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簡體書）

《理想國譯叢011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的**新著作，是其上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作者在上一卷裡將人類政治秩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前人類時代，概述政治制度的三大元件――國家、法治、（民主）負責制――如何從歷史中發展出來，敘述的歷史截止到法國大革命；本卷接著講述第一卷遺留的故事，探討這三大元件在工業革命後的現代世界的發展和互動。在這第二卷中，福山繼續以社會如何發展出強大的、非人格化的、負責的政治制度為核心，考察了從法國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當代美國政治的深層功能障礙等事例，描繪了國家、法治與民主負責制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於發展順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結果。他討論了政治腐敗的治理，檢視了殖民主義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不同政治遺產，並大膽估計未來民主如何應對全球中產階級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癱瘓。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裡曼•斯伯格裡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裡尼高級研究員，此前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曾任美國**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後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國》、《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現居加利福尼亞。

毛俊傑，1952年生於上海，1978年入復旦分校中文系，1981年後定居紐約，譯作有《政治秩序的起源》、《耳語者》等。

編輯推薦
★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連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系列之一（011）——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本書有劉瑜專文導讀“如何到達丹麥”。
★如果說福山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與**後的人》（主要依據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宣告自由民主制是歷史的終點，那麼他的兩卷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則力圖（通過政治秩序的演變）闡明歷史走向這一終點的複雜而崎嶇的路徑。——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何到達丹麥？當然，在這裡，“丹麥”不是特指丹麥這個國家，而是指一種美好如童話般的狀態。具體到政治上，就是一個國家有法治、又民主，政府還高效而廉潔。——劉瑜（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導　讀　如何到達丹麥/劉瑜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發展
第一部分 國家
第1章 何為政治發展
第2章 發展的各個方面
第3章 官僚體系
第4章 普魯士建立國家
第5章 腐敗
第6章 民主發源地
第7章 義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第8章 庇護政治和改革
第9章 美國開創依附主義
第10章 分贓體系的終結
第11章 鐵路、森林和美國的國家建設
第12章 民族建設
第13章 好政府，壞政府
第二部分 外來制度
第14章 尼日利亞
第15章 地理
第16章 白銀、黃金和蔗糖
第17章 不叫的狗
第18章 清潔的石板
第19章 非洲風暴
第20章 間接統治
第21章 國產或進口的制度
第22章 共同語
第23章 強大的亞洲國家
第24章 法律在中國的掙紮
第25章 中國國家的再造
第26章 三個地區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為什麼會擴展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長之路
第29章 從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第30章 中產階級和民主的未來
第四部分 政治衰敗
第31章 政治衰敗
第32章 法院和政黨的國家
第33章 國會和美國政治的家族制復辟
第34章 否決制的美國
第35章 自主和服從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
注釋
參考文獻
致謝
索引

未來模式
在21世紀初，有些政府視自己為自由民主制的標準替代品，其中包括伊朗、波斯灣的君主國、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伊朗國內存在嚴重分歧，龐大的中產階級質疑現政權的合法性。海灣君主國一直是特殊案例，其之所以能把這種形式堅持至今，僅僅是因為坐擁大量的能源資源。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同樣也是靠資源生活的國家，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氣的儲備成為區域性強權。在俄語世界之外，沒人覺得它的政治體制值得效仿。
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體中，對自由民主制是普遍進化模型的觀念，提出**嚴重挑戰的是中國。正如這兩卷書多次提到的，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強大中央集權政府傳統，也是少數幾個從未發展出本土法治傳統的國家層次社會之一。中國複雜豐富的傳統，以儒家道德代替正式的程式規則，對統治者實施一定的約束。這個傳統也被遺贈給其他東亞政治體，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資源。有時，威權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衝破過去的束縛。後毛澤東時代中國享有的一個巨大優勢是，它由高度自主的中國共產黨領導。
今天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鄧小平啟動的改革三十五年後，中國的政權現在正經受政治衰敗，正在喪失作為早期成功源泉的自主性。中國未來十年的政策議程將會大大不同於過去一代。它已是中等收入國家，正在努力成為高收入國家。出口導向型的舊模式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現在需要更加倚重國內的消費需求。粗放型的增長在中國已難以為繼，人口大規模流入工業經濟的紅利也開發殆盡。為了追求高增長，中國已積累了巨大的環境負擔，出現空氣污染嚴重、“癌症村”點綴鄉村、食品安全體系失靈等等嚴峻問題。目前尚不清楚，中國的教育體系能否提供必要的技能，以維持生產力的普遍升高。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如果沒有更多個人自由，真正的創新能否得以持續。隨著中國經濟變得複雜，經濟管理的資訊化需求也在增加。跟王朝時代的中國一樣，自上而下的指揮和控制的體系能否跟上社會的實際步伐，還很有疑問。
**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經歷自身人口的大動員，其規模和速度都遠超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的人口流動。中國快速增長的受教育人群以及財富不斷增加的民眾，他們產生的要求和願望不同於過往構成中國社會主體部分的農民。
鑒於這些挑戰，中國政權的核心問題在於是否擁有足夠自主性，轉向更開放的體系，鼓勵更多的經濟競爭，允許資訊在社會的自由流動。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創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非常強大，即使沒有立法部門和遊說團，也能對共產黨的決策產生影響。國有企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龐大富有。……
就自由民主制的普遍性而言，中國新興中產階級在未來若干年的行為將是**重要的考驗。假如它在**和相對的規模上繼續增長，仍然滿足於生活在現有統治之下，那就不得不說，鑒於它對威權政府的支持，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確實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假如它也產生參與要求，卻得不到現存政治體系的接納，它的表現就非常相似於世界上其他地區。對中國體制的真正考驗，不是在經濟增長和就業充分的時候，而是在增長放緩和麵臨危機的時候……
發展的更大挑戰也許並不在於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性政治形式，而在於許多國家渴望成為富裕的自由民主國家，卻永遠無法如願。有些觀察家認為，由於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相互交織，窮國可能會掉入貧困的陷阱。經濟增長的發生需要**低限度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要在極端貧困和政治分裂中創造制度，又非常艱難。如何走出這個陷阱？我們在本書中看到，意外和巧合的作用—偶爾湧現的領袖、無計畫的制度引進次序、戰爭等活動引出的意外後果—促使部分國家發生意想不到的演變。難道在歷史上逃脫這個陷阱的社會都是幸運的，沒有相同運氣的社會永遠都不會發生如此演變？
這種看法過於悲觀。歷史上政治和經濟變革的啟動，的確有運氣和意外的成分，這可能對第一個建立新制度的社會尤為重要，而對後續社會就不那麼重要。今天，已經積累下來一大堆有關制度的經驗，更有愈益擴大的國際社會願意分享資訊、知識和資源。此外，有多重的路徑和入口通向發展。如果進展沒有在一個方面出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可在另一個方面發生。因果關係的相互關聯的鏈條，隨後就會開始產生效果。所有這一切都是本書有關發展的一般框架所表明的，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
政治衰敗存在于現代民主國家是否意味著，在國家、法治和負責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權，其整體模型在某種程度上有致命缺陷？這**不是我的結論：所有的社會，無論威權的還是民主的，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衰敗。真正的問題在於它們能否適應變化，**終自我修復。我不認為，已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遭遇了系統性的“治理危機”。在過去，民主政治體制遇到過這樣的危機，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替代型的挑戰，還有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眾抗議、經濟停滯和高通貨膨脹率。很難根據任何給定十年的表現，來判斷政治體制的可持續性。在一個時段顯得不可克服的問題，到了下一個時段卻消失了。民主政治體制在回應湧現出的問題時往往比威權體制慢，但當它們開始行動時，常常更加果斷，因為相關決策已獲得廣泛支持。
如果說新興和老牌的現代民主國家都面臨一個難題，那就是未能提供國民所期待的實質性功能：人身安全、共用的經濟增長和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即實現個人機會所必需的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出於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關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奪型國家的權力，卻沒有花很多時間來考慮實施有效的治理—借用伍德羅？威爾遜的話，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滿活力”。
這就是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為什麼失敗的原因，當時，亞努科維奇第一次被推翻。假如當初上臺的是有效的民主政府，清理腐敗，提高國家制度的可信度，就會遠在普京強大到可趁機而入之前，在西部乃至講俄語的東部鞏固自己的合法性。相反，橙色聯盟在內鬥和黑幕交易上浪費精力，反而為亞努科維奇2010年的捲土重來和2014年離職後的危機鋪平道路。
相比於威權的中國，印度也一直被政府表現上類似的欠缺拖了後腿。自1947年建國以來，除了短暫例外，印度一直作為一個選舉式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製作，只可遠觀不可近賞，它的體系中充斥著腐敗和庇護。印度2014年大選的獲勝者當中，34%面對懸而未決的犯罪起訴，包括殺人、綁架和性侵犯等嚴重指控。法治確實存在，但極其緩慢和無效，很多原告到死都沒有看到自己案件有機會獲得審理。與中國相比，印度在為人口提供公共物品上幾近癱瘓，無論是現代的基礎設施，還是像乾淨的飲用水、電和基礎教育那樣的服務。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Modi），儘管在過去曾引起過爭議，仍以決定性多數票在2014年當選為總理。選民希望他會以某種方式一掃印度例行政治的廢話連篇，實際上做出點事。
不幸的是，無法實施有效統治的問題也臨到了美國自己頭上。它的麥迪森式憲法，特意在各級政府設置制衡以防暴政，如今已變成否決制，一旦與政治極端化結合起來，證明無法有效朝前走或向後退。美國面臨非常嚴重的長期財政問題，假如有適當的政治妥協，是可以獲得解決的。但國會根據自己的規則，已有好幾年沒有通過預算；由於無法在支付過去債務上達成協議，還在2013秋季關閉整個政府。美國經濟仍是奇跡般創新的源泉，但美國政府很難再是當前世界的靈感之源。
所以，生活在穩固的自由民主國家中的人，不應把它的繼續存活下去視作理所當然。沒有自動的歷史機制可使進步不可避免，還可防止衰敗和倒退。民主國家的存在和繼續存活，只是因為民眾希望如此，並願為它做出犧牲，民主要佔據上風，還需要領導能力、組織能力乃至純粹的好運。正如我們看到的，在公眾參與和政府效率之間存在兩難取捨，但如何保持二者平衡絕不是紙上談兵那麼簡單的事。普遍進化可能會決定某些制度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湧現出來，但特別進化意味著，沒有具體的政治體制會與環境永遠保持適應。
即便高品質的民主政府供應不足，對它的需求卻很大，而且與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新社會群體都在動員起來。我們看到，在突尼斯、基輔、伊斯坦布爾和聖保羅等地，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不斷地意外爆發，要求政府承認民眾的平等尊嚴和履行自己的承諾。我們還看到，每年都有數百萬貧困人口，從像瓜地馬拉或卡拉奇那樣的地方，不顧一切地湧向洛杉磯和倫敦。這些事實表明，政治發展的過程有很明確的方向性，承認公民平等尊嚴的負責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