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簡體書）

本書是安德森的《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的續作，是他宏大的四卷本歐洲史的第二卷。絕對主義國家是歐洲封建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並且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來臨而趨於消亡。作者關注于這段時期歐洲各絕對君主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他以西班牙、法國、英國等西歐國家與普魯士、波蘭、俄羅斯等東歐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來說明絕對主義國家的不同形態。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

歷史社會學家、思想史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和社會學系教授，主持《新左派評論》達20年之久，發表了大量著述，代表作有《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等。被文化批評家泰勒•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譽為“不列顛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

佩里·安德森反對現行進化歷史觀和單一模式，在他看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致力西歐和東歐的比較，建立絕對主義君主國地區類型，揭示其在向資本主義轉變過程中的不同角色。

序言

一

對於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本書的書名及全書的核心概念“絕對主義”（absolutism）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對於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支配意識形態、馬克思的著作被奉為經典的國家來說，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為本書所論述的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使用的概念。

絕對主義原本特指歐洲近代歷史上繼等級君主制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央集權的“新君主國”（馬基雅維利的用語）。在西方學術界，這種政治體制的另一個名稱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譯成中文就是“絕對君主制”。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論述這種政治體制。例如，《共產黨宣言》：“在工廠手工業時期，它（指資產階級——引者注）是等級君主制或絕對君主制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又如，《論住宅問題》：“舊絕對君主制的基本條件——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再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7世紀和18世紀的絕對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這裏引用的文章應該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但是，在中文版裏，“絕對君主制”一直被譯成“專制君主制”或“專制君主國”（分別見1995年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4頁；第3卷，第191頁；第4卷，第172頁）。

我們認為，有必要恢復直譯的“絕對君主制”，因為這涉及對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思想的理解。

首先是絕對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區別。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有相似之處，都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制。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專制主義”（德文：Despotismus，英文：despotism）一般是用於“東方”，特指“東方專制主義”（又譯為“東方專制制度”）。這可見於《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等文章。他們只是在有些時候用這個詞來形容西方的絕對君主制。

其次是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這兩者與封建主義的關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前兩者與封建主義是不相相容的概念。封建主義的概念最初是對中世紀西歐軍事分封制和等級所有制的概括。馬克思、恩格斯只承認這種本來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因此，凡是典型的、純粹的封建主義，必然是“等級的所有制”，其統治權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專制主義。東方社會沒有“封建主義”，只有“東方專制主義”。在西歐中世紀末期和近代早期發展起來的王權，因其權力集中，形成絕對君主制，也破壞了原有的“封建主義”。這種君主制的社會基礎也不是純粹的封建貴族，而是“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因此，在《共產黨宣言》英文版中，前面所引那段文字中的“等級君主制”改為“半封建君主制”。

第三，進一步涉及“五種生產方式說”。既然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東方沒有封建主義，只有專制主義，因此把普適性的“五種生產方式說”歸結到馬克思那裏，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我們在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中關於“前資本主義形態”的論述中很難得出那種結論。相反，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和其他一些論述中關於東方發展道路的探討，是完全順理成章的。

任何時代思想家的認識都不可能脫離前人和當代的思想資料。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明顯地受到自18世紀以降歐洲人的東西方歷史差異觀的影響。這其中包括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黑格爾以及一些人的遊記。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專制主義、封建主義和絕對君主制等概念時，是與當時西方學術界基本一致的。

承認馬克思、恩格斯乃至19世紀西方思想界的歷史局限，也就承認後人有創新發展的權利。100多年來，對東西方社會歷史的認識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國際學術界（包括中國）對“封建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以及相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已經反反復複，多有歧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國外學術界從來沒有把“專制主義”與“絕對主義”混為一談。歐美包括前蘇聯學者曾就“絕對主義”的性質、特點和適用範圍展開過熱烈討論。關於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國家性質，日本原來也有一派學者（“講座派”）持“絕對主義王權說”。只有在中國，許多學者用“專制主義”一言以蔽之，見到absolutism就不假思索地譯成“專制主義”，甚至在中文裏見到“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的概念反而奇怪。其結果是把東方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的“絕對主義”混為一談。

中國學術界還進一步創造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概念，似乎在歷史上，越“封建”就越“專制”。創造總是值得贊許的。但如果說這是根據馬克思的思想，那就需要首先理清自己的說法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之間的邏輯關係。前提是搞清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其中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所用術語的辨析。不同的西文術語，應有不同的譯名，這才能使中國讀者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術語運用差異中深入思考與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另外，我們認為，這些概念的辨析十分必要，不僅有助於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也有助於我國學術界對中外歷史文化的比較研究，有助於我們探索中國的歷史發展特點，甚至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

 

二

本書作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或“新馬克思主義者”。他1938年生於倫敦，是一個熱忱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一個職業學問家。他在劍橋讀書時就與一些新左派分子合辦了一個雜誌《新大學》（New University）。1962年，當英國新左派的主要雜誌《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創建於1959年）陷入困境時，安德森加入編輯部，制定了新的編輯方針，使《新左派評論》調整了方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主持《新左派評論》達20年之久，發表了大量著述，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評價自己的政治戰略和理論遺產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安德森的著述也逐漸確立了他在歐美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

近些年來，安德森轉移到美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他先是在紐約新社會研究所（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從事研究，後轉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系。

在主持《新左派評論》時，鑒於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比較薄弱，安德森把提高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作為一項主要任務。這項任務的難度在於不僅需要翻譯和介紹歐洲大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成果，更需要通過艱苦的研究來發展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要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另一方面要抵制蘇式教條的馬克思主義。

安德森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評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與現狀。在這方面，他結集發表了兩部著作。第一部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該書著重分析了1918—1968年馬克思主義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的發展史。第二部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歷程》（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83）。該書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70年代中期以來，尤其是面對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興衰的歷史。

據我們所知，中國學者最初接觸到的安德森的著作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該書的中文摘譯最早發表於1980年前後國內一份內部雜誌上。當時正值“思想解放”運動。該書的觀點對於中國讀者開拓視野、全面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史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安德森以很大的精力進行歷史研究。他發表了一部可以歸入史學理論的著作：《英國馬克思主義的論爭》（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1980）。該書主要探討了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Edward P.Thompson， 1924—1993，代表作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的思想，評價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貢獻。該書討論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價值，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階級的性質，法律的功能等問題。

在具體歷史研究方面，安德森計畫寫作四卷本的歐洲史。根據總體計畫，他陸續撰寫和發表了各個章節。1974年，他結集推出前兩卷。第一部是《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第二部就是這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安德森計畫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將分別論述“從尼德蘭起義到德意志統一的一系列重大資產階級革命”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

安德森與E.P.湯普森的歷史研究分別代表了當時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兩個互補的角度與重點。E.P.湯普森側重於下層群眾的研究，或者說“自下向上看的研究”，而安德森則側重於國家研究，或者說“自上向下看的研究”。因為在安德森看來，國家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心問題。以安德森為代表的這種歷史研究形成了所謂“國家中心理論”（statecentered theory）。與安德森呼應的，還有美國學者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查理斯·梯利（Charles Tilly）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stein）等。

安德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但是他反對線性進化歷史觀和單一模式。在他看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從他已發表的兩部歷史研究著作的標題看，“過渡”（passages）和“系譜”（lineages）都是複數。這是明確地強調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不僅對歐洲封建社會的起源和性質提出獨到的見解，而且對於西歐和東歐的不同發展道路作了比較。《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更是致力於通過西歐和東歐的比較，建立絕對主義君主國的地區類型（regional typology），揭示其在向資本主義轉變過程中的不同角色。

在安德森的歷史研究著作中，表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歷史敍述同理論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特別關注馬克思主義者所使用的各種描述社會歷史的概念，積極地參與對這些概念的探討，如封建主義、絕對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包括東方專制主義）等概念。從中國學術界看，我們多年來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重視理論（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統。但是，這類概念如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絕對主義等，應該具有確定的內涵和相對的適用範圍，而不能簡單地到處套用。因此，安德森的研究對於我們有一定的啟示。

就“絕對主義”的研究而言，安德森的觀點自成一家之言。歐美和蘇聯史學界大多認為，絕對主義是建立在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平衡上的一種君主政權，是向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過渡形式。安德森全面地參與這一討論。在他看來，絕對主義是一種歐洲特有的現象，從本質上看仍是基於貴族的政權形式，但是西歐和東歐各國的絕對主義各有不同的歷史特點和發展軌跡，從而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其原因應該從國家與階級的互動關係以及各國在歐洲的“國際國家體系”中的地位來尋找。

 

三

關於本書的翻譯，在此作幾點說明。

本書由兩個人合譯。龔曉莊翻譯西歐部分和關於日本封建主義的筆記。劉北成翻譯前言、東歐部分、結論以及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筆記，並對全書作了統校。

對於注釋的翻譯，我們採取了與以前不同的辦法。以前注釋中的學術著作及作者通常都譯成中文，而不附原文，這就失去了檢索的價值。鑒於中國學術界的進步，本書注釋中提及的英文書名或篇名以及作者姓名，一般不予翻譯。其他文字的書名或篇名在第一次出現時譯成中文，但保留原文。

書中術語涉及多種文字，我們盡力查閱有關資料並向專家請教，以求準確。如有錯誤不當之處，衷心歡迎批評指正。

最後，我們衷心地感謝佩里·安德森教授。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寄予極大的同情並慨然允許中譯本的出版。

 

劉北成

中譯者序言 / 1

前言 / 1

 

第一部 分西歐

第一章 西歐絕對主義 / 3

第二章 階級與國家：分期問題 / 24

第三章 西班牙 / 37

第四章 法國 / 57

第五章 英國 / 78

第六章 義大利 / 101

第七章 瑞典 / 125

 

第二部分 東歐

第一章 東歐的絕對主義國家 / 143

第二章 貴族和君主政體：東歐形態 / 163

第三章 普魯士 / 174

第四章 波蘭 / 207

第五章 奧地利 / 223

第六章 俄國 / 246

第七章 伊斯蘭帝國 / 271

 

第三部分 結論

 

兩篇筆記

一、日本的封建主義 / 329

二、“亞細亞生產方式” / 348

 

名詞索引 / 415

引著者索引 / 444

阿拉貢王國的經濟政治特點則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阿拉貢上腹地保留著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富壓迫性的領主體制，地方貴族在窮鄉僻壤保有充分的封建權力，那裡仍保存著農奴制，被俘的摩里斯科（morisco）農民為天主教領主們辛勤勞作。另一方面，加泰羅尼亞從傳統上一直是地中海商業王國的中心，巴塞羅那則是中世紀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其城市顯貴是該地區商業階級的首富。不過，在封建制度大蕭條時期，加泰羅尼亞的繁榮受到沉重打擊. 14世紀的瘟疫以其特有的流行性特性猛烈衝擊著這一地區，並在黑死病後一再地在這裡肆虐，使其人口在1365年至1497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商業破產因熱那亞人在地中海水域咄咄逼人的競爭而加劇，與此同時，較小的商業手工業行會還在市鎮中舉行反抗顯貴的起義。15世紀的鄉村農民在起義中拋棄“陋習”、佔領荒地。最後，王室與貴族之間的一場內戰將所有社會集團都拉人了旋渦，也進一步削弱了加泰羅尼亞的經濟。不過，它在意大利的海外基地未受觸動。王國的第三個省份巴倫西亞的社會狀況則處於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之間。貴族剝削摩里斯科人的勞動；15世紀期間，隨著財政優勢從巴塞羅那向沿海地區轉移，這裡的商人集團也擴展起來。但是，巴倫西亞的發展並不能完全補償加泰羅尼亞的衰落。從以下事實可以看出由斐迪南和伊莎貝拉聯姻造成的王國合併中經濟的不平衡：阿拉貢三個省份的人口總計不過100萬，而卡斯蒂利亞的人口則有500萬至700萬。另一方面，兩個王國之間政治上的反差也十分強烈。因為在阿拉貢王國內，人們可以看到在歐洲大約是最完整、最堅實的等級會議結構。加泰羅尼亞、巴倫西亞和阿拉貢三個地區都有各自的議會，而且每個地區還有特殊的檢查機構，即由議會派生出來的常設司法控制機構和經濟管理機構。加泰羅尼亞的Diputacio-議會的一個常設委員會——是其最有效率的典範。此外，據法律規定，每個議會要定期召開，實行一致通過的體制，這是西歐獨一無二的。更加完善的阿拉貢議會分成顯貴、鄉紳、教士和市民四級。總體看來，這套複雜的中世紀“自由”為中央集權化的絕對主義的建立展現出一幅非常難以駕馭的前景。事實上，卡斯蒂利亞與阿拉貢體制上的不對稱將貫穿於隨後西班牙君主政體的整個發展過程。
可以理解的是，斐迪南和伊莎貝拉顯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在卡斯蒂利亞建立不可動搖的王權這一工作之上，因為這裡的條件更合適。阿拉貢是反對中央集權化國家的最頑固的政治障礙，而且，經濟收入的前景也遠不那麼樂觀。卡斯蒂利亞有多達五至六倍的人口，更為豐裕的財富卻沒有得到任何相應的體制壁壘的保護。因此，兩位君主為其行政改組制定了井井有條的綱領：廢除了軍事性的騎士團並沒收其龐大的領地和收入；將貴族城堡夷為平地；邊境地區的諸侯遭到驅逐；嚴禁私人之間進行戰爭；取消了市鎮的自治權，任命官方市長（corregidores）對其進行管理；王室司法權得到鞏固和擴大。國家收回了對教會封地的控制，使地方教會機構與教皇轄地相分離。議會逐漸被馴服：1480年後，成功地免去了貴族和教士出席議會的權力。由於召集議會的主要目的是為軍事冒險行動（首先是為在格拉納達和意大利的戰爭）徵稅，而第一、第二等級又屬於免稅等級，他們也就沒有什麼理由反對這一限令。財政收入的提高令人瞠目：卡斯蒂利亞的歲入從1474年的90萬里亞爾（reales）左右提高到1504年的2600萬里亞爾。王室政務院得到改組，清除了大貴族的影響。新政務院由出身於小鄉紳的律師官僚（letrados）組成。由君主直接領導專業化秘書班子工作，處理公務相當快捷。換言之，卡斯蒂利亞的國家機器被理性化、現代化了。不過，新君主政體並未將它與整個貴族階級相對立。最高的軍事外交職務總是留給顯貴們，他們保留了大總督、省督的職位，小貴族則出任市長。王室收回了1454年以來被巧取豪奪走的王室領地，但是早期被吞併的、所佔比重更大的王室領地仍然留在貴族手中；格拉納達的新地產又擴大了他們的財產面積。由長子繼承權體現的農村財產的固定性得到確認。此外，向鄉村所謂“麥斯達”（Mesta），即羊毛業主同業公會授予廣泛的特權，保護以南部大地產為主的畜牧業。對穀物生產則採取歧視性措施，甚至最終限定了穀物的零售價。在市鎮中，對新生城市工業施以限制性的行會制度，對於皈依者（conversos）的宗教迫害使猶太資本撤離 。在卡斯蒂利亞，所有這些政策都得到堅決而有力的貫徹。
……