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2015)（簡體書）

本書立足于當代中國現實社會的內部邏輯和文化價值體系，以科學方法對新興的網絡輿情進行采集、評價、對比分析和預測。全書共20余萬字，對2014年我國的輿情情況既有宏觀的概述，又有微觀的分析，同時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對輿情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應對技巧。

喻國明，1957年9月生， 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法學（新聞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責任教授，長江學者，國務院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同時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部社會人文學科重點基地）主任、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中國傳媒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傳播學會副會長、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高校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傳媒發展指數（藍皮書）》主編、《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藍皮書）》主編等。

互聯網是高維媒介：一種社會傳播構造的全新范式
——關于“互聯網+”發展的關鍵與進路（代序言）
喻國明
一、是“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互聯網不僅僅是一個傳播工具，更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操作系統
從1994年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我們對于互聯網的認識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是膚淺的。而近來中國社會大的進步便是開始認識到，面對互聯網這一新興媒體，包括媒體業在內的整個社會發展的主邏輯應該是“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這不是一個“+”的前后位置的簡單變換，其中包含著我們對于互聯網價值邏輯和運用模式從膚淺到深刻的巨大轉型。
在“+互聯網”模式下我們僅僅把互聯網看作是一種傳播工具、傳播手段、傳播渠道和傳播平臺，我們對于互聯網的應用大體上是在我們既有的運作邏輯的基礎之上，把互聯網作為延伸我們的影響力，延伸我們的價值，延伸我們的功能的一種延伸型的工具，起著一種錦上添花的作用，即在我們固有的發展邏輯和社會運動邏輯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按照固有慣性延伸性的因素和手段。而“互聯網+”則不同，它是把互聯網視為構造我們這個社會、構造我們的市場和行業全新格局的建構性的要素和力量，我們是在互聯網所造就的這種全新的基礎上按照互聯網的法則和邏輯來重新統合我們的運作模式和管理模式。
在“+互聯網”模式之下，我們雖然有很高的投入，做了很多“+互聯網”的事，如辦了很多網站，做了大量的手機媒體，以及一窩蜂地辦APP和客戶端。但是老實說，結果是追得很苦、投入很大，但產出卻極為有限，甚至燒錢到血本無歸，實際的投入和產出完全不對稱。這其中關鍵的原因是由于我們對互聯網基本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影響的膚淺理解所造成的。記得上世紀60年代，控制論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Wiener,1894-1964)說過，信息和信息的傳播是使社會的以連接在一起的“粘合劑”，換言之，有什么樣的信息傳播的樣態，就有什么樣的社會組織方式，社會資本的分配，社會動員能力的賦權就會有著絕大不同。因此，一個社會具有主流影響力的傳播格局和傳播手段的任何重大改變，都直接決定著這個社會的組織方式、構造邏輯和運作法則。
這便意味從控制論的角度看，傳播工具來到這個世界上為深刻的意義是使社會在要素連接、資源重組和運作方式方面呈現出新態勢，新格局和新構造。事實上，互聯網進入中國社會二十余年所導致的種種改變使我們現在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互聯網對于我們社會的本質意義就是，它是一種新社會的組織與結構方式，是整個社會的“操作系統”——只有將自己的資源、能力和品牌在互聯網的邏輯和機制下整合運用起來，即“嵌入”到互聯網的架構上，我們才能汲聚互聯網的“弱連接”所蘊含的無限資源和種種可能，將其整合和轉化為形成功能、形成價值的“強連接”，從而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正如電腦系統一樣，“操作系統”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種實現某種功能的應用性軟件，它規定著整個社會系統的運作基礎、運作框架、運作規則。任何一種社會“軟件”，哪怕是再強大的應用軟件，如果不能遵守互聯網的邏輯和規則行事，不想或不善于嵌入到互聯網所構造的操作系統當中去，它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影響力，并且會淪為一個“價值孤島”而失去自己的價值和影響力。
二、互聯網是一種全新的“高維媒介”，而不是基于傳統媒介范式的新媒介：對于“個人”為基本社會傳播單位的賦權與“激活”是互聯網對于我們這個社會的大改變
互聯網是一種“高維媒介”，用“低維”邏輯去運作它和管理它是荒唐可笑的，更是無法產生預設效果的。互聯網對于社會性的傳播系統構建的大改變是將傳統的以機構為基本單位的社會性傳播改變為今天的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社會性傳播。于是，互聯網作為一種革命性力量，已經并將繼續改變著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權力結構。迄今為止，互聯網初步實現了“人人皆可進行信息表達的社會化分享與傳播”的技術民主，社會議程的設置權與社會話語的表達權也進入了人人皆可為之的泛眾化時代。歷史上從未有哪一個時代，如今天這樣，能讓普通個體擁有如此之大的話語權。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激活了以個人為其基本單位的社會的傳播構造，重新分配了社會話語權，并因此改造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在大眾獲得前所未有的話語權后，精英階層對于真相和真理的壟斷被打破，互聯網時代帶給精英的焦慮和惶惑，如同印刷術在中世紀后期開啟的知識平民化的普及時代——印刷術終結了貴族和僧侶對知識、教育的壟斷，平民百姓開始擁有越來越多的教育資源，知識迅速普及，宗教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隨之發生。
具體地說，互聯網將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傳播能量的激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個人操控社會傳播資源的能力被激活。互聯網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傳播資源結構，傳播技術的發展與傳播工具的普及極大地便利了大眾自主接觸、搜集和傳播信息，社交媒介在互聯網沃土上的迅速崛起進一步為重構社會資源注入了新的活力，個人作為傳播的主體有機會直接成為社會資源的接觸者和操控者，由此帶來了個人實現表達權利的能力大大增強以及內容生產能力的普及。公民新聞的出現和發展打破了傳統媒體的話語壟斷權，內容生產不再是少數媒體機構中記者和編輯的專利，人人都能成為傳播者。
2.個人湮沒的信息需求與偏好被激活。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信息傳播的主動權掌握在有限的媒體機構手中，傳統媒體充當著“守門人”的角色，通過議程設置篩選傳播信息，決定著公眾的社會視野并主導公眾輿論。“點對面”的單向傳播模式使得來自大眾的分散的個體的聲音處在被湮沒和被忽略的狀態。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互聯網重構了媒體與大眾之間的權利關系，渠道類別與層次的多樣性為人們的個性化信息需求與偏好帶來了更多機會，渠道間網狀的互聯互通使信息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互動交流和雙向協作成為可能，傳統媒體所主導的信息偏好逐漸被淡化，傳播內容和要素更加豐富、多元和富有個性，內容越來越貼近大眾的個人生活、個人情感和個性體驗。
3.個人閑置的各類微資源被激活。互聯網的連接性與開放性特征激發了儲存在個人身上的各類微資源，原本散落在個人身上的閑置時間、閑置知識、閑置經驗等各類閑置資源在互聯網條件下得以被發現、被檢索、被匹配，由此打破了傳統的局域市場，各類資源之間的連接呈現出無所不至的可能。互聯網帶來的互聯互通促進了多渠道、多功能、多內容之間的重疊和覆蓋，這種融合將創造出全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價值形成模式。
顯然，互聯網構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場域。如何在這種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社會傳播的格局下激活、匹配和實現生態型的資源配置和功能整合，便成為當下包括傳媒領域在內的整個社會的一場深刻革命。
三、互聯網作為“高維媒介”需要一種與它相匹配的管理范式和運作邏輯：用傳統的那種“低維”邏輯和范式去操作它是荒謬和無效的
互聯網是一種全新的“高維媒介”，用治理傳統媒介的“低維”邏輯去運作它和管理它是荒唐可笑的，更是無法產生預設效果的。譬如，在互聯網，尤其是在建構人際大網的社交媒介崛起的大背景下，人們開始次有了自己進行社會傳播和信息采集的自主權。任何一個人，哪怕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只要他上傳至網絡上的內容和信息能夠得到比較多的人的情感共振和價值認同，便可能在層層轉發當中實現一種社會傳播的“核裂變效應”，達至那種過去只有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新華社這些超大媒體才能達到的傳播規模和傳播效應，甚至有時候還會遠遠它們。同時，互聯網對傳播領域的又一重大改變是，當個人能夠自主性地通過互聯網所提供的數以億計、極為豐富的信源來建構自己的信息渠道，而不是依賴現有的傳統媒介構成的社會信息通路的時候，那整個社會信息的傳播格局和法則也將發生重要改變。
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今天人們與外界主要的信息通路是通過智能手機實現的。有調查表明，智能手機用戶每天看手機的平均次數超過150次。很多人如果離開了自己的手機哪怕只有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就會覺得跟世界隔離了，就會產生一種巨大的恐慌和不安全感，手機已經成為個人與社會發生關聯的重要的信息通路和信息渠道。而在智能手機這個平臺之上，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通過選擇傳統媒介的方式獲取。譬如，過去人們可能是從10張報紙中做選擇，或是從30個頻道中做選擇，但今天卻是在億萬與自己構成或強或弱的社會關系的人群中選擇，從自己的朋友圈、同事圈、興趣圈等社會關系渠道中，按照親疏關系、信任度、喜好度等來構建自己的信息源。這種信息來源的構成方式表明，今天構成社會信息傳播的“后一公里”的渠道，已經不是傳統的物理渠道，而是人際關系渠道，這也因此導致傳統媒介在既有社會傳播渠道中“失靈”的問題。現在很多傳統傳播媒介在檢討自身傳播效果和傳播效應下降的時候，總是認為是內容的問題。盡管內容也有問題，但我認為，當下傳統媒介主要的問題是，在“互聯網+”的新常態下，傳統傳播渠道的“失靈”是其中的關鍵性癥結所在。因此，如何使傳統媒介生產的內容產品能夠有效地“嵌入”到社會關系渠道中，便成為今天構建傳統媒介傳播有效性的為關鍵性的問題。任何內容產品如果不能嵌入到社會關系渠道中，哪怕再有價值、傳播的力度再大也有可能死在社會傳播的“后一公里”，無法達至終端用戶的接觸界面。這就是互聯網帶來的新的傳播格局的變化。
再次，互聯網在激活個人之后對個人的傳播行為有了很大的賦權，這種賦權使今天傳播主體的權利和既有的政府傳播治理方面管理體系出現了一些不和諧、不匹配的情況。譬如，我們國家對于新聞信息的社會傳播是有著一整套嚴整的管理體系和管理規定的。目前國家頒發的網站的新聞發布的許可證總共有150張，沒有這張新聞發布牌照的網站是不可以發布新聞的，哪怕你拿到了有價值的新聞也不可以發布，發布了就是違規。而擁有網絡新聞發布牌照的網站則必須按照既有的新聞傳播的全部規定和規則進行新聞傳播，如商業性網站不可以自行采制新聞，其新聞來源只能取材于制度規定的某些特定的傳統媒介來成為自己的新聞來源，同時在新聞報道應遵守的政府所制定的全部對于傳統媒體運作的規則和要求等。這在過去是非常嚴密和有效的治理方式，但是今天當個人成為社會傳播的基本單位和行為主體時，這套過去行之有效的管制方式失效了。因為政府很難再通過“發牌照”的方式對個人新聞發布進行管理。通俗地說，網站如果沒有牌照，即使是大家都關注的事實也有不能傳播，而言論自由是個人的一項基本的權利，我把我看到真實情況、真實照片、真實視頻上傳到網上跟自己的朋友圈分享，這在法律范圍之內毫無違規之處。當然，政府可以對發布謠言或轉播謠言的行為的進行嚴厲的處罰，但這只對謠言和道聽途說的信息有作用，根本無法遏制真正的新聞在政府“失控”的界線之外大肆地傳播。這就是政府監管體制和個人主體權利之間發展的不匹配。
與此同時，傳統媒介構成影響力的實現模式也在今天面臨重大的危機。過去主流媒體擴大影響力的基本方式是規模化。比如在北京如果做五張報紙不夠就做10張，只要擴大規模話的實體投入就能在既有的有限市場空間里充斥我們的聲音，我們所表達的內容。但是今天，互聯網構造了一個近乎無限的市場，無限的傳播空間。在無限的空間里，你就是辦10萬個網站，100萬的App，如果不能按照互聯網時代傳播影響力的構成邏輯和規則行事，人們也可以輕輕的把你放在一邊，視你如無物。由此，我們看到的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就是，類似的投資行為意見“蔚然成風”成為一種浪潮，大量的資金投入卻如泥牛入海般“打了水漂”。
概言之，互聯網構造了我們這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傳播領域的一系列“新常態”，這種“新常態”的本質是一種高維度媒介構造出的新景觀，而我們用低維度的方式去擁有他、治理他，就像在一張兩維的紙張上畫的一只老虎，我們可以畫個圈把它嚴格限定在這個圈子之內，但如果它是一只三維的老虎，它就可以在畫的圈內圈外自由移動，而無法對它產生任何限制作用，這就是我們今天信息傳播應用和治理所面對的尷尬狀況的一中形象性的寫照。。因此，“互聯網+”所構成的“新常態”要求我們認識和把握社會傳播的新格局和新景觀，并在治理邏輯、運作模式方面實現范式的創新和發展。
四、“個人”被激活之后，媒介生態的重構及政府角色的轉換
在“互聯網+”的時代，伴隨社會傳播的技術門檻的下降，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傳播力量被激活，跨越時空的社會協作成為可能，互聯網引導下的媒介生態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不對等的、單向性的、局域式的媒介生態被打破，依托大流量開放平臺為基礎系統，由個人、商業或非商業利益組織以及專業新聞機構共同組成的信息節點在平臺間自由流通、平等互動、相互聚合，完成信息的生產、分享與價值創造，并在共同體作用下達到動態平衡。
1.依托大流量開放平臺為基礎系統。
大流量開放平臺為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傳播力量被激活的微資源提供了互聯互通、全新聚合的基礎系統。互聯網技術賦予平臺信息傳播效率高、呈現形式豐富、傳播范圍可寬可窄的優勢，同時從根本上變革信息篩選依據，不再取決于少數人的價值取向，而是增加用戶的主體性，運用大數據實現個性化、精準化定位，減少用戶接觸新聞信息的時間和機會成本。另一方面，隨著技術壟斷打破和接入成本的降低，用戶在大流量開放平臺上得以便捷有效地分享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大流量開放平臺的主要功能是構建并維系多元信息和意見自由流通的生態系統。平臺打破傳統媒體內部配置資源、高能耗的生產方式，將信息發布和評論的權力下沉，利用開源的個體生產內容。個體將閑置的時間和知識轉化為生產能力和原材料，實現社會協作。平臺自身構成一個大的信息傳播的共同體，每個節點的參與都會增加社會福利。如克萊·舍基所言，全世界的認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變化都能累積成巨大的后果。作為一個突出的例證，擁有244年歷史的《大英百科全書》于2012年宣布不再出版紙質版，其電子版點擊量排名5967名。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創立不到20年的社會協作產物維基百科點擊量排名全球第6。
在新的媒介生態下，平臺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近乎為零，為大限度地取得用戶、擴展組織的邊界提供可能。同時，平臺要不斷適應節點變化的需求，縮短平臺升級的周期。新的媒介生態排除了人為壁壘，同一節點的現實主體可以穿梭在大流量開放平臺之間，爭奪流量的激勵機制加速平臺的競爭，“新壟斷”力量則在競爭中逐漸形成。目前，谷歌等互聯網公司正在大規模向未被連結的市場投放無線服務，現階段平臺的外部競爭將是流量之爭。
2.個人、利益組織和專業新聞機構成為聯結信息的節點
構建新的媒介生態至關重要的另一關鍵是構建新型的信息節點。互聯網平臺上的個體和組織都被高度節點化，節點成為信息聯結的關鍵“接觸點”，傳統媒體地位下降到與個人一樣，成為錯綜復雜網絡中的一個個節點。節點是互聯網絡中的內容主導者、分享提供者和價值創造者，大致可分為三種：不歸屬于任何組織的個人、商業或非商業利益組織以及專業新聞機構。平臺賦予所有信息節點的技術地位是平等的，可以連接一切。各節點實際能夠聯結的數量、輻射的范圍和發揮的作用因自身資源稟賦和競爭力差異而不同，并對他者形成影響。節點間的空間分布是流動的，不同節點因為共同關注的議題成為暫時性的集合，平臺由無數個流動的小共同體組成，某些節點充當不同共同體間的信息搬運工。供求關系是信息流動、節點互動的基礎。不同節點間呈現合作態勢。
從內容生產來看，信息供給將分化為基礎和專業兩大層次。基礎信息供給數量和種類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移動互聯時代，每一個用戶都具有隨時隨地被激發的可能，成為優勢信息生產者。所有當事利益主體、目擊者“脫媒化”，主動生產內容，減少信息傳播中的損耗，增加信息透明度。人人參與社會表達的新聞生產具有價值多元、去中心化的特征。信息生產和存儲成本下降打破規模經濟生產邏輯，使得非主流的多元信息需求得以滿足，發揮長尾效益。而意見領袖、專業新聞機構將扮演降噪、過濾、優化、征信的作用。這些信息節點將以開放的生產形式與他者互動，內部分工日趨細化，發揮專業化資源優勢，提供高度差異化的信息，部分將實現付費的可能。更多的則以多環節的價值鏈條以間接和第三方的方式獲取利益回報。專業化信息價值篩選不再為少數人的意志服務，而是供求雙方自由選擇的結果。
從分享提供來看，自由分享行為創造信息節點間的聯系，增加信息流通次數，擴大信息影響范圍，提升平臺的開放性。分享行為首先基于節點對于信息的價值判斷。互聯網實時性信息更新改變了大眾的價值判斷習慣，不再受傳統媒體時期品牌價值凝結的忠誠度驅使，而是接受新聞信息處于不斷完善、從不完美到完美的過程，并在分享和討論過程中逐步還原、重塑、修正事實真相。豐富的信息表現形式、多元信息來源和專業化信息解讀為分享節點提供判斷依據，有助于虛擬對象之間產生信任，提升傳播過程中的自凈化能力。分享行為還依附于關系傳播中，增加情感因素，實現中間抵達效果。所有分享節點與內容生產節點共同構成某一新聞信息傳播的社會協作。
從價值創造看，每個信息節點不僅僅是信息的消費者，更是信息的創造者和分享者。各節點參與分享、創造的行為被賦予公共價值，因而實現從彼此的分享、創造中獲益。節點的主體地位和自由權實現、業余參與的價值回報激發分享的欲望，使得大眾的閑置時間、閑置知識等各類閑置資源成為全球性資源。節點間自由傳播、平等對話的連接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大眾認識自我、了解世界、參與社會的認知模式和行為模式，改變了大眾如何與他人建立聯系的心理關系和互動性質。大流量開放平臺改變了傳播中信息的意義，使得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共享信息、利益、價值等的共同體，從而達到人人參與、價值多元的動態平衡狀態。
3.政府角色的轉換：從傳播機構的管理者到社會傳播生態的共建者
在互聯網邏輯下的新媒介生態中，系統基于共同體作用下達到動態平衡，政府則應充當起全新的“守夜人”角色，通過制定規則、搭建平臺、共營生態，為系統中每個主體提供基礎的保障與約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媒介管制理應呈逐漸放松的態勢，在政治和市場的雙重拉力作用下實現漸進式地改革。
政府應該如何在“互聯網+”時代發揮作用呢？在互聯網所構造的新的媒介生態中，政府的角色不是無所作為了，而應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將自身作為融入大生態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個高高在上、一元單向的“大家長”，在系統外監視、挑刺。它要思考的不再是“我該怎么管理這個系統”，而是“我作為其中的一個行動主體，應該怎么維持這個系統的有序性和良性運行”。這種新思路強調的是，政府應當理性地放低自身姿態，從“管理組織”進化到“共建生態”，實現容納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管理。具體來說，政府首先應為系統建立一套基本的游戲規則，這套規則應該是底線性的、建設性的、保障性的，保障整個系統的穩定平衡運行；同時，參與協調搭建安全的、開放的、流暢的公共平臺，鼓勵多種主體共同參與、貢獻力量，平衡各方觀點和利益，政府不再是站在所有人之上的管制者，而是成為協調者、仲裁者，為系統內的“玩家”們處理糾紛、解決困難、提供公共服務，尤其是政策服務；后，政府應相信公民的力量，通過不斷的教育、培養、賦權，引導公民增強理性運用互聯網的能力。總之，只有當政府與媒介生態中的各個主體成為“戰友”時，“敵人”便也就大限度地減少了。
互聯網是一場革命，它改變了社會中的生產、流通、銷售，改變了我們的話語方式和行動邏輯，任何國家和社會都在經歷著這場革命的考驗。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言：“一個國家內社會運動的發展規律以及發生顛覆性革命活動的可能性，從根本上取決于這個國家將一般社會運動體制化的能力”。因此，對于政府來說，它不應該是限制這些改變的發生，而是提高自身將其制度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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