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目擊者：23組獲攝影界最權威獎項作品背後的故事

自序 坦白地講，這不是可以幫助讀者成為英雄戰地攝影師的教科書。

在全民讀圖的時代，有人關心網紅的私照，有人熱衷明星的街拍。但是作為一個曾經的通訊社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我一直很願意關注那些在特殊環境下拍攝他人喜怒哀樂的攝影師和他們的作品。

和這些目擊者們交談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起初，我以為這些被稱作「當代英雄」的戰地攝影師們，會有許許多多的「傳奇」經歷，但是當我通過電話與對方交談後，我為自己幼稚的想法而羞愧。無論是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評委維羅妮卡，還是馬格南最年輕的成員彼得．范．阿格塔梅爾這樣的同齡人，還是NOOR 的創始人格林、VII 的創始人莫里斯、俄羅斯最偉大的攝影師科濟列夫這些需要仰望的前輩，他們都不曾把自己看作英雄，他們嘴裡最常出現的詞彙竟然出奇地一致 ── 謙卑。就是這些「謙卑」的攝影師，他們的作品幾乎成為我們觀看歷史的最重要媒介。有幸藉助他們的照片，我看到了千萬里之外的世界；而通過一次次越洋電話採訪，我從他們的話語裡看到了每張照片產生之前和之後的故事，兩者都讓我感動。

時隔數年，當我重新閱讀、修改當年與這些國際新聞攝影界最頂尖攝影師的對談時，我好像明白了他們期望通過我所表達的意思：他們不是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之所以被當作最優秀的新聞攝影作品傳播、稱頌，皆緣於他們對自身所處的時代孜孜不倦的感悟與求索。他們按動快門、記錄瞬間，不是依靠高超的攝影技巧和高級的攝影裝備，而是憑藉經驗，以開放的心態去融匯種族、文化、性別所獲得的知識和閱歷，這些才是他們按下快門的動力。這種攝影的智慧，並不能簡單地通過攝影速成班、進階班、大師班來獲得。堅持、包容、探索，再加上廣泛的閱讀和謙遜的性格，都是獲得「絕佳照片」的基本要素。

這本書裡的故事，是我在從傳統媒體走出，擁抱新媒體之後重新撰寫、修改而成的。融入這一年多的個人經歷與感悟，文章已經與當年發表的新聞稿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這樣一個圖片社交蓬勃發展的時代裡，精彩的照片不再是稀缺品，但是照片背後的故事為影像增加了更綿長的生命力。我也希望我的讀者朋友們能夠在這樣一個「分享為王」的當下，從這些願意與我們分享經驗的國際大事件「目擊者」身上獲得一些寶貴的知識。

建立在他人痛苦上的新聞攝影作品，究竟該如何閱讀？這是我，也可能是所有人一直思考的問題。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們一些啟迪。由於我個人的種種不足，文章中難免有不對的地方，請朋友們多多指正。

當這些手稿再次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的心情有忐忑，也有激動。是的，就好像再好的紀實攝影也無法代表真相的全部，再完美的敘述也不能讓讀者觸摸故事的每個方面。不過還好，這個世界仍然有一些優秀的記者和攝影師，他們無畏地奔走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為我們採集有價值的信息，幫我們完善對世界的認知。

感謝文中所有的受訪者願意用開放的心態與我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經驗，讓更多的中國讀者看到他們的故事。也感謝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給我很多啟發的諸位良師益友：杜英男、李睿、費茂華、盧廣、任悅、張乾琦、曹旭。在濟南，我曾有機會和攝影師詹姆斯．納切威（James Nachtwey）先生聊天，他告訴我：「每次從戰場歸來，唯一能夠讓我消除恐懼返回現實生活的就是閱讀。」在所有接受我採訪的攝影師身上，我深深地感受到，拍攝出好的照片，不僅需要盡可能地接近現場，還需要不間斷地閱讀，閱讀書籍報刊，也閱讀他人或者自己的人生。

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妻子吳申，在深夜採訪和凌晨趕稿的日子裡對我的理解和支持。這本書是送給她的禮物。

劉旭陽
2014 年9 月22 日


序一 一位戰地攝影記者的讀後感

劉旭陽：

你好，
看了你的書，作為一個曾經的戰地攝影師，我想和你談談我的想法。現在，關於攝影的出版物，太多聚焦在抽象理論、技巧速成和給出各種定義上，我很高興能看到這樣一本描述當代攝影師各不相同的拍攝經歷、採訪體驗和自由觀點的作品。

關於戰地記者的定義？它應該是沒有定義的。

我不習慣別人問我：「劉先生你做的是甚麼攝影，是新聞、人文還是紀實攝影？」人們總是喜歡把你放在一個人為設置的小盒子裡面，他們才知道你在做甚麼。我們不能刻板化戰地攝影的含義，因為這樣只是加重了大眾對新聞攝影的誤解。

人們提到我總喜歡說戈爾巴喬夫那一張作品，而我其他獲獎的照片，其他題材的照片，中國人其實看到的並不多，為甚麼？

這不是你或者誰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土壤裡，在我們的教育裡，「戰地記者」被擱置在了一個很特別又很微妙的地方。曾經，我作為戰地攝影記者報道過6場戰爭，當我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發現人們都在談論卡帕（Robert Capa）、談論唐．麥庫寧（Don McCullin）、談論拉里．巴羅斯（Larry Burrows），也談論斯坦利．格林和黃功吾，我和後兩位曾經一起工作過，我發現他們都被人為地賦予了獨特的意義。戰地記者，首先是一個記者，他們並不是為了戰爭而生的人。戰爭的發生有它們自己的原因，作為記者，我們的工作內容就是哪裡發生重大事件、哪裡有新聞我們就去哪裡報道。但是在中國，敘述故事時往往習慣設置好正反兩派，然後正義的一方戰勝邪惡的力量，戰地攝影師成了一種具有英雄色彩的傳奇。

一想到戰爭，讀者的潛意識就會認為戰地記者是崇高的。我並非否定戰地記者，戰地記者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記者的工作責任感。但是，由於這種習慣，中國人總會把戰地記者放在正義的一方，或者貼上代表進步的標籤。人們越來越認為戰地記者是特別了不起的人，他們站在特別崇高的位置。但是你從《生活》（Life）雜誌、西方新聞報道以及幾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來看，你會發現這是西方新聞記者都會去參加的工作，是很平常的。有一些人因為報道做得好，媒體就會派他再去報道下一場戰爭，逐漸他就會成為一個戰地記者，比如現在在中國教書的CNN 記者彼得．阿內特（Peter Arnet）。但是，對於戰地記者，我們的態度不應該是炒作，戰地記者不應該成為一些好名利者自我炒作的幫手，不能以「我出現在炮火邊緣我就很偉大」來自吹自擂。要時刻記住，從攝影角度來說，一個好的戰地攝影師的地位並不比一個出色的人像攝影師、藝術攝影師要高級。

最好的照片的標準是甚麼？怎麼才能拍出一張好照片？

我們可以有答案，但絕對不止一個答案。

很多年輕人問我，劉老師，我怎麼才能拍出你那樣的照片，你給我劃一條直綫出來，我按照你說的去做。我很直接地說，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誤導你們。

我認為評判好照片沒有標準答案。它是當你在現場遇到這些畫面的時候，你抓不抓得住，怎麼抓住。這跟你個人很有關係。我們在討論攝影的時候，應該步步做加法，而不是步步做減法。

正如你在書裡所描繪的那些戰地攝影師們的種種經歷，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特點、報道手法以及對新聞事件的觀點態度，這些才是我們和讀者不應該忽略的內容。相機對於我和大部分攝影師來說，只是一種工具。

以我多年的戰爭報道經驗來看，攝影師的知識結構、觀察能力、溝通能力以及毅力和恆心都是決定最後畫面的要素。有些記者，因為知識面狹窄，不擅長觀察，不懂與人溝通，自然做不出好的報道；而另外一些人，他們準備充分，善於與他人合作和溝通，自然就可能做出好的內容。

我們總是習慣把攝影、新聞攝影割裂開來，攝影師、攝影記者如果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炮火中與被拍攝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就很難拍出好作品。同樣的，去拍攝一個政治領袖、一個演藝明星、一個普通百姓，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與他們建立一種微妙的信任關係，攝影師會因為觀察不全面，錯失一些重要信息。

中國的讀者們總是喜歡尋找成功的捷徑，比如現在大家都在學馬雲，好像知道了人家的工作方法，自己就一定也會成功。這是錯誤的。

我們現在思考問題，還存在誤區。不存在「成為好攝影師」的單一的、固定的路綫，而是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們要去了解攝影作者的工作方式、方法，性格、態度和觀點。你看，杜修賢入行的時候文化層次不高，可後來也成為新華社很好的攝影記者；有些攝影師是很好的工程師，如馬克．呂布（Marc Riboud）；有一些在入行前是醫生。

別人問我「你為甚麼總是在最恰當的時間出現」，我想他們問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完全是在說攝影。無論在任何時候，我都會時刻讓自己的相機裡面保留著空白膠卷，因為我絕對不希望當我面對重要時刻的時候，手上沒有可以用的空白膠卷。這其實也是一種攝影之外的素養。

對於我來說，你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就是那每張照片背後鮮活的拍攝細節，這些能幫助讀者去理解一幅照片的畫面、手法、觀點和背景。反之，我們不應該用獲獎或者戰地攝影師或者馬格南（Magnum）這樣的光環去推銷。我們今天很多的攝影評論家，說來說去也不說照片，不圍繞圖片和新聞，交代拍攝時的背景、情景，至於作者在事後對自己的攝影作品是怎樣判斷的，從來都不談。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新聞攝影被架空、被學術化、被理論化，遠離讀者和作者。

以我個人的採訪經歷來說明，當你把在戰場上攝影師遇到的各種困難、拍攝的限制等等敘述出來的時候，讀者也就更容易去理解一張照片，為甚麼他不是這樣拍，而是那樣拍。在當時的瞬間，拍攝者甚麼是可為的，甚麼是不可為的，作者是戴著怎樣的「眼鏡」去觀察新聞事件的，怎麼理解前因後果，作者的同情心在哪裡，為甚麼會有同情心，過程是怎樣的，有沒有內心的糾葛和矛盾。在很多好照片的背後，都是有很多智慧在其中的。比如，我在北京和莫斯科採訪的時候，其他人因為種種原因放棄了，而只有我堅持留在那裡，獲得了最獨家的照片。這就是攝影師在攝影之外的智慧。

數字技術對新聞攝影的意義？

當下，很多人都對職業新聞攝影師的未來感到焦慮，但是如果仔細研究，你會發現所有攝影內容的展覽，包括現代傳播集團在2014 年參與舉辦的Photo Shanghai攝影展覽，參觀的觀眾比其他當代藝術的展覽都要多，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為甚麼人要去藝術館、美術館看一場攝影展覽，而另外一邊，圖片又在網絡上氾濫？

因為看作品的時候是一對一的關係，周圍要有空間，觀眾也要有時間去欣賞作品。

Photo Shanghai 最後一天還有許多人要買票去看，結果都買不到票，對我來說這意味著攝影的力量沒有在互聯網的時代減小，傳播的技術和媒體平台在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攝影師的工作方式和經濟來源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這個變化不可能會改變我們看待攝影、評價作品的方式。就好比，今天有了新的技術，我們明天就可以否定莎士比亞嗎？

我們應該看的是照片，而不僅僅是它的標籤。經典就是經典，好的照片體現的是我們對人類的觀察。重新翻看那些歷史上的經典照片，我發現我離不開它們，因為它們承載著我們人類的共同記憶，這就是攝影的魅力和挑戰。

在數碼的年代，技術給我們的攝影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同時也減弱了人們觀察的時間和思考的時間。當年我在做圖片編輯工作的時候，在編輯部，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照片，去判斷哪些是最值得刊登的。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的影像太多太多。好比我問你，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哪一張照片你還記得？你不能很快地回答出來。因為你每天看的圖片太多了。

雖然時代在變化，但攝影獎項仍然不能完全由讀者投票來決定，還是要有專業的評委來評選，我們需要觀點。我當過「荷賽」的評委和大師班的老師，每一年我們都要在爭吵中才評出年度照片的獲得者。有一年的「荷賽」評選中，我們選擇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攝影記者拍攝的一組車臣的照片，一個當地小孩子在汽車上的表情打動了包括我在內的評委們。有時候，並不是戰火和硝煙才是好照片的要素。我們看照片，實際上看的是攝影師在照片背後表現出來的觀察力和思想力，作品能否打動人，最終要回到人文。

我現在把自己曾經獲得的攝影獎都擺在角落，為甚麼？因為我們，包括你我，不應該活在獎項的光環之下，人們應該生活在那些有意義的畫面裡而不是名利的相框裡。

2015 年1 月10 日
劉香成，策展人、著名攝影師、「荷賽」大師班亞洲推委。


序二 攝影師，與故事共生

從嚴格意義上講，此書並非是一本攝影書。因為關於攝影本身，這些「著名」攝影師，都沒甚麼好講的。但謝天謝地，劉旭陽似乎也從未想過要和他們談攝影，這種一拍即合，讓談話回到了事實本身。也許有人會驚呼，在各種攝影大獎的光環之下，他們怎會沒有任何秘訣，但名列這裡的諸位攝影師，根本不會糾結手中工具，絕不口口聲聲死忠攝影，而是奉行一種行動主義的精神，去拍，他們的攝影哲學看起來就是這麼簡單。

我能理解旭陽請我來寫這篇序的意思，因為顯然，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

我是澤德．納爾遜的粉絲，十幾年前，我讀研究生，我的導師肖緒珊把一疊《時代》（Time）週刊的撕頁交給我，上面刊載的就是納爾遜的《槍支的國度》。曾有一度，我將之看成一種新形態的攝影報道，但十幾年過去了，作為我新聞攝影課堂上的經典案例，在大多數人看來，它卻依然還是那麼「新」。這讓我開始反思當初所做的判斷。納爾遜在他的報道裡將影室肖像和現場報道融合，這看起來新奇，但完全出於講述一個有著複雜綫索的故事的需要。到今天，美國槍支問題依然是個問題，這才是讓這組報道沒有過時的原因。從劉旭陽的訪談中，我得知，這位先生當年遭到槍支支持者的威脅，講演中曾遇到規模不小的抗議示威，關於槍支這個事兒，他一路談下去，彷彿自己是個反槍支專家而非攝影師。

「請忘記我的攝影師身份」，這是不少攝影師在訪談中的潛台詞。彼得．范．阿格塔梅爾說他不願提及在戰場上的危險經歷，「因為戰爭從來都是危險的，講述冒險故事雖然吸引人，但同樣容易讓人忘記戰爭的本質是多麼不堪。」2009年，我在馬格南紐約辦公室實習，曾和這位攝影師有著一面之緣，我們並未交談，他給我的感覺是，普通得看不出是一個攝影師。

2014年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年度照片的獲獎者約翰．斯坦梅耶爾，針對他獲獎照片的批評有這樣的反饋：「有人覺得像創意照片？那我只能說，那些人閒著無事想多了。」看到這句話，我樂了，因為我也是那「閒人」中的一員。

這本書裡的好幾位，都被我「批評」過，保羅．漢森，喬蒂．比伯，薩繆爾．阿蘭達，他們都曾獲得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年度照片大獎，我則年年都對這些大獎照片頗有微詞。但正如斯坦梅耶爾會拋開這些談話，繼續談論自己所關心的社會現實，我們在本質上是在做一件事──將觀眾的視綫引到故事本身。

我從不否認這些攝影師理應受到嘉獎，但他們的努力根本不可能用一張照片呈現。我要反對的是把他們以及他們的照片變成裝飾用的花瓶。有位先生批評當下的新聞攝影瀰漫著一種「selfie」的自戀風氣，照片越拍越精美，但一眼看到的卻只有作者而非內容。

作者究竟應該站在哪裡？在我看來，想要成就一部有質感的報道和紀實攝影作品，作者應該與故事共生，這多少也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氣質，彷彿選擇了置身一條河流，隨後你要做的就是順勢而動。報道攝影師和他們的故事生活在一起，他們是信使，帶來另外一段人生，透過他們的講述，我們和故事一同悲喜，故事抹平我們頭腦中的刻板印象。

合上這本書，我卻有一點點憂傷，因為這樣的信使已成為瀕危動物。這也是本書受訪者斯坦利．格林早在2004 年的感慨：「新聞攝影記者正在瀕臨滅絕，因為照片被看作是商品或者科技產品，攝影師作品的內在含義卻被忽視了。媒體和圖片社都很重視新聞攝影的技術性，編輯們似乎更青睞那些即時的圖片而不是需要花費時間才能拍到的照片。」

當下，速食以及Eye Candy 已成了我們大多數人的需求，又有誰會願意去傾聽這些沉重的故事呢？

2014 年12 月
任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攝影評論家。

保羅．漢森 Paul Hansen 一場加沙的葬禮

2013，全球年度圖片獎，年度新聞報紙攝影師獎
2012，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年度照片大獎
2010，全球年度圖片獎，年度新聞報紙攝影師獎

一場加沙的葬禮

2012年11月19日，天色漸暗，死亡之聲在空中久久低嚎。突然一聲巨響，街道被撕碎，世界只剩下震耳欲聾過後的死寂。這是一枚以色列無人機發射的導彈。緊接著，警報聲、尖叫聲、汽車鳴笛聲等各種刺耳聲音在四周響起。人們從四處衝向襲擊發生地點。夾雜在人群中，來自瑞典《最新消息》（Dagens Nyheter）日報社的攝影記者保羅．漢森與同事奧爾森也一同趕往事發地。

死亡降臨傑拉（al-Jalaa）大街。燒焦屍體的味道、人群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嘔。消防隊員將炸毀的汽車移走，人群中有人開始清理受害者的遺骸。加沙青年哈里德．阿布爾卡（Khalid Abbourka）目睹了導彈襲擊，他幫忙拾起了司機的遺骸，葬禮需要全屍。

2000年，保羅．漢森作為攝影記者第一次來到加沙，當時恰逢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的「雲柱行動」開始。10多年來持續報道巴以衝突的保羅，看到戰火重燃的消息後，第一時間收拾好自己的行囊 ── 一套急救包、一件防彈衣、一頂頭盔以及照相機、筆記本和衛星通信設備，再次踏上了加沙—這片飽受戰火蹂躪的土地。在他斯德哥爾摩寓所裡的書桌上，放著一本未來得及合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

保羅回憶說：「很遺憾，13年前的慘劇仍然在這裡不斷發生著。看著我2012年11月拍攝的那組巴以衝突的照片，我彷彿又回到了過去。這13年來，我的每一次報道都好像是在重複之前的工作，一樣的恐怖，一樣的傷感，就好像一個個無法逃遁的命運輪迴。」

保羅在加沙地帶拍攝過很多人，「每一次來加沙，我都會盡可能多地和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交談，但是我至今仍然沒有能夠找到一把可以打開這把鎖的鑰匙。我所目擊的事實告訴我，面對這種僵局，巴以雙方的政府同樣無能為力。在這裡，你會發現巴以問題是如此的複雜，以至於任何一方都可以拿得出一套邏輯嚴密的解釋和口號，讓你無法否定。」在保羅看來，所有的政治口號都能在冰冷的停屍房中得到最終闡釋 ── 死亡。悲痛欲絕的人們在停屍房外排隊等待認領自己至親的遺體。

巴以關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民族、宗教、文化、歷史、領土、地緣政治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是信心滿滿而來，垂頭喪氣而歸。談到這次採訪與以前的區別，保羅說：「悲劇一如既往，但是這一次我看到的是更多普通平民的傷亡，超過半數以上是婦女和兒童。」就在保羅記錄死亡的時刻，哈馬斯的火箭炮還在不停向以色列發射，以色列也發起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予以回擊。7.5萬名預備役軍人正被召集。

2013年2月15日，代表著新聞攝影最高榮譽的「荷賽」獎將年度照片大獎頒發給保羅．漢森的《加沙的葬禮》，本屆「荷賽」評委會主席，美聯社攝影部副主任聖地亞哥．萊昂（Santiago Lyon）評價說：「孩子幼小的屍體與男人們憤怒、悲傷的表情結合，令觀者內心產生了共鳴，從而使得照片更具有張力。加沙因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戰爭，成為2012年最受關注的地區之一。這場戰爭使許多當地無辜百姓喪生。這張照片正是對這場戰事的最好總結。我常說，好的圖片激撞著你的心、腦與胃。而保羅．漢森的照片達到了這樣的效果。」

《加沙的葬禮》。一束初升的陽光經牆壁折射，意外地照亮了送葬者的臉和整個隊伍。遇難的孩童蘇赫卜以及她的哥哥穆罕默德被親人抱在懷裡，後面的人抬著他們父親屍體的殘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