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制造業能力、基于一流產品與服務的出口導向、關注利益相關方的企業治理、重視中小企業發展、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全面的結構改革”，這就是在金融危機中堅挺增長的德國，為全球經濟貢獻的“德國模式”。

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與全球咨詢巨頭羅蘭·貝格發現，擁有著相似價值理念與基礎機制的兩國，在改革目標上也同樣相似。兩人在無數次思想碰撞后，總結出了現實借鑒。他們從公共財政體系、房地產市場調控策略、金融監管體系、馬克國際化戰略、企業基業長青等方面，探索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商業模式，為中國改革提出新的建言。

李稻葵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SchwarzmanScholars）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議程委員會委員。曾先后任教于美國密歇根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并曾任世界銀行項目顧問、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會長等職。

羅蘭·貝格

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創始人、榮譽主席；全球多家企業和機構的委員會成員，如德意志銀行、美國黑石集團、日本索尼公司、意大利菲亞特集團、德國費森尤斯集團、德國慕尼黑PrimeOffice集團（董事長）、意大利RCS傳媒集團等；并擔任德國聯邦政府等多國政府的顧問。

李稻葵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SchwarzmanScholars）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議程委員會委員。曾先后任教于美國密歇根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并曾任世界銀行項目顧問、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會長等職。

羅蘭·貝格

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創始人、榮譽主席；全球多家企業和機構的委員會成員，如德意志銀行、美國黑石集團、日本索尼公司、意大利菲亞特集團、德國費森尤斯集團、德國慕尼黑PrimeOffice集團（董事長）、意大利RCS傳媒集團等；并擔任德國聯邦政府等多國政府的顧問。

序一德國模式的中國之鑒李稻葵

序二中國可以向德國學習什么羅蘭·貝格

第一章德國實體經濟如何戰勝危機

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

次貸危機對德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德國的影響和對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有何不同

德國實體經濟為何未受兩次危機的影響

德國應對危機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第二章德國公共財政體系研究

德國公共財政體系初探

中德各項稅收對比與啟示

中德財政平衡制度對比與啟示

德國公共財政體系對中國的借鑒意

第三章德國房地產市場研究

德國房地產市場歷史表現

各階段德國房地產調控政策梳理

經驗一：租賃住房市場發達緩解房價波動

經驗二：穩健住房金融體系抑制住房投機

第四章德國金融監管研究

德國金融業概況

德國金融監管概況

德國金融監管下的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

德國金融體系對我國金融改革的借鑒意義

第五章德國馬克國際化研究

德國馬克緣何崛起

德國馬克國際化緣何受限

德國馬克國際化受限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

第六章德國家族企業研究

德國家族企業概述

德國家族企業為什么成功

德國家族企業典型案例——寶馬公司

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第七章再論德國近年來經濟成功之道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商業模式

德國成功的關鍵因素

結論

后記

中國可以向德國學習什么

羅蘭·貝格

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新格局

過去幾十年間，世界經濟圖譜發生了重大改變，它正不斷地從發達經濟體，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轉移。特別是自2007年的金融危機、全球性經濟危機以及緊隨其后的歐元區危

機以來，這種趨勢變得愈發明顯。若單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盡管歐盟和美國的經濟總量依然大于中國，但是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使得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地接近歐美。雖然這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有所下滑，但是自2007年以來，中國實際人均GDP仍以8.1%的速度增長，這已經遠遠超越了美國的0.3%與歐盟的－0.2%。

歐洲各國差異顯著，德國獨樹一幟

歐盟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12年，歐盟GDP為16.4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25％，是美國的1.1倍，中國的2.0倍，日本的2.7倍。2012年，歐盟人口總數為5億人，占世界人口的7％，是美國的1.6倍，日本的4.0倍。

歐洲經濟增長呈現顯著的區域差異。2009—2012年，歐盟傳統15國的年均GDP增長率為原0.3％。其中，個國家的年均GDP增長率為負：10希臘增長率最低，為原4.9％；其次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分別為原1.5％和原1.4％。只有瑞典、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法國實現了正增長，其中德國以0.7％的年均GDP增長率排名第二。除此之外，各方面指標表明，德國經濟處于健康狀態。

一、經常賬戶盈余

2010—2014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只有德國、中國和日本有持續的經常賬戶盈余。德國的平均經常賬戶盈余為2410億美元，反映出強勁的競爭力；而同期美國平均經常賬戶赤字卻為4350億美元；英國的平均經常賬戶赤字為970億美元。經常賬戶盈余通常表明出口大于進口，有利于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對于德國來說，這一現狀也因其實際匯率低于歐元區其他國家所導致，這進一步加劇歐元區內部的緊張。

二、公共財政

2014年年末，德國的一般政府債占GDP的75.5％，在歐盟國家中處于中等水平，遠低于美國和日本。2014年，德國成功地實現整體政府預算盈余，不僅低于美國、日本和歐盟其他國家，也低于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較少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為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留出了空間。一旦德國經濟出現下行風險，政府可以采取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稅收等措施刺激經濟。

三、就業率

得益于1998—2004年之間的經濟改革，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具靈活性，而失業率一路走低：2005年失業率為11.2％，此后逐年下降，只有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略有上升。2014年，德國失業率達到5.0％，比美國低1.2％、比法國低5.3％，但卻比中國高0.9％。2014年第三季度平均就業人口為4290萬人，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就業是民生之本，是勞動者維持生計的基本手段，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前提。失業給勞動者造成痛苦，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甚至成為社會動蕩的誘發因素。較低的失業率通常帶來更高的幸福感，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四、高制造業比重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德國的制造業保持較高的比重。2012年，德國制造業占增加值的24%，高于美國的12%、日本的19%以及歐盟15國的15%。近年來，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去工業化的趨勢。2000年至2012年間，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制造業部門，都呈現下滑態勢，其中芬蘭下降10.3%，英國下降5.6%，法國下降5.3%；而只有德國和立陶宛呈現了明顯的增加，分別增加了1.6%和2.0%。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德國制造業部門的高比重意味著，德國經濟更具均衡性，并較少地依賴于服務業；有助于德國增加出口，鼓勵技術創新，吸引外國投資，發展高附加值的服務以及增加高技術含量的就業。這些讓德國在金融危機后，得以迅速復蘇，并實現增長。

德國經濟成功背后的因素

德國經濟的強勁表現，部分源于歐元體系設計之初的漏洞。由于德國抑制工資增長的政策，德國的產業亦更加具有價格競爭力，從而推動出口以及經常賬戶盈余。因此，自歐元頒布以來，德國的歐元”“實際上比歐元區其他國家流通的貨幣貶值30%。

盡管如此，德國依然給自己打造了三大競爭力，從而實現經濟成功。他們分別是：獨特的社會政治架構、良好的產業政策和世界一流的企業。這些因素緊密聯系，互相依托，并且有著很強的文化背景。

一、社會政治架構

社會政治架構是理解德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之一。

社會市場經濟是德國經濟的總體框架，是經濟成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是充分發揮自由市場經濟的優勢，同時為了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對自由市場經濟加以限制。德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穆勒-阿爾馬克（AlfredMuller-Armack）對社會市場經濟的定義是“一種將市場自由與社會平等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方式”。社會市場經濟的核心原則有三點：一是保護個人不受過度自由資本主義的影響，建立社保體制，保護工人權益；二是提供免費教育與平等機會，讓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三是保證市場自由公平，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才能為自己和社會創造財富。國家規定市場活動的框架條件并加以調節，通過提高消費者機會、刺激技術進步和創新、按勞分配收入等方式使市場中的各種力量自由發揮作用，在主張市場有序競爭的同時強調社會責任。德國的基尼系數為0.34，低于美國、日本、歐盟平均水平和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發展中國家。這表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成功的：它一方面保證了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控制了財富分化。就增長與繁榮而言，經濟自由與社會保障并非完全對立，正確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最佳方式。德國的傳統文化注重共識，有利于為社會福利做出妥協。法律規定，大型企業的監事會包括工會代表，企業、員工、工會和行業工會之間的妥協降低了罷工數量和勞動力成本。2000—2008年，德國平均每年罷工時間僅為4.5天，而美國和歐盟分別為9天和34天。2001—2012年，德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僅上升8.4％，遠低于美國（18.3％）和歐盟平均水平（24.0％）這使德國產品價格低廉，增強了德國經濟的競爭力。

1999—2005年，德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為德國企業創造了競爭優勢，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勞動力市場改革減少了保護主義傾向，取消了最低工資限制，增加了靈活性。稅制改革降低了企業稅和直接稅的水平，適度提高了間接稅。醫療改革把醫療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分開，提高了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福利制度改革縮減了養老金，并在之后的2010年把退休年齡提高到67歲。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將企業的資本利得稅降至0%，這鼓勵了公司之間以及與銀

行之間進行資產買賣，從而緩解了“德國公司”的問題。然而，值得提出的是，盡管政府從早前的改革中獲得不少經濟利益，但是現在也開始取消一些改革政策，例如，引入最低工資，并且對于那些工作超過45歲的人，把退休年齡降低到63歲等。

二、產業政策

穩健的產業政策是德國經濟成功的基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德國制造業比重較高。2011年，德國制造業增加值比重為23％，高于美國（13％）日本、（19％）和歐盟傳統15國平均水平（15％）。近年來，發達經濟體呈現去工業化趨勢。2001—2011年，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制造業比重下降，其中芬蘭、愛爾蘭和法國分別下降7.9％、5.6％和4.6％，只有德國、匈牙利、立陶宛、波蘭等少數國家的制造業比重上升。較高的制造業比重有利于擴大出口、鼓勵技術創新、吸引外國投資、創造高技能工作崗位，是金融危機后德國經濟快速恢復和增長的關鍵因素。

不斷增長的研發投入和良好的研發體制促進了技術創新。2011年，德國的研發費用達755億歐元，GDP的2.88％。占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研發領域有緊密的合作關系：企業研發投入占研發費用總額的67.7％，大學占17.8％，公共機構占14.6％（數據四舍五入取兩位小數）。公共科研機構中既有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等基礎研究機構，也有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等應用研究機構。技術創新幫助德國工業提升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在產業價值鏈中地位不斷攀升：德國的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額占世界總額的12％；1995年至今，從德國每百萬人口的專利數量始終名列前茅，遙遙領先于美國和日本。德國政府在激勵創新和提供基礎設施支持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政府自下而上地與產業展開緊密合作，而參與研發的目的并不是選出個別佼佼者，或直接確定研發方向，而是為企業創造研發工作的激勵框架，提供資金支持以及基礎設施支持，同時保證中小型企業和供應商也能參與其中。除了常見的稅收激勵、大學支持和基礎研究支持之外，德國還有一批獨特的致力于與產業緊密協作的各科技中心網點，這批網點專攻技術創新。其中最成功的即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協會擁有60家技術中心，遍布全國，由政府、企業界共同出資，完全依靠市場驅動運營。從化工多聚物到鐳射傳感器制造所需的光學精確度，再到新一代IT（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