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豪賭：從春秋到戰國士大夫的瘋狂與浪漫

《百家講壇》通俗歷史講座第一人
當當網、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百大暢銷書
易中天說史再創巔峰之作

這是個無德的時代，
這是個趨利的時代，這是個賭徒的時代。

賭棍、騙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場，
演繹出五光十色轟轟烈烈的悲劇和喜劇。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一個人，如果原本一無所有，只要敢作敢為就可能大富大貴，誰不想賭他一把？
不講誠信，正是主上的福分。那些講誠信的都死守道德，誰會為主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上流社會，棄仁義而重權謀；諸侯各國，廢禮讓而重戰爭。結果，應運而生的，是謀臣策士；平步青雲的，是地痞流氓。

只講功利不講道義，只要目的不擇手段，成者王侯敗者寇，誰有權勢誰就是大爺。
這是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盪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
歷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

本書特色：
1. 重新詮釋經典史籍
去除古籍本身文字文意上的艱澀難懂、曖昧難明的內容描述，用沒有閱讀門檻的故事情境寫法引導讀者進入歷史核心，找出當時歷史細微的脈絡。
2. 內容博貫古今中外
與西方文明相互對照，不單只侷限於本書題目的文本時代，而是對於這件歷史事件有首尾相連、東西呼應的主題都加以介紹，相互引為佐證。
3. 以人為本、文化為根的寫作架構
跳脫傳統史書的寫作手法，不是只單純紀錄單一歷史事件的編年史或是紀事本末。簡明扼要的說明整件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再透過作者本身對於歷史的觀察與分析，整理出一套人物、歷史、文化、人性的中肯見解。
4. 正文條理清晰、附錄詳盡確實
正文直接敘述事件本身，不用過多的注釋旁引干擾閱讀。但書後詳細的注釋與大事年表，皆可按圖索驥找出事件最初的文本來源。
5. 正體中文版改為直式排版，隨頁加注，便利讀者閱讀與查找資料便利。

易中天剖析歷史人物心境，有他獨到之處，值得細細品味。
─歷史評論家　公孫策

歷史評論家　公孫策、建國中學教師　林明進　推薦

第一章
禍起蕭牆
鄭莊公命令各部，只要看見大旗一揮，就擊鼓進軍。
他的手下一箭射去，拉開了新時代的帷幕。
窩裡鬥開始
姑息原本為養奸
?君第一案
又殺了兩個
天子挨打
霸主就要來了

第二章
五侯爭霸
齊桓公說：「看見寡人的隊伍了吧？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楚帥則不卑不亢地回答：「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請問誰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貴軍雖然人多勢眾，怕是沒有用武之地。」
管仲相齊
尊王與攘夷
蠻夷之邦：楚
不戰而霸
真霸主晉文
準霸主秦穆

第三章
南方崛起
越王勾踐解下佩劍，一臉無恥地對文種大夫說：「先生教給寡人伐吳之術一共七種，寡人只用了三種就滅亡了吳國，還有四種在先生手裡，要不要到先王那裡在自己身上試試？」
九頭鳥
血染的霸業
兩筆賬
闔閭伐楚
夫差亡國
勾踐滅吳

第四章
禮壞樂崩
齊景公說：「寡人的宮室美輪美奐，卻不知道將來是誰的。」
晏嬰說：「田陳氏的吧？田陳雖然沒有什麼大的功德，但民眾對他們家的春風雨露，已經載歌載舞了。」
南方，北方
黃河，長江
子產政改
魯國政變
田陳代齊
三家分晉

第五章
商鞅變法
店老闆對商鞅說：「商君有規定，如果住店客人不能出示身份證件，那麼，這人將來判什麼罪、受什麼罰，旅店老闆也判什麼罪、受什麼罰。」
被誣告而逃亡的商鞅長嘆一聲說：「真沒想到，我變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這個份上！」
世道變了
天子沒了
這錯不該犯
只能霸道
從此血腥
為誰改革

第六章
合縱連橫
蘇秦對燕易王說：「臣下我不講誠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講誠信的都死守道德，誰會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賭棍蘇秦
騙子張儀
食客馮
商人呂不韋
這是什麼時代
誰來回答中國

後記
這格子不好走
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

姑息原本為養奸

勸阻鄭莊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個小官，官職是封人。封人的任務，是負責邊境線的植樹和封土，所以叫封人。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於鄭州市東北。後來鄭莊公把他調到朝廷為卿，把現在河南省中牟縣的祭亭封給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為氏，叫祭仲或祭足。莊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莊公去世後，他甚至有了廢立國君的勢力。
叔段在京邑大興土木時，祭仲是提醒過莊公的。祭仲說：「先王規定，一個國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否則，將會成為禍患。現在京邑的規模已經遠遠超出法定的尺度，將來君上恐怕會不堪承受。」
莊公說：「老夫人要這樣，沒辦法嘛！」
祭仲說：「我們這位老夫人，哪裡會有滿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變生不測。瘋狂生長的野草尚且難以盡除，何況國君的寵弟？」
莊公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結果，是叔段開始膨脹，居然命令鄭國西部和北部地方聽命於自己。
這時，子封說話了。
子封說：「一個國家，實在無法忍受一國兩君、政出多門。請問君上到底想要怎麼樣？如果打算讓位，請允許下臣現在就去效忠；如果無意禪讓，請現在就去除掉他。總不能
讓民眾三心二意，不知所從，產生其他想法。」
莊公又說：「別擔心，慢慢來。」
慢慢來的結果，是叔段惡性膨脹，不但把鄭國的西部和北部地方都變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勢力範圍擴大到了廩延。
子封說：「可以下手了，否則尾大不掉。」
莊公卻說：「不怕。不義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脹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別看他現在實力雄厚，到時候一定土崩瓦解。」
於是任由叔段折騰，不聞不問。
表面上看，莊公糊塗，實際上卻是老辣。他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老夫人要什麼就給什麼。武姜為叔段討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滎陽市境內，又
名虎牢關。看看地圖就知道，制邑比京邑離新鄭要遠。叔段如果在那裡搞分裂，莊公未免鞭長莫及。京，則在控制範圍之內。可見莊公對於未來，其實心裡有數，只不過要等。
等什麼？
時機。
的確，叔段雖為心腹之患，徹底根除卻需要時機。畢竟，此人是自己的親弟弟，老媽的親兒子。僅僅因為他違規違紀就大動干戈繩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說不過去。有這層關係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頂多只能把他叫來訓一頓，再挪個地方。不過，此人既然有武姜這個大後臺，治理整頓的結果便可想而知。就連教訓和移封，都未必能夠實現。
因此，不能治標，只能治本。
治本的辦法，是一次性地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將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層地獄，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別想死灰復燃，捲土重來。
但，這需要一個罪名。
這個罪名，就是謀反。
謀反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無論如何處分，都不會有輿論壓力。只不過，謀反並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膽，三要有力。心和膽，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
力，才能壯膽，也才會鐵心。莊公一直按兵不動，對祭仲和子封的勸阻不予採納，對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為了讓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鋌而走險，以便治罪。為此，莊公隱忍
了二十二年，他真是很有耐心。
鄭莊公也很有膽魄，他其實是在押寶。第一，賭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賭他們謀反必敗。這才決心姑息，以便養奸。養奸當然是有風險的。事實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
他就滿盤皆輸；如果謀反成功，他就死無葬身之地。
這是一場豪賭。
現在看，莊公是贏家。
贏家讓史家左右為難。我們知道，周人的執政理念和政治主張，是「以禮治國」，即「禮治」。依禮，鄭莊公可是一點兒錯誤都沒有。他是嫡長子，武姜反對他繼位，是武姜不
對。他是國君，也是兄長，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對。叔段分庭已是非禮，更何況犯上作亂？當然滅他沒商量。
然而誰都知道，叔段的賊心和反叛，是鄭莊公姑息養奸養出來的。可惜，又誰都無法指責。因為莊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釋為對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後來沒跟武姜翻臉，
誰都奈何不了他。
莊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禮治之尷尬，則可見一斑。
尷尬的史家只好用「鄭伯克段於鄢」這幾個字來記錄歷史，表明態度。據《左傳》的解釋，這種表述方式既指責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責了莊公不像哥哥，還暗示了叔段之罪實為莊公養成。此即所謂「春秋筆法」。據孔子說，這對違背禮法之人是有震懾作用的。
可惜這種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鄭莊公的立場，卻不能不承認他是正當防衛，而且未雨綢繆。因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覬覦甚至奪取，並非沒有可能。事實上
就在三年後，便有一位國君被他強悍的弟弟謀殺了。
這個強悍的弟弟，叫州吁（讀如需）。

子產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時，北方在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第一人，是子產。
子產是鄭國的政治家，名僑。因為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叫公孫僑。子產很早就表現出政治天賦。魯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他的父親、鄭國司馬子國伐蔡成功，舉國慶賀，只有子產不以為然。子產說：「一個小國，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沒有比這更能招來大禍的了。蔡是楚國的附庸。我們打了蔡國，楚國肯定要來打我們。到時候，我們能不順從楚國嗎？順從了楚國，晉國就會來報復，我們又打得過晉國嗎？晉國和楚國都來伐鄭，我們鄭國能有安寧嗎？」
說這話時，子產還很年輕。因此子國痛駡他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產言中，楚國和晉國果然輪番來伐鄭，鄭國也只好輪番與晉楚兩國結盟講和。兩年後，國難未已，家難又起。子產的父親子國和鄭國的執政，在內亂中被亂黨殺死。子產聞訊，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項工作，然後帶兵平叛。鄭國國人，從此對子產刮目相看。
二十年後，子產在鄭國執政。
子產執政以後，就開始改革，作封洫（讀如恤），作丘賦，鑄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約是重新規劃和分配土地。作丘賦，則可能是改革兵役法，也包括改革稅制。因為稅（出錢）和賦（出力），都與土地有關。這兩件事，當然會觸犯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國內罵聲一片。作封洫時，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算我的家產好收費，量我的耕地好收稅。誰要能夠殺子產，我就跟他去排隊！作丘賦時，又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老爹變成冤鬼，自己去做蠍尾！此人發號施令，邦國悔無可悔！
然而子產不為所動。
子產的說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就是說，只要對邦國有利，個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因此，子產也不鉗制言論。當時，鄭國人喜歡在晚上到學校裡去聚會，因為春秋時期的學校同時也是俱樂部。國人聚在一起，說三道四，難免議論朝政。於是有人便建議子產把學校關了。子產說：「為什麼要關閉呢？讓他們議論好了。他們擁護的，我就大力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適當修改。利用公權力，當然可以不准大家說話。但那樣做，有好處嗎？」
事實上子產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嘗到了甜頭。這個時候，又有人編了歌謠來誇他：我的子弟，子產教誨；我的糧產，子產加倍。子產死了，誰來接位？
所謂民意，不過如此。
但子產的政改，還是觸動了根本，尤其是鑄刑鼎。鑄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條款鑄在鼎上，公之於眾。這對於東西兩周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壞都是顛覆性的。因此，晉國政治家叔向便寫信給子產提出批評。叔向說：「先王以禮治國，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眾有不軌之心，這才主張效法聖人以德治國。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眾而不生禍亂。相反，如果制定法律還公之於眾，民眾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長，只知道律條不知道禮儀，甚至咬文嚼字來規避懲罰。那樣一來，不就亂了嗎？在下聽說，國之將亡，必行改革，說的就是這事吧？」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險。
這危險，就是禮壞樂崩。
對此，子產的態度是不爭論。他回信說：「僑無能，不敢聽命，也不敢不拜謝！」
其實子產未必一定喜歡法治，但也不認為德治和禮治完美無缺。這是有實踐可以證明的。魯昭西元年（西元前541
年），鄭國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漂亮，有兩位公孫都想娶她。公孫楚已經下了聘書，公孫黑又強行去送彩禮。徐吾犯左右為難，請執政子產做主。子產說：「這是國家沒有治理好，不該讓大夫您為難。她願意嫁給誰就嫁給誰吧！」
徐吾犯照辦，兩位公孫也先後如約來到徐吾犯家。公孫黑盛裝打扮，厚禮相送；公孫楚穿著軍裝進來，左右開弓射了幾箭，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戰車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說，公孫黑確實漂亮極了，但公孫楚更像男子漢。
於是她嫁給了公孫楚。
然而公孫黑卻不肯甘休，居然闖進公孫楚家，準備殺了公孫楚再搶人，結果被公孫楚用戈擊傷。此案如在法治社
會，一點都不難處理。公孫黑無理取鬧，強入民宅，涉嫌殺人和強奪他人之妻，公孫楚則是正當防衛。然而按照禮治原則，卻只能判公孫楚敗訴。因為公孫黑是上大夫，且年長為兄；公孫楚是下大夫，且年輕為弟。因此子產將公孫楚驅逐出境，算是維護了禮。
想來這事一定讓子產糾結。因此第二年公孫黑涉嫌謀反，子產就毫不留情判他自盡，而且把與公孫楚爭妻也算作
他的罪狀之一。公孫黑說：「我創傷復發，早晚會死，請不要助天為虐。」子產說：「人誰不死？惡人不得好死，這是天命。本執政不助天，難道助惡人不成？再不快死，劊子手就來了。」公孫黑無奈，只好自己吊死。子產又讓他暴屍街頭，身上還放著陳述其罪狀的木簡。
這事發生在鑄刑鼎的三年前。但子產的政改，顯然並不單純因為此事的刺激；鑄刑鼎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事實上，子產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鄭國也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 而德治與法治的分歧，則將從孔子一直爭論到韓非。

魯國政變

子產政治改革的同時，魯國在政變。
政變雙方的交火，是在子產去世後五年發生的。其結果，政權表面上沒有被顛覆，國君卻實際上被趕跑。從此直到七年後新君即位，魯國都沒有國君。其實兵變失敗流亡國外的魯昭公即便回國，或沒有逃跑，也只是紙糊的面子。這次動亂，不過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魯君早被架空，形同虛設。
這就不是一次政變可以完成的。實際上魯君的喪失權柄，如同周王的喪失權威，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說
這也是政變，那麼，政變是緩慢進行的，甚至堪稱和平演變。可惜，《春秋》和《左傳》雖是魯國史書，對自己邦國的變故卻語焉不詳，我們只能從隻言片語中略知一二。那麼，魯君的大權，旁落到了誰手裡？
三桓。
所謂「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個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魯莊公的三個弟弟：老二慶父，老三叔牙，老四季
友。因為其後代都是公孫，便按照排行稱為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又因為都是桓公之後，所以合稱「三桓」。
三桓的強大，與體制有關。
周天下類似於株式會社，各邦國也有點像公司。天下是總公司，總經理是天子，董事長是天。邦國是子公司，總經理是諸侯，董事長是天子。但這種比喻，說的只是授權關係。實際上邦國的治理，諸侯更像董事長，多半聽政而不執政。作為一國之君，他們最主要的任務，是祭祀、結盟、宣戰、授爵，偏重於禮節性和禮儀性。具體的軍國事務，則交給卿和大夫。
顯然，國君是國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腦。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權勢足夠強大，可以包辦一切，那麼，國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正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 卿大夫專政的衛國便是如此，後來三國時期的蜀漢也如此。劉禪的說法，便是「政由葛氏（諸葛亮），祭則寡人」。
不過，卿大夫執政，又有兩種慣例。
第一種，是政權交給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孫，即老國君的兒子和孫子。公子和公孫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繼位，其他擔任卿大夫，共同執政，就叫「公族制」，魯和楚即是如此。
另一種，是政權交給非公族，如齊和晉。齊國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世代為卿的國子和高子，就不是公族，也不
姓姜，姓姬。晉國則在獻公之時，就殺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後，執政的均非公族。這些異姓貴族如果長期執政變成世襲，就形成卿族。卿族執政的制度，無妨叫「卿族制」。
魯國實行的是公族制。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魯國乃周公之後，遵守周禮，講究「親親」（重視血緣關係）和「尊尊」（維護等級制度）。其實這事與華夏或蠻夷什麼的沒有太大關係。比如在楚國，擔任令尹、司馬等要職的，就歷來是公子，只不過他們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長期把持魯國政權的公族。到這次兵變，他們執政之久長達一個半世紀，歷經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魯國的國有資產逐漸地轉移到他們的名下，魯國的政治權力也逐漸地掌握在他們的手上。國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麼，三桓又幹了些什麼？
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分公室。前三件在子產之前，後一件在子產之後。
這四件事，涵蓋了經濟、軍事、政治諸多方面。初稅畝，就是初步實現稅畝制；作丘甲，則是普遍推行丘甲制。稅畝制即按畝收稅，丘甲制即按丘徵兵（包括兵員和兵器）。 具體做法不清楚，但稅畝制被看作與民爭利，丘甲制的制定則據說是為了防止齊國侵略。 因此可以肯定，其結果是富國強兵。
問題在於，強盛起來的魯國，是誰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產執政的十九年前，魯國作三軍。魯國原本有兩軍。現在變成三軍，並不是增加一軍，而是把原來歸公室所有、由魯君指揮的兩軍打散，重新組建編制。新組建的三軍，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各掌一軍。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軍隊來補充。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他們為邦國做了貢獻，但這三軍的編制權和指揮權，在三家手裡。因此，他們其實是把魯國的國軍，變成了自己的家軍，故《左傳》稱之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二十五年後，也就是子產鑄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公室。他們把魯國的國有資產分成四股，季孫氏得兩股，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得一股，然後每家交點提成給國君，其實不過蠅頭小利。堂堂一國之君，幾乎變成叫花子。
這真可謂欺人太甚，魯君也終於忍無可忍。魯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領親信和親兵進攻魯國執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臺向昭公喊話，請求昭公對自己開庭審判，昭公不同意；請求到自己的采邑閉門思過，昭公也不同意；請求帶少量親兵流亡國外，昭公還是不同意。三讓而不果，就撕破臉了，只有刀兵相見。
問題是這時的三桓，早已儼然國中之國。叔孫氏的司馬便對手下人說：「我是家臣，不敢考慮什麼國不國的。我只問一句話，有季孫氏和沒季孫氏，哪種情況對我們家有利？」眾人都說：「沒有季孫氏，就沒有叔孫氏。」於是叔孫氏的親兵立馬去救季平子。孟孫氏的家臣看見叔孫氏軍旗招展，沒有片刻猶豫就殺了昭公派來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聯手，昭公哪能對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場兵變，以昭公狼狽逃竄告終。
這當然是典型的禮壞樂崩，但三桓也遭到了報應。就在他們蠻橫對待自己國君的同時，他們的家臣也在用同樣的態度和方式對待自己的家君。魯定公五年（西元前505年），也就是吳王闔閭攻入楚國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孫氏的家臣陽虎，趁機軟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簽訂城下之盟，讓自己執掌魯國國政達三年之久。 三年後，陽虎的野心更加膨脹，陰謀幹掉三桓的掌門人，由自己和同夥取而代之。
這回，輪到季桓子變成魯昭公，體會一下什麼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亂了。
陽虎的計畫，是先請季桓子吃飯，然後在宴席上謀殺他。於是陽虎驅車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陽越殿後，季桓子夾
在當中。桓子感覺情況不妙，便對自己的車駕林楚說：「你們家祖祖輩輩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繼承傳統。」
林楚說：「晚了。陽虎已經成了氣候。」
桓子說：「晚什麼？不晚。我問你，你現在能帶我去孟孫氏家嗎？」
林楚說：「臣不敢貪生，就怕於事無補。」
桓子說：「那就走！」
於是林楚拍馬飛車前往孟孫氏家。靠著孟孫氏的救援，季桓子逃過一死，政權重新回到三桓手裡。 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魯君的面子仍然用紙糊著。即便如此，春秋最後一任魯君哀公，也還是逃到了越國，請勾踐做他的保護人。
有趣的，是輿論。
魯昭公死在國外後，有人問晉國的史官史墨怎麼看。史墨居然說：「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社稷的祭祀者並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關係也不會一成不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嘛！」
好一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照這個邏輯，臣變君，君換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沒錯。齊和晉，即如此。

商人呂不韋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呂不韋。
呂不韋很有商業天賦，他其實是用商業頭腦來玩政治的。「奇貨可居」這個成語，就是他的發明。
那麼，誰是呂不韋眼中的奇貨？
秦國的公孫異人。
異人是秦昭襄王的孫子，安國君的兒子。他在自己二十多個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後，還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親待見，因此被打發到趙國做人質。這樣的人，明明是沒人稀罕的滯銷品，怎麼會是潛力股呢？
呂不韋卻慧眼獨具。
在呂不韋看來，奇貨可居這四個字，關鍵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錢也沒意義。異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長子，或生母得寵，固然價值連城前途無量，卻炙手可熱高不可攀。相反，正因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發配在趙國閑著也是閑著，呂不韋才有了進貨的可能。
於是呂不韋問他老爹：「種田的利潤有多少？」
老爹說：「十倍。」
呂不韋又問：「珠寶生意呢？」
老爹說：「百倍。」
呂不韋再問：「扶植一個國王呢？」
老爹說：「無法估算。」
如此巨額利潤，當然值得一幹。問題是，把呆帳變成奇貨，可能嗎？
可能。
前面說過，異人是安國君的兒子。此時的安國君，已被立為太子，遲早成為秦王。但安國君的二十多個兒子當中，沒有一個是嫡長子。換一個角度來看，即安國君的任何兒子，都可能立為太子。
呂不韋打的就是這個算盤。換句話說，如果他能讓異人成為安國君的接班人，就等於扶植了未來的秦王。這可是一本萬利的期貨生意。
關鍵在於，立嫡立儲，誰說了算？
從法理上講，當然是安國君自己。但能夠左右安國君的，卻是華陽夫人。華陽本是安國君的寵姬，此刻又被立為夫人，安國君對她寵愛有加，言聽計從。因此，只要她一句話，異人立馬就能鹹魚翻身，身價百倍。
那麼，怎樣才能讓華陽夫人想起並接受異人呢？
算帳。
這筆賬其實很好算，因為華陽夫人自己沒兒子。也就是說，安國君百年之後，接班做秦王的，只能是別人的兒子。不過，如果這位公子被自己認領，華陽夫人不就等於有兒子了嗎？在「自己的兒子」和「別人的兒子」之間選儲君，夫人還用得著猶豫嗎？
但，既然是領養，華陽又為什麼一定要選異人？因為呂不韋讓她明白，只有異人，只有那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異人，才可能像孝順親娘一樣孝順她。孝順也不是有德，是有利。沒有華陽，異人無法上位；有了異人，華陽後顧無憂。
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險，互利雙贏，生意成交。安國君也與華陽夫人盟誓，決定立異人為嫡。
然而趙國卻不肯放人。
呂不韋只好又去幫趙國算帳。呂不韋說，秦國如果定要屠趙，是不會在乎一兩個公子的。這時，你們把異人扣在手裡，等於拿了張空頭支票，甚至是燙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現在高抬貴手，異人將來當然會以德報德，你們也等於拿了有價證券。有價證券和空頭支票，要哪個？
趙王立即禮送異人回國。
終於回到秦國的落難公子異人，被呂不韋這個稱職的仲介包裝上市。他甚至安排異人穿著楚國的服裝去見華陽
夫人，結果華陽喜出望外，高興地對異人說：為娘我就是楚人。兒啊，以後你就叫「楚」吧！
從此，異人更名為楚。
公子楚的運氣很好。西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國君繼位，是為孝文王。孝文王僅僅在位一年，就告別人世，公子楚順利接班，是為莊襄王。
呂不韋的運氣更好。三年後，他一手扶植起來的莊襄王也撒手而去，繼位的是王后趙姬的兒子。趙姬原本是呂不韋的女人，被異人看中要去，後來成為莊襄王后。但趙姬從呂不韋屋裡轉手到異人床上時，據說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說她的這個兒子，其實是呂不韋的。
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趙姬這兒子繼位時還是少年，秦國的大權便落到了呂不韋的手裡。呂不韋本已
封侯拜相，此刻又尊為相國，號稱仲父，權傾朝野，名重一時。他甚至仿效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大公子的做法，大養其士，並讓這些士人為他編寫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號稱《呂氏春秋》。
呂不韋成功了吧？
當然。他早期的投資，已經獲得巨額回報，而且名利雙收。據說，《呂氏春秋》完成後，呂不韋下令將書稿和獎金一並懸掛在秦都咸陽的城門之上，揚言只要有人能增刪改動一個字，就獎賞千金。
為中華文化貢獻了「奇貨可居」和「一字千金」兩個成語的呂不韋，這時達到了他事業的巔峰。這個巔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後，儘管仍然會有商人參與政治，或借助政治從事商業，卻沒有任何人超越呂不韋。
與此同時，呂不韋自己也從風光無限迅速墜入萬丈深淵。新秦王即位後十年，呂不韋被免去相國職務。又過了兩
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殺。
他真是白賺了那麼多錢。
把呂不韋逼到絕境的，就是趙姬的兒子，那個生父可能是莊襄王異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呂不韋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國最後一任國王，也是秦帝國第一任皇帝。
正是他，終結了戰國，也終結了先秦，開始了新的時代──
帝國和王朝的時代。
沒錯，他就是秦始皇。
但，這將是另一個故事。

這是什麼時代

賭棍、騙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場，演繹出五光十色轟轟烈烈的悲劇和喜劇。參與演出的人，其實還有很多。比如自薦的毛遂、刺秦的荊軻、救趙的信陵君，都為讀者耳熟能詳。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戰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賭徒的時代。
沒錯，時代跟人一樣，也是有個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戰國比作人，那麼，春秋是貴族，戰國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戰國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戰國是賭棍。只不過，戰國的賭棍往往也有血氣和血性，甚至同時也是豪俠。豪俠之賭，即為豪賭。那一份豪情和俠義，依然令人神往，讓人心儀。
比如馮驩。
馮驩當然不好說是賭徒，卻也是個敢押寶的。他為孟嘗君收買人心，就是做期貨，也是賭。實際上他的延長貸期和焚燒債券，並未得到孟嘗君的授權。而且，如果後來孟嘗君沒被免職，這筆投資也體現不出回報。因此，當馮驩豪情萬丈大燒其薛邑債券時，他不是在賭嗎？
但，馮驩又是仗義的。
孟嘗君罷相後，他門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鳥獸散，跑得一乾二淨，留下的只有一個馮驩，幫助他東山再起的也只有馮驩。因此，復位後的孟嘗君便對馮驩說：「那幫小人要是還敢回來，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們臉上。」
馮驩立即俯身下拜。
孟嘗君大驚失色：「先生難道要替那些傢伙謝罪嗎？」
馮驩說：「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當言論謝罪。君上應該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貧愛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趕集逛商場的，早上蜂擁而入，晚上不屑一顧，難道因為喜歡早晨厭惡夜晚？不，是因為他們要的東西到晚上就沒有了。因此，請不要責怪那些人的離去。」
這可能是馮驩所做最仗義的一件事，但他講的道理卻是利，他對孟嘗君的忠誠也表現為利。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開口閉口是禮，戰國開口閉口是利。這一點，只要比較《國語》和《戰國策》，就一目了然。
在這裡，我們分明看到了戰國的時代特徵。
什麼特徵？
唯利是圖。
對此，蘇秦應該深有體會。當初，他外出謀生一無所獲回到家鄉時，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親甚至連話都不跟他說。後來，他佩六國相印衣錦還鄉，家裡人都不敢抬頭看他，嫂子更是像僕婦一樣伺候他吃飯。蘇秦笑著問嫂子：「你們前倨後恭，是什麼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臉貼在地面上說：「因為您現在又有權勢又有錢啊！」
這真是赤裸裸的勢利。難怪蘇秦會感嘆說：「一個人如果貧窮，父母都不拿他當兒子；如果富貴，親戚都會來拍馬屁。人生在世，難道可以不在乎金錢地位嗎？」
切膚之痛，經驗之談呀！
的確，戰國是一個「真小人」的時代。在這二百多年中，社會也為各色人等提供了廣闊空間和無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個連真名實姓都無人知曉的窮光蛋。但他穿著草鞋扛著雨傘去遊說趙孝成王，一見即獲賞黃金百鎰白璧一
雙，再見即拜為上卿，可謂青雲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對士人豈能沒有誘惑？
何況門檻極低，只要一張嘴；成本也極低，只要一席話。所以，張儀當年被人疑為竊賊遭到毒打，回家後的第一
句話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
老婆笑著說：「舌頭倒是還在。」
張儀便說：「足矣！」
甚至沒有三寸不爛之舌，也不要緊。比如孟嘗君的食客中，就什麼人都有。結果，會學狗叫的，幫他竊得狐白裘，買通秦王寵姬；會學雞叫的，幫他哄開函谷關，順利逃出秦國。雞鳴狗盜，不也換來富貴榮華？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一個人，如果原本一無所有，只要敢作敢為就可能大富大貴，誰不想賭他一把？能像馮驩那樣仗義，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呂不韋那樣通過利人來利己，則要算聰明。呂不韋在邯鄲拜見異人時，話就說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當然要光大自己的門楣，但在下的門楣卻要靠公子的門楣才能光大，所以我們必須合作。
戰國，是趨利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是沒什麼道德感可言的。蘇秦甚至公開對燕易王說，臣下我不講誠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講誠信的都死守道德，誰會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蘇秦這樣說，還真不是強詞奪理，反倒應該看作透徹通曉。事實上戰國的王侯，不少就是賭棍出身，他們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為，其實難免賭徒心態。正所謂「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 於是上流社會，棄仁義而重權謀；諸侯各國，廢禮讓而重戰爭。結果，應運而生的，是謀臣策士；平步青雲的，是地痞流氓。
這就是戰國──只講功利不講道義，只要目的不擇手段，成者王侯敗者寇，誰有權勢誰就是大爺。
戰國，是無德的時代。
沒錯，如果說春秋還只是禮樂崩壞，那麼，戰國便已是道德淪喪。這對於華夏文明，無疑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情。因為華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禮樂；全民共識，則是以德治國，以禮維序，以樂致和。德治是「一個中心」，禮樂是「兩個基本點」。華夏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就體現在這一整套系統中。
然而這一整套系統，都在戰國分崩離析，而且不可能不崩潰。是啊，楚是南蠻，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齊和趙、魏、韓是盜篡，哪一個是姬周嫡傳、純種王族？何況就算華夏正宗，也無法抗拒三大變革：一、土地國有，按戶籍授予小農並徵收賦稅；二、諸侯兼併，國土和子民不再分封；三、中央集權，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國王任命。也就是說，井田制廢，授田制立；封建制廢，郡縣制立；世卿制廢，官僚制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一切都變了。社會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識形態，豈能不變？
基礎動搖，支柱倒塌，中國向何處去？

誰來回答中國

能回答歷史之問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戰國舞臺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時代主人，西周是王，東周是侯，春秋中後期是大夫。於是，讓我們印象深刻的風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齊桓、晉文，後有子產、趙鞅，他們是那些時代的代表。
戰國的歷史，卻是由士來譜寫的。
什麼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貴族。前三等，是天子、諸侯、大夫。在秦漢和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的平民。後三
級，是農、工、商。
那麼，戰國的士，是什麼？
精神貴族。

所謂精神貴族，就是僅僅在精神上或精神領域是貴族。
根本原因，是士沒有不動產，也沒有統治權。沒有物質，便只有精神。成為精神貴族，是遲早的事。不過既然是貴族，就該有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標識，比如體現參政權的緇冠，體現參軍權的皮冠，體現祭祀權的爵冠（爵讀如雀）。這是權利的象徵，也是身份的認同。
因此，子路寧願去死，也不肯免冠。
這就是貴族精神了。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只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 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徵。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 同樣，馮驩和韓信儘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裡。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來，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闆。不過，春秋的老闆和幫傭是有血緣關係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雇傭關係。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兇、幫腔、幫閒，便由不得自己。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只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原因之一。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是戰國與春秋的區別。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叛魏魏傷」， 簡直就是核武器。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於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
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於養士。 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如果食客表示懷疑，孟嘗君還得端著盤子去驗明正身。
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於斯為最。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即後來的魏武侯）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回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田子方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採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隻草鞋，有什麼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只能唯唯諾諾。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鬥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湧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制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
不被供養的，更如此。
於是戰國二百年，就成了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盪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只不過這個黃金時代要從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嗎？
不奇怪。
事實上，正因為社會劇變，天下大亂，道德淪喪，共識闕如，中國向何處去才成了問題。同樣，正因為一個跨國
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勃然興起，又沒有一統天下的強權能夠鉗制輿論，問題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於是，儒家代表著文士，墨家代表著武士，道家代表著隱士，法家代表著謀士，紛紛亮出自己的主張，力圖影響歷史的進程。這是當時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世紀大辯論開始了。
那就看他們如何亮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