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無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獄。物極必反，它理當激發出強大的自由化運動。事實上，文革結束後，中國首先爆發的也正是自由化運動，包括民間的民主牆運動和官方的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批判兩個凡是，等等。這一強大的自由化運動在89民運達到高潮，但是被鄧小平的六四屠殺所中斷。在談到文革浩劫時，我們更不應該遺忘的是殘酷的政治迫害以及廣泛而深刻的恐懼。基於文革的慘痛教訓，我們更應該做的是，終止政治迫害，結束一黨專政。這應是我們紀念文革五十週年的重點所在。

本書收錄了我就文革問題前前後後寫的二十幾篇文章，希望它能對讀者瞭解文革、評價文革有所助益。——胡平

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春夏之交，今年剛好屆滿五十年。文革的影響雖然擴及全中國，受害者不分黨內黨外，左派右派，但其爆發的那一年，全國包括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的中學生，可謂首當其衝。他們被通稱為老三屆，除了被迫中斷學業，投入一場史無前例的鬥爭與破壞，而且在歷經三年的文革後，接著又被迫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等到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下鄉知青返回城市，這一代人不僅已荒廢了十年的學業，也耽誤了正常的戀愛、婚姻、家庭與生育，許多人就此虛度一生，淪為文革的犧牲品。本書作者即出身老三屆，他結合自身在文革時的經歷，參考諸多史料，剖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與文革前後的時空背景，佐以一些歷史人物的際遇和言行，為文革的發展及影響勾勒出一幅較為清晰的輪廓。

雖然中國歷史上不乏誤國與暴君專政，亦不乏種族相殘導致的民不聊生，但毛澤東堪稱集昏君與暴君之最，不僅斷送了無數人的生命與青春，其發動的階級鬥爭、骨肉相殘，更任由人類的獸性凌駕於人性，將本已奄奄一息的傳統文化與寶貴資產破壞殆盡。因此，文革五十年雖然不值得紀念緬懷，卻不該被世人遺忘，尤其在諸多歷史真相被刻意隱瞞，而文革世代已日漸凋零的今天，我們更應該秉持史家之筆，以宏觀角度，在歷史的斷垣殘壁中探掘真相，稍還無數受害者一絲公道，即使如此，也難以撫慰修補他們受創至鉅的心靈。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經整整五十年了。

然而，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國，文革仍然被列為敏感話題，當局不允許對之展開自由的討論。這就從反面告訴我們，回顧文革、討論文革不只有學術的意義與歷史的意義，而且還有政治的意義與現實的意義。

當代中國之事，有兩大難：一是難在確定事實真相，一是難在給出合理解釋。

共產專制的特點是黑箱作業，不透明。按說文革還算是好的，文革是中共內部矛盾的一次大公開，是活生生的官場現形記。但即便如此，文革中很多重要事件的幕後真相為何，我們到現在還是弄不清楚。例如林彪事件，坊間流傳的版本就有好幾種，我或許可以判定哪些版本是假的，但是我無法判定哪個版本是真的。只是我以為，「臺前」與「幕後」兩相比較，還是「臺前」重要些，因為「臺前」的事情是直接發生作用和產生後果的。就像林彪事件，我們不清楚林彪到底是怎麼死的，也不清楚《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不是林彪搞的，但是，林彪之死造成的爆炸性效果，《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振聾發聵，每一個文革過來人都很清楚。林彪事件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以後的文革進程以及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我們也是很清楚的。可見，對於歷史來說，「臺前」的一切更重要，尤其是在若干年以後，各種事件的後果都得以展現。

相比之下，解釋的困難才是更大的困難。因為極權主義是個怪物，上至權力頂層的運作機理，下至平民百姓的心態與行為邏輯，都很不同於尋常。例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導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為大饑荒，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達到最高點。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例如，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尊師重道傳統，何以在文革中卻發生了全國範圍的學生打老師現象？文革中，許許多多人被無端打成「反革命」或「黑幫」而自殺身亡，後來人們每每把他們的自殺解釋為抗議。這種解釋至少對很多自殺者是講不通的，因為這些自殺者留下的遺言是「毛主席萬歲」，而且還叮囑自己的親人和兒女「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毛澤東搞文革，不只是對民眾犯罪，而且也是對他那個黨犯罪；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毛澤東時代受的罪比在蔣介石時代受的罪還多，死在文革的比死在抗戰加內戰的還多。毛死後，他在文革中扶持起來的人都被打倒，而他在文革中打倒的人都上了臺，然而就是這些吃夠毛的苦頭的人，卻一直在精心地維護毛的形象和毛的地位。這無疑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另一個更奇特的現象是，一些普通老百姓，在毛時代被折騰得一貧如洗，到鄧時代才有了機會發財致富，可是他們卻不去崇拜鄧而去崇拜毛，不是把鄧、而是把毛當作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作家老鬼寫了一部紀實文學《血色黃昏》，講的是文革期間一個北京知青在內蒙古的真實經歷，贏得知青一代的熱烈共鳴，都稱讚這本書寫出了原汁原味的真實。可是一位西方漢學家向我抱怨他讀不懂這本書，因為他實在不明白主人公為什麼要做出那些荒唐魯莽的舉動。豈止是外國人讀不懂革命小將的行為，當這些昔日的革命小將把自己的文革經歷講給自己的孩子聽時，連自己的孩子也不理解。對他們而言，我們當年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愚蠢」二字做註腳而已。

類似的問題還很多，都是需要我們合理解釋的，解釋給外人和後人，也是解釋給我們自己。

文革已經遠去，可是文革的幽靈卻仍然徘徊在我們身邊。既有人呼喚再來一次文革，又有人警告決不能讓文革重演。就在不久前，北京城還傳出來所謂「十日文革」的小道消息，說的是習近平搞毛式文革或是搞毛式個人崇拜，遭到其同僚聯手制止。此事是真是假，或許很快就可以清楚。不過有一點倒是很明顯的。如今臺上的紅二代們，照說在文革中和他們的父母都深受毛澤東之害，可是等到他們上得臺來，從舉止做派到執政風格，卻總是去效仿毛澤東。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歌運動，引起不少人質疑。薄熙來回應道：「按道理說，我應當不喜歡毛澤東，我父親因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過監獄。但是，我想來想去，中國只有走毛澤東的道路才行。」習近平不曾把話講得如此明白，但也有類似的意味。縱觀習近平的所作所為，不像是習仲勛的兒子，倒更像是毛澤東的孫子。很可惡，也很可悲。

著名的西方文革史家、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裏講到：沒有毛澤東主義的文革，就沒有鄧小平主義的改革。這話講得很對。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推行極左的經濟路線外加閉關鎖國，致使中國民生凋敝，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物極必反，這才刺激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重新引進資本主義，從偷偷摸摸到大張旗鼓。窮怕了的中國民眾激發出舉世驚嘆的致富衝動與活力，於是才有了所謂「中國奇蹟」。

不過麥克法夸爾這話只講對了一半。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無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獄。物極必反，它理當激發出強大的自由化運動。事實上，文革結束後，中國首先爆發的也正是自由化運動，包括民間的民主牆運動和官方的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批判兩個凡是，等等。這一強大的自由化運動在89民運達到高潮，但是被鄧小平的六四屠殺所中斷。在談到文革浩劫時，我們更不應該遺忘的是殘酷的政治迫害以及廣泛而深刻的恐懼。基於文革的慘痛教訓，我們更應該做的是，終止政治迫害，結束一黨專政。這應是我們紀念文革五十週年的重點所在。

本書收錄了我就文革問題前前後後寫的二十幾篇文章，希望它能夠對讀者瞭解文革、評價文革有所助益。

前言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比賽革命的革命—對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學分析
「紅色恐怖」與「全面內戰」
從卞仲耘之死談起

李志綏回憶錄
解讀晚年周恩來
「惜乎不中秦皇帝」—重審林彪罪案
理解文革的一個特殊角度—讀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
為何周恩來與朱德都死在毛澤東之前

文革研究的里程碑—讀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為每一個受難者留下記錄—讀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永恒的紀念與永遠的認同—讀楊小凱《牛鬼蛇神錄》

為什麼當代獨裁者都那麼強調思想
文革是三年還是十年？

讀周舵〈我母親的自殺〉一文有感
鄧拓之死—文革中自殺現象案例研究
對聯、〈出身論〉和《中學戰報》—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經歷

老三屆的悲劇
知青一代愧對鄉親
我們沒有自己的歌

三十年後談「四五」
也談所謂「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
毛派的尷尬及其前景

毛澤東的幽靈與中共的命運
評毛澤東熱

後記—文革與我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問題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說毛要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大權旁落；然而只有當毛對自己的絕對權力有極度的自信，他才敢於，也才能夠發動文革。這兩者不是正好相反嗎？

本文就從解答這個疑問開始。

一、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EE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五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譏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像史達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裏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藉古諷今，他特地聯繫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發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雪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雪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著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麼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嘛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嘛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嘛虎頭蛇尾，荒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祇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裏明文規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祇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祇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發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祇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歐威爾的《動物農荘》裏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佔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
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發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毛發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祇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權勢地位，從低谷到巔峰
文革前夕，毛澤東是否大權旁落？或許在中共高層，毛的某些講話已不如過去那麼靈光，但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毛的權勢卻是達到1949年以來的高峰。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現象：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臺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以至於攢足了發動文革的本錢。這實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驚人的巨大逆轉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本來，到了1961年，面對大饑荒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卻，讓劉少奇等務實派領導人出面，放棄了一些荒謬的說法和做法，調整了經濟政策，使中國走出死亡峽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通過的黨章，黨代會5年一次。1961年就該召開九大。毛澤東深知，倘若如期召開九大，三面紅旗的問題，大饑荒的問題，免不了會提上議程，他的錯誤勢必會遭到某種批評追究，即便不下臺，其權力也必然會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澤東耍賴，硬是把黨章扔在一旁，就是不開九大。

可是不開會也不是辦法，因為黨內有壓力。於是在1962年1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一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要「發揚民主」，也多少讓與會者出了點氣。

七千人大會不是公開舉行的，會上沒有改選，也沒有發布公報或決議。整個會議媒體沒有一個字的報導，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任何變化。在社會上，一般民眾由於不知情，因此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獲得了巨大的聲望，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則降到中共七大以來的最低點。接下來，劉少奇等務實派又舉行了西樓會議和廣州會議，為1959年廬山會議後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除開彭德懷等為首者）平反，商議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實行甄別，並準備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實行更寬鬆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還不到8個月，在1962年9月份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變被動為主動，一舉奪回了話語權，也就是對黨的主導權，重新強化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並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搞經濟建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那麼。毛澤東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贏的呢？分析分析他在會上的講話就清楚了。

實際上，還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為接下來要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調子。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一上來就說：「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

可以想見，很多來開會的人一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感到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七千人大會不是說好要進一步調整政策，恢復經濟嗎？不是說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嗎？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共產黨垮臺不垮臺的問題了呢？

不過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是的，共產黨犯下了這麼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正因為錯誤犯得太大了，真要改起來，要改徹底，改得起嗎？中國的民眾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真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他們能饒過共產黨嗎？

不錯，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還是穩固的。由於長期的洗腦，由於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大多數民眾對他們身處災難的嚴重程度以及共產黨錯誤的嚴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麼強烈的不滿和要共產黨下臺的意願。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層是知道的。正如後來萬里所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層不能不有危機意識，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講話並非危言聳聽。

接下來兩句話就更讓與會者擔心了。接下來毛澤東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眾所周知，國共兩黨之間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產黨掌權後，對殘餘的國民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國民黨重新上臺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因為三面紅旗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牢騷滿腹，怨氣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笑，在臺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1949年以來的最大危機。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震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饑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著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這個犯罪團夥的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裏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這裏講的還是那些「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越是好人越是進退兩難，越是壞人越是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嘛，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很可能導致整個一黨專制的瓦解；要嘛，它強詞奪理，將錯就錯，甚至變本加厲（如1959年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某些實際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高度統一，一方面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們。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才最急切最得心應手，所以最容易奪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乎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共產黨內也有好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就讓壞人拖下水了，這就讓壞人主導局面了，這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從而也就使得自己變得和壞人差不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得主導權，說到底，就因為共產黨是這樣一個黨，在內部，黨的利益至高無上，黨的權力至高無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則。有了這個第一原則，很多事就沒法講了。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非鞠躬下臺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臺不下臺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這樣說話，所以他們只好順著毛的邏輯極權主義的邏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