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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致遠的舵手:孫震校長口述歷史
  • 寧靜致遠的舵手:孫震校長口述歷史

  • 系列名:臺大校史系列
  • ISBN13:9789863501619
  •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 作者:孫震
  • 裝訂/頁數:軟精/352頁
  • 規格:23cm*17cm*2cm (高/寬/厚)
  • 出版日:2016/07/13
  • 中國圖書分類:臺灣傳記
定  價:NT$550元
優惠價: 88484
單次購買10本以上83折
可得紅利積點:1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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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我不敢說自己仍是一個好學者,卻是規規矩矩的念書人,節制自己,尊重別人,我看大家都是平等的,不敢瞧不起人。
——孫震

以《論語》「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與《聖經》「在小事上盡忠心」自惕自勵的孫震教授,於人生各個不同的階段上均盡心盡力。1984年,孫教授以首位校友身分出任臺大校長,適逢臺灣解嚴前後、民主運動澎湃洶湧,他以包容態度面對學生運動,堅定導引社會與校園朝向民主開放的方向發展。1993年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又以人文思想推動軍事體系改革,有「溫和的改革者」之稱。

公務之餘,孫教授更勤於研讀、筆耕不輟。曾經橫跨臺灣「學政軍界」的特殊經歷,未曾在他身上留下一絲驕奢傲氣,所增添的只是他生命的豐富厚度,早期倡議「富而好禮」,近年結合同道,推廣企業倫理教育,期望建立一個崇尚倫理、文化豐盛的社會。

 

孫震,國內著名經濟學者,1934年生於山東省平度縣。長期任教於臺灣大學經濟學系,1984年出任臺大校長,1993年轉任國防部部長,後歷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遠東經濟講座教授、臺大校友會總會理事長暨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著有《總體經濟理論》、《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臺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臺灣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全球經濟與傳統儒學》、《世界經濟走向何方?點亮儒學的明燈!》、《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永續發展的智慧》等多部作品。


楊泮池(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臺大)前身為日治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自1928年成立,迄今已88年。歷經二次世界大戰洗禮,挺立至今的校舍仍留有浴火的痕跡。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同年11月15日中華民國政府完成接收,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首任校長由羅宗洛先生擔任。爾後歷經陸志鴻校長、莊長恭校長、傅斯年校長、沈剛伯校長(代理)、錢思亮校長、閻振興校長與虞兆中校長的努力經營,臺大成為臺灣最完備也最優秀的綜合型大學,不僅學術研究成果豐碩,臺大校風自由開放,尊重學術自主與獨立,對社會議題的態度也成為針貶政府施政的指標。

孫震校長於1984年繼虞兆中校長之後,出任臺大第八任校長,是第一位臺大校友擔任母校校長,也是臺大第一位出身經濟學背景的校長,孫校長自稱他是「made in臺大」,並以出任母校校長為他一生最大的榮耀。

孫校長以儒學思想為處事中心,態度謙和;更有經濟學家的細心觀察與審慎思考。於九年臺大校長任內,不僅為臺大朝研究型大學方向精進擘劃,更落實各項興革,陸續完成有:收購學校預定地、收回出借校產以增加校園容納量與完整性,籌設新院系所與各種研究中心以提升研究能量,興建校舍以供師生研究學習之需,確定不合作興建國宅政策,確認霧社山地農場溪頭實驗林產權以保留珍貴林相,成立國際學術合作聯絡中心(今改名「國際事務處」)提升國際學術交流,設置推廣教育中心增進教育普及,創辦教職員健康檢查、辦理職員在職進修、創辦新進教師茶會等等。可謂今日臺大的形貌,至孫校長任內,始成為一個完整的「圓」,提供日後各項學術研究深耕與躍進的完備基礎,更透過國際學術交流,帶領臺大走向國際社會。

從年少歷經戰爭離亂的辛苦,勤奮向學至後來擔任各項公職,無私無我日夜付出,孫校長娓娓述來,引人入勝。孫校長收回臺大校產時,折衝樽俎的智慧與勇氣令人讚嘆,對於身為臺大校長應具備哪些眼光與思考,尤其在動盪的時代,除了智慧,更需要冷靜與節制。1987年臺灣解嚴,整個社會面臨劇烈的轉變。身為一校之長,且是動見觀瞻的臺大校長,應如何處遇才能導引校園、社會國家走上更好的方向?是極艱難的課題。孫校長面對艱鉅,以包容的心,不卑不亢的態度,穩住舵,堅定地朝學術自由自主,且平和導引臺大與臺灣社會朝更民主自由、開放的方向前進。其中所承受的壓力非短短數語所能形容,也難怪葉慶炳教授形容他「髮因臺大白,淚為國家流」了。

1993年,孫校長開創臺大「校長遴選」制,確立校園民主典範後,改任中華民國第十九任國防部長,以人文思想推動軍事體系改革,而有「溫和的改革者」之稱。其後,擔任工研院董事長,仍以其謙和態度推動各項事務。近年來,孫校長退而不休,曾擔任臺大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並積極推動他早期倡議的「富而好禮」社會,推廣企業倫理教育,期望建立一個崇尚倫理、文化豐盛的社會。

孫校長向以《論語》「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與《聖經》「在小事上盡忠心」自惕自勵,在各個不同的職位與階段均盡心盡力,卻謙虛地感恩:「如果沒有臺灣大學,就沒有我,也沒有我所有的成就,所以我的一生要奉獻給臺灣大學……。」其無私、誠信與以禮義為質的深廣底蘊,正是我們整個社會所需要的。我們很感謝孫校長將他的種種寶貴經歷與特殊卓著的人格光輝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清晰明白的傳留給了繼續成長的臺大與臺灣社會,使他潤物無聲的影響,更加深遠,日益緜長……。

序   楊泮池
相片集

〔口述篇〕
第一部 往事歷歷
    流離年少
    回首向學路
  遙憶師恩

第二部 經世致用
  學思歷程
  借調政府機關
  臺大半生緣
  國防文人部長
  跨界董事長

第三部 鎏銀歲月
  退而不休
  高等教育之思辨
  克己復禮為仁
  此心安處是吾家

〔文獻篇〕
一、剪報‧書信資料
    臺大校長時期
    國防部長時期
    工研院董事長時期
二、國立臺灣大學發展構想(1986年2月14日)
三、孫震校長任內收回臺大校地公文
四、孫震校長臺大校長任內重要興革
五、當前國防施政的理念(孫震部長蒞臨三軍大學講話)

〔附錄篇〕
一、孫震校長重要生平記事
二、默默無聲的支持──訪校長夫人(孫李鳳雀女士)
三、〈訝然‧慼然‧釋然──喜見孫震校長繼續留任〉(葉慶炳教授文)

 

耕讀文村巷

我的老家在山東省平度縣(今稱平度市),位於青島市北方,是一座歷史名城。平度縣裡有個古峴鎮,在兩千多年前稱為「即墨」,就是戰國時代田單用火牛陣大破燕軍的地方。父親孫功偉先生在抗戰以前曾是古峴小學的校長,所以我們對這個地方懷有濃厚的歷史情感。

父親和母親都生於民國元年,婚後父親在外教書、母親在家操持家務,過了幾年平安的日子。受師範教育的父親,憑藉著幼讀經史,家學淵源,很年輕就先後擔任平度縣七里河子、蘭底和古峴三所公立小學的校長。

走進家門內,右邊是祖父在世時讀書的小院子,靠北臨街有一排書房。幽靜的院子中有梨樹、丁香樹和葡萄架。進入二門,才是日常生活作息的院落,經常充滿孩子們的歡笑聲。我的兩位姑姑、叔叔和妹妹,年齡相距不遠,祖母慈祥寬容,從未見她疾言厲色責罵孩子。然而,我被送去陪伴外祖母,偶然才回自己家中作客,自然是從這場熱鬧快樂的成長中缺席。

外祖母年輕時嫁到掖縣,掖縣鄰近平度,在歷史上名為「萊州」(今稱萊州市)。外祖父邱丕振先生十七歲即赴日留學,就讀振武學堂,與蔣介石總統同一所學校,我相信他們年輕時應該是認識的。外祖父兄弟十人,有四位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其中兩位卻在革命中喪命。

外祖母家在一條長巷深處,房舍和庭院的景象,隨著年齡增長,記憶竟日益清晰。一棵高大的棗樹,從院牆上空伸出枝葉,遮蔽了半邊巷道。樹下有一道短牆,隔離了前面一棟房子的後門;這裡原是一座三進或五進的深宅大院。另一邊的院牆上,斜靠著厚厚一大片高粱稭,和牆面構成三角形的空間,成為孩子們的藏身處所。這些童年嬉戲之地,假使今日重臨,恐怕覺得不過是狹小的庭院一角,卻為我寂寥的童年提供了一個廣大無垠的想像世界。

無論春夏或秋冬,外祖母每天黎明清掃房間和庭院,姨母擦拭桌椅門窗,我則跟前跟後。我很會幫外祖母做事,上街買醬菜、買點心,客人來了到「茶爐」買開水,一路歪歪斜斜提回家;稍微大一點,就穿起長袍,代表外祖母參加婚喪喜慶。外祖母空下來時,總是盤腿坐在炕上臨窗的位置,手裡作著針線。當時她約莫五十歲,滿頭銀髮,訴說著年輕喪偶撫孤的辛酸。

我一直在外祖母家住到念完小學三年級。三年級暑假,母親接我到鄉下和家人同住。在此之前,偶爾才回到文村巷的家,很少知道家中的事,連在學校的家長資料都寫著「外祖母邱陳恩箴」。就這樣我在外祖母身邊度過了一段幸福孤單的童年。爾後父親參加游擊隊,當日軍占領縣城時,舉家遷往偏遠的鄉間。暑假結束,我貪戀與家人在一起的熱鬧,以及鄉居生活的逍遙自在和種種樂趣,背棄外祖母和姨母的恩情,堅持不肯返回縣城。母親無奈,只好將妹妹代替了我。


骨肉流離道路中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時,父親與幾位教書同事棄家從軍,投筆殺敵,組織游擊部隊,四處打游擊戰,我們一家跟著他離開家園,生活雖然困難,卻能勉強維持溫飽。我生長在小地方,沒見過大世面,因而也沒有過多的企盼和失望,倒是在戰火夾縫中度過了一段無憂的日子。抗戰勝利後,父親又追隨政府繼續打共產黨,我們一家逃到青島,淪為難民。後來父親隨軍受困濟南,從他微薄的薪水中,斷斷續續寄回一點小錢貼補家用。我和叔叔及兩位姑姑在從家鄉流亡到青島的中學裡吃救濟,母親則和祖母、妹妹及年幼的弟弟在家中張羅度日,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

抗日戰爭後,共產黨乘時而起,短短幾年就讓千千萬萬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無辜百姓,再度遭遇家破人亡之痛。外祖母將家中舊衣修修改改,拿到街上賣,維持生活。幾個月後,被共產黨拉到街上遊街。她不過是一位與人無爭的老太太,地方上沒有人願意鬥爭她,後來國軍收復平度,才得以逃到青島來與我們同住,然而,青島也不是可以久居的地方。

當時青島已被共軍圍困,物資缺乏,物價一日數漲,真可以說是薪桂米珠。家裡好不容易湊點錢,全數換成糙米尚不足以果腹,再無餘力購買配菜和燃料。於是母親就背著弟弟到菜市場撿拾別人扔掉的菜葉和啃過的西瓜皮,回家醃漬成鹹菜配飯。

我們在青島重聚的家人,很快又分散。姨母嫁給一位律師,隨他來臺灣;姨父來臺後擔任公務員,過著清苦的生活。祖母、兩位姑姑和叔叔隨當海軍的大姑父來臺灣。接著父親託朋友帶我來臺灣投奔姨母。他自己本來打算留下來聯合舊友,重操舊業打游擊,不過後來見大勢已去,也倉皇來臺。

父親在大陸時教書和打游擊,赤手空拳來到臺灣,缺乏謀生的技能,嘗試各種小生意都不成功。最後學會打燒餅和炸油條,開始經營豆漿店。有段時期他在南門市場和古亭市場各有一家豆漿店,又和朋友在廈門街開另外一家豆漿店,當爐打燒餅,工作十分辛苦。又在螢橋新店溪畔開茶室,在和平西路與羅斯福路口開「牛肉軒」賣牛肉,還有一年賣月餅。我們山東有句諺語說:「買賣多了不養家。」一點不錯,最後都失敗,才改行做小公務員,在臺北、高雄之間調來調去,直到一九七二年退休。


我是MIT

臺大造就了我,我是道地的MIT(made in臺大)。從一九五二年進臺大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接任校長,算一算,已經過了三十二年。我在這裡念了四年大學、三年碩士班,當過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當時還沒有助理教授階層;到美國念書是校方為培育師資所作的安排,到政府工作是從經濟系借調,而且每星期回經濟系教課,並承擔作為經濟系教師的其他義務。

臺大的前身是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政府於一九四五年接收,成為國立臺灣大學,第一學期只有五百多名學生。我進來的那年,臺大招收九百七十五名學生,其中經濟系就占了九十四名,就算乘以四,全校不過三千多人。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到了一九八四年我要當校長的時候,學生人數比我當學生時增加了四、五倍之多。

我就任校長後,決心要做以下幾件大事:

第一、解決校地不足的問題。臺大並非沒有土地,但現有土地有很大一部分為不同政府機關借用;另有政府為臺大保留的校園預定地尚未收購。因此一方面要收回借出去的土地,一方面要收購保留的預定地。

第二、擴大研究所階段教育,加強學術研究,將臺大從教學型大學轉向研究型大學。大學的任務在於創造知識,傳承文化,培育高級人才。臺大在臺灣高等教育中居於領先的地位,必須加強研究,提升學術水準,才能在知識上領袖群倫,解決問題,服務社會。

第三、興建校舍,改善教學與研究環境。臺大的建築和硬體設施與國外大學比起來,相當落後,需要新建校舍,特別是圖書館,我們的總圖早已不夠用了。當時舊圖書館地下室堆得亂七八糟,我大一擔任工讀生被派到總圖地下室整理圖書。我聽說要當臺大校長,天天想著萬一那個圖書館失火怎麼辦?

第四、將商學系從法學院獨立出去,發展為管理學院。虞兆中校長任內籌備管理學院,希望將法學院的商學系擴充為管理學院。我覺得我應該繼續他未竟的工作,加以完成。當時還沒想到法律系變法律學院,那是後來陳校長任內的事。於是舊的法學院,變成現在的法律學院、管理學院和社會科學院三個學院。

第五、將侷促在徐州路的法學院遷回校總區。


三月學運

一九九○年三月十三日國民大會通過臨時條款,將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九年,更自行追加出席費並決議每年開會行使創制權與複決權。當時即將舉行總統選舉,社會上本來就認為所謂的「萬年國會」老早失去民意基礎,這樣一來更是太過分了。隔日,百餘名臺大學生自組「臺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到了十六日,臺大學生聚集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等訴求,掛上白布條:「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揭開三月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的序幕。

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看到臺大校門外有一、二十位同學在靜坐。我和訓導長劉瑞生先生過去關心了一下,才知道是學生抗議國民大會,他們主張廢除國民大會、召開國是會議等。我們也因此才知道另外一批學生正在中正紀念堂抗議。劉訓導長認為這件事情恐怕要鬧大了,於是另外約了課外活動組主任林火旺教授一起到中正紀念堂探望。到了那裡,發現我們的學生大約有三、四十位,整整齊齊的聚集在「大中至正」門外牆邊,尚未進入園內,我覺得很欣慰。學生看到我們三人來了很高興,紛紛鼓掌,要校長一起坐下。

我雖然覺得國家發生了這樣的事,應該有人出來表達正義的聲音,學生們所做的是對的事,不過我不能丟下學校大大小小的事情和他們一起坐下來,何況也不是我行事的風格。我一向主張適度表達立場,留下空間讓別人做決定。同學們的要求很熱切,外面又有群眾在鼓譟,我就說:「不能用群眾屈服個人的意志。」這句話後來就被登在報上了。林火旺教授心裡大概也是支持學生的,就說:「我代表校長留下來。」他就紮上抗爭的帶子和學生一起坐下來。

就在學生占據中正紀念堂廣場期間,臺大有幾位老師主張罷課,倡議以「民主教育週」的名義,將課堂移至中正紀念堂。有一天,經濟系陳師孟教授拿著教授連署信要求我宣布罷課。但我認為上課是學生的權利、是老師的責任,不能因為一部分人選擇到中正紀念堂去抗爭,就剝奪更多同學上課的權利,而且老師的本分就是應該到學校上課。就算學生放棄自己的權利,老師也不應放棄自己的責任。陳教授態度很堅持,我只好引用孔子的話說:「汝安否?汝安則為之。」這句話後來也被寫到報上了。據我所知,在整個事件當中,臺大並無老師放棄自己的責任不上課。

臺大很多同學該上課的時候去上課,上完課再回來坐;也有人回家洗完澡再回來,整個運動秩序應算良好。附近民眾有人送湯送飯,很溫馨。過了幾天,我覺得學生們應該累了,抗爭的目的既已獲得社會的認同和響應,應該可以適可而止。就在中正紀念堂的學運接近強弩之末的時候,教育部毛高文部長邀請了全國從北到南所有大學院校的校長,在建國南路聯勤信義俱樂部開會,商討讓此一學運順利落幕的做法。毛部長在會中不斷和上面通電話。他的意思似乎希望由校長們建議總統接見學生代表,聽取他們的意見。校長們經過長時間討論,一致認為學生們應適可而止,政治領袖應為其當為,學校不應為政治運用。如果聚眾抗爭受到鼓勵,學校將如何教學生尊重和理性溝通?將來校園安定恐怕更不容易維持。所以不願向總統建議。這個會議到吃過午飯,拖到下午沒有結果就散會了。不過這次學運終於因李總統接見學生代表,答應他們的訴求而圓滿落幕。


生命的轉彎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前往美國休士頓和奧克拉荷馬演講。回到臺灣後,就應政府徵召,借調到國防部服務。這完全超出我原來的計畫,讓我的人生發生重大變化。我原來準備到芝加哥大學閉門讀書一年,追趕學術發展,以彌補九年來因行政工作繁忙而造成的學問上的荒廢。這一改變注定了我無法回到經濟學的主流,不能無憾!

許多人以為我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文人部長,其實不是。前任的陳履安先生就是一位文人,他從國科會主委、經濟部部長轉到國防部;在他之前還有俞大維先生與汪道淵先生,不過他們二人過去在國防部服務,雖屬軍中文職,但都有軍階。履安兄是前副總統陳誠先生的公子,他後來的參謀總長劉和謙又是陳誠先生的侍從武官,至少與軍中有些淵源。我是完全沒有。

陳履安先生離開國防部到監察院擔任院長時,聽說李總統徵詢幾位政壇人士,問他們接替國防部長的意願,他們都不願做。後來徵詢軍中意見,他們覺得既然要找文人部長,不妨從有清望的大學校長中找,認為我是適當的人選。就我的學經歷來說,我適合擔任職務的部會是教育部、經濟部、財政部或經建會,最順理成章的應是教育部,所以有人直到如今誤以為我當過教育部長。我自己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擔任國防部長,我想也沒有人曾想過我會出任國防部長,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重塑軍旅文化

國軍是全民的軍隊,原應受到人民的愛護與支持;但是我卻覺得軍方和民間有很大的隔閡,立法院更是一片撻伐之聲。配合當時所謂二代武器的換裝,我在立法院提出「增加火力,減少人力,提高戰力」的建軍政策,但是我心中更想做的,是改變軍中文化,增加人文關懷。國家要愛護軍人,才能讓軍人愛護國家。我在後來的一篇演講中,引用蘇洵的〈心術〉說:「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謹烽燧,嚴斥侯,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我覺得我們在「豐犒而優游之」方面做得很不夠,縱然有強大的火力,怎能指望緊要關頭將士用命呢?因此我主張改善軍中的生活設施,簡化勤務,合理化訓練,充實教育,讓服役的士兵在軍中過合理的生活,有成長,將來對社會更有用處。

臺灣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經濟快速成長,人民所得大幅增加,生活品質提升。然而軍方花大錢購買先進武器,卻捨不得花一點小錢改善生活設施,以致很多地方還停留在三十多年前我服役時的水準,造成民間與軍中生活很大的落差。很多孩子進到軍中難以適應,聽說有些阿兵哥直到第四天才不得不上廁所。我在國防部只有很短的時間,但努力改善基層營區的生活設施,也努力為士兵提高一點薪餉,我希望當兵的孩子不用回家向父母要錢。

軍中勤務繁重加上員額不足,站衛兵占去太多時間,有時候「站二歇四」,我覺得就算「站二歇六」也太浪費兵力了,以致士兵連完整的休息時間都沒有。我們山東話說「睡不到一個囫圇覺」,哪有精神操練與學習?其實現代電子設施方便,可以代替人力,用不著派人站在門口。站在明處,容易被人算計,反而不如在暗處高深莫測,而且省力氣。

我們經濟學講究目的和手段的關係,手段要能有效達成目的,目的要有意義。有時候設計的手段並非最有效的手段,也有時候目的已經不存在了,手段還在執行,錯把手段當作目的,所以必須時時加以檢討。

當時國防部配給我的宿舍在廈門街,每次經過臺北縣(新北市)與臺北市的橋,都見橋的兩端各站有一、二名阿兵哥,我就想他們為什麼要站在那裡?若是怕橋墩被人炸了,就應該走動視察,不應死板板的站在橋上;若是要阻擋外縣市的武力攻進來,顯然站在那裡也發揮不了作用。我問了一下相關將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說空氣這麼差,能不能讓他們戴上口罩?有人表示軍人戴口罩,有失威嚴。後來有一個歹徒,把某座橋頭的兩名衛兵打死,搶走配槍,到處犯案。一夜之間,橋上的衛兵都撤掉了,未見有什麼不利的後果,只證明過去的衛兵都白站了,而且徒然枉死兩條寶貴的生命。

職業軍人還有另外一種困境常常為社會遺忘,就是一定階級到一定年齡就得退役。軍人能晉升到將軍的很少,就算升到少將,不到六十歲就得退下來,一般校級軍官大約五十歲左右退役,雖然有退休俸可以拿,但是投閒置散,浪費人力,實在是社會很大的損失。

美國的軍官很多在服役時到民間大學念學位,取得第二專長,或者念研究所拿更高的學位,這樣退役後就容易開展生涯第二春。我美國的母校奧克拉荷馬大學當年就有海外學程,也每年派出教授巡迴,為在海外的美軍上課。我們國家制度沒有這樣的安排。我前任的陳履安部長與商業總會、工業總會合作,舉辦校級軍官退前職業訓練,一方面提供職業訓練、一方面安排工作機會,讓他們從軍中可順利轉移到民間機關服務。

我希望軍中能提供教育機會,也讓職業軍人可以到民間念文學校。就像我一直強調的,軍旅不僅是戰鬥體、生活體,更應該是教育體。讓進入軍中的人可以在這裡生活成長,而不是像下地獄般水深火熱。就算軍人的職責是準備打仗,也不能天天枯坐著等打仗,而需要好好過日子,不斷追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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