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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如葵:梵‧高的畫語人生(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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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如葵:梵‧高的畫語人生(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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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第一部分著重描寫了藝術家的一生,貝利是如此註意細節的描寫,就像梵高作品《阿爾勒的黃房子》所呈現的那樣。第二部分著重分析了梵高死後那些《向日葵》的命運。包括在深藍色背景下的《六朵向日葵》,可惜它在二戰期間,被一場大火焚毀。如今很多人都會來借閱此書,他們喜歡《向日葵》,欣賞梵高,更欽佩這樣一種對藝術無悔執著的精神。

作者簡介

馬丁·貝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梵高,並著有大量關於梵高的書籍,是英國著名的梵高藝術評論作家。他在著書的同時,還多次策劃展覽,也是一名策展人。他的著書《來自普羅旺斯的信件》(LettersfromProvence)累計銷售60000冊,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全球發行。

名人/編輯推薦

當我們都在'窺探'梵高私生活時,貝利將《向日葵》與梵·高的命運聯繫了起來。當我們在博物館、畫冊上欣賞著梵·高的《向日葵》時,你想過你看到的這些作品可能是贗品嗎?你想過你確實了解梵高的生活嗎?你想過《麥田裡的烏鴉》真的是梵·高最後一幅作品嗎?這所有的一切,都與“向日葵”息息相關。的確,梵高筆下的向日葵是艷麗的,但任何一種油畫色彩在漫長的時間中都會褪色,可它們儘管輾轉於幾代畫商之手,歷經流徙、戰火、欺騙,卻仍然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並成為千百倍增值的作品。這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延續梵高生命的《向日葵》終究該何去何從?馬丁·貝利著韓子仲編譯的《我心如葵(梵·高的畫語人生)/影響力藝術叢書》從梵高生前留下的一些信件中按圖索驥,從另一個你聞所未聞的側面講述了梵·高七幅《向日葵》背後的創作歷程及它們的後世故事。

去年,我在倫敦參加新年晚會和一位來賓聊起了梵·高。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他隨即還說到他的一位朋友發現了一封藝術家的書信。當新年的鐘聲響起時,他向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這是一對居住在巴黎的夫妻,他們偶然在塞納河邊的一家古董店里淘到了一本梵·高的舊書。這對夫妻把這本書買下後,沒來得及細看就把它丟在了書架上,直到很多年以後,他們才想起它,把這本已落滿灰塵的書從書架裡翻了出來·
一張對折的紙片從書中滑落出來。紙上的字蹟有些褪色很小,但還是依稀可辨。信的開頭這樣寫道“我親愛的朋友保爾·高更(Paul Gauguin)”,結尾的簽名清楚地寫著“Vincent”(文森特)。雖然這對夫妻覺得這張紙片或許是有些來歷的,但他們還是把它重新夾回了書裡。沒過多久,這位在晚會上結識的朋友在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途中路過巴黎,於是這對夫妻就託他把這張紙片帶去了梵。高美術館。我的這位朋友從梵·高美術館館長漢·範·克里姆彭(Atan van Crimpen)處得到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這封信是真跡且信中的三分之二內容曾在1906年保爾。高更的自傳中出版過。儘管研究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資料非常多,但這封信卻提供了很多新的內容。
梵。高的書信為我們展現了這位藝術家創造性的生命歷程,在這方面它們遠遠超過了其他藝術家的信件,這些書信為研究梵·高的生活和藝術經歷提供了一個無可替代的視角。在梵·高現存的820封信件中,大部分是他寫給弟弟提奧(Theo)的,剩下的則是給其他家庭成員和一些藝術家朋友的。在梵·高死後,他們都把這些信件視如珍寶。這封我在新年晚會上結識的朋友帶到阿姆斯特丹的信是為數不多的失而復得的信件之一。
儘管沒有註明日期,我們還是知道這封信寫於1889年1月2l日,剛好是在梵·高割下自己耳朵後的一個月。這起恐怖事件直接導致了高更從法國南部阿爾勒(Arles)不辭而別一一這裡也是兩位藝術家一起工作過的地方。這封信記錄了梵·高對兩個月來他們一起在黃房子(Yellow,louse)生活和作畫的感受,這裡曾是他們的家和畫室,也是一段充滿激情的日子。這封信是保存下來的梵·高寄給高更的最後一封信。
1983年春天,這封重新發現的信件被完整出版了,並在當年年底的巴黎拍賣會上,以高達240000法郎的競價出售,當然現在的價格肯定會更高。2012年,梵·高在阿爾勒的另外一些信件(其中一部分內容是高更後來添加上去的)以445000歐元成交。
最終,我朋友重新發現的這封信被阿爾勒的拉圖博物館(Mus6eR4attu)買走,這座博物館距離曾經的黃房子也就幾百米,真算是物歸原主了。在梵·高死後的很多年內,他所有的油畫和素描都存放在這座城市裡。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現在這張留有梵·高筆蹟的紙片竟成為我們能夠看到的他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唯一痕跡。
這本書的名字就取自這封寫於1889年信中的一句話。儘管這封信中的大部分內容很早已被出版過,但令人費解的是信中一個很重要的片段竟然被莫名地遺漏了(圖1)。高更曾問過梵·高是否願意用“黃色背景的向日葵”和他自己的一幅油畫交換。梵·高,這位熱衷於描繪靜物的畫家,非常激動地對高更說,他比較了自己的向日葵和另外兩位當時著名的法國畫家的作品,他們也都是以描繪花卉著稱的。
梵·高繼續告訴高更: “我認為你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一一如果說喬治·簡妮(Georges leannin)擅長畫芍藥花,恩斯特·科斯特(Ernest Quost)專長畫蜀葵,那麼我,比起這兩位來說,是真正屬於向日葵的。”第二天,梵·高在給他弟弟提奧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當寫給提奧的這封信被首次翻譯成英文時,這句話被翻譯得更加富有文采: “我心如葵。”
梵·高和提奧都是喬治·簡妮和恩斯特,科斯特的朋友,他們都住在蒙馬特(Montmartre)附近。提奧甚至還把他們的畫掛在自己的家裡,包括簡妮《花瓶裡的芍藥花》(Vase of Flowers)(圖2)和科斯特《花園裡的蜀葵》(Gardenwith Hollyhocks)(圖3) 。儘管這兩位畫家在當時享有較高的知名度,但他繪了它們。第二年,他首次創作了以向日葵為主題的靜物畫,一共4幅,描繪了那些被採摘下來擺放在桌面上的向日葵。
1888年,梵·高動身前往普羅旺斯,他來到了阿爾勒。那年夏天,他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4幅向日葵靜物畫,它們分別是插在一個很簡陋的陶罐裡的3朵、6朵、14朵、15朵向日葵。最後兩幅,青綠色和黃色背景的大朵的向日葵就是最著名的向日葵油畫一一但前面兩幅,《三朵向日葵》(ThreeSunflowers)和《六朵向日葵》(Six Sunflowers),幾乎是鮮為人知的。其中一幅在1920年從歐洲來到了日本,後來毀於二戰。另一幅一直被私人秘藏,它最後一次短暫的露面還要追溯到1948年。
《三朵向日葵》(圖21)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被印製成彩色圖片,此後也僅僅只是在少量的圖書中被提及出版過。這是一幅非常粗獷的作品,色彩極為鮮亮。橙黃色的向日葵在明快的青綠色背景的襯托下格外醒目。至於那張《六朵向日葵》(圖22),我們是在1921年東京出版的一套畫冊中發現的,這是當時極為罕見的彩色印刷品。這張印刷品直到今天仍能向我們展現出畫中橙黃色的向日葵和濃郁的群青色背景所產生的強烈對比,這是以前那些灰暗的印刷品很難還原的。這些《三朵向日葵》和《六朵向日葵》的圖片讓我們看到了梵·高向日葵系列完整的演變過程。
梵。高把《十四朵向日葵》和《十五朵向日葵》掛在黃房子客房的牆壁上,迎候他朋友高更的到來。從那時起,向日葵的故事就一直糾纏在梵·高和他這位藝術傢伙伴錯綜複雜的關係中。高更是在秋天來到這裡的。1889年初,根據高更的回憶,梵。高複制了3幅向日葵油畫。這樣,梵。高一共在阿爾勒完成了7幅向日葵油畫。在本書的最後部分,第202頁一205頁,我們專門為這些作品製作了便於讀者檢索的圖表,並註明了它們後來的所有者。
通過向日葵作品系列,我們能深入了解到梵·高的創作過程·同時,它們也代表了梵·高藝術創作的巔峰時刻。就像高更曾經寫到的,一個藝術家應該能夠通過他的作品而被人們所了解:“哪怕他就是躲在那些向日葵的背後,我們依然能夠感覺到他的存在。”
本書的下部講述了這7幅創作於1888年一1889年間的向日葵之後的命運。梵·高在其有生之年並沒有賣出過其中的任何一幅,但在他死後短短的幾年中,這些作品成了那些具有前衛意識的收藏家眼中的香餑餑·最美的兩張(它們曾在黃房子的高更臥室裡佔據了最顯眼的位置)分別被慕尼黑和倫敦的美術館收藏,其他的則分別收藏在東京、洛桑、蘆屋市(Ashiya)、費城和阿姆斯特丹。每一幅向日葵都有著一段跌宕起伏的歷險故事。慕尼黑收藏的這幅向日葵險些被納粹賣掉,最後又被轉移到了阿爾卑斯山間的一座童話般的城堡內,這樣才得以躲過二戰的劫難。倫敦的這幅被轉移到了大湖區(Lake District)的一座城堡內,一位保管員曾經用奶酪搽和家用熨斗來修復過它。洛桑向日葵的所有者是一位神秘的私人收藏家,多年來公眾始終無法一睹它的真容。日本兵庫縣蘆屋市的向日葵在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被焚毀。東京向日葵在1987年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昂貴的一幅油畫,現在它被掛在一棟摩天大樓的頂層內。費城的向日葵歸一位藝術家所有,他一直把這幅畫掛在他看不見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的向日葵是至今唯一一幅仍屬於梵·高家族的阿爾勒向日葵,現在它成了這座以藝術家名字命名的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儘管有關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著作已經非常之多,但講述這些名畫後來發生的故事的書卻鮮有出版。通過向日葵系列我們能夠看到藝術家的名望(當然還有價格)是如何得到逐步提升的。在這個過程中,3幅向日葵系列油畫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它們分別是由慕尼黑、倫敦和東京收藏的。本書通過最新的研究,包括極為罕見的早期照片,讓我們有可能去追踪阿爾勒的這些靜物畫是如何成為梵·高最具代表性的符號的。所有了幅向日葵都有它們各自非凡的故事。

目次

前言
讀者提示
導言:“只用大朵的向日葵”
上部梵·高的一生
第一章蒙馬特
第二章黃房子
第三章阿爾勒的向曰葵
第四章遇見高更
第五章畫向曰葵的畫家
第六章夢斷阿爾勒
第七章三聯畫
第八章最後的畫作
下部後續的故事
第九章寄往塔希提的種子
第十章最初的買家
第十一章慕尼黑
第十二章倫敦
第十三章東京
第十四章洛桑、蘆屋市、費城和阿姆斯特丹
第十五章它們屬於我們
附錄1:7幅向日葵油畫
附錄2:年表
附錄3:原版書尾註
附錄4:原版書圖片索引
原版書鳴謝

書摘/試閱

《風車磨坊》完全迥異於梵。高早期在荷蘭畫的風景畫。在他暫居巴黎的6個月期間,他調色板上的顏色完全被改變了。黑色,清冷的色調,以及在他早期的荷蘭風景畫中佔統治地位的灰色和棕色全都不見了·這些色彩是典型的荷蘭海牙畫派(Hague School)的風格,從19世紀的60年代起這種用色偏好在荷蘭畫壇是非常流行的。然而在《風車磨坊》中,山坡上的綠色和天空的藍色非常活躍,這明顯受到了法國當代畫家的影響。
就是在巴黎的這段時間,梵·高開始接觸到一些前衛藝術家,這部分得益於他弟弟的關係,當時提奧在布索特&法拉東(Boussod & Valadon)畫廊工作。提奧分管開在蒙馬特大街和市區的畫廊,主要出售一些19世紀的油畫,偶爾也有一些印象派的作品。這家畫廊在以經營現代繪畫為主的畫廊中是很有名氣的,而當時的巴黎又是整個世界的藝術中心。
梵·高年輕時的第一份工作也同樣是在這家畫廊,當時畫廊的名字叫作古皮爾(Goupil)。1869年,梵·高16歲,他在古皮爾開在海牙的一家畫廊里當助手,後來畫廊遷到了倫敦,最後又回到巴黎。但是,梵·高顯然並不適合從事藝術品交易的工作。過於坦率而又缺乏技巧的處事風格使他無法抓住顧客,最後他在1876年的1月被解雇了。
從那以後,梵·高一直在努力尋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他曾短暫地在英國的拉姆斯蓋特(Ramsgate)和艾爾沃斯(Isleworth)當過教師,後來他又回到荷蘭的多德萊赫特(Dordrecht)做過書商。此前他還曾在阿姆斯特丹學習過拉丁語和希臘語。梵·高開始變得虔信基督教,他甚至跑到比利時南部一個偏遠的礦區博林那傑(Borinage)當傳教士。然而,最後看來也沒有什麼工作是適合他的,梵·高曾經抱怨過他的家族成員,他們似乎在建議他應該去當一名會計、木匠或者是麵包師什麼的。'
梵·高在27歲時發生了徹底的改變。他放棄了對於基督教的信仰,開始夢想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1880年,他前往布魯塞爾(Brussels),邁出了自學繪畫的第一步,並且還在當地美術學院報名參加了一個為期數週的繪畫訓練班。第二年,梵·高在荷蘭南部的埃藤(Etten)鄉村和他父母短暫地住了些日子,隨後就動身前往海牙。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奧開始在經濟上資助哥哥,定期會給他寄一些錢,讓他去專心學習成為一名畫家所需要的繪畫技術。文森特在海牙待了兩年,在素描和油畫的繪畫技術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梵·高在那里和一個以前做過妓女的人一一辛·霍尼克(Sien Hoornik)同居,她曾經當過梵·高的模特。梵·高最終還是厭倦了和辛·霍尼克以及她兩個孩子的生活,1883年9月,他離開海牙來到了德倫特(Drenthe),一個荷蘭北部的偏遠地區,梵·高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來描繪那裡的田園生活。然後梵·高又回到了父母身邊,此時他們已經搬到了紐南(·Nuenen)的鄉村。梵。高在紐南專注於描繪農民的生活,《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就是在這段時期創作的一幅重要的早期作品。然而梵·高和他的家庭頻繁發生衝突,關係曰漸惡化。1885年11月,梵。高離家前往安特衛普(Antwerp),他在那裡住了3個月,並且在美術學院短暫地學習過。
之後,梵·高做出了一個最為重要的決定,去巴黎,他的藝術生涯在那裡發生了改變。那一年梵·高32歲,提奧28歲。當他於1886年2月28曰到達巴黎後,很快他就報名參加了由費爾南多·科爾蒙(Fernand Cormon)在蒙馬特山下開辦的一所美術學校。在梵·高的同學中有兩位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是勞特累克(Toulouse—Lautrec)和艾米利·貝爾納(EmileBernard)。儘管貝爾納小梵·高15歲,但他們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梵。高在科爾蒙的學習也是短暫的,只維持了3個月,離開的原因一如以往,他發現正統的學院學習是令人沮喪的。
巴黎後來被證明是梵·高繪畫上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讓人感到驚訝的是,梵·高在來巴黎之前幾乎沒有聽說過印象派,但是早在12年前,印象派的第一次畫展就已經舉辦過了。在梵·高來巴黎的前一年,他曾寫信給提奧:“有一個團體一一我想一一大概叫印象派。但我對此不太了解。”然而,到巴黎後不久,情況發生了改變,梵·高看到了他們第八次的畫展(這也是最後一次),這次展覽於5月15日開幕。在畫展上梵·高認識了這些激進的畫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修拉(Georges Seurat)、西涅克(PaulSignac),最重要的是高更。通過他弟弟的引見,梵。高還碰到了最為重要的兩位印象派領袖,莫奈(Claude Monet)和德加(Edgar Degas),他們的作品也正是由布索特&法拉東畫廊代理的。也就是在那一年後,梵·高寫信給他在安特衛普認識的英國畫家霍累斯·李維斯(Horace Li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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