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詩

詩的溫柔與政治暴力，是我靈魂裡對立的兩極。

「當你開門時，一顆子彈穿胸而過。」
我終於深深覺悟，像我這樣的思想犯，回鄉的道路無疑是通向死亡。

那是血色的年代，也是白色的年代。

從西雅圖的博士候選人，到背叛詩學投身政治的入世哲學家；見證了島上的巨變，他的抒情也跟著毀滅。他改寫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話：「美麗島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一段在噤聲年代裡，述說身在海外面對左右派立場的對峙，幾乎被撕裂的心情，種種刺痛、悲傷、惆悵、失落等複雜感受。

繼《昨夜雪深幾許》，陳芳明最新散文力作。
在生命的轉捩點，典範消失之後，走自己的路。

終於決定參加許信良籌備的《美麗島週報》，無疑是漸近中年時的關鍵決定。那時開始偏離文學，也終於離開學術。南下之旅，等於背叛了親人與朋輩的殷切期待，也背叛了十餘年苦苦追尋的詩學道路。詩與政治之間，是多麼遙遠的距離。——陳芳明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著作等身，主編有《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等；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

殘酷與唯美的辯證史

自剖的文字，便是剖開時間的假面與神情的表面，再一次深入內心世界探索曾經有過的喜悅與悲涼。也許對許多人來說，記憶是美好的體驗，可以再次召喚發生過的幸福與喜悅。捧讀那樣的記憶時，我常常情不自禁給予祝福，因為那是我未曾企及的境界。當我開始回頭眺望自己在海外的流浪生涯，潛伏許久的痛楚隨著文字的浮現而再次回到我心裡。對於那十餘年在海外所承受的鄉愁，有很多時刻簡直是不堪回首。每一個人生都有飛揚與沉落的時刻，我也不能例外。每次造訪舊金山唐人街的時候，我會告訴孩子，在一九八○年代來這個陳舊街道散步之際，正是我處在人生的最低點。兒子與女兒總會帶著迷離的眼光注視我，那段時期他們那麼開懷又那麼興奮，怎麼可能會與父親的落魄時刻連結在一起。他們可以看到我的表情，卻無法進入我的心情。舊金山的繁華與喧囂，在我生命軌跡烙下深深的刻痕。
 兩年前開始寫「晚秋書」時，便是帶著一種期待，希望在記憶裡重新走過我的七○、八○年代。那時的主觀願望是，只要勇敢面對從前發生過的一切，便是在進行一場精神治療。那樣的願望，並沒有像預期那麼順遂。那些年發生太多複雜的事件，每個過程都像刑求那樣極其漫長，極其殘酷。那麼多年已經過去，常常有人情不自禁問我，如果生命可以重來一次，你還會繼續投入海外的政治運動嗎？那是沒有確切答案的提問。只要想起那種時間與空間的凌遲，我必須承認自己也會感到畏怯。但是如果換一個方式問我，對於那長期的漂泊會不會感到後悔？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絕對不會。人生從來沒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對於發生過的一切，究竟以怎樣的態度去接受，恐怕才更貼近內心的感覺。
 我曾經動搖過，甚至瀕臨崩潰。那是二○○八年貪腐事件爆發時，我驟然感覺微近中年時期的投入是那樣不值得。懷抱過那麼多的夢想，追求過那樣高的價值，卻因為政治領導者的脆弱，使得自己建立起的心靈城池幾乎搖搖欲墜。在那段時期，我一夜之間失去許多朋友，也招來排山倒海的誤解。那個情境多麼像極洛杉磯時期的孤立，曾經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卻換取了一無所有。所有的理想已經在望，卻在瞬間被剝離淨盡。在絕望的末端，總是有一股聲音祕密傳來，如果終於怯懦了，在海外穿越過的那些折磨便更加不值得。在驚險時刻，反而是流亡時期所累積起來的意志，挽回了我。憑藉那股意志，我繼續完成夢想中的《台灣新文學史》，並開啟日後無窮無盡的書寫。
 在教書生涯的最後階段，好像是迴光返照那樣，蓄積了更多的創造力，同時也鍛鍊了百毒不侵的勇氣。正是藉由這樣的轉折，我決心更進一步去直視千迴百轉的漂流生命。二○一四年初春，終於開筆寫出海外記憶的第一篇文字〈詩的湖泊〉。那時我便預見許多挫折、痛楚的記憶，又將不斷回來。這本回憶散文，與過去自己的文學作品，有很大的落差。尤其二○○八年完成《昨夜雪深幾許》時，充滿了太多喜悅。同樣是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我專注在幾位長者的描寫。他們在知識上、人生上，帶給我太多的啟蒙與引導。寫出那部散文時，無疑是向我自己成長的歲月頻頻致敬。
 如今站在太平洋這一邊自己的土地上，回望另一個海岸所發生的生命起伏，不時會感受到時間如洶湧的海浪席捲而來。所有的書寫都是淨化的過程，許多不堪的、黯淡的、污穢的記憶透過文字過濾，可以到達某種程度的昇華。然而，一旦陷入記憶深處，許多企圖遺忘的經驗事蹟，竟然是那樣生動地浮現在眼前。穿越在時間的甬道之際，彷彿是走過死蔭的幽谷，那些遠逝的魂魄再度回到我的桌前。那些靈魂，無疑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們一個一個死於匕首與刑求之下，似乎也在告訴我，他們的命運也就是我的。揭開記憶的封面時，死亡的氣息撲鼻而來。與死魂靈相對時，我也一樣被帶到一個看不見光的黑暗所在。只因為我的政治信仰與意識形態，與那些劊子手全然兩樣，就必須接受那殘酷的暴力審判。到現在我還深深相信，他們的赴死，其實就是為我付出代價。
 一個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書生，有必要為了知識以外的信仰，而投入政治漩渦嗎？在靈魂底層，我頗知自己是一個唯美的浪漫主義者。那種浪漫往往帶著無可實現的狂想，只要能夠實現一點點理想的夢幻，便覺得付出任何代價都非常值得。政治場域是所有污穢價值的集散地，凡是落入其中，就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拉進無窮深淵。身為台灣戰後的知識分子，長期受到權力的綁架，受到鷹犬的監視。即使稍有不慎的言論，就有可能招來殺生之禍。我的唯美，其實只在追求生命的最低尊嚴。畢竟面對的那個時代，是多麼殘酷、多麼充滿暴力。如果沒有親身陷身於泥淖裡，就不可能獲得救贖的契機。
 身為唯美的理想主義者，對於美的定義其實是非常寬鬆。只要不受到誣衊，或不受到侵犯，這個世界就值得活下去，而稀薄的人生也可以堅持下去。政治從來都是無所不在，權力也是無時無地在運作。在政治（politics）與詩意（poetics）之間，常常存在著緊張關係。權力干涉多一點，詩意就減少一點。而詩學增加之際，政治就可以退縮一些。如果不投入醜陋的政治裡，在那個時代就永遠處在被支配的位置。於我而言，人權與生命尊嚴往往不容於權力在握者。我對人權議題看得特別嚴重，因為那是生命美感的本色。只要放棄了抵抗，大約就放棄了做人的權利。面對鐵蒺藜圍起的權力城堡，反抗行動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展現。
 縱身投入起伏不定的政治運動中，一方面要抵禦來自當權者的迫害，一方面又要忍受來自同樣陣營不同路線的挑戰。在兩面作戰的過程中，幾乎可以探測到生命的韌性與耐性。那時不斷提醒自己，只要能夠完成一篇批判的文字，生命版圖就可以擴張一點點。尤其發現自己的文字，能夠回到故鄉發表，便覺得有一種偷渡的快感。更重要的是，覺得自己又回到島上與朋友對話。然而，我不能不覺得感傷，經過了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盧修一事件，不能不讓我覺得返鄉的道路是何等崎嶇難行。
 如果關在書房專注書寫論文，把整個邪惡的時代關在窗外，其實也可以心安理得。然而不然，加入了國際人權組織之後，故鄉不再是我青春時期的夢土。那麼多的羞辱、損害、屠殺，在暗地裡祕密進行，必須到達異域之後才全盤理解。知識的建構，究竟是在現實的基礎上，或是在脫離現實的夢境裡。這樣的懷疑曾經在我的內心展開激辯，我終於不能不承認，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不會這樣輕易饒恕自己的逃避。有一把美的標尺暗藏在心底，那也是以人的尊嚴為基準，如何去衡量外面那可疑的世界。被放逐在遙遠的異域，我從未輕易放棄那把尺。雙重視野的對比，在任何時期都存在著。當權者在島上施行的暴力與迫害，我都是用人權的準則進行批判。站在我的對面，是不斷墮落的權力慾望；存在我的內心，對人權的尊崇則未嘗稍懈。這是我的流亡生活，永遠進行著辯證思考，一正一反的詰問也未嘗稍讓。
海外流亡生涯為我保留的遺產，便是不斷向權力講真話。我寧可站在被損害、被屈辱的這一邊。而這樣的思考，也延伸到我日後的歷史書寫、文學創作、政治批判。長期在海外的生活，讓我養成了離群索居的脾性。我從來不會成群結隊，也不會譁眾取寵，在恰當時刻，我勇於參與遊行示威，願意與被壓迫的弱者站在一起。即使生活在最孤獨的空間，我與我的家國時時都在進行無盡止的對話。能夠回到自己的土地，我為自己感到慶幸。這樣我可以確知，有一天自己的骨骸就要葬在這個海島，葬在燥熱而潮濕的土壤裡。只有嘗盡漂泊滋味的人，才知道這樣的夢想是多麼美，是多麼無懈可擊。尤其進入晚境時刻，回顧自己曾經參與過的每場戰役，我確實是盡情燃燒了自己的生命。穿越過無數的醜惡，那麼多無數的試煉，我一直都是義無反顧。坐在書窗前，一字一句寫下我的晚秋書之際，我為自己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無比。

2016.3.18　政大台文所

詩的湖泊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阿多諾
1.
後來再也沒有回到那湖泊，回到北國針葉林圍繞的那廣大藍色水域。寧靜的湖，從天空俯望，深邃如一隻晶瑩的眼睛。如今回望時，仍然夢見那隻眼睛，不時對我凝視，對我眨眼。這時才驚覺，蜿蜒的旅路原來是以那湖泊為界，既終結了前生，也開啟了餘生。離開那湖之後，生命立刻被沖刷進入跌宕的激流，從此陰陽切割，明暗立判。
三十三歲，距離現在正好是過了半生。那年冬天的移動速度特別緩慢，已經跨年到達二月，松林傳來的寒氣依舊逼人。在嚴冬季節，樹林的顏色近乎墨綠，倒影在水面卻呈暗黑色。我那時的情緒，說有多暗，就有多暗，一如湖水的冷冷微波。寒風裡，隔著海洋，傳來美麗島事件的消息。坐在湖邊，遠望著白色水氣緩緩飄浮，終至吞噬了對岸的杉木群。在那時刻，自己的命運好像也被淹沒，完全不能辨識方向。霜氣已經消散，但整個身體竟覺得特別寒冷。彷彿被安置在冰窖裡，自己的魂魄關進一個不見出口的牢房。湖面寂寂，卻滲透著濃郁的苦澀，後半生便這樣開啟了。
如果懷抱理想的知識青年，都必須以失去自由為代價，則自己若生活在台灣，想必也會毅然介入，並且也遭到逮捕吧。在報紙上，讀著那些姓名，竟然有熟識的朋輩也在行列之中，甚至是過從密切的文學家。記憶裡，他們把生命看得很高，也把文學藝術看得更高。報導中加諸於他們的罪名，顯然已經超出所有的想像之外。不久之後，他們次第入獄，頂著「叛亂」的指控。這種政治定義，似乎也為不在現場的知識分子做好量身訂作的準備。
那年的冬天是那樣遲緩，二月下旬竟來了一場暴雪。從校園高處俯望，每株杉樹覆蓋著白雪，它們都穿著白色服裝，好像準備出發到遠方參加葬禮。正是那個時刻，走出歷史系的走廊，朋友告知台灣發生一個令人髮指的血案。他描述說，林義雄住宅被兇手侵入，奪走他母親與雙胞胎女兒的性命，長女身中十餘刀。一時之間，毫不設防的心好像也被深深刺入，血液汩汩流了滿身。簡直無法承受，不禁腿軟蹲下來，全然抵禦不住廊外襲來的冷風，整個身軀幾乎是遭到棄擲。縱然沒有目睹現場慘狀，也強烈感受了人性是何等殘酷。朦朧中，似乎也看見自己躺在血泊裡，一直沉下去，沒有援手可以挽住，朝著紅色深淵不斷沉下去。穿著白色長衣的杉樹，一排一排魚貫而來，祭悼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前生所有的夢，至此全然埋葬。
春天來時，陽光很弱，雪已經融化，綠波倒影迎接早春季節的到來。那時，台灣仍然活在審判中，命運的巨斧等待著落下。上面那神祇默然不語，靜靜俯望海島上即將開啟的美麗島大審。戰後世代的知識青年，正要跨過三十歲的界線，活生生見證了一場權力與正義的對決。有史以來，軍法審判第一次公開在新聞報導中，法官與美麗島受難人之間的對話與辯詰，彷彿給那時代的青年帶來思想上的洗禮。艾略特說，四月是最殘酷的季節，紫丁香正恣意滋長，台灣青年的四月也是極其殘酷，見證著傲慢的權力無情蔓延。隔著海洋，閱讀大審判的最後辯論，受難人說出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是種子那樣，一一播種在每個人的心裏。有生以來才知道，歷史閘門開啟時是多麼苦澀，從林家血案到軍法審判，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跨越。從前不懂、不解的民主政治，在最短時間裏完全被催醒。
政治啟蒙的節奏是那樣迅速，遠遠超過年少以來的知識啟蒙，身陷在苦悶中，才意識到過去的文學與歷史教育是那樣無助，是那樣束手無策，對一位十二世紀中國的研究者，相當熟悉北宋、南宋的政經變化，也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脈動瞭若指掌。然而面對自己的故鄉，卻忽然感到陌生異常。想到林宅的黑暗地下室裏，無辜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躺在血泊中，竟找不到絲毫合理的答案；想到高舉人權民主旗幟的政治運動者，在高牆背後，在鐵窗裏面，接受權力的凌辱，忍受時間的鞭笞，更是無法找到恰當的解釋。
坐在西雅圖的書窗，舉目瞭望滿天星斗，彷彿看見自己的時代無邊無際，卻無法為自己的生命定位。書桌上疊高的宋代研究史籍，彷彿是墓碑那樣，埋葬著曾經有過的一個青春靈魂。坐在奇異的星光下，忽然看見知識的荒謬，有能力解決歷史上的困惑，卻沒有智慧處理當代的問題。在事件發生之前，每個晚上，牆壁上都投射著一個勤奮閱讀的身影，那種姿態極其謙卑，冀望著博士論文完成後，就立即返鄉。那種充滿期待與希望的身影，在事件發生後竟完全消失無蹤。西雅圖夜空的星光，倏然像淚光懸掛在窗外，憑弔著一個理想主義者之死。
焦慮、苦惱、悔恨，充塞在每個新的一天。只要思考清醒時，就有一個聲音在內心質疑著、拷問著、刑求著：龐大的知識可以找到時代出口嗎？這輩子，從未對知識追求懷有任何疑問，卻在八○年代開端，驟然產生動搖，彷彿是雪崩那樣，僅僅是些許鬆動，立即一瀉千里。生命的轉變來得太快，只是從冬季跨向春季，就已經無法認識自己。在政治上以自由主義者自命，在文學上以現代主義者自許，如今才覺悟完全不能回應海洋那邊故鄉的召喚。整個身體好像被拋棄在荒涼的土地，體內的血液如驚濤駭浪，卻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在找不到精神出口的時刻，只能拾起聶魯達的詩集反覆閱讀。有一天下午，偶然遇見詩中的兩行：「當你的朋友坐在監牢，你在獄外做甚麼」，像驚雷那樣擊打著心坎，不期然在心房的角落也秘密寫下這樣兩行：「當歷史關在鐵窗，你在域外做甚麼」。這樣提問時，就隱約感知未來道路已經到達一個分合的路口。

2.
美麗島大審結束，陽光回到繁花盛放的校園。騷動的思維，未嘗有一個時可靜止下來。曾經對自由主義傳統深信不疑，不僅以為必須為自己說出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段字，都必須負責。而且也以為發表出來的所有語言，只要屬於誠實，就會受到尊重。年輕時閱讀《胡適文存》，深深折服於他對權力講真話的勇氣。但是，一九六○年雷震事件發生之後，似乎可以察覺自由主義有其現實上的極限。至少在台灣，威權體制的干涉，使戰後知識分子的思想出路受到阻斷。美麗島事件帶來的最大打擊，便是認清言論問政的途徑必然會遭到挫折。這種最溫和的姿態，最低調的運動，如果置放在美國的社會，似乎不可能產生絲毫波動。
在出國之前，見證草根型的民主運動正在萌芽，也看見鄉土文學運動已蓄勢待發。那種活潑的空氣，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氣象。如果沒有離開台灣，一九七○年代初期帶來的衝擊力量，必然會一步一步被推入政治的漩渦。對於自由的信念，隨著年歲成長，也受到美國自由社會的感染，似乎越來越堅定。遠在海外，難以準確評估台灣社會的歷史進程。鄉土文學論戰在一九七七年爆發之際，錯覺地以為一個更開放的時期即將降臨。作為書生的愚妄，莫此為甚。那時，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後，找到較為從容的時間，開始提筆撰寫政論。如果要追溯自己的問政企圖，大約可以在這時窺見端倪。
敢於這樣嘗試，是因為對於宋代歷史研究漸漸感到無奈與不耐。隔海望見那麼多民主運動者含冤入獄，對於知識的效用不免發出懷疑。過去從來沒有發生如此動搖。最徬徨的時刻，亟需尋找立即的答案。就在進入五月時，許信良專程來到華盛頓大學。與他坐在可以望見湖水的校園咖啡室，漫談著台灣民主前景。他說，現在能夠努力的方向，便是在海外重建美麗島精神。對威權體制的最好答覆，就是不容批判力量停頓下來。
自己身為人權工作者，從一九七五年開始，就介入聲援第三世界政治犯的活動。加入國際特赦會以來，曾經寫信給中南美洲的強人政權，也支持過菲律賓與南韓的政治運動。能夠站在受害者的立場，表達最深沉的抗議，竟對自己故鄉的受難事件保持沉默，豈非是懦弱的退卻？五月陽光擦亮了落地窗，使湖面的反光更強烈。怔忡遠望著那藍色湖水，好像有某種意念正暗自形成。如果決定離開校園，不僅進行中的論文即將中斷，也有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返回台灣。
在南下洛杉磯前的三、四個月，內心掙扎許久。但是，想到護照被拒絕續簽時，總覺得好像走到世界的一個盡頭。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半年，前往辦事處申請重簽，完全遭到拒絕。櫃檯後面的辦事員，以著輕蔑的語氣，鄙夷的神情說：「你被拒絕的理由，你自己知道。」在錯愕裏，生平第一次嘗到國家機器是如何欺負著國民。落寞拿著那本護照，忽然不知道國家的意義為何。回想過去的重大事跡，只記得在圖書館裏翻閱中國的《人民日報》，只記得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只記得與同學在餐廳聚會裏談論時政。如果這就被視為滔天大罪，那麼美麗島人士更是罪不可赦了。一個冤案的構築，並非是受害者具有怎樣的野心，也並非是訴諸如何的非常行動，只不過是權力在握者沒有絲毫安全感，也不過是統治者的自私與貪婪禁不起受到批判。
終於決定參加許信良籌備的《美麗島週報》，無疑是漸近中年時的關鍵決定。那時開始偏離文學，也終於離開學術。南下之旅，等於背叛了親人與朋輩的殷切期待，也背叛了十餘年苦苦追尋的詩學道路。詩與政治之間，是多麼遙遠的距離。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在一夜之間，忽然理解其中的真義。作為入世的哲學家，阿多諾對現代文化充滿批判精神。他見證了納粹在奧斯維辛的大屠殺，人間的抒情也跟著一起毀滅。在文明廢墟之上，在人體犧牲之上，如果還藉用寫詩來逃避，顯然是非常野蠻的行為。對於那時期的靈魂來說，詩忽然變得極其遙遠。
詩是什麼？那曾經是一種救贖，在青春時期無以排遣苦悶之際，詩的語言與節奏，有一定的淨化作用。在精神層面提供一把梯子，容許受困的魂魄爬到某種高度，可以看見囚牢以外的世界。詩是什麼？它的音樂性，是緊張情緒的鬆弛劑，它帶來的想像，使狹窄空間變得更加開闊，使僵化的思維轉為活潑。詩是庸俗與超俗的對決，是凌駕在政治之上的純淨藝術，使內心污穢可以得到豁免，使醜陋遭到遮蔽。
時代浪潮沖刷而來，應該是醜陋的權力受到清理。如果歷史航行沒有偏離方位，則詩的方向無庸懷疑。跨過事件時，整個天地定理竟然是以顛倒的形式現形。醜陋恆居上位，權力依舊橫行。人權與正義反而受到羞辱，受到審判。如果繼續寫詩，是否間接為秩序顛倒的威權背書？詩已經失去拯救的力量，當返鄉的道路驟然切斷，當親情受到凌遲，當生命意義被嚴重扭曲，寫詩是多麼悖理。
決定離開西雅圖之前，再度驅車回到華盛頓湖。那時已經是盛夏，水色乾淨得無可置信。遠離台灣如此久遠之後，仍然斷斷續續與龍族詩社維持信息相通。從一九七○年詩社成立以來，詩是唯一的信仰。對於詩的狂熱，無論是閱讀或書寫，未嘗稍懈。學校裏的圖書館收藏中國三十年代的詩集甚豐，從七月詩派到九葉詩人的作品，都整齊放在架上。最初有意要整理失落的詩史，還特地到史丹福大學，尋找謠傳已久的詩集。那是最神聖的歲月，每首詩都進駐著一尊神，以圓熟之光，撫慰漂泊之心。
從來未曾預知，流亡的日子已經準備就緒，而且將連綿延續未來十餘年。巨大惡運之神張開巨大的網，徹底吞噬了前半生的詩學。如果要確切定義湖畔歲月，那可能是文學生命的古典時期。投入政治深淵之後，好像身驅被置放在一架龐大的縫紉機，一呎一吋慢慢遭到肢解，撕裂之後又重新縫合。離開華盛頓湖以後，也就離開寫詩的時代。如今回望那湖，才發覺每一道波紋都是詩行。
2014.1.19 木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