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比孔河：羅馬共和國的衰亡（簡體書）

西元前49年，愷撒率領高盧軍團跨越盧比孔河，返回羅馬境內，將建城已有460年之久的羅馬共和國，推向內戰的深淵。
盧比孔河是一條分界河。根據羅馬共和國的法律，任何將領不得率軍越過盧比孔河，否則就會被視為叛變。西元前1世紀，正是在這條小河面前，愷撒做出了叛變的抉擇。身處權力頂峰的愷撒為什麼這麼做？當他在盧比孔河岸邊猶豫時，又是什麼使他下定決心，將共和國的榮耀拋諸腦後？愷撒麾下的羅馬將走向何方？羅馬以外的世界又將發生怎樣的轉變？
本書正是透過愷撒跨越盧比孔河這一事件，向我們講述了羅馬共和國走向衰亡的最後歷程。羅馬自西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國以來，經過數次征戰，急劇擴張。到西元前1世紀，它已經從一個小城邦變成一個世界帝國。共和政體難以為繼，羅馬將面臨一場激烈的社會變革。
從居住在優雅別墅的上層貴族，到穿行於糞便和垃圾堆的底層平民，書中生動刻畫了共和國末期階級對立、矛盾重重的社會狀況。羅馬歷史上最耀眼的群星也在這一時期紛紛亮相。爭奪獨裁特權的愷撒、龐培、克拉蘇，堅守共和理念的西塞羅、加圖，發動奴隸起義的斯巴達克斯……他們共同演繹了羅馬從共和國向帝國嬗變的血雨腥風，勾勒出一幅充滿犧牲、背叛、權謀與無限野心的時代肖像。

湯姆•霍蘭（Tom Holland）英國暢銷歷史作家，尤其擅長古典歷史文學寫作。他曾就讀于劍橋大學，取得了英語、拉丁語兩科一等榮譽學位。
湯姆•霍蘭著有多部暢銷歷史作品，他的代表作《盧比孔河》與《波斯戰火》出版後，被《星期日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獨立報》《衛報》《觀察家報》等多家媒體評選為年度最佳圖書，《盧比孔河》被授予赫塞爾—蒂爾特曼歷史學獎，並被提名撒母耳•詹森獎，《波斯戰火》被授予“朗西曼獎”。
湯姆•霍蘭為英國廣播公司第4頻道改編過《荷馬》《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維吉爾》等歷史節目，為“企鵝古典系列”翻譯過希羅多德《歷史》。他曾擔任英國作家協會主席，目前是英國古典協會委員。

1、從愷撒跨越盧比孔河這一事件，講述一部羅馬共和國衰亡史愷撒跨越盧比孔河，由此引發一段內戰，將建國已有460年之久的羅馬共和國推向衰亡的邊緣。羅馬歷史以盧比孔河為界，從此一分為二。
2、瞭解羅馬興衰的最佳歷史通俗讀物書中所講述的這段歷史是羅馬歷史上最精彩的一篇華章。這是羅馬歷史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不僅終結了羅馬共和國長達460年的歷史，而且開啟了羅馬歷史上另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羅馬歷史上最耀眼的群星，愷撒、龐培、克拉蘇、西塞羅、埃及豔後、斯巴達克斯……也在這一時期紛紛登場。
3、 古典歷史非虛構寫作典範文筆絕佳，具有很強的歷史代入感，尤其是對歷史人物的心理描寫格外傳神，亮點頻出，例如描寫愷撒跨越盧比孔河時，決絕、孤注一擲的心理鬥爭，羅馬三巨頭跌宕起伏的權力遊戲等。
4、 經典暢銷歷史讀物榮獲赫塞爾—蒂爾特曼獎 ， 提名撒母耳•詹森獎，獲評《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電訊報》年度最佳圖書，出版以來持續熱銷，讀者評價為“羅馬史普及讀物中最高明之一”。
5、更加精緻的閱讀體驗修訂譯文，改善產品形態為精裝含彩插，從整體上給讀者提供更加精緻的閱讀體驗。

序言

 

西元前49年，羅馬建國第705年，1月10日。太陽早就落到亞平寧山脈的那一邊。黑暗中，第13軍團的士兵們排好了行軍隊形。夜晚寒氣逼人，但他們已習慣於各種惡劣天氣。八年來，他們冒著嚴寒，頂著酷暑，追隨高盧總督經歷了一場又一場血戰，直到羅馬世界的盡頭。離開北方的蠻荒之地，在這一刻，面對著一個完全不同的邊界，他們遲遲不前。前方是一條窄窄的小河。軍團一邊是高盧省，遠處的另一邊是義大利，那邊的道路通向羅馬。踏上那條路意味著入侵。13軍團的士兵突破的將不僅是省界，他們也將觸犯羅馬人最嚴厲的法律。事實上，它意味著內戰的開始。不過，從軍團戰士向邊界行進以來，他們對那種災難性後果心知肚明。現在，他們跺著腳暖和暖和身子，等待號令兵召喚他們行動——扛起武器前進，渡過盧比孔河。

 

什麼時候召喚？盧比孔河充盈著山上的融雪，在夜色中影影綽綽。士兵們聽得到水流的聲音，但聽不到軍號聲。他們警醒著，傾聽著。這些戰士不習慣等待。戰鬥發生的時候，他們會像閃電般出擊。人們都知道高盧總督是一位優秀的將領，作戰講求速度和突然性，善於猛打猛衝。這一天的下午，他發出了渡過盧比孔河的命令。現在，軍團戰士已到了河邊，為什麼突然讓他們停下來？士兵們看不見他，但在他身邊的高級將領們的眼裏，高盧總督顯然正處於內心的煎熬中。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凝視著盧比孔河的暗黑水流，心神難定地沈默著，遲遲沒有做出渡河的手勢。

 

羅馬人有一個詞，專指這種狀況。他們稱之為Discrimen，意為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緊張時刻，那一刻的抉擇決定著人的一生。如任何一個渴望輝煌的羅馬人一樣，愷撒經歷過許多類似的危急關頭。一次又一次地，愷撒拿他的未來冒險；一次又一次地，愷撒成功了。在羅馬人看來，男人就應該這樣。然而，站在盧比孔河岸邊，愷撒面臨的是特別揪心的困局，而這一困局竟還是他先前的勝利造成的。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愷撒迫使800餘座城市、300來個部落投降，整個高盧歸順於他。的確是偉大的成就，也許過於偉大了，羅馬人既為之歡呼，也為之擔心。不管怎麼說，他們是一個共和國的公民，不容許任何人這樣長久地獨領風騷，遠遠地將其他人甩在後邊。愷撒的政敵們嫉妒他的功勞，畏懼他的威勢，早就策劃要剝奪他的指揮權。西元前49年的冬天，他們終於把愷撒逼到了牆角。何去何從？或者，他服從法律，交出指揮權，接受失敗的命運；或者，渡過盧比孔河。

 

“木已成舟，事成定局”（The die is cast）1。最終，愷撒命令軍團過了河。除了參照狂熱的賭徒心理，我們還能怎樣理解愷撒的行為？賭注太高，超過了任何理性的計算。進入義大利後，愷撒知道他冒著世界大戰的風險。他跟同伴談起過，其前景令他不寒而慄。他的決定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遠見卓識如愷撒也看不清楚。Discrimen不僅是“危機關頭”（crisis point）的意思，它也可以指“分界線”（dividing line）。盧比孔河正是這樣的分界線。過了這條河，愷撒便將世界拖入了戰爭，將導致古羅馬自由制度的毀滅，其廢墟上將建起君主制度。這對西方歷史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很長時間裏，以盧比孔河為界，人們不斷爭辯著各種制度設想——自由還是專制？秩序還是混亂？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盧比孔河只是一條小河，毫不起眼，連它的位置都被忘得乾乾淨淨，但人們牢牢地記著它的名字。一點也不奇怪。鑒於愷撒渡過盧比孔河的重大意義，在他之後，人們用這件事指代任何重要的抉擇。

 

一個時代結束了。曾經，地中海地區散落著許多自由城市。在希臘和義大利，城市中的人們自稱為公民，而不是法老或皇帝的臣民。他們為自己擁有自由言論、私有財權、法律保護等權利而自豪，視之為將他們區別于奴隸的核心價值。隨著一個個新帝國的興起——先是亞歷山大大帝與其繼承者們的帝國，然後是羅馬帝國——逐漸地，這些城市失去了獨立。到西元前1世紀，地中海地區只剩下羅馬一個城市是自由的。在愷撒渡過盧比孔河後，共和國完了，再沒有自由城市了。

 

保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傳統結束了，要等到另一個漫長的千年之後才再次出現。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曾多次嘗試擺脫專制，回到盧比孔河的那一邊。英國革命、美國和法國革命都曾自覺地以羅馬共和國為榜樣。湯瑪斯•霍布斯抱怨道：“說起反抗君主統治的叛亂，最常見的動因之一便是他們讀了有關希臘人、羅馬人的政治及歷史的書籍。”2當然，從輝煌的羅馬史詩中，人們學到的並非只是對自由共和國的渴望，拿破崙也是先做執政官、再做皇帝的。整個19世紀，有許多人建立了波拿巴式的統治，他們常被稱為“愷撒主義者”。20世紀的20～30年代，各地的共和政府搖搖欲墜，幸災樂禍的人們則引述羅馬共和國的先例，將它們覆滅前的陣痛相提並論。1922年，墨索里尼曾大肆宣傳他率黑衫党向羅馬英勇進軍的神話，比擬為之前愷撒的類似行動。一條新的盧比孔河已被渡過，有這樣看法的人不止墨索里尼一個。“沒有黑衫黨就沒有褐衫黨，”希特勒後來說，“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的行動是歷史的轉捩點。”3

 

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西方政治的一個悠久傳統達到了其駭人聽聞的頂點，然後永遠地消逝不見了。在受到古羅馬榜樣激勵的世界政治領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後一個。毫無疑問，法西斯主義者曾為他們的殘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這些一起連帶他們最高貴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種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動湯瑪斯•傑弗遜，今天再不時興了。那樣太僵化，太一本正經，顯得律己太過嚴苛。將古羅馬人當作英雄崇拜是19世紀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後現代時期，沒有什麼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厭煩的了。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說，我們已經解放了，“從所有壓迫性的古羅馬價值觀”4中解放了。許多個世紀裏，它們構成了公民權利的主要成分，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古人聞所未聞的新大陸的國會山上，眾議院之外為什麼還有一個參議院？很少有人對此費思量。希臘的帕台農神廟仍在激蕩著我們的想像，羅馬的廣場（Forum）卻一去不返了。

 

我們常常沾沾自喜地想，西方的民主制度僅僅來源於雅典。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也是羅馬共和國的繼承人，既繼承了它的優點，也繼承了它的缺陷。若不是有人用過，我本來是會以《公民們》作為書名的。他們是羅馬共和國的支持者，共和國滅亡悲劇的承擔者。其實到了最後，羅馬人自己也厭倦了古代的倫理道德，更願意忍受輕微的奴役，同時享受和平及奴役帶來的其他好處。他們選擇了麵包和競技場，不要沒完沒了的內戰。羅馬人已認識到，他們的自由蘊涵著毀滅他們的種子。在後來尼祿和圖密善（Domitian）的殘暴統治時期，這一認識足以引起人們的道德無力感。此後的許多時代都是這樣。

 

當然，說羅馬人的自由並非虛誇的冒牌貨，也不意味著承認共和國就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樂園。它肯定不是。羅馬人把自由和平等主義分得很清楚。只有戴著鐐銬的奴隸是真正平等的。對普通公民來說，生活的意義在於競爭，財富和選票是公認的成功標誌。立基於此的共和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在西方，其影響力和控制範圍都是史無前例的。不過，所有這些都沒有降低羅馬共和國同我們時代的相似性，儘管人們曾以為是那樣的。事實恰恰相反。

 

其實，從我開始寫這本書以來，拿羅馬與今日美國做比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談。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雖然有時候現實世界發生的事令人震驚，他卻不會大驚小怪。有那麼一些歷史時期，在時間上、空間上離我們都非常遙遠，但它們會突然進入我們視線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臘羅馬時期，它們有一種多變的特徵，既非常奇特，又同我們的世界極為相像。在幾個世代以前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愷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權力寶座，牛津大學的著名古代史學者羅奈爾得•賽姆（Ronald Syme）稱之為“羅馬式革命”。這是對法西斯主義獨裁者時代的預言。就這樣，伴隨著世界上發生的一個個重大事件，羅馬也被一次次地解讀、再解讀。賽姆繼承了一條久遠的、值得尊敬的史學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馬基雅維裏。馬氏曾研究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貢獻給他的家鄉佛羅倫斯市和愷撒•博爾吉亞（Cesare Borgia），後者恰好與羅馬共和國的毀滅者同名。“謹慎的人們傾向於認為，誰若想預言將發生什麼事，他便應該關心曾經發生過的事。這話很有道理。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發生的任何事，都在從前非常近似地發生過。”5如果說在有些時期，這種論斷顯得奇怪，在另一些時候顯然不是這樣的。比如說今天。從共和國走向世界大國，羅馬是第一個；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個。羅馬是我們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歷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適的了。鏡子中，我們看到了地緣政治、全球化、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雖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僅如此，在研究羅馬共和國史的學者心中，我們的許多風尚都禁不住引起他們的記憶錯覺——從錦鯉到仿倫敦東區口音（Mockney）到明星廚師。

 

但這些可能暗含著欺騙性。不用說，羅馬人的生存背景與我們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質、精神和知識領域都是如此。當我們驚奇地發現自己可以理解羅馬文明的某些方面時，有時我們真的理解了，有時則不是。常有這樣的事發生：當羅馬人顯出最為我們熟悉的形象時，他們反而最奇特。當一個詩人為情人的狠心悲傷時，當一個父親為去世的女兒痛心時，他們似乎說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恆的東西。與此同時，在性關係或家庭關係方面，他們和我們的觀念又有著巨大的鴻溝。類似的還有導致共和國產生的價值觀，公民們的願望，他們的宗教儀式和行為準則。理解了這些後，羅馬人的許多看起來乖張乃至明顯是犯罪的行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們仍無法原諒。在競技場殺人，毀滅一座偉大城市，征服整個世界，這些都被羅馬人視作輝煌的功績。不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想，我們便無法理解羅馬共和國。

 

那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年代，顯然，企圖進入它的思想內部是件危險的事，有點像堂吉訶德的冒險。眾所周知，古羅馬歷史中，共和國的最後20年是資料保存最完備的時期，有演講詞、回憶錄，甚至還有私人通信，對古典學者來說，稱得上是一座證據的寶庫了。但它們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幾束微弱光線。將來的某一天，等20世紀的資料散落得如古羅馬時期一樣，或許寫一部二戰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廣播演講和邱吉爾的回憶錄了。歷史變得完全碎片化，沒有前線將士的家書，沒有他們的日記。這種資料狀況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弗魯倫（Fluellen）所說，“聽不到龐培營帳裏的任何聲音”。沒能發出聲音的還包括農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簡陋小屋，戰地奴隸的工棚。偶爾能聽到一些女人的聲音，但僅限於身份高貴的女人；它們毫無例外地由男人轉述，甚至是錯誤地轉述的。在羅馬史中，很難瞭解到統治階級之外任何人的詳細情況，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難。

 

即使對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敍述也不完整，也只是一些殘章斷篇，如平原上的水渠，一會兒有高架的引水橋，一會兒又流淌在地面。羅馬人很害怕這會成為他們的命運。他們中第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薩魯斯特說：“毫無疑問，命運女神隨意地主宰著一切。她宣揚一個人的聲名，隱瞞另一個人，絲毫不考慮他們也許難分高下。”6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的命運恰是這段辛辣議論的寫照。薩魯斯特是愷撒的追隨者，曾記錄了其庇護人登上權力高位前的一段歷史。讀過的人一致稱讚這部作品的權威性。如果它能保留至今，我們便有了一部富於戲劇性描寫的重要記述，一部同時代人寫的從西元前78年到前67年這10年間的歷史。可惜，我們只能看到薩魯斯特的傑作的片段。依據這些和其他的一些片段，我們仍能重構這段歷史，然而已失去的再也無法修復。

 

難怪古典學者都擔心話說得太滿，每寫上一句便停下來，急於解釋它、限定它。即使材料非常豐富，不確定和前後不一致的情況也到處出現。以本書書名所指示的那個關鍵事件為例，它真的如我描述的那樣發生了嗎？只是有可能罷了。有材料說是在日出後渡河的，另一些材料暗示，當愷撒本人來到河邊時，前衛部隊已經過了河。甚至連日期也是根據其他事件推斷的。學術界接受1月10日前後的日子，但從10日到14日，哪一天都有人贊同。此外，依照儒略曆以前的古怪曆法，羅馬人說的1月其實是我們的11月。

 

 

一言以蔽之，本書對許多事實的陳述都有可能遭到反駁，或許反駁的依據還很充分。讀者應該習慣這種情況。我也得加上一句，請不要為此沮喪。在序言中把這些交代清楚很有必要，畢竟，這是一部記敍體著作，由支離破碎的材料連綴而成，還不得不略去一些明顯的關節和脫漏之處。無論如何，羅馬共和國的覆亡意義重大，連貫而流暢地寫出它的故事一直是古代史學者的心願。他們認為這是可以的，我也一樣。許多年來，敍述史很不招人待見，今天，它又令人欣慰地重新被認可。當然，人們也很清楚，成功的敍述史需要人為構造一種模式，自圓其說地將雜亂的事件一一編排進來。事實上，這樣的著述能更近地引領我們走向羅馬人的心靈。幾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作那個時代的英雄，正是這種心態導致了羅馬的毀滅；與此同時，它也賦予這段歷史一種特別絢麗的、英雄主義的色調。僅在一代人之後，人們便開始為那樣一個時期、那麼多的偉人驚異不已。維裏烏斯•佩特庫魯斯（Velleius Paterculus）是提比略皇帝的頌詞作者，他在半個世紀後讚歎道：“曾幾何時出現過如此偉大的人物呢？這樣的時期根本不需要我們為它著書立說，它註定流芳百世。”7但很快地，他為這段時期寫出了一部歷史。他和羅馬人都明白，正是在行動中，借助絕世的豐功偉業，羅馬的天才們光彩照人地展示著自己。敍述體最適合表現行動，因此，也最適合揭示那些天才人物。

 

兩千年過去了，羅馬舞臺上的偉大人物依然令人驚歎。羅馬共和國也一樣。或許，它不像愷撒、西塞羅、克列奧派特拉那樣為眾人所知，但共和國本身的意義超出了所有這些人。它有許多我們永遠不可能瞭解的內容，也有許多我們可以栩栩如生去刻畫的地方。古風的大理石上，羅馬公民們若隱若現；在金黃與火紅的背景下，在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的目光中，他們的面孔似亮非亮。

 

序言　Ⅺ
1　自相矛盾的共和國　/ 001
2　西比爾的詛咒　/ 027
3　幸運來自女性　/ 051
4　主人歸來　/ 071
5　渴求名譽　/ 093
6　腐屍宴　/ 129
7　享樂的代價　/ 155
8　三人執政　/ 185
9　伊卡洛斯的翅膀　/ 217
10　世界戰爭　/ 255
11　共和國之死　/ 289
大事年表　/ 324
注釋　/ 330

世界之都

 

擁有公民權（civitas）意味著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語仍是這樣表達的。羅馬人認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裏，人才活得最像人。一個獨立的城市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保證，沒有它們，生活毫無意義。公民（citizen）與公民之間是夥伴關係，他們分享共同的歡樂和悲傷，希望和恐懼，共有一些節日、選舉制度及軍事紀律。正如神龕因神的存在而有了價值一樣，共同體的生活聖化了城市結構。對公民而言，城市的外部景觀是神聖的。它見證了城市傳統的形成，而傳統塑造了人。借助城市景觀，城市的精神方能為人所知。

 

別的大國就是這樣想的。最初接觸到羅馬時，它們都松了一口氣。與希臘世界眾多的漂亮城市相比，羅馬看起來既破敗又落後。在馬其頓王國，每次聽到對羅馬城的描述時，那些朝臣們都竊笑不已。7這還算客氣的。即使在整個世界都向共和國頂禮膜拜的時候，羅馬城仍顯得很粗俗。羅馬人不時做出一些努力，試圖裝扮這個城市，但收效甚微。見識了那些和諧的、用心規劃的希臘城市後，羅馬人自己也覺得臉紅。他們說，“如果一個卡普阿人（Capuan）比較一下羅馬和卡普阿：看看羅馬的山和山谷，街道邊不那麼牢固的閣樓，糟糕的道路，狹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們自己的城市，整齊地坐落在一塊平地上，他們肯定會蔑視和嘲笑我們。”8不過，說一千道一萬，羅馬是個自由的城市，卡普阿不是。

 

羅馬人從來不會忘記這個。或許，他們會對羅馬不滿，但他們也為這個城市的名字自豪。它是世界的主人，在眾神的佑護下，註定要統治世界。羅馬人對此深信不疑。一些學者指出，這個城市既避開了使人精神萎靡的酷暑，也避開了使人大腦遲鈍的嚴寒；顯而易見的地理學事實是，“羅馬人的城市溫度適宜，又幸運地處在世界的中心，最適合人類居住”。9神的關照不僅僅體現在良好的氣候狀況。羅馬有易於防守的小山，通向大海的河流；山谷中有汩汩流淌的泉水，有清風送來的新鮮空氣。讀著羅馬作家對這個城市的讚美，10人們很難想像對立的不同看法：將城市建在7座小山丘上，其實違背了最初的城市規劃原則；台伯河（Tiber）經常氾濫；山谷中流行瘧疾。11羅馬人深愛著他們的城市，即使在明顯的缺陷中，他們也能讀出積極的內容。

 

長期以來，羅馬被理想化了。它混合著各種複雜的悖論和想像，遮掩了現實的黯淡。一切都多多少少走了形。雖然城市是“烏煙瘴氣的，喧囂浮華的”，12羅馬人卻總是懷念一片淳樸的田園風光，似乎它真的曾經存在于台伯河畔。擴張帶來的壓力提升了羅馬的地位，也造成它的扭曲變形。成長為一個大都市後，羅馬依然很逼仄，古代城邦國家的骨架在各處或明或暗地顯露出來。記憶受到特別的珍視。現在與過去和諧共處，不安分的各種運動都透著對傳統的忠誠，精明的現實感與對神話的尊重不相衝突。城市變得越擁擠、越腐化，羅馬人越渴望一個保證：羅馬還是原來的羅馬。

 

因此，在7座小山丘的上空，燃燒奉給眾神的祭品產生的煙霧從未消失過。自古以來，祭壇就建在埃文提尼（Aventine）山上。那時候，山上鬱鬱蔥蔥，長滿了“各種各樣的”樹木。13森林早就沒有了；祭壇中的煙仍在嫋嫋升起，但冒煙的地方還包括數不清的鍋灶、熔爐和小作坊。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褐色的煙霧，提醒著旅行者羅馬快到了。此外，還有其他的標誌：在共和國的周圍，一些城市從前很有名，如今都破敗了，只剩下零星的幾個旅店。那裏的人們都湧向羅馬了。

 

再往前走，旅行者能看到一些新建不久的居民區。由於人口的快速膨脹，羅馬城四處膨脹著。每條幹道的兩邊都有貧民窟。死者也埋在這裏，城市墓地一直綿延到海邊和南部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大道兩邊聚集著很多乞丐和路邊妓女，臭名遠揚。墓地並不總是為死者準備的。新添的墳墓上覆蓋著柏樹枝。走近羅馬城門的時候，旅行者發現空氣變得好了些，微風中飄蕩著沒藥和肉桂的香氣。那是用於死者的香料。在羅馬，許多時刻都跟過去聯繫起來，營造出一種共同體的氣氛，葬禮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墓地這樣莊重肅穆的地方，顯得不協調的東西有很多，不僅是靜寂中隱藏的暴力與賣淫行為。儘管墓地裏有警戒性的告示，禁止拉選票的標語，亂塗亂畫還是到處可見。在被征服的城市，人們對選舉漠不關心，羅馬閹割了那裏的政治生命；但作為共和國的中心，野心與夢想的世界性舞臺，羅馬的政治活動無處不在。

 

羅馬是熱鬧喧囂的。在城外，被塗鴉所玷污的墓地已提醒過旅行者，進入城裏，雜亂的街道又加深了這種印象。如果關心城市的外觀，一個獨裁者可以對城市做出長遠規劃，但羅馬的行政官極少有超過一年的任期。於是，各種衝動、各種臨時需要支配著城市的擴建，毫無章法可言。一旦偏離薩可拉和諾娃（via Sacra and via Nova）這兩條寬闊的大道，旅行者馬上陷入擁擠得水泄不通的人流。“這邊，一個大汗淋漓的建築承包商匆匆走過，帶著他的驢子和搬運工，石塊和木頭等建築材料用繩子捆在吊臺上；那邊，送葬的人群同豪華馬車擠在一起；這邊跑過一條慌不擇路的狗，那邊一隻母豬快活地在泥地裏打滾。”14街道上如此混亂，最終會讓旅行者迷失方向。

 

甚至城市的公民也迷路。對策是記住一些醒目的標誌：一棵無花果樹，或一個市場的柱廊。如果有一座足夠高的廟宇，高高聳立於狹窄街道組成的迷宮之上，那便是最好的標誌物。幸運的是羅馬有很多廟宇，這是一個事神甚恭的城市。羅馬人很少動那些古代的建築，哪怕它們只剩下一堆瓦礫。在貧民窟和肉食市場中，一些廟宇年代已久，有時連供奉的雕像的身份都被忘記了，人們仍不願拆毀。碎石中保存著城市的過去，記錄著最初的那些歲月，提供了羅馬人迫切需要的方向感。對羅馬人而言，它們是永恆的，眾神的靈魂彌散其中——就像錨靜靜地躺在波濤洶湧的大海深處，雖然看不見，但人們知道它在那裏。

 

與此同時，各處也不停地響著大錘的叮叮噹當聲、馬車的轆轆聲和砸擊碎石的聲音。一片喧鬧中，羅馬城也不斷地重建、推倒、再重建。每一處空地開發商們都想擠進去，榨取可能存在的一切利潤。貧民窟到處都是，像大火後瓦礫堆中的野草一樣，不斷地生髮出來。街道的兩邊，貨攤和強行搭建的戶棚四處林立。有那麼一些負責的行政官，竭力想保持街道清潔，但只是徒費心機。長期以來，羅馬的發展局限於自古就有的城牆內，人們把眼光轉向了空中。在西元前的一二世紀裏，那些擁有地產的人們像比賽似的，把出租用的房屋建得一個比一個高。顯然這樣更有利可圖，儘管違反了羅馬的法律。由於偷工減料，房屋都建成了豆腐渣。有關安全的規定敵不過利潤的吸引力，一個個高高的貧民窟便立了起來。房屋一般都有六層，很狹窄，牆壁很薄。最終它們會倒塌，然後，人們再建更高的樓。

 

在拉丁語中，人們稱這種由出租房組成的城區為“島嶼（insule，拉丁語）”。沒錯，貧民窟就是島嶼，這裏的人們與大街上羅馬人的生命“海洋”的確不相干。大城市總會造成一些人的疏離感，貧民窟最明顯、最淒慘地反映這一點。對那些睡在貧民窟的人們來說，羅馬不是他們的家。在“島嶼”中，即使住在最底層，他們也享受不到下水道的便利，屋裏也沒有新鮮的水供應。另一方面，羅馬人引以為榮的公共工程就是下水道系統和高架水渠；他們說希臘建築大而無當，不像羅馬的那樣實用。大克婁埃可（the Cloaca Maxima）是羅馬的中央下水道，自建城以來便有了。高架水渠將山區清涼的水引到市中心，長達35英里，為建造它使用了來自東方地區的大量劫掠品。兩者出色地表明瞭羅馬人對公共生活的重視。偶爾，希臘人也承認水渠給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水渠很大，水流很急，就像是一條河。”一位地理學家寫道，“幾乎每幢房屋都有一個蓄水池、一根輔助管道或是一個噴泉。”15顯然，他沒去過貧民窟。

 

羅馬的自相矛盾清楚地體現在這裏：它是最乾淨的，也是最骯髒的。流淌在大街上的有清潔的水，也有糞便。一邊是公共噴泉，寓意著共和國的高貴和德行；一邊是各種排泄物，象徵著共和國可怖的一面。羅馬人的生命是一場競賽，如果哪些公民掉隊了，真的會有糞便傾倒在他們頭上。他們被稱作“骯髒的平民（plebs sordida）”。“島嶼”的排泄物定期用手推車運往城外做肥料。通常車上都裝得太滿，走在大街上，糞便不時流淌出來。去世的平民享受不到體面的安葬，阿庇安大道兩側的墓地不是為他們準備的。埃斯奎林門（Esquiline）是羅馬最東面的一個城門，城外有一些大坑，平民的屍體和城市的垃圾都丟在這裏。旅行者若走這條路進羅馬，他們能在路邊看到許多白骨。這是羅馬最可怕的地方，巫婆經常出沒于此地。據說，她們從屍體上割肉，從大坑中召喚死者的靈魂。的確，在羅馬，加在失敗者身上的羞辱會延伸到他們去世以後。

 

對失敗者的羞辱能達到如此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城市貧民承受著深重的苦難，沒有對共同體的歸屬感——正是這種歸屬感定義著羅馬人。住在租房區頂層的人們孤獨地生活著，跟羅馬公民所珍視的共同體恰成對照。在羅馬人看來，如果不參加城市的儀式，不參與社會的律動，那等於被貶入到了野蠻人之列。共和國是不可抗拒的，無論對公民還是對敵人都一樣。放棄共和國的，共和國也放棄他。最終，那些被共和國拋棄的人在垃圾堆中找到了歸宿。

 

毫不奇怪，羅馬人的生命表現為一場殊死搏鬥，竭力避免那種命運。只要有可能，任何形式的共同體都受到特別的珍惜，默默無聞的狀況也不是絕對的。儘管羅馬城很大，看起來雜亂無章，人們還是建立了一些秩序。除了寺廟外，人們相信十字路口也積聚著精神力量。在所有的主要路口，虛幻的神明和家神們（the Lares）看護著羅馬人。這些大街（vici）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地區，羅馬人也用這同一個詞指稱整個街區。在每年1月的康姆皮塔利亞節（Compitalia），每個街區的居民們都會舉辦一場盛大的宴會。家神的神龕旁掛上了許多木制玩偶，其數量對應著自由人的數量；神龕旁也為每個奴隸準備了一隻小球。這種相對的平均主義也體現在同業公會（collegia）中。它們坐落在街區的中心，這一天向所有人開放：公民、自由民、奴隸。對大多數羅馬人來說，他們不必到更大的舞臺上尋求聲望，同業公會就提供了這種場所。正是在一個街區中，公民們相互結識，一起吃晚飯，共同度過一年的各個節日，確信同伴們以後會參加他的葬禮。整個羅馬城就像是一個各種共同體的大拼盤，每個共同體內部都保留了類似于傳統小鎮生活的那種親密感。

 

不過，街區外的上層人士對此並不感到欣慰。走在寬闊的大街上，狹窄的、亂麻一樣糾結著的後街小巷傳來威脅性的狗吠聲，空氣中彌散著未清潔的屍體及商業的氣息。對他們脆弱的鼻孔來說，兩者都是有害的。上層人士本能地厭惡為生計所迫的人，擔心同業公會會成為有組織犯罪的溫床。他們勢利地看待掙工錢的工作。這裏有兩種價值觀的衝突：一種是商業的，一種是樸實的、農民的。那些富有的、懶洋洋地在自己別墅裏消磨時光的道學家們喜歡的是後一種，而無一例外地厭惡“暴民”：乞丐是暴民，生活在“島嶼”中的人是暴民，商人、店主和手工業者也是暴民。他們認為“需求使得每一個窮人都變得不誠實”。16顯然，被如此看待的人痛恨這種想法。17如果不是在詛咒，體面人嘴裏不會說出“平民（plebs）”這個詞，那些平民們則為這個詞自豪。曾經用來罵人的詞成了身份的標誌；在羅馬，這類標誌總是很受重視。

 

同生活中的其他要素一樣，羅馬人對於階級和身份的劃分也深深紮根於有關城市最初歷史的神話中。埃文蒂尼山位於最南端山谷的邊緣地帶，羅馬的港口就在這裏。移民從此地上岸，以後也終老於此。新到羅馬的人本能地聚集起來，相互結識，分有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惶惑。與埃文蒂尼山相對的是帕拉蒂尼山（Palatine）。羅馬的山都比較排外。由於山上的空氣比較清新，不那麼有害，住在山上的花費也較高。在羅馬的7座山中，帕拉蒂尼山是最排外的。城市的精英們聚集在這裏，地價昂貴。然而，在這個世界上地價最高的地方，有一座蘆葦搭建的牧羊人小屋，顯得很不協調。蘆葦會乾裂散落，但人們經常更換修葺，使小屋一直保持著原樣。這是羅馬保守主義的最大成就，因為，小屋是孿生兄弟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少年時代的家。羅慕路斯是羅馬最早的國王。傳說兄弟倆決定建一座城，但建在哪里、給城市起個什麼名字，兩人意見不一。據說，羅慕路斯站在帕拉蒂尼山上，雷慕斯站在埃文蒂尼山，等待著眾神的指示。雷慕斯看到了6只禿鷲，但羅慕路斯看到了12只。羅慕路斯認為這是上天支持他的證明，很快在帕拉蒂尼山築起城來，並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雷慕斯又是嫉妒，又是憤恨，在爭鬥中被殺死了。這決定了兩座山的命運。從此以後，帕拉蒂尼山是勝利者的，埃文蒂尼山是失敗者的。城市的地理就這樣標識了成功與失敗、聲望與羞辱兩個極端，而羅馬人的生命就糾纏於這兩端之間。

 

兩座山中間有寬闊的山谷，別墅裏的元老們與棚屋裏的工匠們也有著遙遠的社會距離。在羅馬，財富的劃分是粗線條的，就是富人和窮人，沒有類似于現代中產階級的一批人。在這種意義上，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是“島嶼”，彼此被遠遠地分開。另一方面，借助可追溯至羅慕路斯的一個傳統，將兩座山隔開的山谷其實也將它們連了起來。遠到國王時代，人們便開始在大競技場（Circus Maximus）舉辦雙輪馬車賽。它是羅馬最大的公共場所，伸展在整個山谷中，一邊是優雅的別墅，另一邊是破敗的棚屋。整個城市在這裏共度節日，差不多能聚集起20萬公民。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體育場館比得上。這個數字令人敬畏，證明了人們對這裏的重視程度。大競技場的觀眾提供了觀察羅馬人最好的一面鏡子。通過他們發出的噓聲、歡呼聲、嘲笑聲，公民得到了最明白的定義。對於這一點，從別墅裏觀看比賽的元老們清楚，從棚屋裏觀看比賽的工匠們也清楚。儘管有種種界線將富人與窮人分開，共同體的觀念還是將他們牢固地聯繫在一起。所有的公民都屬於同一個共和國；無論如何，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不是真正的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