年五月十二日，他在另一份奏疏中說：“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竊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為賊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粗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恆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致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踪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至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眾日增。”

他一再指出，所謂倭寇大多是中國人，既有東南沿海省份的奸豪，也有破產的勇悍人群。海禁愈嚴，斷絕了他們的生計，禍亂愈發嚴重。對於這一點，他寫的《皇明四夷考》，從政治腐敗入手予以分析：“近年寵絡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嚮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瘋（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明末陳仁錫在談到海防時，引用了鄭氏這段話，不過立意稍有不同：“或云，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诇，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乃投貴家；久之，貴家又欺負，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出兵，輒齎糧啖番人，利他日貨至，且複賒我。番人大恨，言我貨本倭王物，盤踞海洋不肯去。小民迫於貪酷，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奸細。於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浙東大壞。”

當時的地方官多紛紛指出，倭寇大多是中國人。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太平府同知陳璋向朝廷上《禦倭十二事》，重點就是“倭寇多中國人，宜早圖區處”。興化知府董士弘認為，“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又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向朝廷上《禦寇五事》，第一就是“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逋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為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

明白了所謂倭寇大多是中國人，也就是說，真倭少而假倭多，並不能解釋本質問題。必須進一步揭示真倭與假倭的關係，如果假倭從屬於真倭，聽從真倭指揮，那麼把這些假倭概稱為倭寇，並無不可；假如真倭從屬於假倭，聽從假倭指揮，那麼就不能把假倭一概稱為倭寇。

在這方面，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徐階向皇帝奏對時所說的話，最有說服力：“臣去歲具奏時，尚聞此賊是真倭，近來細訪乃知，為首者俱是閩浙積年販海劇賊，其中真倭不過十分之三，亦是僱募而來者。只因初時官司不能討捕，彼見地方無人，又得利甚厚，故舊者屯據不去，新者續增無窮，而沿海無賴貧民為所誘脅，因而從之，故其徒日繁，其勢日猖獗。”

徐階的這段話，是對於皇帝諮詢的回話，是兩人之間的意見交換，與公開場合的官樣文章截然不同，他坦率地講了真話。那些海賊並非真倭，而是長年在閩浙沿海從事貿易的“劇賊”，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們僱募而來的日本人。因此真倭是從屬於“劇賊”的，當然不能籠統地把“劇賊”一概視為倭寇。

那麼這些僱募而來的真倭充當什麼角色呢？一是用他們來對付官軍，二是用他們來混淆視聽。請看胡宗憲的幕僚鄭若曾的說法：“海商初不為盜，然盜由商起，何也？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驕悍而善戰者，蓄於舟中。”話說得很直白，那些真倭都是王直等人從日本僱募而來的，處在從屬的被雇傭的地位。這也印證了徐階所說，“真倭不過十分之三，亦是僱募而來者”，確有所據。反觀鄭曉所說，“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就顯得過於含糊，不分主從。所以關於倭寇的記載中，有名有姓的真倭寥寥無幾，稍微有點名氣的有一個名叫辛五郎，此人不過是徐海的偏裨。

曾經作為胡宗憲幕僚的茅坤，親歷倭患，談及此事，非常注意把“海上之寇”與“倭寇”、“倭患”加以區分。他在一篇議論“海寇事宜”的書信中，向浙江巡撫李天寵條陳八事，即諜賊情、申軍令、利器械、分戰守、擇官使、籍兵伍、築城堡、練鄉兵。其中第一條“諜賊情”寫得最為精采，特別強調“諸寇特挾倭以為號而已，其實皆中州之人”： 即如近年黃岩以來，眾並稱倭奴入寇。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為首亂，以某事始釁也。或謂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也……若海上之寇，乘潮而來，自溫、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陰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決非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為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大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隨從，並閩及吾溫、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為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資冒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動，畏重罪而不能出。《籌海圖編》專門寫了《寇掠分合始末圖譜》，提及的倭寇，其實都是假倭。陳文石的論文引用了這一《圖譜》，令人一目了然。簡要摘引如下：

金子老、李光頭： 雙嶼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頭以梟勇雄海上。子老引為羽翼。迨子老去（歸福建），光頭獨留，而許棟、王直相繼而興者也。

許棟： 此浙、直倡禍之始，王直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嘉靖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而夷夏之釁門開矣。許棟滅，王直始盛。

王直： 嘉靖二十三年入許棟船為司出納，為許棟領哨馬船，隨貢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七年，許棟為都御史朱紈所破，王直收其黨自為船主。嘉靖三十一年，併吞陳思盼，因求開市不得，掠浙東沿海。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在列表為俞大猷所破。分略沿海各地，敗走白馬廟，往日本，屯松浦。

陳思盼： 屯長涂，尋為王直所滅。

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 屯日本楊哥，攻仙遊寨，攻瑞安、黃岩，出洋，巢柘林，分掠蘇州、杭州。林碧川、鄧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嘉靖三十一年浙直之禍林碧川實為之首，破黃岩得利，遂啟群盜貪心。三十三年，蕭顯繼出。碧川與顯以次敗亡，而徐海、陳東又繼之為浙東大患。

蕭顯： 寇太倉，陷上海，巢柘林，破南匯，據川沙，攻嘉定，敗走海鹽。南直隸之禍，蕭顯實為首，善戰多謀，王直亦憚而讓者也。

徐海： 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島諸倭入寇，屯柘林，攻乍浦，犯平湖，破崇德，犯湖州，分掠各地。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亂，徐海為之首，陳東、葉麻為之輔，眾至數万。

陳東： 率肥前、築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諸倭入寇，攻南匯、金山，入崇明，攻青村，圍上海，遁歸日本，复屯川沙，併入柘林，與徐海合，攻乍浦，圍桐鄉，分屯新場，與徐海、葉麻合。

陳文石引用了上述《圖譜》後評論說：“這些有的原為海盜，純以劫掠為事。有的原為海商，轉而為盜。三十三年前後，諸股渠帥多被誅服，惟王直、徐海等仍為亂不已。”

3. “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明白了海商轉而為盜的背景，我們不能不佩服當時人唐樞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胡宗憲的諮詢時，直言不諱地指出，由於海禁嚴厲，商人轉而為寇：“嘉靖六七年後，守臣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衍，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係於此。夫商之事順而易舉，寇之事逆而難為，惟其順易之路不容，故逆難之圖乃作。”他特別強調所謂倭寇其實是中國百姓：“海上逐臭之夫無處無之，惡少易動之情，亦無處無之。樵薪捕魚，逞俠射利者，原無定守，不得安於其業，則隨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無所效尤，以為適從。故各年寇情歷歷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丑（三 二年）之寇，各業益之而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雲間之良戶復大益之而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跡是而觀，能無治其乎？”很清楚，倭患最嚴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轉而為寇，繼之各行各業隨之為寇，沿海的黠夫與松江的良戶也從而為寇，到了後來四方雲集，魚龍混雜，形勢愈發嚴重。

萬曆時福建長樂人謝杰對倭寇的分析，與唐樞有異曲同工之妙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 成為中國大患的“倭寇”，其實多是中國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其人眾，其地不足以供，勢不能不食其力於外，漳潮以番舶為利，寧紹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戶為利，初皆不為盜。”

二、 由於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閩浙沿海民眾海上貿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轉而為寇：“嘉靖初，市舶既罷，流臣日嚴其禁，商市漸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鑰申禁於六年，張一厚申禁於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御史璉出，十七年之禁而朱御史紈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愈嚴而寇愈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商在此者，負夷債而不肯償；商在彼者，甘夷據而不敢歸。向之互市，今則嚮導；向之交通，今則勾引。於是濱海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三、 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頗是導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許棟、李光頭等數人為盜，既則張月湖、蔡未山、蕭顯、徐海、王直輩出而稱巨寇矣！初但宮前、南紀、雙嶼等數澳有盜，既則烈港、柘林、慈溪、黃岩、崇德相機失事，而稱大變矣！初但登岸擄人，責令赴巢取贖，既則盤踞內地，隨在成居，殺將攻城，幾於不可收拾矣！”

四、 歸根結底，“倭患”根源在於海禁太嚴：“推原其故，皆緣當事重臣意見各殊，更張無漸，但知執法，而不能通於法外；但知導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過激起釁，或以偏聽生姦……閩廣事體大約相同，觀丙子（萬曆四年）、丁丑（萬曆五年）之間，劉軍門堯誨、龐軍門尚鵬調停販番，量令納餉，而漳潮之間旋即晏然，則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觀之，若病於海禁之過嚴。”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於海禁太嚴，最好的解決辦法不是“堵”，而是“疏”，換言之，必須開放海禁，才能緩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動亂。事實已經證明，用軍事圍剿來解決倭患並不成功，從朱紈、張經、李天寵到胡宗憲，調動重兵圍剿倭寇，勞民傷財，財政不堪重負，民不聊生，社會愈發動亂。平倭總督胡宗憲之所以會乞靈於“招撫”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圍剿難以奏效，不得不另謀出路的無奈之舉。而“招撫”必須以開港通市作為交換條件，開放海禁便成了無法繞開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