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領袖方略：千年變局中現代智慧（簡體書）

杜語編著的《掌控領袖方略--千年變局中的現代智慧》是一部描寫、評論近代中國著名歷史人物的救國智慧的作品。該書以史學的方法，以歷史事實為主線，論述了林則徐、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曾國藩等百年中國著名人物挑戰千年變局的思想和方略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中的方略智慧，既有關乎近代中國命運的全局的思考，也有局部的細節的深入分析。是一部兼具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力作。

杜語
1962年10月2日出生於河南省許昌市，漢族。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六年，後又獲得了北京大學的歷史學碩士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歷史學博士學位。此後，則長期在中央級報刊及出版社任編輯室主任，現為副編審，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並曾赴美國克萊姆森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一年。作品方面，有多部學術專著出版，也有多篇學術論文在國家級核心期刊發表。此外，還發表了大量新聞訪談、隨筆及詩歌作品，並有詩集出版。

 

從古代的英雄謀略到近現代的領袖方略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唯一有著完整延續的文明體系。這樣一個體系，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和它傳承不絕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蘊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的。所謂厚德載物，君子以自強不息，都是試圖去說明中華文明的內在精神的。此外，悠悠五千年先人創設的各項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也都在各個方面強化著中華文明的血肉之軀，使中華文明與當時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享有著舉世矚目的盛譽。對此，不僅在中華文明繁盛時來中國旅行的外國遊客如馬可•波羅們是盛讚的，就是隨第一個赴華使團——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使團運送禮品的總管約翰•巴羅也在他的訪華遊記——《我看乾隆盛世》一書中承認：“相比歐洲的大多數國家，連希臘都不例外，中國更早地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文明。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雖然巴羅不敢肯定“她是否像傳教士所說假定的那樣一直在進步，仍然可以跟許多現在的歐洲國家相抗衡”。而且他確信：“從16世紀到16世紀末，跟歐洲的一般狀況相比，她佔有絕對優勢；如果不是在科學上，至少在藝術和製造業、在生活的便利和奢華方面是如此。這一時期中國的狀況跟目前的基本相同，而且可能還將延續下去。”對此，就是當代西方的學者也都是認可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就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只有5000萬～5500萬人），有燦爛的文化，有特別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出的運河系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並且有受到孔學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制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於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來者羡慕不已。”
但令後人們遺憾的是，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這些昔日輝煌就只能像落日的餘暉，給愁雲慘霧的東方時空塗抹些令人心碎的金黃，而不能衝破烏雲，重新把溫暖普照大地的萬民之心靈。中華文明造就出來的內聖外王式的東方聖哲和君王也再不能從他們祖先的武庫中尋找到立竿見影、藥到病除的武器了，他們只有陷入深深的思考和茫然之中。他們也有過清醒，那就是他們已從血的教訓中明白，中華文明已不是世界最先進的文明了，中華帝國更是遇到了千古以來未有之奇變，千年以來從未有之強敵（李鴻章認為是三千年未有之奇變，康有為則認為是中國四千年來之變局，亦祖宗二百年來所未遇也）；中華帝國也早已不是令人不敢窺視的天朝上國了，他們需要尋找新的武器來拯救他們的國家。不過，此時，他們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協助君權神授的皇上來治理自己的國家了，任務已發生了質變，從治國到救國了。這就是近代和古代的本質不同，這回是遇到了真正的危機，遇到了不是以往古代的傳統思想、謀略、方略所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擺在了近代中國的領袖人物們面前，他們顯然需要新的武器、新的思想、新的謀略和方略來挑戰這迎面而來的千年變局。所謂領袖方略，之所以不同于英雄謀略，也是在於其歷史前提、條件和歷史任務大大不同於以前了。
關於方略，《辭海》的解釋是“方策，謀略”。並引《晉書•王溶傳》“濬設方略，悉誅弘等”。又引孔娥《謝賜手詔狀》“乏禦侮之籌謀，罕濟時之方略”。而“方策”，《辭海》的解釋是與“方冊”意義相同，指“典籍”。《辭海》引的原典是《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一句。對此句的解釋，則是引的鄭玄注：“方，版也；策，簡也。”至於“謀略”，《辭海》的解釋是“計謀策略”。所引原典是《三國志•吳志•陸遜傳評》：“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總之，是有兩個主要內容，一個是理性成分主導的“方策”，一個是個性化成分主導的“謀略”，是一個涵蓋面很大的辭彙。清朝的乾隆皇帝尤其喜歡使用方略一詞，為了記述、光大其號稱“十大武功”的豐功偉績，還為此成立了隸屬於軍機處的方略館。方略館的職掌就是編纂清廷重大軍事行動的始末，但方略館並不是一個常設的機構，而是每當有重大軍事行動時才在得勝後設立。清廷自設方略館後，前後編纂了十七種方略。編纂方法是“將有關該次戰爭的奏摺、上諭按日彙編”，並詳記其原委，其名有時稱紀略，有時稱方略，如大學士阿桂等修《皇清開國方略》、曹振鏞等纂《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方略館署名編的《欽定巴勒布紀略》《欽定廓爾喀紀略》等。本書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辭彙的。但本書認為，聯繫到近代中國的情況，方略一詞實際上已成為謀略、方策、策略、戰略、政略等一系列辭彙的一個總的代表性用語。但這不等於方略可以完全取代以上辭彙，以上辭彙自己特定的內涵和外延還都存在，如謀略是個性化的靈機應變式的；方策是具體的做事方法，個性化較少，固定的計劃性較多；策略則是進一步理性化了。但策略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的是具體的問題；至於全局性的問題，則需要政略和戰略來解決。政略是政治方面的大略，戰略是軍事方面的大略。
現在，我們的任務不是選擇不選擇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是唯一現實性的問題，是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對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各類弊端進行改革甚至變革的問題。至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那是另一個問題，也許現在我們仍有許多方面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遺產，社會主義清除之是需要一個過程，甚至比較漫長的過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允許資本主義發展，但又不怕資本主義發展，並且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好處，對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階段也有好處。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然我們走了彎路，但改革開放以後，許多發展私營經濟的措施已和毛澤東在以上一段話中所提到的措施有異曲同工之妙。經過這樣的一段約三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躍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開始有很多人在熱烈地討論中國的崛起問題，這都有力地證明了近現代以來中國人民最終選擇社會主義的正確性。但儘管如此，仍可能會有許多國人不滿足於這個成就，不滿足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程度。不過，如果我們放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採取歷史主義、現實主義的態度，我們就會認識到，社會主義畢竟使我們這個備受欺淩的將要亡國甚至滅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成了一個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國，起碼可以說潛在的世界性大國。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成績。更何況，社會主義為中國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即使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優勢，這就為中華民族實現進一步的偉大崛起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當然，要徹底、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潛力，還需要我們以極大的智慧、勇氣和毅力去探討、去思考、去發現，但沒有疑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一定會展示出巨大的創造力，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及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也同時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而所有這些結論，都是要結合歷史的具體進程以及在這一進程中活動的領袖人物的具體思想、理念以及實踐，甚至性格、靈感、偏好等來得出，都要在全面解析、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的昇華，從而達到在更高的境界窺破歷史的真相，窺破本書研究的主題——近現代中國領袖人物掌控領袖方略的真相的目的。

序言：從古代的英雄謀略到近現代的領袖方略
第一章 清朝地方督撫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閉關鎖國與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方略
二、開眼看世界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方略
第二章 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家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借助洋上帝發動農民革命的方略
二、建立地上天國拯救國家民族的方略
三、從追求平等到發展資本主義的方略
第三章 洋務派地方大員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凝聚傳統，內聖外王的方略
二、捍衛名教，完成功業實踐的方略
三、詢訪英賢，造就光大事業的人才群體的方略
第四章 資產階級維新派巨人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托古改制，發動維新運動的方略
二、君主立憲，推進維新變法的方略
三、開辦學堂，培養維新骨幹的方略
四、組織學會，形成維新中堅的方略
五、創辦報紙，運用維新輿論的方略
六、大同世界，構建維新最高綱領的方略
七、定為工國，實業救國的方略
第五章 思想文化界名流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以英國為師的方略
二、全盤西化的方略
三、教育救國的方略
第六章 中國革命偉大先行者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方略
二、“創立民國”、“權能分立”的民主革命方略
三、“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的土地革命方略
四、創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以領袖取代帝王的政黨革命方略
第七章 現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掌控領袖方略的模式
一、建立中國共產黨，實行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方略
二、走井岡山道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方略
三、把握三大法寶，奠定民族復興基石的方略
四、闡發新民主主義論，確立中國革命階段發展的方略
結束語——對近代中國八個關鍵性的領袖方略的概述
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掌控強弱關係的最初辯證法
二、“建立地上天國”——用西方的宗教形式表現中國農民革命鬥爭的內容
三、“內聖外王”——凝聚傳統精神，創造現實輝煌
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艱難抉擇
五、“托古改制”——撬動政治變革的有力杠杆
六、“資產階級革命”——中國近代第一次完整意義上的革命
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革命成功的核聚變
八、“用理論武裝民眾”——實現整個民族的全面覺醒和解放

諭旨一下，全國聞風響應，從此掀起了禁教的又一個高潮，直到鴉片戰爭前，禁教這一國策就是這麼一直都被以後的嘉慶、道光二帝堅決執行著。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當欽天監正高守謙辭職回國，監副畢學源也“因疾致仕”，從此，欽天監不再用西洋人，第二年畢學源去世，整個偌大京城，西洋教士蹤跡已為之斷絕，其居住的南堂也被封沒入官。
當清政府把禁絕西方傳教作為防範重點，並取得成功的同時，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叩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而對此，清政府的重視程度卻非常不足。當然，清之前的明也同樣如此。
早在明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人就來到中國，並在廣東屯門豎立石柱，刻西班牙國徽於其上，顯露出侵略的意圖。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第三次至廣東時，更進一步以武裝齊備的船隻闖進珠江，把侵略的意圖一變而為明目張膽的行動。1519年，葡萄牙駐麻六甲總督甚至派遣武裝船隻抵達屯門，藉口防禦海盜，擅自設置砦柵、絞首台等，濫施刑罰、劫掠行旅，拐誘幼童，抗不納稅，犯下了重重罪行，在遭到驅逐後，葡萄牙人還不惜以面露恭順，暗中施展賄賂的手段，取得了佔據澳門的權力，從此，西方列強在中國多了一個橋頭堡。
追隨葡萄牙人足跡而來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等這些西方列強也是無不效仿葡萄牙的海盜行徑，特別是英國人，作為西方最有潛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者，也是最早對中國進行國家級別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殖民活動的殖民主義者。此外，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英國人還把外交作為重要的手段，企圖通過談判桌，獲取通過戰船、大炮不能得到的東西。
英國商船早在1576年起便開始探尋到東方的航路。但令他們遺憾的是，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漫漫征途中，這一願望一直未能實現。1637年，一個叫威德爾的英國人率領一支船隊終於抵達廣州，並隨即與廣州地方當局發生激烈衝突，甚至還發炮轟擊虎門，擊沉中國水師船隻多艘，並劫持了岸上的炮臺炮具，企圖以此脅迫中國的明朝政府同意其通商的要求。但明政府並未屈從，英人也只好退而求其次，通過葡萄牙人居間斡旋，在澳門裝載了一批貨物，心有不甘地于同年12月29日啟碇回國。此後，在1635—1700年的六十餘年中，英船來華的數目並不多。據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學者馬士記載，僅有十二艘，而且還絕大多數以澳門為終點，並未到達廣州。直到英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商館後英船來華的數目才逐漸多起來。仍據馬士統計1701—1774年間該公司到達廣州的船隻急劇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艘，1775—1883年間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兩千六百七十八艘的數字，貿易範圍也逐漸從廣州擴展到了漳州、寧波、雲臺山，甚至更廣大的區域。
不過，這種私下的非法貿易令英國人並不快慰，他們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他們渴望有更大的空間、更廣闊的舞臺來充分施展、表演，以滿足其新生資產階級的活力、能量和驚人的胃口。為此，直接到北京與中國最高統治者會面就成為其題中應有之義。
1792年10月，英國使團在馬戛爾尼勳爵的率領下，乘由“獅子”號、“印度斯坦”號、“克拉倫斯”號和“豺狼”號四條船組成的船隊，從倫敦啟程出發，九個月後，也即1793年6月19日，他們終於看到中國的海岸線。第二天早晨，他們在澳門海面上停泊下來，但馬戛爾尼卻命令船隊不許靠岸，因為這個對打開中國大門充滿欲望的英國勳爵的希望是直接進入中央帝國，在一個完全屬於中央帝國的港口登陸，而不是在澳門這樣一個有殖民地特徵的港口登陸。這個英國勳爵甚至對廣州這個其先輩夢寐以求想踏上的土地也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北京——這個令其前輩做夢也不敢想的中央帝國的首都。因此，他命令船隊沿著海岸繼續航行。1793年8月11日，這支船隊到達中央帝國的首都北京的東大門——天津，16日馬戛爾尼更抵達離北京只有十二英里的通州。在這裏，馬戛爾尼使團一行離船上岸，坐上馬車，於21日終於抵達了他們“渴望已久”的目的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