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歷史唯物主義新論

卻顧所來徑—代序
馬克思主義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我向來合稱為「馬學」）一直是我的一個關注以及研究的主題，大學時代不得其門而入，在臺大法學院當研究生時開始念馬克思、韋伯、哈伯馬斯等等，並以此作為碩士論文之題目。初為人師也以此為專長教課，亦以此為題撰文發表，當時出版的《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巨流，1985）印了幾刷，該書在社會學背景上，引介批判理論及哈伯馬斯，對當時臺灣的「新馬／西馬熱」頗有推波助瀾之功。後負笈英國劍橋，分析哲學的故鄉，羅素和維根斯坦都在那兒待過，在當時氛圍下亦頗醉心於柯亨、艾爾斯特、羅默爾等人之分析馬克思主義，完成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塊拼圖。半個多世紀以來互相敵視的思潮—分析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終於燕好，且生出了一個寧馨兒—分析馬克思主義，創始者柯亨也是當代分析哲學的祭酒，艾爾斯特、羅默爾則為傑出的社會科學家，站在社會科學立場上，援理性選擇論及賽局論入馬克思主義，涇渭分明的兩個思想傳統—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終於合流了。

1989 年前蘇聯、東歐劇變並沒改變我對這一主題的投入，只是少了許多同好，頓時孤單許多。

回國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亦延續此一研究主題，中央研究院自胡適以來就是以自由主義為主流思想的，幸好在臺灣的民主體制、學術自由底下尚能海納百川。於 1997 年 3月 21 日在歐美研究所舉辦「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研討會，翌年出版會議論文選集《馬學新論》，其中我本人撰寫的論文〈理性選擇與馬克思主義〉是關於前述分析馬克思主義。2001 年集結了我個人部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出版了《馬學與現代性》（允晨），引介了一些新趨向，包括分析馬克思主義和實在論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現代性。2005 年與黃之棟合著《綠色馬克思主義》（松慧），2009 年受邀於中國大陸生態學專業期刊《鄱陽湖學刊》連載「馬克思思想的生態軌跡」系列論文，後於 2013 年結集出版。2011-2013 年赴大陸十多個大學舉辦馬克思主義的講座，跟大陸的專家有許多交流，自喻為「班門弄斧」。2013 年在北京的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集》，列入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系列學術叢書，可視為是這些講座的結晶。2013 年 5 月接受廈門大學馬克思學院副教授張艷濤的訪談〈邁向馬克思主義研究之路〉，原刊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 年第11 期，因題材與馬克思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關係密切，遂刊於本書末作為附錄。

本書之出版獲黃進興院士的推介、廖志峰先生的慨允，以及助理張文綺小姐的協助甚多，併此誌謝。

第一章 
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及其問題和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思想中最重要的成分（列寧的說法）或發現（恩格斯的說法）。假若誠如英國學者阿克頓（H. B. Acton）說的，「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世界的影響是如此之重要，以致於不需要為了去理解它和評論它而辯護了」（1973: 1），那麼對歷史唯物主義也是如此。再者，在當代馬克思主義中，歷史唯物主義已再一次成為熱門話題，尤其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

本章首先將簡述馬克思的歷史觀，然後參照當今之分歧及爭論，來分析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潛藏的緊張或分裂，接著自早期馬克思主義中，描述三種最為適切的歷史唯物主義觀，亦即：普列漢諾夫、拉布里奧拉和盧卡奇的觀點。本章旨在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解釋鋪墊，尤其是為分析馬克思主義與哈伯馬斯，提供一個分析、比較和批判的理論背景。

1.1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實際上是一組歷史探究的方法論原則。因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他稱之為「唯物主義的方法」或「探究的方法」（Marx, 1970: 42），並闡述它的前提、條件和基本概念。這組原則是從他對歐洲歷史的研究中得出來的，爾後成為他的研究指南（Marx, 1968: 181）。

1.1.1　歷史的自然基礎

根據馬克思的思想，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及其需求之存在。因此，首先成立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身體組織，這可以說是人的「內在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與其他自然界的關係（Marx, 1970: 42）。在馬克思提到的其他前提中，人類身處其中的地質、氣候等自然條件，都具有基本重要性（《馬恩選集》1：67；Ma rx, 1970:42）。由此可知，人類生存的內在自然與外在自然共同構成了歷史的前提。照馬克思的自然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與自然的關係根本就是自然本身的內部關係。（黃瑞祺、黃之棟，2013：10-16）

再者，馬克思指出人類的生存包括—先於所有其他事物—吃喝、住所、衣物。因此第一個歷史行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求，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Marx, 1970: 48）。基本需求的滿足（滿足需求的行動，以及獲得為了滿足特別需求而用的工具），會接連引起新的需求。（《馬恩選集》1：79；Marx,1970: 49）

除此之外，馬克思時常提到族群，這基本上是社會的生物學層面。他主張人口的增加可能導致更為密集的分工、生產力的增加，以及需求的擴增（Marx, 1970: 51）。總之，人類及其需求的存在、人類身處其中的自然條件、人口等，構成了歷史的自然基礎。

早在 1844 年，馬克思已開始關注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宣稱「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馬克思，1990：79；Marx, 1977:89）。在他看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為基本。為了存活，人類必須開發自然，並且因此受到自然所制約。物質生產根源於自然，而社會關係和意識則根源於物質生產。自然與社會之間，或自然歷史與人類歷史之間，並沒有隔閡或對立。馬克思甚至認為，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1975：20）。

尤有甚者，在方法論或認識論的層面上，馬克思主張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統一以及一門研究人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馬克思，1990：87；引自 Callinicos, 1983:102）。馬克思明顯地嘗試在其歷史唯物主義中結合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以求解決傳統上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間的對立，以及上述存在於人類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這是一個真正具有野心的計畫，其中的義涵（認識論的、方法論的以及理論的）至今仍然被引用（cf. Benton, 1977; Bhaskar, 1979）。

然而，在馬克思的思想中，自然不是「自然本身」（nature in itself），而是「人為自然」（man-made nature）（Jordan,1967: 29, 31）或「人化的自然」。所以生產性的勞動力、技術、自然科學和工業全都代表著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歷史性關係，以及人類與自然的各種結合形式。從這些社會實踐中，我們可以掌握到「自然的人性本質或人的自然本質」（Marx, 1963: 88）。據此，自然科學、技術和工業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皆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黃瑞祺、黃之棟，2005a，2005b）

1.1.2　馬克思對歷史觀念論的批判

除了上述的自然基礎之外，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或市民社會）的總和，據馬克思思想，都是歷史的現實基礎（Marx, 1970: 59）。而且，市民社會被馬克思視為是整個歷史的真實起源和舞台（《馬恩選集》1：92-93；Marx, 1970: 57）。

相對地，歷史觀念論或是忽略了歷史的這一個現實基礎，或是把它當作是一個與歷史進程不相干的次要因素。因此，歷史總是依照一個外在標準來編寫。生活的物質生產似乎是原始的歷史，然而物質歷史卻被視為是與日常生活脫離的。按這樣的方式，馬克思論證，人類對自然的關係會從歷史中被排除出去，並因而造成自然與歷史之間的對立（Marx, 1970: 59）。他斷言，這種歷史觀念論只能在歷史上看到政治歷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其他形式的理論鬥爭，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歷史時代的時候，它都不得不贊同這一時代的幻想（《馬恩選集》1：93；Marx,1970: 59-60）。

馬克思接著論證，舉例來說，假如一個時代想像自己本身是由「政治的」或「宗教的」動機所驅使，觀念論歷史學者便會接受這樣的看法。正在討論之「人類真正實踐的『觀念』、『概念』」，被轉變成單一決定的、積極的力量，控制並決定人們的實踐。關於這點，馬克思提供了一個例子：印度人和埃及人實現分工的粗陋形式，在他們的國家和宗教中造成了階層制度，所以觀念論歷史學者便錯誤地相信，階層制度是生產這種粗陋社會形式的力量（《馬恩選集》1：93-94；Marx, 1970: 60）。

因此，馬克思得到一個結論，即：當法國人與英國人至少還抱持著畢竟仍相當接近於現實的政治幻想時，德國人（觀念論者）已轉移至「純粹精神」的領域中，並使宗教幻想成為歷史的推動力量。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整個德國歷史編纂學的最終結果。對德國歷史編纂學來說，問題並不在於現實利益，而是在於純粹思想（《馬恩選集》1：94；Marx, 1970: 60）。

再者，就思想與階級間的關係而言，馬克思宣稱「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馬恩選集》1：98；Marx, 1970: 64）。

以馬克思的觀點看來，相對的，觀念論歷史學者則是將統治思想，與既定生產方式所導致的統治階級和社會關係區隔開來，並由此得到歷史總是受思想所支配之結論。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從各式各樣的思想中提取出「某種思想」、「某種觀念」等等，將它們當作歷史上的宰制力量，從而把這些個別的思想和概念理解為歷史上概念發展的「自我決定方式」。由此看來，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可源自於人的概念。如果我們回溯至「概念」的生產者，回溯至理論家，那我們就會得到一項結論：理論家自古以來在歷史上即占有宰制地位。此結論早已由黑格爾表述過了（《馬恩選集》1：101；Marx, 1970: 66-67）。馬克思批判觀念論歷史學者，因為他們接受每個時代本身的說詞，並且相信它所說、所想像之關於自身的每件事都是真的（《馬恩選集》1：102；Marx, 1970: 67）。

在馬克思批判歷史觀念論觀點的結尾，他指出這個觀點的社會起源。他斷言，要瞭解這個觀點，必須從它與一般意識形態者之幻想的關聯來瞭解，例如，法學家和政治家的幻想，必須從這些人獨斷的玄想和曲解來瞭解，而這很容易從他們生活的實際狀況、他們的職業以及分工來說明（《馬恩選集》1：102；Marx,1970: 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