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泰晤士報》《紐約書評》《洛杉磯時報》 好評推薦

本書譽為西方最詳盡的香港通史，作者以諷刺幽默的角度帶你尋回舊日香港足跡。

1842年，中國不情願地把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割讓給英國。英國人對這個被稱為「香港」的島嶼並不熱衷，巴麥尊勳爵甚至認為香港永不能成為貿易的場所。一路下來，販賣鴉片的商人逐漸轉變商業取向，這個新殖民地早期靠着他們投注的大量活力及資源，迅速繁榮起來。1859年，中國把九龍半島讓予英國，至1898年把與中國大陸接壤的新界以99年租期租予英國。由此產生了中英日後有關香港主權的爭拗。

日軍佔領香港短暫打破了這個殖民地的相對穩定，但中國政權變換令香港成為吸引中國企業家的良好發展地。戰後香港的高速經濟發展讓她躍居世界商貿中心之列，但殖民地仍飽受各種問題困擾︰貪污醜聞、毒品及娼妓問題、國籍問題、嚴重的貧富懸殊，製造了不少社會輿論。直至主權回歸中國的前一刻，對於香港的前途問題引來了大量關注與忖測。

作者韋爾許引證大量一手史料，運用輕鬆富趣味的筆觸，敍述了1838至1990年香港的發展歷史，其中包括的重大歷史片段有︰律勞卑使團、兩次鴉片戰爭、割讓以及殖民地初期治理、19世紀末瘟疫、1911年中國革命、抗日戰爭、戰後香港發展、麥理浩管治時代、建立ICAC、前途談判等。作者在本書尤其深入分析英國國內政治就英國對華政策以及香港命運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1931年出生，後於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畢業。在商界和銀行界任職多年。擔任倫敦銀行董事期間，曾參與收購香港道亨銀行的事務。出版過多部頗受好評的英國史、南非史、澳大利亞史和香港史著述。

簡明扼要的上佳之作，讀者必欲先睹為快。
——《泰晤士報》

學術性強、行文樸素、內容詳實。
——《紐約書評》

了解香港悠久歷史的理想讀物，異常清晰，極富諷刺性的幽默。韋爾許的著作不僅敍述了小小的香港島的歷史，還形象生動地描繪了西方在亞洲的殖民冒險。
——《洛杉磯時報》

序

 

前言︰不情願的雙親

 

第一章 兩個帝國

末代王朝

學者與士紳

東印度公司的堀起

不幸的航程

 

第二章 鴉片生意

使人快樂的植物

多變混亂的程序

我此生從未見過鴉片

一羣花花公子

收入不錯的行當

誰想打一場對華戰爭·

 

第三章 律勞卑勳爵的屈辱

淒涼的墓志銘

第一個提議佔領香港的人

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最謙卑而順從的僕人

蘭斯洛特．顛地衣領之戰

鴉片與威士忌

 

第四章 不平等條約

保護神

瞄準琉璃塔的大炮

南京條約

兩個帝國的仲裁者

 

第五章 貧瘠之島

「女王陛下的領地」

砵典乍時代

體面而富有的華人

 

第六章 戴維斯的突襲

馬丁的報告

刑罰

硫磺、樹脂、啤酒和黑啤酒 —— 還有鴉片

廣州城裏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 英法聯軍

名聲不好的房子、枱球廳和小船

庸醫寶寧

「亞羅號」事件

 

第八章 喧囂與騷動靜止

不顧一切的反抗精神

九龍半島

殖民地部

滙豐銀行

非法遊戲

親王來訪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話題

污水與肉刑問題

梅毒只能通過接觸傳染

總稅務司赫德

來訪者的評述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衛英帝國

法國的野心

薩金特將軍的大炮

瘟疫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1895：中日之戰

無視法律的惡例

秘密社團的「惡棍首領」

彌敦爵士的鐵路

 

第十二章 香港與中國革命

惡毒的議員

愛國的通姦行為

 

第十三章 動盪的局勢

冷若冰霜的面孔

為甚麼必定會發生對日戰爭？

妹仔

蹣跚走進20世紀

 

第十四章 大東亞共榮圈

可耻的默許

大難降臨

我們現在自由了

英帝國被一筆勾銷了

英國選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第十五章 在夾縫中生存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態度

金錢至上

毛澤東的變革計劃

 

第十六章 黃金時代

麥理浩走馬上任

司空見慣的腐敗

華人社會

 

第十七章 退場

香港的前途

直接選舉問題

破舊的帝國背包

殖民主義的終結

 

尾聲

參考書目

譯後記

第一章 兩個帝國

末代王朝

19世紀初以來，中國與西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雙方的衝突最終爆發，而且以英國割佔中國領土告終。然而，香港這個明顯毫無吸引力的島嶼為甚麼偏偏被英國首先選中，箇中緣由有待解釋。

香港是散佈在珠江入海口的數百個島嶼之一。在這些島嶼中，陡峭、多石的香港島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有名的；1842年英國割佔的時候，香港既非人口最稠密，也肯定不是最荒蕪的一個島。早在1,000多年前，珠江就不但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水道之一，但在閉關自守的中國，香港是個不受重視的附屬地，並沒有多少人關注。南中國海的氣候造就了珠江的重要性，每年4月到10月，西南風如期而至，西來船隻易於進入珠江；而11月到來年4月，東北風則使這些船隻的回程順水順風。對於那些經歷過驚濤駭浪的西來船隻而言，珠江是他們在中華帝國遇到的第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16世紀，第一批來自葡萄牙的歐洲人造訪了這個地區，他們在澳門半島避風處找到一處天然錨地，並獲准定居下來。在澳門，沒有任何表明中國領土永久割讓的跡象。葡萄牙人只能在高牆之內活動，生活必需品每日按需送入。從澳門上溯70英里，就到了當時巨大的商業城市──廣州。廣州是中國通往海洋的門戶，也是橫亙中國南部達800英里的廣東、廣西兩省（兩廣）的首府。水網密佈的自然地理往往會對歷史的發展產生複雜影響。倫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所處的地理位置──泰晤士河的最低架橋點、泰晤士河河口的頂端，泰晤士河河口在提爾伯里變得狹窄，使倫敦易守難攻。廣州的地理位置與倫敦相仿，同樣位於容易進入的河口。1864年首次出版的這一水域的《航海指南》指出，這條航道「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條大河都安全」。在大嶼山、南丫島以及北面的伶仃島附近，散佈着眾多避風港灣。不過，除了航行本身有風險之外，這裏還有其他的危險：珠江入海口的島嶼，海岸線綿延數百英里，為那些靠捕魚、海盜和走私為生者提供了庇護所。海盜活動一直延續到現代，不過目前已很罕見，漁業和走私活動則仍舊頗為興盛。

從理論上說，珠江像泰晤士河一樣易守難攻。珠江航道在澳門上游大約30英里處收窄，寬度只有數百碼，進入名為獅子洋的海峽。此處被形象地比喻為老虎的嘴巴，即人所共知的虎門。穿鼻和大角兩個炮台俯視着這一段航道，穿鼻距離第二道沙洲不足20英里，穿越海峽的船隻始終在兩岸的視線之內。由於沙洲的阻礙，海船必須等到漲潮時分才能渡過淺灘，第一道沙洲在黃埔的南面，那裏的水更淺，對船隻吃水的限制也更大。因此，廣州南面約7英里處的黃埔成為一道屏障，足以阻止所有大海船進入。1829年，理查．阿爾塞吉船長報告說，600噸的船隻能夠輕易通過黃埔，若是一艘1,200噸的船也想通過黃埔，那就不夠謹慎了，因為第一道沙洲水最深的時候也不超過25英尺，只有吃水淺的船舶才能抵達廣州城。敵方軍艦即使敢冒兩岸炮台夾擊的風險，也多半會陷在黃埔動彈不得，艦上的大炮根本打不到廣州，只有艦船上的小艇才能穿過黃埔到達廣州。

廣東是個奇特的地區，歷來受到中國其他地區的猜疑和蔑視。公元960到1279年統治中國的宋朝諸皇帝，對廣州城有大量巫師和術士的報告深感憂慮，於是專門發佈敕令，禁止用活人祭祀。這種不信任感部分起因於廣東地處偏遠，它離北京有2,000多公里。連綿起伏的山脈使之與中國其他古老都市隔絕開來，很少的幾處險要關隘是穿越這些山脈的必經之路。北方人根本聽不懂廣東當地居民的語言；他們的風俗習慣也令人側目。廣東人似乎甚麼東西都敢吃，甚至吃那些中國烹飪根本無法接受的東西，如蝙蝠、烏龜、生猴腦以及剛剛出生的小老鼠。在導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連串事件中，廣東的這種奇特性和偏遠的地理位置產生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個省份只會給北京政府帶來麻煩，說到底是相距太過遙遠。8世紀時，廣州曾遭到阿拉伯入侵者的劫掠，北京對此處之泰然。儘管北京不大會因為遙遠而靠不住的南方發生的事情而煩惱，但如果夷人把戰船開到靠近京城的渤海灣──正如他們在19世紀所做的那樣──皇帝的宮廷就會收到警報。

廣州雖然不乏奇異之處，但仍被人們視為一個大城市，作為「省城」而在中華帝國境內廣為人知。18世紀初，東印度公司最終在廣州開展貿易之際，一位造訪廣州的法國旅行者寫道：「這個城市比巴黎還大，而且肯定更繁華。街道狹窄，鋪着⋯⋯非常堅硬的大而平的石頭，最好的街區很像巴黎聖日爾曼市集的街道……有許多漂亮的廣場和宏偉的凱旋門。」與巨大的中心城市廣州相比，儘管當時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門在貿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過是一個小城鎮而已。

在清朝（1644-1912年）的中國地圖上，香港要麼被略去，要麼就無法辨認。1760年出版的一張海圖首次標出了香港，但僅僅繪出該島的西部海岸。之後不久，東印度公司所屬「約克」號的喬治．海特船長也繪製了一張海圖。這張海圖頗多誤差，雖然標出了現今維多利亞港的水深，卻將錨地錯誤地標在索罟羣島南端一個毫無遮蔽的地點。這張海圖顯然很粗糙，但海特船長至少記錄下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稱。他把他假想的兩個島嶼中較大的那一個稱作「昂船洲」，又叫「香港」。

如同英帝國的絕大多數領地一樣，香港幾乎是偶然地獲得的。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這是兩千年來統治中國的第9個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是偉大的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鍾愛的孫子。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時期，中國的疆界擴展到有史以來的最大限度。道光繼承了從喀拉昆崙山到大海，從西伯利亞大草原到印度支那邊境的600萬平方英里廣袤領土的最高統治權。

皇帝本人不是漢人，而是通古斯人，又稱滿人或韃靼人。這個民族來自朝鮮與俄國之間的地區，有着與漢族不同的語言、習俗和傳統。許多漢族臣民都非常敵視滿族統治，恢復漢人王朝的運動此起彼伏。皇帝的祖先生活在滿洲，即關外與朝鮮北部的一片地區，緊靠阿莫爾河以及現今的俄羅斯邊界。滿族人以狩獵和打魚為生，使用馴鹿和獨木舟，在適合的季節也栽種農作物，但生活來源主要是依靠非常嫻熟的弓馬本領。1607年，通古斯貴族努爾哈赤成功地以武力統一滿洲里，自稱大汗。努爾哈赤大肆犒賞投降的傑出漢人、蒙古人和高麗人，進一步鞏固了他的軍事勝利，從而在滿洲按照漢人的模式建立起一個國家，儘管它仍然保留了滿族人的特徵。皇帝指揮按照八旗方式組建起來的野戰部隊，每旗有8,000人。首批滿族人的本名，如多爾袞、濟爾哈朗、莽古爾泰，表明了他們尚未漢化的特徵。

1618年，努爾哈赤率領統一的滿族國家攻打明朝， 1644年攻陷北京。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由滿洲的「汗」變為中國皇帝，定年號為「太宗」，把他的王朝定名為「清」。太宗在詔書中異常清楚地確定了滿族人的目標：「內修政事，外勤討伐。」軍事始終是清朝的王朝傳統，貝勒（清皇室貴族子弟）不但要學習質樸的古典經籍，還要掌握戰鬥技能，如射箭和騎術。八旗兵是滿族的常備軍，這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軍隊，在整個18世紀都證明自己既能長時間艱苦作戰，也能保衛新征服的廣大地區。因此，到下一個世紀，當滿族軍隊在數量上遠處劣勢的西方軍隊面前一敗塗地時，這個王朝在精神上受到極其巨大、事實上幾乎是致命的打擊。

中國的漢人發現他們的新主人很粗魯，這種粗魯也讓荷蘭商人大吃一驚。他們在北京會晤一位高層滿族官員禮部尚書──最神聖傳統的捍衛者，這位文官竟然「拿出一塊半生的豬肉，旁若無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荷蘭人還發現滿族貴婦同樣缺乏漢人的禮節，一位「高貴的韃靼夫人……非常快活、隨便……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頭上，還把他緊身上衣的扣子幾乎一直解到腰間」。滿族人及時吸收了更多的漢人習俗，但他們確信能夠用法律措施來維護自己的個性。

與漢人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滿洲心臟地帶嚴禁漢人涉足，用柳木柵欄劃出了界限，禁止漢人移民進入。皇室宗族法庭密切監督宗室全體成員的活動，主要是使宗室子弟遠離任何實際權力，保證他們獲得教育，享有安樂的生活並養成普遍良好的習性。

1793年出使中國期間，敏銳的馬戛爾尼勳爵有機會就近觀察漢人和滿族人，他寫道：「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8到10位君主的更替並沒有把莫臥兒人變成印度人。同樣，150年時間也不足以讓乾隆變成漢人。此時此刻，他依然如同他的列祖列宗一樣，是個地地道道的韃靼人。」清王朝始終牢牢控制着軍隊，所有軍事文書乃至戰地命令都是用滿文書寫，即使是受過教育的漢人也看不懂。八旗軍這一常備軍雖然是由滿族人與漢人、蒙古人混編而成，但軍中的滿族人軍餉卻要高得多（一名滿族騎兵每月餉銀7盎司，漢人騎兵為3.3盎司；一名滿族人擁有55畝土地，蒙古人有35畝，漢人僅有25畝）。

學者與士紳

清朝在維護宮廷和軍隊滿族特性的同時，明智地利用了當時漢人的管理機制。這種文官管理機制早在7-10世紀統治中國的唐朝就已經初具規模，此後歷經王朝更迭而沿襲下來。中國文官體制不同於那些統治者通常來自僧侶、軍隊或宮廷寵臣的大帝國，在中國體制下，新人的選拔是通過嚴格的考試。在評估某人的長處時，優雅的道德風範是最重要的，知識倒在其次，而創造性自然受到壓制。「八股文」是主要的考試手段，其篇幅大約在360-720個漢字之間，採用散文或韻文，必須有優美的修辭和漂亮的書法。考試文章的主題一成不變，都是取自儒家典籍，要求考生發揮純粹的儒家正統觀念。一名成功候選人要經過三道初步考試，才得以躋身「士紳」的最低層──「生員」，這時他們的平均年齡24歲。由生員達到最高的「進士」則需要再經過10年的寒窗苦讀。進士考試由皇帝本人親自主持，只有少數最優秀的學者才有資格參加。

「進士」的年齡通常在35歲左右，他們考取進士之前，多半已花了不下20年時間在同一個知識領域反反覆覆地耕耘，因此，成功的候選人往往「變得謙卑柔順，成為小心翼翼而馴服的朝廷官員」，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可否認，那些在不間斷的激烈競爭中能夠過關斬將的人，必定具有達觀和堅強的性格，但是，對創造性思維的壓制使他們非常缺乏適應新環境所需的應變能力，這一點將帶來嚴重的後果。19世紀，夷人要求進入天朝帝國，這帶來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問題。即使像林則徐這樣極富才幹之人，也只是重複以前形成的反應方式，只能求助於一些陳詞濫調。滿族官員往往沒有漢族學者型督撫那麼僵化，更樂於適應環境的變化。一旦獲得進士頭銜，高級職位也就唾手可得了。在考試中失利的其他人就要看運氣如何了，但可以爭取機會。例如，花錢買官完全合法，不過僅限於比較低級的職位。

那些通過中級考試或有財力買一個進階的人，得以躋身「士紳」或「文人」之列。士紳擁有一些特權，包括有權穿着特殊服飾，蠲免許多法律義務、稅收和勞役等。中國的科舉考試是向所有人開放的（至少是所有男性），因此，哪怕是出身最卑微的年輕人，只要具備足夠的才學和虔誠，從理論上說都可以通過考試升到文官體制的最高層。但在實際情況中，機會偏向那些其家庭能夠負擔漫長學習期的人，而那些已有一官半職者則可以使家庭的產業更鞏固、更持久。這種士紳與官員的緊密聯繫，確保了人數非常有限的官僚階級始終能夠得到龐大的非官方勢力的支持。中國的士紳在這一方面的作用與英國各郡的太平紳士完全相同，後者協助郡長組織民團，平息地方糾紛，促進公認的道德規範。滿族人──他們人數很少，當時僅有200萬人──參與這些工作，但更多的是為軍隊或朝廷效力。他們的民族傳統是戰鬥勇敢，而非文字或行政管理技能，而且他們的處事態度比受過古典教育的漢人更隨和、更開放。

看一看現在的中國版圖，就可以發現滿族人最持久的一個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界與大清帝國確立的疆界基本吻合，只有一個重要的例外──現已獨立的蒙古。乾隆皇帝極大地拓展了中華帝國的版圖，他在西部邊境憑藉一系列強而有力的征討，把中國突厥斯坦──今天的新疆自治區──納入到帝國版圖，成功的戰爭還迫使尼泊爾廓爾喀人、緬甸人以及絕大多數印度支那人奉中國皇帝為君主。事實表明，對新疆征服的開支極其浩繁，維持這一廣袤領土也不斷消耗着帝國的財政。在其漫長統治的大部分時期，乾隆可以依靠祖先聚集起來的財富，中國依然享有安定和繁榮。乾隆時期，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到18世紀末約有3億人，隨着人口增加，農業產量以相同速度增長。

然而，到乾隆的後人登上王位時，由於老皇帝的寵臣和珅的劫掠，國庫已十分空虛，新皇帝嘉慶不得不盡可能地削減開支，增加收入。嘉慶是個審慎的人，甚至養成了節儉的習慣，他還致力於改革和減少開支。儘管如此，他在位期間（1796-1820年）一直麻煩不斷：黃河7次決堤，造成餓殍遍野；大規模起義此起彼伏，沿海地區受到海盜洗劫；而西方的夷人──他們已經令人不安地迂迴接近了中華帝國邊界──正在開始製造新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