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桑的世代

【關於本書】
「多桑」在我心目中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為這一世代整體立傳，是身為一個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卑微心願。——盧世祥

李筱峰 謝森展 鄭弘儀 感動推薦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敏、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謝氷治。六個人所處領域互異，但他們都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物。透過這六位不同領域人物的「微觀」（micro）歷史，交織組合，可以讓我們看到「宏觀」（macro）的台灣近現代史。——李筱峰

我在日本時代出生，這是我這一世代台灣人讀來百感交集的一本書。書中所寫的許多人與事，讓我特別有感。例如第四章所提彭明敏先生優秀的為人，而當年被迫提早辭職離開公共部門，對台灣真是太可惜了。本書的重點因此是︰台灣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終止，所有社會的桎梏解體，今後對於「台灣史實」的研究，可說是方興未艾，誠盼本書帶動台灣走向自由民主的坦途。——謝森展

這一本書的寫作出版，是個人遲來的覺悟之後的書寫報告。我嘗試把自己觀察、讀書、思辨的結果寫下來。當然，在台灣的日本時代歷史仍未受應有重視，「多桑」世代沒被珍惜卻已明顯凋零的今天，這本書也有作者的用心。因此，說這是拋磚引玉，絕非客套話；說不自量力，也不是謙虛之語。個人的心意，不僅表達對自己覺悟太晚的懊悔，也期待更多台灣人從身旁這塊生養我們土地之上的人、事、物著手，挖掘更多被湮沒的台灣歷史。特別是如今至少已八、九十歲、碩果僅存的「多桑」、「卡桑」，都是台灣史的國寶級見證人，如果大家多與他們對話，留下記錄，「自己的家史自己記」，進而匯聚成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自己寫」，誰還敢輕蔑我們先人在台灣所創造的歷史？誰還能灌輸我們子弟扭曲的史觀？——盧世祥

盧世祥，台灣台南安平人，1949年生，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特約撰述、主筆、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李筱峰先生 序】
摯友盧世祥兄寄來《多桑的世代》的書稿，囑我寫序，我雖然剛剛動了一次手術從醫院出來，仍迫不及待先睹為快。拜讀完之後心想，寫序誠然惶恐，但不寫實在可惜。惶恐的是，世祥兄是台灣媒體界、文化界的知名前輩，我的輩份與分量豈敢為之作序？但是不寫實在可惜的理由是，正因為他不僅是知名前輩，而且這實在是一本有血肉、有靈性的好書，我有幸寫序可以增加我不少光彩，也是術後一大樂事！何樂不為？

世祥兄是資深的媒體前輩，我則是歷史研究者。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兩者都在記錄現象、分析事情、論述人物；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不過，拜讀世祥兄全書，我發現他兩者兼而有之，不僅有記者的銳利，也有史家的靈敏，讓現代與過去對話。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包括：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敏、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毅，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謝氷治。六個人所處領域互異，但他們都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物。透過這六位不同領域物的「微觀」（micro）歷史，交織組合，可以讓我們看到「宏觀」（macro）的台灣近現代史。

我和世祥兄都是戰後出生的一代。書中人物則是高我們一代的父執輩，他們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歷經戰火，到戰後國民黨的統治，親歷過二二八、白色恐怖、到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六個人都與世祥兄有過個人的互動，世祥兄透過親自的訪談記錄（記者的筆），再佐以史料（史家的筆），交織成這本具有「史料意義」與「報導價值」的著作。

史家A.L.Rowse說過：「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學到許多歷史。」我們從本書的六位人物的介紹，可以看到許多台灣的歷史，包括、台灣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乃至於精神史。尤其可以看到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迥異。

固然透過人物可以瞭解歷史，但許多人往往誤以為必須是「功業彪炳」的「偉人」才有歷史可言，那是傳統史觀的偏狹。例如以前Thomas Carlyle認為歷史是少數大人物創造的，沒有那些大人物，就沒有歷史，這是「英雄史觀」。羅馬的凱撒大帝、亞歷山大大帝；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邱吉爾；法國的路易十四、拿破崙；德國的威廉二世、希特勒；俄國的亞力山大一世、列寧︙，固然都有汗牛充棟的歷史紀錄。不過離開他們的身影，歷史依然豐富。民主主義興起之後，史家逐漸將注意力從大人物身上轉移到大人物以下的各種人物身上。而且人物的研究已經不限定政治人物，其他如企業家、教育家、藝術家、宗教家︙，都是研究的對象。誠如史家Carl Becker說的：「人人都是史學家」。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他的時代裡，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可以反映時代的發展與變貌。在歷史學的研究過程中，有豐富紮實的微觀的資料做根底，才能成就宏觀的歷史解釋，以免流於空泛不實。從本書各種不同領域人物的組合，正可以看出來。尤其世祥兄願意以自己的「非名人」的母親為取樣，來書寫她的生命史，是最好的說明，那麼生動感人，又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

我在病中能先賭本書，無法形容內心的忻然與感動。病雖未痊愈，應該也好一半了！


【鄭弘儀先生 序】
小時候，「日本元素」在我們家，及我成長的環境，算是很濃厚。

我出生的村莊叫嘉義縣水上鄉竹圍仔，為何是竹圍？因為長輩說在清朝時代，土匪橫行，所以整個村落全部種刺竹，圍起來，以禦外侮，我祖父比我爸爸大四十三歲，一八七八出生，年輕時就必須接受操練，成為鄉勇，以備土匪來時，全力抵抗，保護村人，可清朝末年，治安很不好。

一九六一年，我出生，此時國民黨已經來了。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村子裏許多人仍稱呼日本名字。三島、一郎、朝日，什麼Ko（日語「子」）、什麼Ko的，一大堆，都是日本女生的名字。當時我很鈍，並沒有特別好奇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在講到年代時，也不會叫「民國」，而是稱「昭和」、「大正」、「明治」，當時年紀小，覺得很複雜，完全搞不清楚，為什麼大人有簡單的「民國」不講，偏偏要講一個我不懂的日本時代。

現在的人講年紀，問「你幾年次？」，我的多桑開口是「你昭和幾年？」

記憶中，我爸爸哼的歌常常是〈荒城之夜〉、〈蘋果追分〉，歌手是美空雲雀，有時候，他也會唱日本軍歌，特別是日本海軍軍歌。因為他當兵時，是當日本海軍，在左營訓練，所以他很會游泳。

在讀了日本公學校六年後，他在專門承包建造日本軍事設施的日本人所開的公司當職員，公司就在高雄，幾年後被徵召入伍，當了日本海軍，等到受訓完成，要被送去打太平洋戰爭時，日本剛好宣佈無條件投降，爸爸也聽到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許多日本人無法接受，紛紛自殺。

一直到現在，我爸爸的日語還是很厲害，他看的電視，聽的音樂，唱的卡拉Ok，都是日本的。他們也很喜歡講「日本精神」，是一種誠實、負責、事情做到徹底完善的一種態度。

相信許多臺灣人家庭跟我們家一樣，舉凡蘋果、榻榻米、日曆、螺絲起子、輪胎、蕃茄、麵包、摩托車、旅館、窗簾、衣櫥、便當、奇檬子⋯⋯，全部都是用日語。

以前小時候，我爸爸很嚴肅，不太有機會和他聊日本時代的事，現在爸爸九十歲了，我每週都開車帶他們去走一走，吃吃飯，順便聊天，瞭解一下日本統治台灣時，我不知道的事。

爸爸說，日本人很重視衛生，蓋房子希望你多開窗，才能通風透氣又有光線；以前沒自來水，大都喝井水，要求廁所一定要遠離水井，避免污染；每一季都辦大掃除，警察（巡查）會來檢查，沒通過要複檢，而且戶長要打屁股（沒有開玩笑，是真的打）。

當時治安好到可以夜不閉戶，大人、巡查非常有威嚴，社會非常守法。

我讀過兩所小學，一所在嘉義縣水上鄉成功國小，一所是嘉義市民族國小，時間是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四，當時的教室、校舍全部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木造建築，相當典雅素樸，可是使用日本人留下的房屋，並沒有留意日本在台灣的歷史。

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機會到處演講，常常我都問聽眾朋友一個問題：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九），我們都知道有蔣介石、蔣經國、嚴嘉淦、李登輝，四個總統。但日本人同樣統治台灣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大家知道有幾任總督？總督的名字？知道的人都寥寥無幾，更不用提第一任樺山資紀、第二任桂太郎、第三任乃木西典、第四任兒玉源太郎、第五任佐久間佐馬太⋯⋯，等共十九任，以及每一任任內發生的大事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國民黨故意不教，只教「小日本鬼子」、「倭寇」這種仇恨的用語，他們硬把對日本人的仇恨橫加在臺灣人身上。不是說日本人多好或多壞，而是五十年活生生發生在這塊土地上，活生生發生在我的父母親這一輩身上的歷史，我們被耍弄得像個白痴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盧世祥的這本書，就益形重要了，非看不可了。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謝森展先生 序】
本書作者盧世祥先生是台灣有名的政治評論家，從他眾多的著作裡，均可看出他治學嚴謹，深入客觀事實的寫作態度，並能秉持寬廣之國際視野，故由他來敘述台灣的近代史實，確能表現出現代人所未能察覺的許多精闢而獨創的見解和內容。

這次有機會為盧世祥先生的大作寫序，本人深感榮幸。雖然多次遇到了盧先生，但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許文龍先生應邀到我北埔農場參觀並以曼陀林(Mandolin)演奏了鄧雨賢〈四月望雨〉、〈望你早歸〉等曲。當日，許文龍先生的「台灣病了」一席話，由盧先生手記下來，並交給大家詧閱，讓我無限的感動。

我向來敬佩盧先生的學識、修養和遠見，只覺得盧先生是一位溫文有禮、作風樸質、自然自在的紳士。但這次拜讀《多桑的世代》一書之後，深為他的寫作動機所感動，本書作者是有感於台灣的存在，幾乎被中國所忽視，又世界少數國家有時涉及台灣的報導遠離歷史事實，也從未作正確的認識，尤其近在咫尺的日本新世代，對台灣的陌生、誤解，更讓我們感到氣憤和不平。

誠如作者在本書裡所指摘，本土的年輕人幾乎對「台灣近代史」沒有概念，當然這可能與台灣各級學校或文宣機構，極力避免使用「台灣」的字眼有關。台灣住民從小就被灌輸「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觀念，只要知道中國三千年的歷史就可以了，數千年的台灣史相形見絀，沒有研究的必要。

本書《多桑的世代》共有七章，所舉出的菁英多少受後藤新平以固有台灣文化為基礎推動的農業、產業新文明所影響，而其有關內容書寫幾百頁也寫不完。這近代史一百多年之間發生的台灣代誌中，什麼是最重要的事件呢？應屬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作者在台灣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並曾赴美最有名的學府留學，心理上如何寫出為台灣未來方向定位，新書的發表不但是文史上的大著，更是台灣知識分子應有的承擔使命，這是難能可貴的。

我在日本時代出生，這是我這一世代台灣人讀來百感交集的一本書。書中所寫的許多人與事，讓我特別有感。例如第四章所提彭明敏先生優秀的為人，而當年被迫提早辭職離開公共部門，對台灣真是太可惜了。本書的重點因此是︰台灣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終止，所有社會的桎梏解體，今後對於「台灣史實」的研究，可說是方興未艾，誠盼本書帶動台灣走向自由民主的坦途。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董事長、台灣日本學會理事長）

【自序】
遲來的覺悟
從年輕的時候，就常自問︰我是誰？為什麼在宇宙這麼浩瀚的時間與空間，我會來這一趟？我從何而來？會去到哪裡？這一切是偶然嗎，還是必然？

許多宗教家和哲學家都嘗試回答這些人生的基本問題。坦白說，我至今還沒有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特別是近年在從天文學及動植物學吸收越多科學知識，自己就越相信生命的偶然，也認為在地球之外的宇宙，必有其他生命。

儘管如此，我也不能當「迷途羔羊」，至少要把自己所生長的時間和空間盡力搞清楚。羅馬時代哲學家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說得好：「一個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的事，一輩子是童稚。」

（To be ignorant of what occurr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remain always a child）個人的基本「尋根」，可由近而遠，從身旁人事物擴及其他。於是，近年自己從整理已過世的父母年表做起，嘗試探討他們的一生經歷，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時，也要努力學習，瞭解自身已住了幾十年的這塊土地。

我的父母是台南安平人，父親因工作搬遷高雄之後，在原來六個兒女之外，又增添我和兩個弟弟。從小，安平對我來說，是父母的家鄉，一個充滿溫情、美食、古蹟、傳統巷弄與美好回憶的地方。

我還記得，與母親坐火車、公路局車到台南，轉往安平曾搭過三輪車、汽船及汽車。一到安平，美食家的外公就會立即差表姊買來安平最有名的蚵爹、（天從伯）魚丸湯。母親也會帶我們孩子到台南的沙卡里巴（盛り場），那裡的鱔魚麵和鼎邊趖，美味至今仍難忘懷。

安平雖行政區隸屬台南市，但因係屬海口之鄉，有如台灣一般海口的鹿港、澎湖，腔調較重，安平人講話口音與台南人也有顯著差異。我在高雄長大，在不忘父母鄉音的同時，也聽得出群聚當地的「出外人」，如台南、屏東、澎湖等各種口音。服預備軍官役時，甚至只要阿兵哥一開口，我就能說出他是台灣哪一個地方人，他們都認為我事先看過個人資料，其實不然，我只是耳朵比較靈光，加上好奇心而已。

不過，對於安平，自己實在所知有限；即使所知的部分，也很不深刻。從這個意義說，雖然我的「籍貫」從父母，早年身分記載的是「台南市」，勉強算是「安平人」；但這個「安平人」，其實當得並不踏實。

相較於對安平的懵懂，於父母所長期經歷的日本時代，自己就更幾近無知。我的日文程度不足、戰後有關日本時代的資訊受限制，都是原因；更主要的，我從小所受的教育，幾乎完全抹煞那段台灣邁向現代化重要時期的歷史。

事實上，跟我一樣終戰前後出生的台灣人，從國民學校起，包括歷史、地理、語言教育，每個學生的腦袋，都彷彿被植入中國晶片。在這種「重中國、輕台灣」的框框之下，台灣的人、事、時、地、物盡遭輕蔑，陷入邊緣化。其結果是，台灣人被形塑以中國為尊的外來價值觀及時尚，卻不知珍惜自己身邊豐富而多元的文化。

以地理來說，由於考試一考再考，長年記憶背誦，我年輕時對中國地理如數家珍，卻難以列出台灣從北到南的山脈、河流及族群人文分佈。初中階段，我們許多同學就對從北平（當時不能稱「北京」，因為那是「共匪」用語）經上海到廣州要搭什麼線的鐵路，知之甚稔。同樣地，中國東西向的隴海鐵路經過哪些省份與大城市，我們也可倒背如流。謝志偉教授說得好︰有些台灣人「只顧得痛惜遠在天邊的神州沉淪，從不知欣賞眼前的淡水落日」。我們都是那樣的台灣人，一群從小受「中國化」教育灌輸長大的受害者。

即使時至今日，這種外來政權的緒餘仍到處可見。戰後台灣各地市街道路名稱全盤中國化，中山、中正、四維八德之外，以台北為例，迪化、西藏、塔城、濟南、南京、杭州、廣州、廈門︙，「置身台灣，如在中國」，台灣人反而對自己生長之地的感情連結淡漠。

歷史教育同樣以洗腦的手法，強加外來政權的史觀於學子。以中國史為例，從國小起，就是我的必修課（上課加月考、期考）。後來雖因保送初中不必為準備升學考試而苦讀，上了初中仍需再上一次中國史課程，考高中時又從頭詳讀加背誦一次。高中三年，中國史又來了，且因大專聯考我選丁組（社會科學及財經科系），中國史再大大折騰一番。考上大學，中國通史是我們大一的共同科目，如此又讀了一年。總計從小學到大學，上課加考試，一再重複的中國史，花了我好幾年的青春歲月。

歷史的洗腦教育不只強制於於教育，也具體表現在竄改歷史的社會現象。在台北，台大醫院旁的常德人行地下道，市政府在手扶梯兩側掛了歷史景物照片，讓行人從浮光掠影中，可看到昔日台北風采。然而，照片旁白一律把日本時代的紀年改成「民國」，既未附註公元，且把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的年份，強指為「民前」。

按此旁白，台北重要的現代化建設及建築物，如台北火車站、帝國大學（台灣大學）、明治橋（中山橋）、總督府（總統府）、台北測候所（中央氣象局），乃至於第一高等女學校（北一女）、第一中學（建中），彷彿都建立於民國時代。從而，照片說明不但沒有忠實描繪景物的時空背景，無助市民瞭解台北的發展，甚至還惡意竄改、錯亂了台灣歷史。

台灣銀行也是顯例。它的官方網站宣稱：「本行係臺灣光復後政府設立的第一家銀行，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然而，人們只要從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台銀總行廳舍的文藝復興式典雅建築，不必是歷史學者，也可以看出台銀這一「成立沿革」只說出部分事實，誤導公眾。事實上，成立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的台灣銀行，日本時代除了發行官方通貨台灣銀行券，遠在一九二四（大正十三）年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年代，它就已經於上海建造台銀大樓。台銀現今如此敘述行史，背離史實，自我閹割將近五十年歷史，讓真正的「百年老店」蒙羞；理應講求信譽及傳統的銀行業，如此自我作踐，令人匪夷所思。

把日本時代的歷史一律改成「民國」或「民前」，容或如拿破崙所說：「歷史就是一整套的謊言互相圓謊。」（ History is a set of lies agreed upon.）然而，圓謊之間，不免左支右絀，破綻百出：台灣的存在，遠早於中華民國；而日本時代的人事時地物，實與「民國」毫不相干。

竄改台灣歷史時間紀年，所凸顯的是戰後當權者的心態：台灣曾被日本「佔據」，當時的歷史不應承認，必須奉中華民國為正朔，從紀年開始，加以模糊、掩飾或竟竄改。這一歪曲歷史的做法，至今未見轉型正義。相較於中國史，我考試屢獲好成績，卻對台灣史極其無知。我算是好學生，從小所受中國史觀罩頂的影響更大。所幸在語言方面，我們全家大小以母語交談，南台灣的高雄尋常百姓也以台語交通，我的母語雖未流利到演說時可全程使用而不夾雜「國語」，也沒有被摧殘殆盡，大致還能維持一定水準。透過母語，加上在尋常人家長大，自己是台灣庶民文化的一部分，對社會人情世故不致脫節。相對地，「國語」對我而言，是一種在學校、職場使用的工具語言；我幸虧沒有被洗腦到不自覺地陷入「講國語蓋高尚」、「阿公阿嬤對兒孫講蹩腳國語」的可悲地步。

對台灣史所知有限，要探討包括日本時代的台灣史，在近年隨台灣民主化所陸續出現的越來越多著作之前，最方便的方法是請教自己的父母及長輩。說來慚愧，我覺悟太晚，等到自己有心從父母及其同時代的「多桑」（とうさん）、「卡桑」（かあさん）探究日本時代的種種，已經太遲，他（她）們大都年邁、失智或甚至在天上。

這種因外來史觀導致台灣人對父祖輩的歷史記憶及連結出現顯著落差，覺悟既遲又晚的我，自是因此懊悔不已。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Freddy）有一段告白，最足以反映被清除「台灣記憶體」的受害人，比比皆是的現實。林昶佐對比阿嬤的歷史回憶與自己的認知差異，指阿嬤回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躲防空警報，他心中出現的卻是「四行倉庫、南京大屠殺，可惡的日本鬼子」，自己與阿嬤完全沒有連結，「甚至有一份疏離感。」最終，當林昶佐理解阿嬤的故事之後，「我哭著跟她說對不起，過了廿年才真正的瞭解妳，當時，她已經老人癡呆，連我是誰都忘記了。」（註）

我從小以「多將」（とうちゃん）、「卡將」（かあちゃん）稱呼父母，他們都屬後來被稱為「多桑」的世代。父親年輕時到日本就讀東京鐵道學校，戰後雖未能學以致用，一生敬業奉公，與母親勤勉簡約，也足以維持小康家庭，養育我們九個兒女，特別注重我們的教育。

從小就常聽父親總結日本社會的特色：有禮貌、講衛生、守秩序、很敬業。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去日本，親身觀察、體驗並證實父親這一極為貼切的日本評斷。儘管如此，從求學到工作，我主要挹注心力於台灣經濟，對歷史、地理、文化這些層面的台灣，並未付出應有的關注，當然也就無以深入理解，遑論對父母親所長期經歷的日本時代，有所探究。

不過，新聞工作、出國、留學、外文及網際網路，開啟我儘管來得既慢又晚的覺悟，仍頗有助力。從年輕到今天，一直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參加國際新聞會議，發現香港人不是講廣東話，就是用英語；「國語」（現在稱「普通話」）在不少地方講不通。不僅一般香港市民如此，高級官員在電視上或官方談話，亦復如是。這是一次機會教育，既打破「我們都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尤羨慕香港人把母語保持得如此完整。

後來去美國留學及工作，處在資訊流通的自由社會，是破除洗腦很有效的解藥。有一段日子，由於工作，我每天必須大量閱讀英文資訊，有時還需翻成中文。英文資訊的質與量，都遠非中文所能及；英文報章對有關台灣政經社會歷史的報導之完整而接近真實，也非台灣同業所能比，自有助打破威權當局對台灣人民所形成的資訊障蔽。

同樣是在國外求學及工作期間，接觸的人與事增多，有更多場合與機會試煉自己的認同。美國的台灣人社區，長年關心家鄉事，家庭通常保留遠較台灣（尤其台北）道地完整的母語。在那個台灣逐漸掙脫外來威權統治的年代，台灣同鄉更是積極奔走，發揮促進家鄉最終邁向民主化的外在積極力量。這些經歷對個人的認同轉變，從被灌輸的中國回歸人本的台灣，頗有助益。

一九九○年代初期回到處於民主轉型的台灣，持續的新聞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更多人物，從尋常百姓到社會賢達，更見識了「多桑」世代的各種典型，並報導他們在各行各業的表現。

回顧台灣邁向經濟蛻變與政治變革之路，身為「多桑」的下一代，在自己進入中年之後，不能不對他們積極進取，為台灣及子孫所創建的繁榮與民主，產生敬謝之心。經由對「多桑」世代的長期觀察比較，深覺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特質及所處的時代，必須忠實際記載，重點強調，加以闡發；雖以自己並非史學科班的背景，從事這一工作也許不自量力，但新聞工作的特性之一，正是實踐終身學習，從新聞工作中學習成長，仍決心為「多桑」世代留下紀錄。

在探究與寫作過程，近年出版的研究、史料、傳記無疑是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網際網路傳播資訊既多且快的特性，對於搜尋相關資料，助益尤多。我也跟許多台灣人一樣，到戶政事務所調閱日本時代所建立的戶籍謄本，找出當年簡單但重要的正式記載。同時，寫作期間適巧高中學生為反對黑箱課綱而奮鬥，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李登輝前總統闡明史實而引發熱烈議論，對我都是適時而有益思辨的案例。

其間的收穫良多，不勝枚舉；許多自己不知，或雖略知卻不夠深入的，都有機會因學習而重新認識。例如，有關戰爭期間的空襲，從小只知三伯父秩宗公在台南的空襲中失蹤，也聽過台北曾遭「五三一大爆擊」，經由寫作所必要的探究，我對一九四五年台南所遭到的轟炸，同年台北空襲死亡三千人，乃至於台灣北起基隆、南至屏東所受的全面空襲，有較清楚的瞭解與認識。

同樣地，安平是「台灣」地名的來源，也是全台灣第一個王國─東寧王國（Kingdom of Formosa）首府，它有最早的漢人聚落、首座西洋砲台、最古的城堡、第一條商業街、最早而興盛的鹽鄉；台灣的開發，由南而北，台南冠領全台灣，這一切都從安平起頭。安平是如此地迷人，以致當年在安平生長、工作的日本人，戰後在日本組成「安平會」，長期關心安平，並常回安平懷舊，還出有專書《望鄉安平》；這是廣義的「灣生」（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精華版。關於安平的種種，自己經由這一番探究，得以較有系統且大致地認識；做為安平人或安平後人，心理至少變得較為踏實。

這一本書的寫作出版，是個人遲來的覺悟之後的書寫報告。我嘗試把自己觀察、讀書、思辨的結果寫下來。當然，在台灣的日本時代歷史仍未受應有重視，「多桑」世代沒被珍惜卻已明顯凋零的今天，這本書也有作者的用心。因此，說這是拋磚引玉，絕非客套話；說不自量力，也不是謙虛之語。個人的心意，不僅表達對自己覺悟太晚的懊悔，也期待更多台灣人從身旁這塊生養我們土地之上的人、事、物著手，挖掘更多被湮沒的台灣歷史。特別是如今至少已八九十歲、碩果僅存的「多桑」、「卡桑」，都是台灣史的國寶級見證人，如果大家多與他們對話，留下記錄，「自己的家史自己記」，進而匯聚成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自己寫」，誰還敢輕蔑我們先人在台灣所創造的歷史？誰還能灌輸我們子弟扭曲的史觀？

「多桑」在我心目中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為這一世代整體立傳，是身為一個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卑微心願。如今，本書終於完成，要感謝王景弘、鄭銘文、謝明宗等先生的協助；李筱峰、鄭弘儀、謝森展三位先生賜序。內人金萱做為本書寫作及出版前的第一位讀者，需要過人的耐性、包容與細心，也要藉此表達謝意。當然，書中有任何誤謬，都由作者本人負責。

我平日從事新聞工作，週末讀書寫作，本書寫作伊始，猛然發現，今年是先母（謝氷治，一九一五—二○一一）滿一百歲；謹以本書獻給天上的她，並向台灣所有的「多桑」、「卡桑」們致敬！

註：〈只要求台灣人接受抗日故事林昶佐批缺乏同理心〉，自由電子報， 2015年8月22日。

李筱峰先生序
鄭弘儀先生序
謝森展先生序
自序 遲來的覺悟

第一章 多桑——台灣最偉大的世代
第二章 謝氷治——永遠的卡桑
第三章 高騰蛟——經營食品業的老實人
第四章 彭明敏——打破政治神話的巨人
第五章 游禮毅——台灣人日本兵
第六章 許遠東——台灣紳士
第七章 李遠哲——說台灣母語的諾貝爾獎科學家

參考書目

多桑——台灣最偉大的世代
X世代、Y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網路世代……。人有人格，不同世代也有各自的特色。同一時期出生的人群，經歷共同社會背景、政經變遷或歷史事件，產生集體生活經驗、意識及歷史記憶，人們慣常冠以各種詞語凸顯其特色。於是，有如近年各方所常聽聞的，從X、Y到Z……各種世代名稱紛紛出籠。

美國人最喜歡為不同世代冠上名稱，既突出世代特質，區隔世代差異，也反映時代或社會變遷。不同社會，對世代有各種稱呼。歐洲有失落的一代、台灣有崩世代、香港有八十後、中國有九○後、南韓有三八六世代、亞美尼亞有獨立世代……。這些名詞出現，從社會現象觀察，的確有助人們瞭解並討論某一世代及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世代既有不同，比較各種世代的觀察與分析應運而生；有比較就不免有高下之分，很自然地，有些人問到：哪一個世代最偉大？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註一）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
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儘管如此，最令布洛克讚服的，這一代人不伐其能，對自身卓然成就謙卑以待，「整體而言，這一世代不因其犧牲，而對在政治、經濟、文化受益的後代，展現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們付出極多，卻絕少要求回報。

布洛克因此以《最偉大的世代》一書，具體描繪這一世代的人物典型，論述其共同特質。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人物雷根、甘迺迪、老布希及日裔聯邦參議員井上建（ Daniel Inouye）；新聞工作者布雷德利（Ben Bradlee）、盧尼（Andy Rooney）；專欄作家包可華（ Art Buchwald）；電視佈道家葛里翰（Billy Graham）；洋基球星狄馬喬（Joe DiMaggio）；學者普尼（Martha Settle Putney，參戰黑人女兵）、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在前線後方為國家社會奉獻的男女眾生。

如果美國有最偉大的世代，那麼，台灣有哪一個世代最值得為它留下紀錄，乃至於與其他世代相比，稱得上偉大的世代？

基本上，台灣較少以世代區隔不同時期的人群。雖然有學者以匈牙利社會學家曼罕（Karl Mannheim）的理論，分析並歸類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戰後沉默消極的一代」、「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註二）；台灣通常只有從年齡粗略區分的老、中、輕世代，或借用西方的「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之類名詞，或以「草莓族」、「月光族」、「網路族」指涉不同的族群行為特性。更普遍的，只以出生年份按每十年區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的分類。

反而是對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台灣社會頗有共識，大都以「多桑」（とうさん，日語「父親」的音譯漢字）稱呼。這一世代，跨越日本、中國兩個不同統治時期，他們在日本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出生，接受普及教育，後來經歷戰爭動盪、集體屠殺、專制鎮壓、歧視迫害，但他們不屈不撓，積極奮鬥，不但創造戰後經濟繁榮，也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要選最偉大的世代，多桑世代當之無愧。

對多桑世代的描繪，最有名的見諸電影。一九九四年，由吳念真編導的《多桑》，敘述在日本統治時期出生（一九二九、昭和四年）的多桑，一生的夢想是去日本探望小學的老師、看富士山及皇居，懷有子女難以理解的深厚日本情結，從未認同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經由蔡振南飾演多桑的這一部電影，吳念真嘗試從兒子的角度重現父親的一生；這是拜民主化之賜，台灣人民在電影銀幕首次看到有關老一輩身影的生動刻畫。

電影中的主人翁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從嘉義到瑞芳當礦工，結婚生子，六十二歲死於跟職業有關的肺病。多桑的勞動人民背景、普羅大眾生活經驗、與戰後世代之間的隔閡，加上吳念真述說故事的傑出能力，都使得這一關於多桑世代的傳記式電影，引起社會各方熱烈迴響，進而喚起對戰前台灣社會及那個世代的關注。許多台灣人對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一輩、他們所生活的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社會其間所發生的變化，開始產生興趣，嘗試瞭解，甚至認真探索。

二○○八年，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在所著《多桑的櫻花》（トオサンの桜）一書，把台灣於日本時代曾接受公學校（小學）教育，戰後依舊未曾忘卻日語的「日本語族」，如今是父親或祖父輩的台灣人，定義為「多桑」。（註三）

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之賜，這一台灣的「日本語世代」開始普遍接受現代教育，使得禮儀、守時、整潔、守約、誠實、公義、犧牲等青少年時代所建立的生活習慣與德行，相對較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身上。

除了經由生活與價值觀念教育，這一世代從小接受日語教育，青壯年之後，即使處於台灣從戰後全盤中國化的大環境，許多人仍繼續透過日文，接觸國際新知。有如歷史學者周婉窈所說：「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以日語為教育語言，由於入學率逐年提高，最後終於造就了一個說講日語的世代。日語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它也是積極追求西方文明的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日語成為通向世界的窗戶。臺灣日語世代透過日語，接觸到一個美麗新世界。」（註四）

由於歷史的變遷，來自南島、中國、日本及西洋的文化，是構成台灣文化的重要元素，也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在多桑世代的言行生活中，得到最具體的落實與驗證。

例如，多桑在台語中引入日語，豐富了其語彙、生動及現代性：便當、壽司、味噌、沙西米、麻薯、歐吉桑、運匠、阿莎力、便所、看板、賣場、地下街、紅不讓、奇蒙子……，如今都成日常台語的一部分。（註五）同樣地，台灣文化、藝術、醫學的現代化，也是始自這一世代。

多桑一生，經歷台灣重大變遷。日本時代，殖民地與宗主國國民待遇有別，台灣人是「二等國民」，在那個還談不上民主的時代，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常為爭取平等權利與當局周旋。同時，二十世紀初葉，西風東漸，帶來了社會風氣自由。在日本，有「大正浪漫」時代，台灣隨後也出現思想、藝術等新潮，有如二○○四年簡偉斯、郭珍弟導演紀錄片《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台灣社會景況：青春男女隨著舞曲節奏翩翩起舞，追求他們所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

日本時代是台灣邁向現代化建設的開始。連結全台灣的鐵公路，包括鄉間的私營小火車，建設高雄、基隆港，普設電信郵局等交通通信網路，嘉南大圳、日月潭發電所等農工基礎建設，外加人口、土地、林野普查，守時、衛生、紀律、法治等現代生活觀念建設，甚至首次投票選舉地方議員。到一九三○年代，在台灣經濟社會邁向繁榮之路，多桑世代已享有現代人的生活水準。

日本從明治時代起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識字能力，並重視衛生醫療，以增進國家社會發展基礎，這一模式同樣推廣於殖民地台灣，多桑世代身受其益。這一有別於歐美國家先發展經濟、後社會福利政策的經濟發展模式，頗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Amartya Sen）推崇。（註六）

其後，多桑世代被迫參與軍國當局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許多人因此遠征海外，甚至戰死沙場。在台灣，戰爭的衝擊也難以避免，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之後對台灣全面轟炸，北起基隆，南到屏東，全面遭到空襲，直到終戰。其中，一九四四年的高雄岡山、一九四五年的台南及台北，受創最大；台北的「五三一大爆擊」，更造成三千人死亡，總督府、龍山寺、大稻埕天主堂，無一倖免。其間，台灣實施物資配給，民生艱困，多桑世代還須「走空襲」或「疏開」郊區鄉下山上。

終戰之後，多桑世代對轉變的新局面曾經有所期待。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多桑世代儘管歡天喜地迎「光復」，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從接收官員到「國軍」，卻與他們所期待的相差甚遠，許多表現讓他們瞠目結舌。隨後，台灣不但輸入了中國大陸內戰的混亂與動盪，惡性通貨膨脹尤導致民生困頓；「狗去豬來」是許多台灣多桑世代的共同感受︰「會看門的日本狗離開了，卻來了貪吃不做事的中國豬。」（註七）

事實上，所謂「光復」，正是台灣進入黑暗時代的開始。在經歷陳儀等中國官員「接收變劫收」的蹂躪之後，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加上創全球紀錄的「白色恐怖」、「戒嚴」從此長期籠罩，直到蔣介石父子「當總統死而後已」，台灣人民才終於見到民主的曙光。據政治受害者謝聰敏統計，其間有兩萬九千四百多案件送移戒嚴法庭，涉案超過十四萬人，其中三、四千人遭處決。

多桑世代在其間苦難不斷。二二八事件的九個月鎮壓屠殺，社會菁英慘遭剷除，生靈塗炭。即使到今天，這一台灣史上最血腥的政府暴力事件，仍然含冤莫白，「只有受害者，不見加害人」；不僅元兇共犯從未追究，還屢屢出現為加害者塗脂抹粉的竄改歷史逆流。

在新的外來統治之下，打著「祖國」旗號的統治者，以專制手段箝制台灣。政治上，將近五十年的白色恐怖使更多人受害，多桑這一代許多人即使逃過二二八的殘殺，也飽受專制統治迫害。文化上，去台灣化的洗腦工作透過教育、新聞媒體全面進行，多桑在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的過程，不但頓成文盲，還被冠上「奴化教育餘孽」，深受打壓。社會上，把台灣打成邊陲、當成跳板的政策全面籠罩，獨尊新來族群的制度措施大行其道，族群意識凌駕專業原則，多桑在職場屢遭歧視，有志難伸。

不過，在艱苦的環境中，多桑並沒有被打倒。相反地，主要由於他們的勤奮不懈，積極打拼，台灣不但於戰後重建恢復，還逐步轉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且締造兼顧成長與均富的卓越經濟發展經驗。政治上，他們犧牲奮鬥，加上美歐國家對黨國統治當局施加的壓力，終於突破了少數統治所打造的政治社會壟斷，台灣邁向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時代。

在社會文化方面，儘管轉型正義尚未達成，長久被壓抑的台灣主體性明顯覺醒，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意識大為提升，多元豐富而活絡的社會力也百花齊放，台灣有機會朝建構正常國家社會的目標前進。

對多桑世代的親日情結，且如電影《多桑》的主人翁終身不信任國民黨政權，有些後人與外人難以理解。殊不知，這是多桑親身經驗所得到的痛苦結論。多桑這一代，經歷豐富，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總能看透外來政權的本質。許多多桑對日本時代的統治並不滿意，但對戰後來自中國的統治者更為厭惡，因為兩者都把台灣人當二等國民，其為殖民主義者並無二致，而中國式殖民更為暴虐、無能、腐敗。這種評價化為動力，促使多桑世代後來在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特別用心出力。

從作者有限的親身觀察，本書以六位多桑及卡桑（かぁさん，日語「母親」的漢字音譯）為例，嘗試描繪這一個世代的種種。誠然，多桑世代有如其他世代，值得記錄的人物眾多，選這六位為描繪對象，主要是作者與他們都有長時間的接觸往來，最長的甚至超過六十年，且分屬多桑世代的不同典型，足以彰顯他們那一世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