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嘗試文

引領思辨「現代散文，抒情傳統，中文現代主義」等議題的獨特論著。

詩力與文心——這是《論嘗試文》為我們提供的課題。從馬來西亞渡海來台三十年，黃錦樹不斷嘗試重理文學疆界，在在引人深思。我們可以質疑他的論點，但不能忽視他的大哉問。他是蟄居埔里的摩羅。殊不知在春和景明的表象下，造山運動從未止歇。這，正是黃錦樹的貢獻。
──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本書為黃錦樹在現代文學領域多年思考的階段性成果。
共收長篇論文十四篇，及書評、書序之類的文學隨筆十八篇；議題主要環繞現代散文、抒情傳統、中文現代主義文學等議題。

關於中文現代主義，從對台灣現代主義世代的綜觀、從七等生雷驤到內向世代的延續與轉折、郭松棻的域外寫作的神祕沉默、舞鶴最亂迷的《亂迷》；朱天文故事瓦解的《巫言》、李永平遲到的《大河盡頭》、駱以軍的傷害美學和他的最初的房間；以及解嚴世代最被看好的童偉格的《西北雨》，那靜止的、被耗盡的剩餘的時間……作者不是從既定的時興學術視野（如後殖民、後現代之類的框架）來處理台灣的文學生產，而是嘗試從一個更大的學術背景來討論相關個案，而呈現出不一樣的文學研究景觀。

書中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探討自五四以來最欠缺深入問題化的散文。作者嘗試藉著形式主義文學系統的視角，重探白話文革命的理論意義；理論性的重探新文學革命開端對文的嘗試；詩／散文／小說之共存與分界；探索抒情散文的主體預設，進而探問抒情傳統建構中的主體預設，甚至延伸向作者問題，散文的戲劇化問題；個案方面，聚焦於最有爭議的散文作者胡蘭成的自我戲劇化之極致的自我神話化，也藉由雷驤個案探討散文寫作隨作者之意圖而流變於文類之間，它的安分與不安分。

全書完整收錄黃錦樹對現代華文文學的獨到觀察與研究，是思考現代華文文學議題的一個重要參考。

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1967年生。1986年來台求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1996年迄今任教於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曾獲多種文學獎。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魚》、《雨》；散文集《焚燒》、《火笑了》；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並與友人合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故事總要開始：馬華當代小說選》、《散文類》等。

相關著作
《火笑了》
《散文類－－新時代「力與美」最佳散文課讀本》
《刻背(全新修訂版)》
《猶見扶餘》

埔里的摩羅：詩力與文心／王德威

引言
文與也
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
論嘗試文：論現代文學系統中之現代散文
面具的奧祕：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
抒情的灰燼：論沈從文後期的寫作
天鈿女命的猥褻之舞：論胡蘭成的神話學
論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戰後世代,轉向,本土現代主義的起源
窗、框及他方：論郭松棻的域外寫作
自己的路徑－－《亂迷》與《巫言》
石頭與女鬼：論《大河盡頭》中的死亡與象徵交換
異質風景：論雷驤的「散文」寫作
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
神的屍骸：論駱以軍的傷害美學
剩餘的時間：論童偉格的抒情寫作

【別卷】
抒情傳統的主體問題
作為離散論述的抒情傳統
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
見證與哀悼的工作──讀楊絳散文
輓歌與魔幻空間
文心凋零？──抒情散文的倫理界限
散文的爪牙?
散文與市場自由主義
文學獎與毒藥
文有別趣──讀黃翰荻《人雉》
另有隱禽？──臉書時代台式抒情詩人的摩羅詩學
肚臍的祕密──略談文學批評的態度、方法與倫理
藤壼與盟誓──朱天心《三十三年夢》
最初的房間──讀駱以軍《女兒》
那麼大的如果，那麼小的格局──讀陳冠中《建豐二年》
小說課，人生課──讀賴香吟《文青之死》
小說課與散文課──小說深處的散文界面
地方特性與南洋色彩

跋
引用書目
論文原發表處

論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
—戰後世代，轉向本土現代主義的起源

 

就當代台灣（中文）文學史而言，有一個非常整齊的世代，嶄露頭角於六○年代，有的早在六、七○年代即寫出個人的代表作。大部分尚在世，而作品已成台灣文學經典，而且影響、甚至主導當代台灣文壇數十年，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甚至可以說奠定了當代台灣中文文學的基礎。那或許可以命名為台灣文學的現代主義世代 。二○○五年七月逝世於美國的旅美台灣中文小說家郭松棻（一九三八—二○○五）即是該世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一般而言，假定一個作家二十來歲出道，至少應該有三、四十年的寫作生命；換言之，他將和三、四個不同的世代同時代（假定十至十五年為一個世代 ），因而必須經歷複雜的世變，自身也可能有激烈的變化。另一方面，年歲的重疊與銜接，也讓世代問題顯得非常複雜──分裂與分散。
這是個怎麼樣的議題？這世代包括了哪些人？哪樣的小眾分歧？在文學上共享了什麼？又共同創造了怎樣的文化遺產？建立了怎樣的文學傳統？本文擬就相關議題做一番初步的討論。

鄉土文學論戰後，對五、六○年代台灣現代主義的一種典型的負面批評是認為，它是移植的、美援文化的產物，台灣其時並沒有相應的「基礎」 ；由於戒嚴體制下的政治高壓，使得知識分子不敢面對現實，或流於「蒼白的、不知所云的、『超』現實的夢魘」，或流於對社會的厭惡與疏離 ，換言之，偏離了現實主義的道路，偏離了現實。不論是左翼的中華民族主義者，還是右翼的本土論者，意識形態的診斷都類似 ，也都接受切斷說──戰後台灣現代主義興起的必要條件之一是與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切斷──差別只在於假定的現實的意識形態背景不同（是本土的現實，還是冷戰結構裡分裂的國土的現實）。但這種政治批評對台灣現代主義公平嗎？是否恰恰窄化了現代主義？
如果採納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的建議，把現代主義理解為是「現代的男男女女試圖成為現代化的客體與主體、試圖掌握現代世界並把它改造為自己的家的一切嘗試」 。這一「寬廣開放的理解方式」重新界定的現代主義，而超越了把它僅僅視為是某個文學藝術流派或群體特有的規範詩學；而是以現代性體驗 為衡量的基準，調動所能調動的一切文化資源去回應（而不只是反映），其形式顯現及產物即為前述「寬廣開放的理解方式」的現代主義。它和作為一種藝術流派的現代主義之間當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尤其相對於現代世界之發源地的西方，它是後起的、因殖民主義或類似的宰制而擴散所及，而每每有落後、遲到之感 。但落後與遲到並非真正的問題所在，在藝術手法的借鑑上，那樣的現代主義其實是時間壓縮（共時爆炸）的產物──總是包含了古今中外的一切可能，不管它原來歸屬於何種主義，只要它能滿足於眼前的功能需求 。但在這樣的論述架構裡，世代如何可能？或者說，討論所謂的世代有意義嗎？再則是，用一個如此「寬廣開放」的現代主義，又如何安頓作為一種思潮的現代主義？甚至如何解釋或區隔作為一種思潮的現代主義之前的現代主義 ？這都需要更細緻的分疏。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世代的談法為的是扣緊作為一種思潮的現代主義，處理它在歷史中（依行動者的歷史位置或處境）的演變，或變異。
多層世代，戰後世代，信仰守護者
《現代文學》的褓姆白先勇在〈《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中有一段總結性的回顧：

在六○年代崛起的台灣名小說家，跟《現代文學》，或深或淺，都有關係。除掉《現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及我本人外，還有叢甦、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李昂、林懷民、黃春明、潛石、林東華、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羲、子于、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甯、司馬中原、段彩華。這些作家，或發軔於《現文》，或在《現文》上發表過佳作。

這份名單相當部分已堂堂登錄於台灣現代中文文學史裡，成為經典名家。少了他／她們，台灣文學史即顯得蒼白枯槁。白先勇隨後的一段總結現代詩，情況也類似：「舉凡台灣名詩人，一網打盡。藍星、創世紀、笠、星座等各大詩社的健將全都在《現文》登過場。」 當然，創刊於一九六○年的《現代文學》並非唯一標榜現代主義的文藝刊物。
眾所周知，一九五四年三月覃子豪、余光中、夏菁等人創辦的《藍星》、十月張默、瘂弦、洛夫創辦的《創世紀》詩刊、紀弦等於一九五六年組「現代派」創刊《現代詩》，開啟了五○年代台灣現代主義詩歌的創作風潮。這些小眾刊物（包括一九五六年創刊的《文學雜誌》）創造了戰後台灣文學現代主義文學的盛世。
但那二十餘年卻並非風平浪靜，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中西冷戰格局形成；隨之而來的是台灣被併入美國封鎖遠東共產世界的「太平洋防衛戰線」。台灣內部政治肅清，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陰影裡，美援經濟決定性的影響了台灣的發展 。以《現代文學》作者群為核心，陳映真〈我輩的青春〉相當自覺的列出他們那一代共同經歷的（前述）歷史事件，意識到那是個特殊（包含他自己在內）的世代：「（《現代文學》）由生於一九三○年代末的，出生於台灣或大陸的青年寫稿、翻譯、編輯。」
一九四五年，隨著日本戰敗，台灣結束了被殖民統治，進入所謂的戰後；但隨之而來的是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吃了敗戰，而造成了百萬軍民大遷徙。中華民國的版圖從原來的大好河山，被共軍嚙食得只剩蕞爾孤島。就台灣而言，這自然是歷史的大斷裂，就文學史而言，衝擊最大的，眾所周知，是受完整的日本教育、能嫻熟用日文寫作、甚至於日據末期已建立文學聲望的所謂的「跨語的一代」。戰後文化場域及語言的轉換，二二八的屠殺及五○年代白色恐怖，戒嚴，東西冷戰，美援，複雜而激烈的歷史轉換，也使得文學的發展進入另一個紀元 。大致觀察一下後來的名家的生年，陳映真（一九三七—）；白先勇（一九三七—）；七等生（一九三九—）；王文興（一九三九—）；王禎和（一九四○—一九九○）；楊牧（一九四○—）；陳若曦（一九三八—）……可以說確實存在著這樣的一個世代，且位居《現代文學》作者群的核心。這些都是生於太平洋戰爭前夕的世代，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經歷了多重歷史的轉換，也隱然暗示了台灣現代主義的歷史的多元決定。
但廣義的現代主義世代不止如此，它不只一個世代。包含了稍晚及稍早的世代。單就《現代文學》作者群，後來亦成為名家的諸如劉大任（一九三九—），李渝（一九四四—），李永平（一九四七—），施叔青（一九四五—），舞鶴（一九五一—），李昂（一九五二—），宋澤萊（一九五二—）。其中施叔青及李昂更以十七歲之齡在《現代文學》登場，而後者更被白先勇稱為「《現》文的末代子弟」。但僅就《現代文學》而言，末代子弟當然不止李昂，從劉大任到宋澤萊這「同一世代中的晚輩」應都可算在內。但有的人以之為一生持守的信仰（王文興，李永平），有的則視為自身創作的一個階段或時期（包括陳映真、宋澤萊在內的若干作家，都曾宣稱告別或結束了他們自己的現代主義時期）；而晚若干世代的寫作者如黃國峻（一九七一—二○○三），出道之初卻也表現得像個虔敬的現代主義者。
稍早的世代，譬如五○年代高舉現代詩大旗的詩人群體，多為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者，三○年代上海的現代主義者，紀弦（一九一三年生，一九四八年來台），覃子豪（一九一二—一九六三，一九四七年赴台），張默（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九年來台）甚至軍人，如洛夫（一九二八—）瘂弦（一九三二—）及曾在《現代文學》上刊出重要短篇小說的朱西甯（一九二七—一九九八）、司馬中原（一九三三年生，一九四九年來台）等。依年歲推算，這些出生大陸的流亡者，童年及青少年都在戰亂裡渡過，而且由於早年和成年後生活的空間殊異，不免擁有雙鄉──且由於是第一代流亡者，原鄉的記憶和情感強烈，且隨流亡政府遷移，幾乎不免是天然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在國族認同及對歷史的理解上，這和陳映真所指稱的那個世代顯然差別很大。但何以可以把他們都歸於同一個世代？最主要的假設是，他們的集體記憶容或有別，但他們的文學教養是接近的（不止對西方現代文學經典，還包括五四以來的中文新文學 ），而且熟諳（藉俄國形式主義的界定）現代主義的技巧體系。這當然得力於（相關作品及評論）的翻譯 。
《現代文學》之從卡夫卡、喬艾斯、勞倫斯、吳爾芙、沙特、福克納、葉慈、斯特林堡、海明威……一路往下介紹，相當有計畫的引介西方現代主義經典作家，以及現代主義文學的經典格式。這些經典大家的示範作用（示範了現代文學的高度），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失效。即以當時而論，效果也很快的發揮出來，如喬艾斯之於王文興，卡夫卡之於七等生，享利．詹姆斯之於歐陽子等，有的甚至成為持續一生的文學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